二十八 創作《平凡的世界》前後

創作者的路遙是孤獨的。

上帝選擇了一批人,讓他們從事叫作文學的神聖事業,而吝惜的卻只給了他們最原始、最笨拙、最需要付出心智和精力的生產方式,而且用十分挑剔的眼光去評判他們的創造性勞作,於是文學創作最終成了愚人的事業。

這段話最後的結論是柳青做的,柳青是過來人,有資格發表結論性概括。路遙既崇拜蘇俄文學大家的作品,也崇拜身邊的上輩作家柳青等一批作家,他繼承了他們的衣缽,從事了只有愚人才肯從事的事業。

因為《人生》獲得的成功,路遙在陝西乃至全國文學界的作家隊伍中遙遙領先。這領先讓從小個性要強的路遙,大大吐了一口氣,這是一股捨我其誰的霸氣。領先者必然被追逐,被簇擁;同時,領先者路遙欲往何求,也成為擺在他面前的一大命題,這命題讓他不敢享受成功的喜悅,很快又重複起艱難的跋涉和遠行,因此他又一次陷入孤獨:

在無數個焦慮而失眠的夜晚,我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種幾乎是純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間想起已被時間的塵土埋蓋得很深很遠的一個早往年月的夢。也許是二十歲左右,記不清在什麼情況下,很可能在故鄉寂靜的山間小路上行走的時候,或者在小縣城河邊面對悠悠流水靜思默想的時候,我曾經有過一個念頭:這一生如果要寫一本自己感動規模最大的書,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之前。我的心不由為此而戰慄。這也許是命運之神的暗示。(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現在,路遙已經進入了而立之年,這個意識變得強烈而且相當明確,要把早年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變為人生的現實。

為什麼把目標定在40歲以前?路遙說這話時才30歲出頭,身體也健壯如牛。

路遙與人談起這個想法時,舉出許多偉大的作家為例,他們創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四五十歲之前完成的。而且,他還發現,曹雪芹和柳青這兩個他非常崇拜的偉大作家,均留下的是未完成巨著的遺憾。柳青長篇巨著《創業史》原計劃要寫三部,100多萬字,後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而被迫中斷。加上後期柳青的身心備受摧殘,壯志未酬身先死,使廣大讀者無限惋惜,路遙說他必須要在年輕力壯、精力旺盛時完成一部大書。

路遙手稿

弟弟王天樂是這樣解讀哥哥路遙的:路遙不可能說寫完《平凡的世界》就可能去世,初衷絕不會是這樣。而是路遙認為,他在40歲之前,必須像完成《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大書一樣,儘管他可能做不到,達不到這部書那樣一種高度、那樣一種廣度,但最起碼在40歲之前,要完成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

在路遙的想像中,未來的這部書,如果不是此生他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也起碼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作品。這個大膽的想法,讓路遙激動不已,但是,想像容易,決斷也容易,真正要把想像和決斷變為現實卻是無比困難的。理想與現實之間,隔著千山萬水,層巒疊嶂。

路遙面臨的困難是各種各樣的。他知道,他首先缺乏或者說根本沒有長篇小說創作的經驗。在此之前,他創作最長的作品就是《人生》,只有13萬字。即使是這樣一部中篇小說的寫作,當初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澤地而長時間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長篇作品,甚至是長卷作品,路遙很難想像自己能否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退回去嗎?不能!前進固然艱難,代價慘重,而退回去舒服,但對於路遙來說,卻無疑是要吞嚥人生的一劑致命的毒藥。路遙對自己說:這句話屬於自己——有時要對自己殘酷一點。應該認識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將終結。

企圖逃避的路被路遙自己堵死了。

只有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種事業。

從1982年到1983年間,路遙「平靜而緊張地」開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準備工作。

他將自己從名目繁多的社會活動中抽身出來,遠離喧囂的採訪,逃避熱心讀者的追蹤,文學活動不再見到他的身影。

進入具體的準備工作後,路遙首先靜下心來閱讀,他列了一個近百部長篇小說的閱讀書目。這些書,有的是重讀,有的是新讀,有的要細讀,有的僅粗讀。尤其是要盡量閱讀、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多部頭長卷作品。

在路遙所有閱讀的多部頭長卷小說中,外國作品佔了絕大部分。他從現代小說意義來觀察中國的古典長篇小說,認為,在成就最高的「四大名著」中,《紅樓夢》是當然的巔峰,可以和世界長篇小說史上任何大師的作品媲美。在現當代中國的長篇小說中,除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路遙重視柳青的《創業史》。路遙感覺,《創業史》雖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無疑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具有獨特的位置。這次有目的的閱讀過程中,路遙在中國的長卷作品中重點研讀的是《紅樓夢》和《創業史》。

這是路遙第三次閱讀《紅樓夢》,第七次閱讀《創業史》。

路遙列的這個長長的閱讀書目,後來完成了十之八九。

同時,路遙還閱讀了其他雜書,理論、政治、哲學、經濟、歷史和宗教著作等等。還有一些農業、商業、工業、科技的專門著作,包括大量搜羅許多知識性小冊子,諸如養魚、養蜂、施肥、稅務、財務、氣象、曆法、造林、土壤改造、風俗、民俗、UFO(不明飛行物)等等,路遙也不放過地找來閱讀。

那段日子,路遙的房子裡到處都擱著書和資料,桌上、床頭、茶几、窗台,甚至廁所,以便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隨手都可以拿到讀物。

在這個時候,我基本上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對眼前中國文學形勢的關注,只知道出現了洪水一樣的新名詞、新概念,一片紅火熱鬧景象。「文壇」開始對我淡漠了,我也對這個「壇」淡漠了。我只對自己要做的事充滿宗教般的熱情。(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在專門的讀書活動進行到差不多,甚至使路遙快要受不了的情況下,他立刻按計劃轉入另一項「基礎工程」——準備作品的背景材料。根據他初步設計,這部書的內容將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間中國城鄉廣泛的社會生活。

於是,新一輪閱讀又開始了。為了更清晰、準確地把握這十年間的時代背景,路遙找來了1975年到1983年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種省報、一種地區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訂本。房間裡頓時堆起了一座座「山」。

我沒明沒黑開始了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頁一頁翻看,並隨手在筆記本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認為「有用」的東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間幾乎成了一種奴隸般的機械性勞動。眼角糊著眼屎,手指頭被紙張磨得露出了毛細血管,擱在紙上,如同擱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後掌(那裡肉厚一些)繼續翻閱。用了幾個月時間,才把這件惱人的工作做完。以後證明,這件事十分重要,它給我的寫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任何時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國、一個省、一個地區(地區又直接反映了當時基層各方面的情況)發生了什麼。(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經過這兩個階段歷時一年多的準備工作,到1984年,路遙的這部「規模很大的書」框架確定下來了:

三部,六卷,一百萬字。作品的時間跨度從1975年初到1985年初,為求全景式反映中國近十年間城鄉社會生活的巨大歷史性變遷。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雖然,所有的文學活動和其他方面的社會活動,路遙都基本上不再參與,生活處於封閉狀態。此間,全國各地文學雜誌的筆會時有邀請,路遙也一律婉言謝絕。就連1984年12月28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作為陝西代表的路遙,也請假沒有參加。但是,1984年和1985年陝西省作家協會的兩次活動,路遙還是抽出身來,用他的話說是「懷著告別的心情,專意參加了兩次較歡愉的社會活動」。

1984年3月22日至27日,陝西省作協(當時是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在西安召開了「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

在這個會上,路遙作了專題發言——「對當前農村題材創作的幾點認識」。他說,對於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關注人和人的命運,在一切變化中,人的變化,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變化,是作家關注的主要對象。在當前來說,大變革的農村生活中,農民身上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這是需要作家用全副精力來研究的。同時,關注當前農村生活,應該具有一種深沉的歷史感,還應該有穿透未來的能力。在這個發言中,路遙再次提出「交叉地帶」這一概念,他認為,當代農村生活呈現出一種複雜交錯和廣泛地相互滲透的狀態。這種狀態,已大不同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生活,要反映今天的農村生活,不瞭解和不熟悉城鎮和其他行業的生活,就可能受到一種局限。

1982年,我曾提出城鄉「交叉地帶」這一概念,就是這種認識的產物,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應該包含更大的範疇。總之,農村絕對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社會,我們在表現當代農村生活時,應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1985年3月5日,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人民政府召開優秀文藝創作表彰大會,對陝西省近年來湧現出來的一批優秀文藝作品的作者給予獎勵,得到表彰的青年作家有路遙、賈平凹、李鳳傑。同時,省政府還決定,對陝西省近年來在文學藝術創作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路遙、賈平凹、吳天明、李鳳傑等作家、藝術家給予晉陞兩級工資的獎勵。

緊接著的1985年4月21日,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召開了「中國作協陝西分會三屆二次(擴大)理事會」,會議的主題是:清左破舊,促進陝西省文學更加繁榮。但這個會議的另一主題更引人關註:一批中青年作家走上領導幹部崗位。通過民主選舉、無記名投票,這次會上,路遙、賈平凹、陳忠實、楊韋昕四位理事當選為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

在路遙當選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之前,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對路遙作了一次政治考察,由分會辦公室的兩位同志趕赴陝北,在路遙出生的清澗和成長的延川兩縣,以及延安大學走訪調查,這是第二次對路遙進行考察。到1985年6月份,考察有了結果,其中對「文化大革命」中路遙的表現,再次作出結論: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路遙是初中三年級學生,加入延川中學群眾組織「紅四野」,被選為領導成員之一,後延川縣幾個群眾組織聯合為一大派群眾組織「紅四野總部」,他又被選為領導成員之一,主管宣傳工作。1968年6月以群眾代表身份結合為縣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上延大學習時,脫離縣革委會副主任職務。

「文化大革命」初期,路遙尚未成年,以群眾組織領導成員身份參加過一些活動,犯有錯誤。1984年省級機關第一批整黨時,進行了認真調查落實,經宣傳口整黨領導小組批准,結論為「一般錯誤,不作處理」。

路遙返鄉勞動,特別是「九一三」(即林彪事件,作者注)事件後,對「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逐漸有所認識,便自覺迴避一些派性活動,在所謂「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表現好,對「四人幫」反對周恩來總理的罪行尤為憤慨。

在這個考察材料中,結尾處還有一段話:

路遙與群眾的聯繫還不夠普遍,應經常聯繫群眾,聽取意見,特別要注意聽取老同志的意見。

儘管有這樣的評價,路遙已經顧不上聽取了。他在前期準備這部「規模很大的書」的閱讀,此時,室內的工作暫時可以告一段落,應該進入另一個更大規模的「基礎工程」——到實際生活中去,即所謂「深入生活」。路遙打點了行裝,他要回到陝北,回到他熱愛的黃土地上,開始他計劃中的體驗生活。他寫小說,像新聞記者一樣,重大事件必須親自到現場感受。

從1975年到1985年中國大轉型期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社會形態、生活形態、思想形態千姿百態且又交叉滲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複雜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當代生活,「蹲」在一個地方就不可能達到目的,必須縱橫交織地去全面體察生活。(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提著一個裝滿書籍資料的大箱子,路遙開始在陝北各地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能令他感興趣。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國營、集體、個體;上自省委書記,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觸及的,就竭力去觸及。有些生活是他過去熟悉的,但為了更確切體察,再一次深入進去——路遙將此總結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過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爭取短時間內熟悉。對於生活中現成的故事,他倒不十分感興趣,因為他認為,故事是可以編的——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編故事。而對一切常識性的、技術性的東西且不敢有絲毫馬虎,一枝一葉都要考察清楚。腦子沒有把握記住的,就用筆詳細記下來。比如詳細記錄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環境中的所有農作物和野生植物;從播種出土到結籽收穫的全過程;當什麼植物開花的時候,另外的植物又處於什麼狀態;這種作物播種的時候,另一種植物已經長成什麼樣子;全境內新有家養和野生的飛禽走獸;民風、民情、民俗;婚嫁喪事等等。

在佔有具體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貪婪的。我知道佔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現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會越大。作為一幕大劇的導演,不僅要在舞台上調度眾多的演員,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個末端小節,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應力求完美準確地統一在整體之中。

春夏秋冬,時序變換,積累在增加,手中的一個箱子變成了兩個箱子。

奔波到精疲力竭時,回到某個招待所或賓館休整幾天,恢復了體力,再出去奔波。走出這輛車,又上另一輛車;這一天在農村的飼養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這一夜無鋪蓋和衣躺著睡,另一夜緞被毛毯還有熱水澡。無論條件艱苦還是舒適,反正都一樣,因為愉快和煩惱全在於實際工作收穫大小。

時光在流逝,奔波在繼續,像一個孤獨的流浪漢在鄂爾多斯地台無邊的荒原上漂泊。

在這無窮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見,未來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輪廓已經漸漸出現在生活廣闊的地平線了。(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路遙的體驗生活不是走馬觀花,而是身體力行。他在山上放過羊,在田野裡過過夜。來到延安時,他還與新婚蜜月中,剛剛在延安報社做了記者的四弟王天樂一起,來到延安市的東關,兩人穿上了一身破舊的衣服,裝扮成王天樂當年在延安東關攬工的樣子。很快,他們就被延安溝門的一個工頭招去了。因為王天樂當年攬工時,肯吃苦、肯出力、名聲好,所以,工頭一眼就認出了他。

兄弟倆一連在工地上干了三天,路遙因幹活不專業,一共掙了30元錢,還被扣掉20元。兩人三天掙了50元錢。哥倆回到賓館洗了熱水澡,趕快將破舊衣服脫掉。因為延安的熟人太多,真的遇上了,不好向人家解釋。50元錢掙得很有紀念意義,路遙對天樂說,咱倆現在一起去郵局,將這筆錢寄給父親去。

此間,延川的郭家溝傳來不好的消息,路遙的大伯病重。看到電報的路遙,沒有打算回延川,他將照顧大伯的事交給了天樂,他囑咐天樂回到延川,替他全權處理郭家溝家中的事。

1985年8月20日至30日,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召開了「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會議採取邊參觀訪問邊座談討論的方式,在延安和榆林兩地舉行。這次會議由中國作協陝西分會書記處書記李小巴主持,路遙參加了這次被他稱為「較歡愉的社會活動」。參加這次會議的作家、編輯家、評論家還有賈平凹、陳忠實、京夫、董得理、白描、子頁、陳澤順、子心、李國平、孫見喜等30多人。會議的宗旨和議題是:瞭解近年來國內外長篇小說創作的水平和發展概況,分析陝西長篇小說創作的情勢及落後的原因;制訂陝西三五年內長篇小說創作的規劃與設想。

這次會議與1980年在太白縣召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相隔五年,五年時間,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那次參會的作家們,也有了許多變化。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進入創作組成為專業作家,並當選為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京夫、鄒志安等作家紛紛在全國獲獎,還有一批青年作家正在成長。但是,與會者依然感覺粉碎「四人幫」以來,一支實力雄厚的陝西作家群體雖已形成,陝西的短篇小說創作同全國文學發達省、市大體上處於同步狀態,而後來,當一些省、市的作家們紛紛向中篇小說這塊領域進行開拓耕耘的時候,陝西的中篇小說創作從總體上看,卻還處於發端之時,可以說是慢了半步。近一兩年來,全國長篇小說創作逐漸繁盛,陝西同一些省、市發展的情勢相比,似乎又遲緩了。在第一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陝西均無作品推薦,長篇小說創作至少在目前仍處於劣勢,陝西的小說家應該清醒地認識這一點,承認這個事實,並應發奮努力去改變這種落後的局面。

路遙在這個會上,與那次一樣,又有很獨到的發言。他說:小說,尤其是長一點的作品的創作,要求作家的,首先不是藝術上的東西,而是作家觀察生活的著眼點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僅有「一度進入生活」還不夠,還要有「二度進入生活」。「一度進入生活」,憑藝術直覺,可以產生激情;「二度進入生活」,則可糾正前者的片面性和對生活的表面的傾向性,而用理性眼光去觀察生活,保持作家的「中性」狀態,以便更接近生活本身,更接近真實。就是說「二度進入」可以產生冷靜,好多作品沒有絕妙的東西,就因為作家沒有「二度進入」的深刻認識。

路遙還說,近年來國內長篇小說並沒有給他帶來滿足,他沒有這種印象。

這次會議,對新時期陝西長篇小說創作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路遙實際上已經投入到關乎他終生事業成就的「大決戰」當中,這次會議是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種必要的調整。

在那次十天的會議期間,路遙表面顯得冷靜沉著,內心卻躁動不安,以致幾次為某件小事就大發脾氣,讓很好的朋友一時難以接受,過後他又連連道歉。

座談會一結束,路遙就「神秘失蹤」了,他馬不停蹄地趕赴銅川鴨口煤礦招待所。幾天前一份中共銅川礦務局委員會組織部文件,以《關於路遙同志任職的通知》的形式,發往了省煤炭廳組干處、銅川礦務局機關各部、委、處、室以及公司。通知內容是:

局屬各單位黨委:

中國作家協會陝西分會黨組成員、副主席路遙同志來我局需較長時間體驗生活搞創作,為了方便工作,根據中國作協陝西分會黨組建議,經中共銅川礦務局委員會1985年8月21日常委會議研究同意:

路遙同志兼任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中國共產黨銅川礦務局委員會組織部

1985年8月24日

這個通知的形成,與時任銅川礦務局副局長、後來的陝西省煤礦工業局局長的霍世昌有很大的關係。

早在1984年,霍世昌就結識了路遙。那時,霍世昌還在銅川鴨口煤礦工作。1985年,霍世昌剛從鴨口煤礦調任銅川礦務局副局長,路遙又找到這個陝北老鄉,對霍世昌說,他現在要寫礦區的事,要體驗礦區的生活,希望霍世昌能夠提供幫助。

霍世昌瞭解了路遙的來意,立即向銅川礦務局黨委作了匯報。銅川礦務局黨委的領導表示全力支持,並且任命路遙為銅川礦務局宣傳部的副部長。

由霍世昌照顧他的吃住和工作等事務。當時的霍世昌也是吃住在煤礦,在招待所與路遙為鄰,他倆經常在一起交談說笑。於是,煤礦工人的生活情趣和霍世昌的音容笑貌便永遠地鮮活在路遙《平凡的世界》裡。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描寫的孫少平,正是當時的「茬長」霍世昌!(谷溪《路遙〈平凡的世界〉孫少平原型人物》)

霍世昌回憶,路遙主要體驗生活的地點,在鴨口煤礦和陳家山煤礦,而且他在礦區跑了好多地方。鴨口煤礦,應該是路遙住的時間比較長的,且對整個礦區瞭解比較多的地方。路遙在《平凡的世界》裡寫到的「大亞灣煤礦」,就是鴨口煤礦。而且,他作品裡面好多鮮活的人物形象就來自礦區。

路遙在銅川鴨口煤礦體驗生活

為了方便工作,我在銅川礦務局兼了個宣傳的副部長。很對不起這個職務。幾年裡,我只去過宣傳部一次,「上下級」是誰都不清楚。我兼此職,完全是為了到下面的礦上有個較長期的落腳地方,名正言順地得到一些起碼的方便條件。(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礦工的生活極其艱苦,而且隨時與死神遭遇。他們從做采煤工開始下礦井的那天起,就沒有把他們臉上的煤灰完全洗乾淨過。上井之後在熱騰騰的澡堂裡泡著,他們也竭盡全力擦洗著,但卻不知道自己洗得怎麼樣,當路遙與工友坐在一起聊天吃飯時,看見對方的臉上一道道的煤灰和煙塵並未完全洗淨時,就知道自己的模樣一定和他們一樣了。

你真正瞭解礦工們嗎?

路遙面對這些在地面匆忙行走的礦工問自己:你只看到了他們地面的生活,這並不重要,在地面上,他們只是吃飯喝酒睡覺罷了。如果想瞭解礦工們生活是什麼樣子,你必須下到礦井底下,看看礦工是怎樣從下午3點鐘一直幹到夜晚10點鐘以後的。

路遙在鴨口煤礦,沒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而是一來到礦上,就要求下礦井。他要和礦工們一起勞動,與礦工交朋友。

頭上戴著一頂礦燈,穿著一件破舊的滿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學著采煤工的樣子,扎一條白毛巾。這時候的路遙,活脫脫一個采煤工模樣,他跟著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籠車。一個罐籠裡有12個左右的工人同行。

罐籠飛也似的順著井壁向下降落,猛然像從一個黑洞裡掉進無底深淵。對罐籠無法克制的恐懼和厭惡,肯定會時刻伴隨著礦工。井壁向外流著瀝瀝的水,抬頭向上再看井口,小小的一個礦井口,只像天穹上亮著的一顆星星。

人好似在向地球的地心深入。一分鐘的時間,在大約250米處罐籠停下來,走出罐籠,站在鋪著鐵軌的寬寬的巷道裡,井壁上向外滲著水,木頭支撐的采煤掌子面,再往深處,就真的是在地心行走了。路遙和工人們在工作面爬著行進,汗滴在掌子面,走在危巷深處,那種感覺,不是苦和累的考驗,而是生與死的考驗。

終日泡在混著黑色煤塵的汗水裡的工人們,他們的體熱使掌子面的溫度不斷升高,空氣中瀰漫的煤塵也更加濃重。工作中的工人,他們的臉上、鼻子上,掛著煤塵。走近他們再看,英俊的眼睛、雙眼皮之間有一條白線,還有就是瞳仁是白的。

當路遙拖著沉重的步子,渾身無力來到搭車的地點,罐籠又像井中提桶般迅速上升。走出井口,渾身煤灰和污穢的樣子,竟然不能認出他是誰了。路遙學著礦工們一樣,坐在金燦燦的陽光下曬著太陽,貪婪地呼吸著新鮮空氣,說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話:只有在井下生活過的人,才懂得陽光的價值。

路遙到過我們局好幾個礦,每個礦都有他的朋友,礦務局的人,沒有不知道他的。認識他的人,都說他不像是作家,倒像個典型的礦工形象,一次他上井後,我就對穿著礦工服裝的路遙說,將來你的小說像《人生》一樣拍成電影,主人公的演員就不用找了!(黃衛平《一名真正的礦工》)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描寫的煤礦工人安鎖子,是路遙在鴨口煤礦交下的一個樸實厚道的采煤工朋友,他將安鎖子寫進書中,甚至連安鎖子的名字都照搬了進去。50歲時退休的安鎖子,16歲從臨潼老家來到鴨口做礦工,掙了些血汗錢,但是,由於父母早逝,做家中大哥的安鎖子,拉扯著幾個年幼的弟妹,拚死拚活也填不滿貧窮的窟窿。如今已經快60歲的安鎖子,始終不知路遙將他描寫成什麼樣子。

1985年秋天,所有寫一部「規模很大的書」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遙決定到銅川一個偏僻的陳家山煤礦去開始第一部初稿的寫作。儘管他已間接地佔有了許多煤礦的素材,但對煤礦這個環境的直接感受,遠遠沒有其他生活領域豐富。按全書的構思,一直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礦。也就是說,大約在兩年之後才寫煤礦的生活。但是路遙知道,進入寫作後,他就再很難中斷案頭工作去補充煤礦的生活了。

那麼,我首先進入礦區寫第一部,置身於第三部的生活場景,隨時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裡的氣息,總能得到一些彌補。寫這部書我已抱定吃苦犧牲的精神,一開始就到一個舒適的環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礦生活條件差一些,艱苦一些,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

正是秋風蕭瑟的時候,我帶著兩大箱資料和書籍,帶著最主要的「乾糧」——十幾條香煙和兩罐「雀巢」咖啡,告別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陳家山煤礦。(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陳家山煤礦位於銅川市西北,大約有70公里。這個煤礦天然條件比較差,高瓦斯,地質條件也差,一個工作面控制不好,就會有連鎖反應。那裡的礦工說:「在井下的工作就是用命做賭博。」

在路遙來陳家山煤礦之前,礦上已經在離礦區不很遠的礦醫院為他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間用小會議室改成的工作間,一張桌子,一張床,一個小櫃,還有一些對路遙來說無用的沙發。

鋪好床,日用東西在小櫃中各就其位;十幾本我認為最重大的經典著作擺在旁邊——這些書儘管我已經讀過多遍,此間不會再讀,但我要經常看到這些人類所建造的輝煌金字塔,以隨時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隨後,我在帶來的十幾本稿紙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鋪開,坐下來。心緒無比的複雜。我知道接下來就該進入茫茫的沼澤地了。但是,一剎那間,心中竟充滿了某種幸福感。是的,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我已經奔波了兩三年,走過了漫長的道路;現在,終於走上了搏鬥的拳擊台。

是的,拳擊台。對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然而,現在,當一切準備就緒,要尋找一個好的開頭時,卻將路遙實實地困住了,而且整整三天。待路遙冷靜下來,終於找到了一個比較理想的起點,而這個起點,竟然是由1981年發生在親生父親被逮捕的事演變而來的。

1981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甘泉縣文化局局長張弢找到當時任陝西人民廣播電台駐延安記者站負責人的賈炳申,說是路遙剛到延安,求賈炳申辦一件事。張弢說,路遙的父親因為砍了公路邊的樹,被清澗縣抓起來了。張弢又解釋說:一村人都砍了,他既不是帶頭的,也不是砍得最多的,就因為說他「無兒子」擔著,就把他抓了。

駐站一年多對陝北有所瞭解的賈炳申知道,家裡沒有「公家人」(在外工作的幹部)就受欺負,沒有兒子的家庭也受欺負,這一類事情比較普遍。賈炳申很想幫忙,但是,清澗在榆林地區,賈炳申是延安記者站的,要管這事顯然是「蝗蟲吃過界」了。張弢知道賈炳申的為難,嘴裡對賈炳申喃喃道:「你不去,他父親看來沒希望了。」

賈炳申沉思一會兒,與張弢一起來到延河飯店。

此時,路遙正站在炎熱的陽光中,邊抽煙邊焦急地等待。看到他倆走來,路遙快步走下台階,和賈炳申握手:「這就好了,這就好了!」賈炳申知道,路遙是說把他拽上,實現了他最初的想法。由於情況緊急,他們沒多說話,便和張弢及後來調到省老干局任副局長的劉玉珉、路遙弟弟王天樂一起趕到清澗縣。先來到路遙老家石嘴驛鄉,找到其他砍樹的村民、村幹部以及鄉幹部瞭解情況,又返到縣上。在縣委破舊的招待所安頓好,賈炳申便出來直接找縣委書記反映情況:

當時清澗是全省最窮的縣之一。我到的當晚全縣城停電。縣委辦通訊員打著手電把我領到縣委書記辦公室。偌大的一孔窯洞旁的沙發茶几上點著一支蠟燭,挑起門簾時忽閃忽閃地跳動著,我看不清書記的面龐,他當然也看不清我。掏出記者證驗明正身後我便直奔主題,把路遙講的情況和我調查的情況作了反映,並很明確地提出,處理盜伐公路行道樹無可非議,但這樣的處理有失偏頗,要抓應該抓帶頭砍樹的。書記也當即表示,讓公安部門查清楚,第二天上午告訴我結果。(賈炳申《路遙,永遠的兄長》)

沒想到,父親被逮捕這件事,為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幫了大忙。路遙將這件事演變成「王滿銀販賣老鼠藥被公社勞教」了。一下引出了這部書所有的重要人物。

五六天過後,路遙已經開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規律,每天伏案十五六個小時,掌握了每天大約的工作量和寫作進度。牆上出現了一張表格,寫著1到53的一組數字——第一部共53章,每寫完一章,就畫掉一個數字;每畫掉一個數字,路遙都要愣著看半天那張表格。路遙心裡很清楚這一組數字意味著什麼,那是一片看不見邊際的泥淖。每畫掉一個數字,就證明他又前進了一步。路遙極力克制著不讓自己遙望最後「53」這個數字,只要求自己紮實地邁出當天的一步,邁出第二天的一步……

寫作緊張起來,常常會錯過了食堂的開飯時間,有時候,路遙一天就吃一頓。醫院職工食堂的師傅算是與路遙對話多的人,也無非是問路遙,想吃什麼,好給他做什麼。

但礦區的生活是過分簡單了。不是礦上不想讓他吃好,無論是陳家山煤礦領導還是醫院方面,一直在盡心操辦,只是條件有限。深山之中,礦工家屬有幾萬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斷。有一年還不得不給這裡空投麵粉。沒有蔬菜,沒有雞蛋,連點豆腐都很難搞到。

早飯被路遙錯過了,中午一般只有饅頭米湯鹹菜。晚上有時多吃點麵條,有時和中午一模一樣。這個礦山醫院,醫生、職工大都回家吃飯,又幾乎沒有幾個住院的,所以,伙食也相當難搞。

每當路遙寫作到凌晨,只能吃上一個冷硬的饅頭,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後,時常感覺第二天起不來了,但一覺醒來,體力稍有恢復,路遙立即從床上爬起來,用熱水洗把臉,痛飲一杯咖啡,又坐在書桌前開始新一天的寫作。

當年見過路遙的陳家山醫院醫生,如今大多已調離了這裡。只有一兩個說見過路遙的,回憶起當年見到路遙,只因為知道他是大作家,都不敢上前與他搭話。在路遙工作時,更是沒有人進過他的房間,生怕影響了他的創作思路。

可是某一天,正當路遙埋頭寫作時,突然闖進來一個手執某新聞單位臨時記者證的人要採訪他。路遙一再給記者解釋,但無濟於事,記者反而坐在對面的沙發上準備和路遙「長期作戰」。此時,路遙已經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來粗暴地抓住記者,將他推搡著送出房間。

待路遙重新坐回桌邊,心臟還在亂跳。雖然他後悔剛才自己的無禮行為,但他沒有辦法。

如果我讓他滿意,我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將無法完成今天的「生產任務」。今天完不成任務,將會影響以後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數字方程式將全部打亂變成為另一張圖表,這要給我帶來巨大的精神痛苦。(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然而,在1985年10月21日,有一個西安的長途電話打給路遙,電話裡說,老作家秦兆陽先生和他的老伴來西安了。

這消息使路遙停下了筆。

幾乎在一剎那間,我就決定趕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幾天,看名勝古跡。在當時的狀態中,即使家裡的老人有什麼事,我也會猶豫是否要丟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內心中對老秦的感情卻是獨特而不可替代的。(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現在秦兆陽來西安,路遙是必須回去的。他趕快聯繫回西安的車,令人焦急的是,連綿的陰雨使礦區通往外界的路中斷了。眾人幫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輛有履帶的拖拉機,準備通過另一條簡易公路出山。結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阻七個小時不能越過,路遙只好返回陳家山煤礦。

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著外面紛紛揚揚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諒。因此原因,以後去過幾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氣去看望這位我尊敬的老人。

但我永遠記著:如果沒有他,我也許不會在文學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正是我給柳青和秦兆陽兩位導師交出的一份答卷。(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路遙長著一臉自稱為「匈奴式」的鬍鬚,他的絡腮鬍須長得很快,幾天不刮,既不美觀,更主要是難受。來之前沒有像香煙和咖啡一樣備足了刮鬍刀片——原想煤礦肯定能買到這類生活日用品,沒想到這裡缺這東西。只有一個刀片,勉強用了十幾次後,每刮一次都很艱難,非得割幾道血口子才算了事,只好停止了這種痛苦。後來只好每個星期抽點時間,串游到河岸邊擺攤的剃頭匠那裡專意刮一次鬍鬚。

一向喜歡孤獨的路遙,此刻也懼怕起了孤獨。從來到陳家山煤礦,屈指算算,已經一個人在這深山老林裡度過了很長一段日子。多少天裡,沒和一個人說過一句話。白天黑夜,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這間寫作間裡,做伴的只有一隻老鼠。

孤獨的日子裡,路遙坦言,他極其渴望一種溫暖,渴望一種柔情。整個身體僵硬得如同一塊冰。寫不下去,痛不欲生;寫得順利,欣喜若狂。這兩種時候,都需要一種安慰和體貼。

每個星期六的傍晚,醫院裡走得空無一人。路遙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遙望河對岸林立的家屬樓。看見層層亮著燈火的窗戶,想像每一扇窗戶裡面,人們全家圍坐一起聚餐,充滿了安逸與歡樂。然後,窗簾一道道拉住,燈火一盞盞熄滅,一片黑暗。黑暗中,路遙不禁兩眼發熱。

這就是生活。你既然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道路,就得捨棄人世間的許多美好。

長長地吐出一聲歎息,路遙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虛構的男女之間。在這樣的時候,來描繪他們的悲歡離合,就如同一切都是自己切身的體驗和感受。一個流著辛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淚水的人,在講述他們的故事——不,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

突然從遠處傳來一聲火車的鳴叫,這鳴叫,讓路遙忍不住停下筆,陷入到遐想之中。這充滿激情的聲音似乎是一種呼喚。路遙不由得想到是朋友和親人從遠方趕來和他相會,月台上,是他那揪心的期盼與久別重逢的驚喜。

有一天半夜,當又一聲火車的鳴叫傳來的時候,我已經從椅子上起來,什麼也沒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門。我在料峭的寒風中走向火車站。

火車站徒有其名。這裡沒有客車,只有運煤車。除過山一樣的煤堆和一輛沒有氣息的火車,四周圍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我悲傷而惆悵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來這裡是接某個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這雖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經錯亂。我對自己說:「我原諒你。」

悄悄地,用指頭抹去眼角的冰涼,然後掉過頭走回自己的工作間——那裡等待我的,仍然是一隻老鼠。(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1985年元旦即在眼前,牆上那張表格,終於被路遙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畫掉。要出山了。要和這個煤礦、這個工作間告別了。要見到親愛的女兒了。

寒冬中,路遙坐在越野車的前座上離開此地,懷裡抱著第一部已寫成的20多萬字初稿。透過車窗,看見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涼。當初進山時,還是滿目青綠,遍地鮮花。一切都在毫無覺察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沒顧得上留意大自然的變化了。坐在車上,路遙默默地流下了眼淚,沒有遺憾,只有感歎。因為他有一份20多萬字的禮物,給予這段不平常的日子,應該算作是一個小小的凱旋。到達銅川市,路遙好比自己進入了紐約或是華盛頓,特別是看到路邊的飲食店,餅乾、麵包,到處都是,就想到如果陳家山煤礦有這麼多好吃的,就不會那麼受餓了。

回到西安,休整了兩個星期,過了春節,路遙借來同事李秀娥在省作協四合院內的一間房子,作為他的創作工作室,開始修改、抄寫完成的20多萬字——「規模很大的書」的第一部。

這間工作室,與陝西作協院子裡其他房子一樣,冬天沒暖氣,夏天不透風,裡面呈長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開兩個燈。

路遙將資料、書籍、生活用具各就其位,固定不變,感覺完全是一個手工作業的工場。冬天裡,房子很冷,需要支起一個蜂窩煤爐子取暖,但是路遙嫌生爐子費事,耽誤時間,乾脆連火也不生,干凍著。這裡在別人看來是亂七八糟的,在路遙眼裡則是「井井有條」。抄寫到手僵硬的時候,停下來燒一杯咖啡。腦子一片空白,兩眼直直地對著牆壁,慢慢喝這杯咖啡,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一個瞬間。

作協的同事知道路遙在緊張地投入長篇小說的創作,極少去打擾他,除非是緊急公務時,就派李秀娥來到路遙這個「手工作業的工場」來。李秀娥經常是在滿房子煙霧繚繞中,憑著屋內一盞燈的燈光,才找到埋頭伏案的路遙,而他的手裡還拿著香煙。

李秀娥就趁機開開窗戶為路遙透透空氣,工作間的桌面上總是歸置得清潔整齊、稱心如意,否則路遙便不能進入創作。然而,桌面以外,則任意零亂了,地面更是不堪入目,煙頭能掃一簸箕。有很多次李秀娥提出要為他打掃房間,路遙總是不肯。有時候,就讓李秀娥坐下來,陪他抽上一支香煙,說上幾句話,或者安排李秀娥這個陝北老鄉,幫他去買二合一的咖啡、巧克力蛋糕、西安鼓樓的清真糕點、紅塔山香煙。還有,讓李秀娥去郵局,為路遙老家的兩邊父母寄去生活費等。短暫停下來安排這些事情的路遙,看上去神情疲憊,眼睛紅紅的。

凌晨,從工作間出來,累得彎腰勾背,穿過一片黑暗向家屬樓走去。嘴裡不由自地發出一聲聲疲勞的歎息。有時候,立在寂靜無聲的院子裡,感到十分淒涼。想想過兩個小時天就大亮,到處一片沸騰,人們將開始新的一天,而我卻會拉起窗簾,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經完全脫離了正常人的生活規律,感覺一直處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陽光照耀著我。(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和許多作家創作前絕口不提自己的題材與故事不同,路遙對自己即將寫作的作品,喜歡先給朋友講。白描回憶,當年的陝西作協大院,路遙經常和三五好友,整晚說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有時他興奮得邊講邊在地上團團轉,《人生》裡劉巧珍刷牙、《平凡的世界》裡孫少安姐夫賣老鼠藥,都是路遙先講出來,再寫進作品裡的。他是通過這種方式,判斷別人的反應,同時借此梳理自己的思維。

一個下午,短暫休息的時候,路遙和大家聊天。路遙說,他覺得他對這個長篇的名字一直不太滿意。那天,子頁也來到陝西省作協大院,加入到聊天隊伍。子頁靈機一動,說那你乾脆叫《平凡的世界》得了。

「平凡的世界?」路遙一聽,覺得太好啦,「我就要這個名字。」

1986年夏天,第一部書稿全部修改抄寫完成了。路遙暫時把桌面完全清掃乾淨,只留下12本稿紙放在那裡,但是他並沒有完全輕鬆下來。是的,還不能輕鬆,因為更嚴峻的問題就橫在面前。

路遙的擔心已經被證實了,過去發表過他作品的一些有影響的大刊物,看過這部作品以後,都婉轉地給他退稿了。理由一是篇幅太長,33萬字,刊物版面有限,難以承受;二是這部作品和他們想像當中的路遙應該拿出來的東西不一樣。輾轉了幾個編輯部,最後由謝望新主編的廣東《花城》雜誌表示願意給路遙發表。之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編輯李金玉,也趕來西安,很快讀完小說,決定立即出版發行。

路遙一再向為他薦稿給《花城》的評論家王愚詢問謝望新對《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意見,待謝望新談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近年來長篇的優秀之作,而且敲定發表後將在北京由《花城》和《小說評論》聯合召開作品討論會,路遙才說,總算這幾年的工夫沒白費。然而,他又投入另一種緊張之中,那就是北京的評論界會怎樣看待這部作品。

1986年夏天,路遙離開西安,這次他來到延安地區的一個偏僻小縣城吳旗縣,開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寫作。

吳旗縣,最初稱為「吳起」,因戰國時期魏國大將吳起在此屯兵戍邊而得名。後來由於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在此落腳而聞名於世,1942年更名為吳旗縣。2005年10月,又將吳旗縣更名為吳起縣,恢復了對古地名的繼承。

在當時偏僻而落後還稱為「吳旗縣」小縣城的武裝部院子角落裡,一孔很小的窯洞裡,路遙開始了又一次的「長途跋涉」,這是一次消耗戰。正是三伏天,這裡的氣候卻特別涼爽。窯洞裡,陰涼得都有點沁人肌膚,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時火爐。三伏天生火爐可算奇跡。

這孔簡陋的窯洞裡,有一張單人床、一個桌子,桌子上堆著一些書籍,放著幾塊掰碎的干饃饃、幾包咖啡和一包當地出產的粗糙的餅乾。這些食物,是為趕不上招待所的飯時準備的。路遙每天在下午3點開始寫東西,一直寫到第二天凌晨才睡下,趕他中午1點以後起床,飯時早過了。這種反時差路遙已積習難改,無法與正常餐點合拍了。

1986年第6期《花城》發表了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時,《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單行本也在1986年12月順利出版發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發表和出版後,外界的反響並不如路遙所願,甚至對他打擊很大。時任《延河》的主編白描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許多外國文藝思潮剛剛湧進中國,現代主義、先鋒派、意識流等方興未艾,不跟潮流,不玩這些好像就落伍了,而路遙卻以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寫作,於是外界認為太老套了。

其實路遙研究過很多新派寫法,讀過不少現代主義作品。白描說:「那時陝西省作協的讀書風氣很濃,光是省作協裡的個人訂閱,《世界文學》、《外國文藝》就多達十多本。事實上,路遙是在對比了各種主義、各種寫法之後,為《平凡的世界》選定了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路遙的選擇是用了心的,以他的才能,不是不會玩現代派那一套,而是認為現實主義寫法最適合他,更重要的,是適合《平凡的世界》這樣一個題材。」

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創刊一週年的中國作協陝西分會主辦的刊物《小說評論》和《花城》編輯部,在北京召開了路遙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談會。座談會由《花城》副主編謝望新,《小說評論》主編王愚、副主編李星主持。北京的20多位評論家出席了會議。

這次的座談會上,《平凡的世界》幾乎遭遇到了全盤否定。很多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寫法陳舊,有人甚至刻薄地說,這不是《人生》的作者寫出來的作品。現實主義寫法行將死去,路遙還在堅持這樣寫,多麼沉悶,多麼沒意思。很多評論家認為《平凡的世界》相較《人生》而言,是個很大的倒退。只有著名文學評論家朱寨、蔡葵、曾鎮南給予了小說肯定:

認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內在魅力和激情的現實主義力作。它以1975年至1978年中國廣闊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描寫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和命運,是一幅當代農村生活全景性的圖畫,是對「十年浩劫」歷史生活的總體反思。在事件和人物之間,作家更著力表現新舊交替時期農民特有的文化心態,試圖探尋中國當代農民的歷史和未來。(一評《一部具有內在魅力的現實主義力作——路遙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討論會紀要》)

《小說評論》在會後的1987年第3期,集中刊發了一組評論《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文章,《花城》也在同期發表評論文章。

由於幾位我國當代重要批評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沒有喪失信心。當然,從總的方面看,這部書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疑慮,我也完全能感覺來這一點。(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參加完座談會後,白描叫了個出租車去賓館接路遙,準備一起回陝西。那天,北京下起了大雪,寒風呼嘯,雪像是一支支利箭直刺車窗而來,地面積著雪,車子打著滑。

此時,路遙卻對外面世界全然無感覺。他坐在車上,紋絲不動,人整個像根木頭,始終沉默著。

看著路遙的神態,白描知道路遙面臨著精神上的沉重打擊。

回到西安後,路遙重新恢復平靜,其實選擇一種什麼樣的表現方式,路遙不是沒有想過,而且以他的天分,「玩新」也會得心應手。但最終,面對最樸素的人,他選擇了最樸素的寫法,他要堅持就這樣寫下去。從根本上說,任何手法都可能寫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寫出低下的作品。問題不在於用什麼方法創作,而在於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藝術的平庸。穩定下來的路遙,內心的那種「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堅忍和堅強,也在佈滿「匈奴式」絡腮鬍的臉上凸現。

眼前這種狀況,也不能算失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裡很清楚,對第一部的某些疑問,正是二三部我將要解決的。我不能要求別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準備解決許多問題。

這樣,便產生了一種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給挑剔的批評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東西。(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此時,路遙身體的變化十分明顯,不用照鏡子,路遙也知道自己蒼老了許多,不到38歲的年齡,兩鬢已染了白髮,走路的速度也緩慢了,飯量明顯減少了許多,右邊的眼睛一直在發炎,難受得令人發狂。不得已去看了醫生,醫生認為路遙的這些症狀,是思維長期集中焦慮而造成的,建議路遙停止工作和閱讀。

路遙當然知道醫生的建議是正確的,但卻是他無法接受的。

好在這時候,路遙接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通知,讓他在三四月間出訪聯邦德國。這期間正好是路遙考慮休整的空當時間,因此他很樂意進行這個別緻的活動。這是他第一次走出國門,因此有了許多個「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裝。

1987年3月2日,路遙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開始了對聯邦德國(西德)的訪問。這次出訪尚未東西德合併的西德,使路遙大開眼界,他形容自己似乎置身於另外一個星球的生活。思維的許多疆界被打破了。然而,西德的一切固然都是這樣好,一切都很舒適愜意。但他還是想念中國,想念黃土高原,想念他生活的那個貧困世界裡的人們。他說,即使世界上有許多天堂,他也願在中國當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法蘭克福一下飛機,路遙就向德方陪同人員提出看一場足球賽,他們熱情周到地滿足了路遙的這個願望。所以,這次出訪西德,最讓路遙開心和難忘的,是他在慕尼黑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觀看了一場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賽。他曾熱愛的球星魯梅尼格(當時效力拜仁慕尼黑隊)也上場了,並且給對手紐倫堡隊的大門送進去第一個球。

在一切體育運動中,路遙只對高水平的足球比賽心醉神迷。這是因為,他認為足球是人類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體現。足球是詩,是哲學,是一種人生與命運的搏擊。

路遙曾經這樣形容,寫作就像踢足球,運動員為了把一個球射進球門,常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寫作也要這樣,就像運動場上的足球隊員似的發揮最好的競技狀態。

開啟路遙足球視域和世界盃情結的是1982年的第12屆西班牙世界盃賽,那時候,路遙喜愛的中國球員不是左右邊鋒古廣明和沈祥福,而是有名言「寧可被踢死,也不能被嚇死」的外號「坦克」的左樹聲。我曾描述過路遙當時看球的情形:有時候,他像一個快樂的孩童,有時候,又像一頭暴躁的黑熊。那時候,一切都多麼新鮮啊,我們和蘇永舜一起經歷的悔恨和失敗哪有那麼麻木和沉重。我們第一次聽到貝肯鮑爾和克魯伊夫的名字的時候,都面面相覷,那表情彷彿在說,哦,這就是如雷貫耳的含義。我們第一次目睹了意大利的鏈式防守和巴西人的桑巴舞蹈,我們驚訝地談論的是,蘇格拉底的職業竟然是一名醫生。

路遙喜愛足球,並且絕對地喜愛德國足球。如果有第二選擇的話,他會把票投給俄羅斯,這和他敬仰這片遼闊土地上許多文學大師有關。

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上,魯梅尼格已經老邁,是「自由人」馬特烏斯幫助路遙實現了足球世界的輝煌。這是路遙經歷的最後一屆世界盃,1992年11月7日,距離美國世界盃還有不到兩年的時間,路遙撒手而去,永別了足球。(李國平《德國世界盃,懷念一個人》)

1987年3月23日,聯邦德國的訪問結束,從北京一下飛機,聽見滿街嘈雜的中國話,路遙的眼淚就在眼眶裡旋轉。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是他卻更愛貧窮的中國。

重新回到了機關院內那間路遙稱之為「牢房」的寫作間,他開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稿的修改和抄寫工作。

知道路遙出國訪問回來,大學同學王雙全等來陝西省作協大院看望路遙。在路遙的寫作間裡,那天,路遙顯得特別興奮,與同學談天說地的,談外國,談中國,說洋人,說國人。在他的書桌上,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書稿,整齊地摞了厚厚的一摞,足有一尺多高。

與同學聊著天,路遙不自覺地撫摸著書稿。每寫完一部書稿,路遙也總是將書稿放在桌子上,用兩隻手比畫來比畫去。一會兒再用手壓一壓,量一量。他抬起胳膊的時候,身上的一件半新的灰藍色羊毛衫的兩肘處,一邊破了一個大窟窿,那是長期伏案時磨破的。

他對王雙全說,這部書的第三部構思已完成,近期就要動筆了。他說第三部的寫作,他想在王雙全的老家洛川縣進行,需要住上兩周的時間。

這時,院子裡編輯部來人,說有一個電話找路遙,是延川家裡的。電話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路遙在延川的養父病故了。

聽到噩耗的路遙,盡力抑制著悲慟,卻沒有要回去奔喪、送老人的意思,他聯繫上了四弟王天樂,讓四弟代他妥善料理老人的後事。

路遙是一個「事業型」的人物。他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很高的人生目標,他對這個目標的摯誠追求,幾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親情、友情中的許多事情。

路遙常常要朋友為他辦許多事情,可是,自己卻不大樂意為朋友辦事。記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樂寫了一首詩歌請他看。他說,谷溪看得好。

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的幾年裡,他幾乎脫離了家庭,脫離了社會,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創作之中。他的養父病危,想見他一面,但路遙脫不開身;養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後事,委託王天樂全權代表他去辦理喪事……

路遙七歲上父親把他從清澗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溝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沒有生養,他們把路遙視為親生的兒子,寧願自己不吃,也不能讓路遙餓著;寧願自己受冷,也要路遙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難,也要供路遙進城上學……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橛頭在土地裡刨出來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時候,路遙未能給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黃土墳前,路遙未能焚燒一張紙錢……

作為兒子,應該說路遙沒有行孝!(曹谷溪《關於路遙的談話》)

抄寫《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時,路遙的情形更加淒苦,每天進行著超負荷的體力與腦力雙消耗的勞動。除過勞累,還存在一個飢餓問題。沒想到在煤礦沒啥可吃,回到西安城裡工作還是沒啥可吃。不是西安城裡沒有吃的——吃的到處都是,主要是沒有時間正點吃飯。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而且常常拖在晚上10點鐘左右——再遲一點夜市就關閉了。

有時候,寫作順利或者困難時,不知不覺就到了夜間12點鐘。夜市去不成了,又無處尋覓吃的東西,路遙只好硬著頭皮到沒有入睡的王愚或其他同事家裡要兩個冷饃一根大蔥,湊合著算吃了一頓飯,他形容自己就如同《平凡的世界》裡流落失魄的王滿銀。

每天,直到黎明時,路遙才如同一個幽靈,慢慢從他的寫作間走出來,走在省作協老院子不長的一段過道裡。

半個世紀前建起來的院落,曾經是個佈局規整,屋舍儼然,屋上雕花,簷下明柱迴廊,夾層窗、木地板,豪門大戶氣象處處顯現的建築。但不知何時開始,省作協三個套院的排排平房,屋瓦上荒草萋萋,白蟻咬斷了房梁。衰落頹敗的景象中,一邊坍塌的房屋,另一邊支撐著照樣辦公;四處漏風的房內沒有暖氣,發的取暖煤數著塊兒定量分配。嚴酷的冬季,火爐子半天將屋內也烤不暖,人們捂得嚴嚴實實才能處理公務。夏天裡,屋裡陰濕潮熱,蚊蟲飛舞,天花板被長期積累的雨水一片一片洇濕著,隨時有塌下來的可能。曾經有人走進院子,說這是個拍《聊齋誌異》現成的外景。但即便如此,人們照樣井然辦公、讀書、寫作。

作協院落頹敗著,住過這個院子裡的人也看似很平常,他們有著普通人一樣的笑容,高興時開懷大笑;他們也有普通人一樣的情緒,激動時慷慨激昂。他們穿著樸素,走在街上,不點破身份,很難將他們和著名作家聯繫在一起。他們聚在一起時談文學、談時事、談足球、談家常,然後各自回到自己簡陋的寫字間,坐在嘎嘎作響的舊式籐椅裡,伏在漆面斑駁的寫字檯工作。那時,躍然紙上的文字,就使他們不一般了。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睿智、他們創造的形象,隨同著他們的文字跳躍著,高大著,豐滿著。一個一個的創作成果,也隨著這些文字變為鉛字,不斷地為人們製造著文學的盛宴。於是,今天這個作家的小說獲獎了,明天那個作家的長篇出版獲得好評了……這些訊息,接二連三在陝西省作協的院子裡傳播。

這些人的大名,曾經只在報刊書籍上見到過:柯仲平、胡采、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遙、陳忠實等等,他們以他們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陝西省作協大院裡。儼然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凌晨,路遙孤獨地穿過這條建在半個多世紀前、長滿青苔的過道,月光下,只有他自己時長時短的身影隨行,伴著他的還有疲憊的呼吸聲。來到後院家屬樓,路遙的家在一單元三層,不高的樓層,是他在《人生》獲獎之後不久,從同單元的五層三居室調整到三層四居室的。路遙艱難地登上一個一個台階,小心地擰開門,悄悄地走入自己的臥室。緊張而疲憊的一天終於可以停歇了。

修改和抄寫的日子裡,因為過度的勞累和營養的匱乏,常常使路遙幾乎無力坐住,很多時候,只能半躺在桌面上,斜著身子勉強用筆寫。修改和抄寫《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不是用體力,而是完全憑借精神的力量在支撐著他最後的工作。

在修改抄寫《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快完稿時,路遙忽然吐了一口血。

稿子完成的當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沒有一點勁了,只有腿、膝蓋還稍微有點力量,於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亂的稿頁和材料收拾起來。終於完全倒下了。身體軟弱得像一攤泥。最痛苦的是每吸進一口氣都特別艱難,要動員身體全部殘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著了。有時去門房取報或在院子曬太陽就鼾聲如雷地睡了過去。坐在沙發上一邊喝水一邊打盹,臉被水杯碰開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麼病。其實,後來我才知道,如果一個人三天不吃飯一直在火車站扛麻袋,誰都可能得這種病。這是無節制的拚命工作所導致的自然結果。(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過去很少去醫院看病的路遙,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藥,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但此時的路遙,把希望都寄托在醫生的身上。

路遙去求醫看病。中醫認為是「虛」,聽起來很有道理。虛症要補。於是,人參、蛤蚧、黃芪等等名貴補藥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氣溫常常在35攝氏度以上,天熱得像火爐一般,但路遙還要在工作間插起電爐子熬中藥,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樣。工作間立刻變成了病房。幾天前,這裡還是一片緊張的工作氣氛,現在,一個人汗流浹背默守在電爐旁為自己熬中藥。病,熱,時不時有失去知覺的症候。路遙知道,現在不敢再耍「二桿子」了,因為一兩個月以後,他還要投入第三部小說的寫作。他要求自己全神貫注地熬藥、吃藥,就像全神貫注地寫作一樣。

然而,幾十服藥吃下去,非但不頂事,結果喉嚨腫得連水也嚥不下去,胸腔裡憋了無數的痰卻連一絲也吐不出來。一天24小時痛苦得無法入睡,既吸不進去氣,又吐不出來痰,有時折磨得路遙在地上滾來滾去而無一點辦法。

一向對自己的身體很自信的路遙,時常將自己的身體置之度外。現在,身體問題卻像大山一樣壓得他抬不起頭來。

路遙又一次想到了死。

死,如果是無法抗拒的,那你不願意接受也只能接受,可最遺憾的是,那結局也和柳青一樣,不能完成寫作計劃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那可是最後的也是全書很重要的一部啊!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這的確是命運。人是強大的,也是脆弱的。說行,什麼都行;說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無法抗拒命運裁決的——也可以解釋為無法抗拒自然規律的制約。但是,多麼不甘心!我甚至已經望見了我要到達的那個目的地。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醫院。說故鄉榆林地區的中醫有名,為什麼不去那裡?這裡三伏天熱就能把人熱死,到陝北最起碼要涼爽一些。到那裡病治好了,萬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鄉的黃土裡——這是最好的歸宿。帶著絕望的心情離開西安,向故鄉沙漠裡的榆林城走去。

幾年來,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資料、稿件、書籍和各種寫作用具都從身上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負擔卻無比沉重。(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1987年夏季的一天,路遙突然離開西安,回到長城腳下的榆林城。這一次,路遙回到榆林,再不像1983年那樣,先是隨攝影組來為《人生》選外景,後來又寫那個《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的中篇小說;也不像1985年那樣,來開什麼長篇小說促進會。這次他來榆林,是專門回來治病的。事先,榆林地區文聯的霍如璧接到電話,要他在路遙到榆林之前,在榆林賓館預訂一間房。

黃沙包圍的榆林城溫暖地接納了心事重重的路遙。那時榆林賓館剛剛落成,路遙一來,就住進了賓館二樓的一個房間。無數關懷的鄉音圍攏過來,無數熱心腸的人為路遙的病而四處奔跑。當時的地委書記霍世仁和行署專員李煥政親自出面為路遙作了周到安排。路遙很快被帶到著名老中醫張鵬舉先生面前。

平時,路遙手中的煙是不斷火的,那段日子,路遙頭一次停止了抽煙,但是,手中卻從來不離一包煙,隨時湊到鼻子前貪婪地吸吮。正在榆林地區魚河鎮參加陝西省委扶貧工作的《延河》編輯張艷茜,週末到榆林來,見到同事、前輩、領導的路遙吸吮香煙的樣子十分好奇,忍不住問:路遙老師,你不將煙點燃嗎?只是這樣聞味兒嗎?

路遙說,最近正在吃中藥,醫生告誡,不能吸煙。

但是煙癮極大的路遙怎能忍受?只好靠聞煙味兒來「畫餅充飢」。這樣說著,路遙又將整包煙放在鼻子下猛吸著。

路遙來了,榆林的朋友紛紛去看他,但得知路遙有病,需要靜養以後,就一般都不去打擾他了。路遙的病,是榆林名醫張鵬舉給看的。由於我們單位離賓館近,所以,路遙所吃的湯藥,一開始都是在我的辦公室裡用小電爐熬好,再端到賓館。張鵬舉果然很有本事,才幾劑中藥下去,路遙的病情就有了好轉。路遙信心大增,對醫生的囑咐無不聽從,心情也漸漸輕鬆起來了,私下還和我們開玩笑說:「這張鵬舉盡給名人看病哩,王震、陳永貴、路遙……嘿!」(朱合作《我所親見的路遙》)

路遙心情好起來以後,朱合作便常邀請他到野外走一走。

榆溪河邊有一條十分幽靜美妙的林蔭小道,兩個人越過田野,來到了那條小道上。路遙說:「這真是個談戀愛的好地方。」確實,有野花,有鳥叫,還有清清的榆溪水。要是在這地方談戀愛,肯定愜意而甜蜜。

走了一會兒,他們又來到了河邊上護堤人住的一排房屋前。路遙開玩笑說:「等咱們多會兒有錢了,就把這五間房買下一住,雇上個燒鍋爐的,再鬧上個小老婆。」朱合作應著說好。說完兩人禁不住笑起來。

在路遙的病情基本上好轉了以後,朱合作鼓動路遙,讓榆林地區文聯給派了個車,去了離榆林不遠的內蒙古成吉思汗陵走了一趟。

汽車走到被榆林人稱為北草地的小壕兔一帶後,北草地風光簡直把路遙給迷住了。路遙說:「北草地……這是一部長篇小說的名字。」又說:「以後有條件了,在這裡買上一片地,再買上個汽車,鬧(弄)上個小老婆,往下一盛(住)。」

一路上就這麼開著玩笑,到了神木縣的爾林兔鄉,想在爾林兔吃一頓便飯。和鄉上的人一說,人家聽說車上坐的是路遙,非常熱情,趕緊安排休息的地方。當時,神木縣的公安局局長也在鄉上辦事,顯然也是個路遙的崇拜者,他問陪同路遙的榆林地區文聯的張泊:能不能讓我們見一下路遙?朱合作和張泊說:能哩。於是那位局長和他的隨行見到了路遙,並拉了一會兒話,告別時又美美地握了一陣子手。待路遙他們要離開爾林兔鄉,鄉上無論如何也不收飯錢。

他們一路北上,順便遊歷了神木的紅鹼淖海子,然後再向北,遊覽了成吉思汗陵。那一夜,在成吉思汗陵招待所住下來。晚飯後,朱合作和張泊出去散步,路遙沒有去。朱合作和張泊在往回走的途中,就聊起了路遙,說路遙這人是一個硬漢子,他怕是輕易不受別人的氣。既然他不受別人的氣,那麼難免有人就會受他的氣。

張泊說:「路遙在作協院子裡,怕是厲害哩!」我說:「敢哩!」不想這時候天色已黑,路遙就坐在我們返回的路旁,我們都沒有發現。但路遙卻發現了我們在議論他。他從地上慢慢往起一站,問我們:「你們兩個說甚?」我們看到他,禁不住樂了,說:「我們說你在作協院子裡肯定很硬正。」路遙也不由地笑了,說:「不松。」(朱合作《我所親見的路遙》)

大概是這樣的生活真正讓路遙的身心得到徹底放鬆吧,一個多月以後,路遙的病情基本好轉,他非常高興,眾人也為他高興。他帶著幾大包專門加工好的丸藥(仍由張老先生開的處方)離開榆林返回西安。臨走前一天晚上,大家到賓館去看他,他顯然對榆林鄉親有一種感激之情,也感激朱合作為他熬了不少湯藥,還感激他在誰誰家吃過不少的家常飯——主要是麵條和面片。

1987年10月,在路遙離開榆林兩個月之後,他穿著一身當時人們都喜歡穿的水洗布外套,再次踏上榆林這座塞上城市的土地。這一回,他的情緒不錯,對榆林文友說,他穿的水洗布衣裳回清澗王家堡老家時,村子裡的人直誇他說:「看人家那些娃娃,當了大幹部還穿著一身舊衣服,可憐的。」說得大家開心地笑。

來之前,路遙對霍如璧說:「你給我安排一下,我就在榆林賓館寫第三部。」

1987年11月,因為文學創作作出突出貢獻的路遙,被陝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勞動模範」稱號。而此刻,「勞動模範」路遙正在進入更艱難的勞動之中。只是這次的居住環境和飲食條件,都優於創作《平凡的世界》前兩部時。

這次,安排路遙住在了榆林賓館一號樓三層靠西邊的房子,為的是安靜,躲避車輛的嘈雜聲。為了減免些房費,也為了爭取服務人員的關照,霍如璧去找了霍世仁和李煥政。這兩位領導,向來對路遙甚為敬重,也可以說都是路遙的好朋友,他們很快來到賓館看望了路遙,並向賓館和接待處的負責人作了交代,要求他們一定搞好「後勤」服務工作。

在榆林地方行政長官的關懷下,我開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賓館寫第三部的初稿。就當時的身體狀況,沒有這個條件,要順利地完成最後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這裡每天能洗個熱水澡,吃得也不錯。行署專員李煥政親自到廚房去為我安排了伙食,後來結算房費時,他也讓外事辦給了很大的照顧。更重要的是,我在這裡一邊寫作,一邊還可以看病吃藥。

我自己也開始增加了一點室內鍛煉,讓朋友找了一副啞鈴,又買了一副擴胸器,在凌晨睡覺前,先做一套自編的啞鈴操,再拉幾十下擴胸器。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項雷打不動的機械性活動——在寫作過程中,極容易建立起來一種日耳曼式的生活。

由於前兩部的創作,寫第三部時,已經感到了某種「經驗」,而且到了全書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後目標時刻,因此情緒格外高昂,進入似乎也很順利。(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每天的進展仍然是死任務——一個章節,四五千字,從上午10點開始,到下午四五點或者五六點休息,如果當天任務完不成,夜晚就要開夜車。連續三個月,白天夜晚的全部時間都處於不自覺的高度緊張狀態,心不能離、神不能松、氣不能散的一百來天。一字一句,都是嘔心瀝血,都在消耗生命,路遙原本虛弱的體質,能否支撐下來?這讓關心他的人為他擔心,為他捏把汗。

白天沒有人敢去打擾他,過上三四天,晚上,霍如璧、朱合作等人會去路遙的房間小坐一會兒,說些比較有趣味的閒話,讓路遙稍微放鬆一下緊張的神經。臨走,問他想吃點什麼家常飯?有時,他說不想吃什麼,或說沒心情去吃,大家也不勉強。有時,想吃什麼了,路遙也不客氣,事先打過招呼,第二天下午就自個兒來到人家家裡。他多半要吃的是白面揪片片和白菜豆腐。對這種飯,路遙愛吃也很能吃,一頓吃滿滿的一瓷盆,光面足足就有六七兩。路遙常常一邊吃著,品咂著,一邊擦著汗,嘴裡很滿意地說:吃美了!吃完便站起來告別。

1987年的11月底,路遙興奮地告訴霍如璧,《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上半部寫完了。他想稍作休息,出去兜兜風,於是,坐在榆林地區文聯的一輛吉普車上,路遙去北部的沙漠地帶盡興地胡亂轉悠了一天。他是充滿了對沙漠的感激之情的,因為這部書的寫作當初就是在榆林毛烏素沙漠裡下的決心,沒想到最後的部分竟然又是在它博大的胸懷中來完成。

從沙漠回來,有一天,在朱合作家裡吃過晚飯,閒談時,路遙說他想找個人學跳舞。學跳舞好辦,朱合作說,這一層樓上就住著榆林城裡最有名的舞星曜虹。很快曜虹就被朱合作找來,抽空給路遙輔導起交誼舞來了。舞場設在朱合作家——自然沒有樂隊,只是隨著錄音機放出的舞曲轉動。路遙也想鼓勵朱合作學習,但朱合作實在不想學,就坐在床上看他們跳。

路遙經常到賓館附近的朱合作家來,所以大家都很隨便。有一回,不知誰和路遙開玩笑說:「你這麼醜,怎能問下個北京婆姨?」

路遙知道這是他們想聽他的戀愛經歷,就說:「我原來談的對象,不是現在這個。那一個也是北京知青。談了一陣以後,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造反派頭頭、縣革委會的副主任,人家要逮捕我。我那個對象的一個同學給我寫信說,你現在處境不好,不要把她牽連了。我就給她的同學寫信說,那就解除戀愛關係吧。我如今這個婆姨就和我頭一個對像在一塊兒插隊,她很同情我……後來,人家不逮捕我了,我又上了延大。我當時的想法是,誰供我上大學我就和誰結婚。」

路遙接著還對他們說,他在經濟上沾過妻子林達的大光:「人家家裡光景好。」

寫作到後期,雖然路遙感覺越來越順當了,作品中的每個人物彷彿自己都知道何時出場,走向順乎自然的結局。但是,越到後邊,不管路遙心理和思維處於怎樣美好的狀態,畢竟持續的苦熬苦戰時間太久了,體力和精力顯然一天不如一天。有時候,霍如璧晚上去看望路遙,只見路遙邊說著話,邊將雙腿費力地抬到沙發上,兩臂也十分無力地向兩邊攤放著。霍如璧就勸路遙,休息上一兩天。

路遙回答得很堅決:不行!越是這個時候,全身每一根神經都不能有絲毫放鬆,要是一天不按計劃完成,首先心理上造成的失敗感和危機感,就難以忍受。同時,作品質量也很可能因為鬆一口氣而受到影響。

1988年元旦到了。但對於整日天昏地暗地寫作的路遙來說,這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天沒有兩樣。

然而,還是有一些異樣的,畢竟是新年了,整個賓館空空寂寂,沒有客人了,服務員們也回家去過節了,只在廚房和門廳留了幾個值班人員。

一種無言的難受湧上路遙的心頭。這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他親愛的女兒。在這應該是親人們團聚的日子裡,作為父親不能在孩子的身邊,路遙感到深深地內疚。

在一片寂靜中,呆呆地望著桌面材料堆裡立著的兩張女兒的照片,淚水不由在眼眶裡旋轉,嘴裡在喃喃地對她說著話,乞求她的諒解。是的,孩子,我深深地愛你,這肯定勝過愛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拚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為了你。我要讓你為自己的父親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時間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裡,也很少能有機會和你交談或遊戲。你醒著的時間,我睡著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時候,你又睡著了。不過,你也許並不知道,我在深夜裡,常常會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著你的小臉,並無數次輕輕地吻過你的腳丫子。現在,對你來說是無比歡欣的節日裡,我卻遠離你,感到非常傷心。不過,你長大後或許會明白爸爸為什麼要這樣。沒有辦法,爸爸不得不承擔起某種不能逃避的責任,這也的確是為了給你更深沉的愛……

遠處傳來模糊的爆竹聲。我用手掌揩去滿臉淚水,開始像往常一樣拿起了筆。我感到血在全身湧動,感到了一種人生的悲壯。我要用最嚴肅的態度進行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結的樂章,獻給遠方親愛的女兒。(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按照路遙預先的計劃,無論如何要在春節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這樣,他才能以較完滿的心情回去過節——春節是一定要在家裡過的。因此,整個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斷,必須完成每天確定的工作量。有時候,某一天會出現嚴重的不能通過的困難,只好拉長工作時間,睡眠就要少幾個小時。睡眠一少,就意味著抽煙要增多,口腔胸腔就難受異常。隨著初稿的臨近尾聲,路遙在內心不斷祈告上蒼,不要讓他的身體猝然間倒下。只要多寫一章,就會少一份遺憾。

憑借驚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路遙迎來了他人生決戰最具重要意義的一天——1988年1月27日,春節即將來臨之際,《平凡的世界》百萬字著作的最後一部初稿,終於全部寫出來了。累得快要倒下的路遙,依然堅強地站立著。他那充滿倦意的臉上,露出了輕鬆的笑容,所有關心他的朋友,也同時為他鬆了一口氣。

為了表示祝賀,這天下午,李煥政和在榆林的幾位朋友,專為路遙舉行了酒宴。

春節過後不久,陝西省作協院子那間路遙的工作間,又在中午之後亮起來了。這次的書稿抄改,路遙更加認真,竭盡全力地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滿意。現在,他可以稍喘口氣,每天可以擠出半小時在一棵合歡樹下曬曬太陽了。路遙靜靜地坐在那根廢棄的舊木料上,抽一支煙,輕鬆和快活的半小時,都讓他有做神仙一樣的享受。其實,他的腦子裡仍想著有關這本書的某些技術問題,或者反覆推敲書前面的那句獻詞。

那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已經開始連播《平凡的世界》,這是一次打破常規的播出——因為全書還沒有最後完成,他們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決定開始播出全書。

這次的打破常規播出《平凡的世界》的廣播劇,也是偶然中發生的。

1987年春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任編輯葉詠梅,也是《平凡的世界》廣播劇編輯,在北京無軌電車上巧遇去往魯迅文學院的路遙,葉詠梅很驚訝地問路遙,怎麼一直以來杳無音信,這兩年又寫什麼好作品了?

路遙當時憨憨地笑著,說寫了一部《平凡的世界》。葉詠梅問路遙,你以為寫得怎樣?

「你看,書已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發行了。」

路遙不對自己的作品作評價,只送了一本書給葉詠梅自己去看、去評價。

北京知青葉詠梅當年也是下鄉插隊在陝北,《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被葉詠梅仔細閱讀,書裡的一切對於她來說,是那麼熟悉,那麼親切,彷彿她自己就生活在這些人當中。於是有了這一次廣播劇的錄製。

在《平凡的世界》開播之前,葉詠梅來到西安,在陝西省作協大院採訪了路遙。不知為何,葉詠梅這次見到路遙,總感覺到路遙有某種變化,這絕不是因為他穿上了一身新潮的石磨水洗牛仔服,也不是因為他神情中時時顯現的呆滯迷茫狀。是什麼?葉詠梅說不清……當時的路遙剛剛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一切思維、情感還沒有從那裡面走出來。

路遙為葉詠梅沖了一杯咖啡,採訪開始,話匣子打開,路遙侃侃而談。三年準備,六年寫作《平凡的世界》的過程,路遙忍受了怎樣的孤獨和寂寞,怎樣的困苦和艱辛,在路遙渾厚的陝北男中音敘述中,《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孫少平,或是孫少安,彷彿也隨著他的聲音從陝北的黃土地上走近,再走近……

1988年3月27日起,每天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長篇連播節目時間,向全國的聽眾播送了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歷時四月有餘,全書於1988年8月2日播送完畢。

《平凡的世界》自開播以來,在聽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電台收到了許多聽眾的來信,他們中有工人、農民、軍人、學生、幹部、商業職工等等,有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有身經百戰的軍隊離休幹部。他們在信中一致讚揚:《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飽含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愛,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他們說,在當前色情、兇殺、武俠小說一度充斥圖書市場,嚴重侵蝕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時候,《平凡的世界》的出現更是難能可貴,人們需要這樣的好書,他們「佩服作家敏銳的觀察力」,「非常佩服路遙對人類之愛的強烈追求,非常敬佩他的才華」。有的單位在收聽《平凡的世界》的時候,還展開了同步的評論活動,更加深了收聽者對《平凡的世界》、對書中人物、對那一段社會歷史生活的感受和理解。

《平凡的世界》的演播者李野墨當時只有28歲,他曾播過長篇小說《新星》,《平凡的世界》是他演播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聽眾在信中也對李野墨的演播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說,沒有李野墨的演播,路遙這部小說的內涵,不會表現得那麼充分。

《平凡的世界》廣播劇先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三次,直接聽眾超過3億人。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的60部來自古今中外名著改編的廣播劇中,《平凡的世界》的收聽率排名第八。

這種非同尋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點怠懈。每天中午,當我從桌面的那架破收音機上聽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語調播送我的作品時,在激動中會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鞭。我會趕緊鼓足力氣投入工作。我意識到,千百萬聽眾並不知道這部書的第三部分還在我的手中沒有最後完成,如果稍有差錯,不能接上茬面被迫中斷播出,這將是整個國家的笑話。

當作品的抄改工作進入最後部分時,我突然想將這最後的工作放在陝北甘泉縣去完成。這也是一種命運的暗示。在那裡,我曾寫出過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塊「風水寶地」。而更多地是出於一種人生的紀念,此刻我要回到那個親切的小縣城去。(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根據要求,路遙必須最晚在1988年6月1日將《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完成稿送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這樣,他們才能來得及接上前面的部分而不至於中斷。另外,準備發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大型雜誌《黃河》也已推遲發稿20天在等這部書的手稿了。主編珊泉先生從太原給陝西的甘泉縣接連發來兩封催稿的電報。時間確實進入讀秒階段。由於路遙的精神高度緊張,使得他的腿不斷地抽筋,晚上的幾小時睡眠常常會被驚醒幾次。

最後的衝刺時刻終於來臨了。

1988年5月25日,是路遙一生中,讓他不能忘記的一天,許多日子他都沒能記住,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生日。

這一天,起床後,路遙一邊喝咖啡、抽煙,一邊坐在寫字檯旁靜靜地看著桌面上的最後十來頁初稿。

他再一次想起了父親,想起了父親和莊稼人的勞動,從早到晚,從春到冬,從生到死,第一次將種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顆糧食收回,都是一絲不苟,無怨無悔,兢兢業業,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實的勞動完成自己的生命過程。

這讓路遙感覺,他在稿紙上的勞動和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本質上是一致的。由此,這勞動就是平凡的勞動,而不應該有什麼了不起的感覺;由此,你寫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員,而不是高人一等;由此,1988年5月25日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儘管這樣想了,因為即將在這一天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創作,路遙仍然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五味雜陳,百感交織,為了不讓淚水打濕稿紙,他將臉挪向桌面的空當。路遙的心臟驟然加快搏動,有一種隨時昏過去的感覺。

過分的激動終於使路遙寫字的右手整個痙攣了,五個手指頭像雞爪子一樣張開而握不攏。筆掉在了稿紙上。他把暖水瓶的水倒進臉盆,隨即從床上拉了兩條枕巾放進去,然後用手抓住熱毛巾在燙水裡整整泡了一刻鐘,這只握筆的手才漸漸恢復了常態。

在接近通常吃晚飯的那個時分,路遙終於為全書畫上了最後一個句號。

幾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於一種什麼原因,我從桌前站起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圓珠筆從窗戶裡扔了出去。

我來到衛生間用熱水洗了洗臉。幾年來,我第一次認真地在鏡子裡看了看自己。我看見了一張陌生的臉。兩鬢竟然有了那麼多的白髮,整個臉蒼老得像個老人,皺紋橫七豎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見自己淚流滿面。

索性用腳把衛生間的門踢住,出聲地哭起來。我向另一個我表達無限的傷心、委屈和兒童一樣的軟弱。而那個父親一樣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並引導我走出衛生間。(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屋外是緊張而興奮地等待著路遙從工作室走出來,與他分享快樂的,延安來的幾位朋友。還有甘泉縣的幾位領導,也是路遙的朋友,以及他的四弟王天樂。人們已張羅著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路遙完稿後,晚上要一塊兒喝酒慶祝。

工作室內的路遙,擦去面頰上的淚水,坐下來點燃了一根煙,沉默了片刻,將自己的心情恢復平靜到能出席宴會的程度。

在那一刻,路遙記起的是傑出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幾句話:「……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完成,它就是好的。」

與多年來始終關心他的延安和甘泉的朋友們聚會後,路遙和天樂立即動身趕到延安,然後從吳堡過黃河,先在太原將複印稿交《黃河》文學期刊;再從太原直接去北京,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交稿。只有這樣,才能趕上6月1日這個期限——如果當時返回西安再起程就可能趕不上了。

1988年第3期《黃河》,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在第一時間刊登出來了。

1988年4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面世。

在路遙正在對《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進行最後的修改階段,《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先期出版發行,在文學界和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一些著名評論家撰寫了熱情而客觀的評論文章。

1988年7月中旬,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組織了得力的工作班子,擬將《平凡的世界》改編成連續劇,作為新中國成立40週年的重點獻禮片。

1989年10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發行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同年由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拍攝14集電視劇《平凡的世界》,並於1990年年初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得到了廣泛好評。

將《平凡的世界》這部氣勢恢宏的百萬字著作,在14集電視劇的有限天地裡,對原著的基本內容能夠比較正確地予以再現,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好在,忠實於原著,又充分運用不同於小說的電視藝術來體現原著的藝術思路,該劇編導的這一努力是成功的。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又榮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是這屆唯一獲此獎項的長篇小說。

1999年,《平凡的世界》被評為「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1900—1999)之一」。

十幾年來,《平凡的世界》和路遙的其他著作版本之多、銷售量之大,在中國當代小說中獨領風騷。

2003—2004年,在中國大陸七所高校「大學生信仰狀況」問卷調查中,《平凡的世界》在「對你影響最大的書」一欄名列榜首。

《平凡世界裡的路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