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開始的病痛？對於熱愛著路遙和關心路遙的人來說，這始終是個謎。
著名作家張賢亮在回憶路遙的文章中有一段話，也許能解出這個謎底一二。
1984年1月，張賢亮參加由陝西省作協在西安舉辦的筆會，活動中認識了路遙。在張賢亮印象中，當時路遙出席的場合不多，出席時也是一臉愁雲，很少說話。西安筆會安排張賢亮在西安人民劇院做一次文學講座。講座當天，許多文學愛好者和喜愛張賢亮作品的讀者紛紛慕名而來，劇院的樓上樓下座無虛席，連通道都擠滿了聽眾。
今天，我看任何一個作家來講「創作談」也不會再有那麼多人來浪費時間了。那天，我一人在台上舞之蹈之高談闊論後，陝西作協請我吃飯，路遙也在座，仍然很少說話。但吃完了飯他非常誠懇地要我到他家坐一坐，說是他家離飯店不遠。我記得他家就在陝西作協院內的宿舍樓裡，連建築面積也就70多平方米的樣子。當年人人家裡的陳設都很簡單，而路遙的家更是簡單得近乎簡陋。
在他家裡，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農村炕頭上盤腿而坐沒有區別，西安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坐下後他給我沖了杯茶，用一個烏濛濛的玻璃杯。我突然發現好像整個房間都和茶杯一樣烏濛濛的，連他整個人都籠罩在一片濛濛的霧中。
當時在座的還有王愚（評論家），我記得從路遙家出來走到街上，我對王愚說，你們陝西作家大概是中國作家中最不會生活的一群了。
王愚跟我笑著說：對了！賈平凹剛買了個電冰箱，冰箱裡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那時陳忠實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經常被人談起，後來才知道忠實那時常住在鄉下。
我們西北作家和農村有著割不斷的情感與生活方式的聯繫，因而農村永遠是我們的疼痛點。（張賢亮《未死已知萬事空》）
「農村永遠是我們的疼痛點。」尤其也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批陝西作家的疼痛點，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鄒志安、京夫、王寶成等等這批陝西作家，他們有著同樣的經歷，都是在貧困艱苦的農村成長，都經歷過食不果腹的童年，都有一個貧窮的拖累很重的家庭。
有次陝西文學界創作會議，夜晚，我們聚在一起，話題扯到生活給予人的磨難，大家講著各自的經歷，講著以往許多不堪回首的事情，說到動情處，我們眼裡淚光閃閃。（白描《寫給遠去的路遙》）
苦難不僅提供了他們文學創作的基礎，他們深知普通人的命運、感情，珍惜生活的饋贈，同時，也磨礪出了他們頑強的性格、拚搏的精神和成就事業的毅力。
在這批陝西作家一路奮鬥進入城市，還沒有精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時，城市裡需要面對的一切就鋪天蓋地向他們襲來，他們無法輕鬆瀟灑地面對。同時，他們過去一向吃得很差，進入城裡之後，飲食習慣又很難改變，舌尖上只接受過去的那些粗茶淡飯。而且，陝西作家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勤勞、勤奮，都堪稱為文學創作的勞動模範。
所以，在張賢亮感覺中，「陝西作家是中國作家中最不會生活的一群」，就不難理解了。這批作家——他們身體的營養不良，是早早埋下伏筆的；後期倘若補充不足，又毫無節制地透支，即使是鋼鐵戰士也是要發生故障的。
多少年來，看似身壯如牛的路遙，始終保持了連續作戰的姿態，創作《人生》時，將自己的身體置於精神之外，不給身體一天的休整，21天，就像一部隆隆作響夜以繼日不停息工作的寫作機器。想起時，犒勞身體的，不過是幾小時的睡眠和抽屜裡一包放硬了的點心——桃酥。
創作《平凡的世界》的六年時間裡，路遙又是擺出一場大決戰的姿態，激情燃燒中，毫無疼惜之心，掠奪性地超額使用自己的身體，去完成百萬字的《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創作。
《平凡的世界》寫作過程中，見過路遙的人，都能看得出他身體的付出與疲態，他自己卻能讓作品的質量基本保持了前後均衡，這不能不說路遙是在與自己較勁兒中，戰勝了自己，贏得了挑戰自己的勝利。然而，疾病其實就在這個過程中，已經侵入了他的肌體。他自己在處於創造的興奮時，也預感到身體發出的不安信號。但是，他卻為了他偉大的事業，再次將身體的愛護擱置一邊。
煙不離手的路遙
在寫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時，路遙是知道自己的身體已難以支撐他繼續忘我工作的，他去看病了。但是，卻沒有人知道，他看的是什麼科，究竟得的是什麼病？
陝西省作協院子裡的人，只是看到路遙有一度將一種黑乎乎的藥膏糊在脖子和前胸，弄得十分講究儀表的他，顯得髒兮兮的。有人關心地問及，路遙也只是笑笑說，是內火外治。人們信之不疑。從外觀上看，路遙的身體是看不出會有病的，按身體條件，他是那種泰山壓頂不彎腰，吃得了苦，受得起累，能飽、耐饑、能熬的陝北壯漢。他說內火，火傷肝，用外敷藥將內火往出趕。「趕」了一個夏天，這個意志堅強的人似乎感覺比以前好了，實際上這時可能已經為後來的大病埋下了隱患。當時的路遙就該住進醫院，全面檢查，而不該把肝病當肝火。路遙對自身的疾病如此輕慢，與他自身的性格不無關係。
即使在不寫作的夜晚，路遙也是常常整宿整宿不睡。並不是有什麼誘人的夜生活，而是聊閒的、懶散的陝西省作協大院裡總有幾個夜貓子，遇上對路的人，平時沉默寡言的路遙，此時，變換為談話高手。1985年從陝西三原縣調到陝西省作協的王觀勝，住在了《延河》編輯部四合院東邊北頭那個小房子裡。路遙和不時從白鹿原來省作協的陳忠實、《延河》前主編董得理是王觀勝那間小房子裡的常客。他們白天談，晚上也常常夜談，而且一諞就是半夜。有時，大家談各自家鄉的風土人情及好吃的東西；有時，王觀勝會興致盎然地改用普通話，為大家朗誦他剛剛想到的小說中一段話；有時，則是路遙侃侃而談，他視野寬闊，興趣廣泛，思維十分活躍。特別在他投入時，時時會有精彩的議論和智慧的火花迸發出來。從來不會讓你感到乏味。他的談話往往大至國際風雲的變幻，小到田間地頭的趣聞，至於飛碟的神秘出現、外星人的似有若無，更是他津津樂道的話題。
有煙有茶有咖啡，就足以支撐一夜。常常是東方即將放亮之時，才各自散去。路遙拖著疲憊的步子小心翼翼回家，不敢驚動妻子女兒，悄悄溜上床躺下，這一睡一直可以到中午。別人的中午變成了路遙的清晨。有時同事和路遙開玩笑，下午見到他，問一句：「早上好！」
除了與談得來的朋友聊天，路遙幾乎沒有業餘生活，也不會豐富自己的生活，只有電視上轉播足球賽能激起他的興趣。他也再無其他嗜好：不下棋、不打牌、不會搓麻將、不愛看演出、不喜歡字畫、不愛與更多的人交往，對許多人癡迷成癖的事物，路遙不屑一顧，這就注定了路遙的生活格外滯悶沉重。而路遙的抑鬱彷彿又是與生俱來的，人們很少見他開顏盡歡的時候。
大約是1989年夏天，上海的女作家王安憶來西安，有一次在西影廠莫伸同志處吃飯，在座的都是熟人，酒也喝得多一點。大家都知道，路遙的酒量是比較大的，而我雖然也好酒貪杯，其實並沒有多大酒量，所以常常醉倒。但這一次我並沒有大醉，路遙卻醉得一塌糊塗，當時有人戲言，該醉的沒有醉，不該醉的卻醉了。這也許是我見到路遙唯一的一次輕鬆了一下，然而他卻醉了，不知是緊張的心態來不得半點輕鬆呢？還是他又在考慮什麼、憂愁什麼，結果酒不醉人人自醉？反正一時也說不清楚，不過此後路遙便滴酒不入，無論你怎樣苦勸、強勸，總之是酒不沾唇。（王愚《文章憎命達》）
起床之後的路遙，總是一頓暴食。這是他一天裡唯一的一頓正餐，而這所謂的正餐又太沒質量了。陝西省作協大院裡的人，看慣了從街上小攤回來的路遙一手攥著幾隻饅頭或大塊鍋盔，一手攥著生黃瓜或大蔥，邊走邊啃的情景。晚飯經常是錯過的，路遙能趕上吃晚飯的時候，是夜市上的一碗酸湯羊肉水餃，加一把烤羊肉串。但咖啡似乎是離不開的，煙也抽得猛，而且抽的都是好煙。朋友們常說，路遙是陝西作協會享受現代文明生活的第一人，這話也不謬。路遙常說：男人不抽煙，還活個啥人？他除了把煙當作刺激疲勞、保持興奮的清醒劑，也很陶醉在那吞雲吐霧的放鬆狀態。
有人簡單地算了一筆賬，路遙寫《平凡的世界》，洋洋百萬言，花費了6年時間，每天平均兩包煙，20元錢上下，6年就抽掉4萬餘元，按當時的稿酬，完全不抵煙錢。
朋友們並不擔心路遙的身體，而是羨慕他的身體，沒有誰勸過他讓他戒煙。壯實的路遙，拚命工作，饑一頓飽一頓，熬一夜睡半天，心氣高，急性子，自然會上火，當時社會又流行內病外治，也就對路遙脖子上和胸前糊上的黑乎乎的藥膏沒有在意。
有一次，作家京夫發現路遙手掌發紅，是那種典型的肝掌表徵。京夫詢問路遙，是否肝上不適？路遙卻反問一句：「是嗎？」似乎壓根就不相信他會有肝病。
路遙一向對自己的身體很有自信。的確，不高個頭的路遙，確實可以用虎背熊腰，或是身壯如牛來形容。路遙曾不止一次地向人誇耀，他還在延川做農民工時，有一回，清澗的母親在家裡大出血，好幾天沒人管。路遙得到消息，立即從延川趕回老家清澗王家堡。他把家裡人美美罵了一頓，然後站在公路上硬擋住了一輛大卡車，給人家說了一陣好話，才把母親送到清澗縣城裡，住進醫院。母親失血過多，需要大量地輸血，恰逢醫院沒有血，那時候，父親年老體弱，弟妹年齡小，就只有輸路遙一個人的血。母親輸入了路遙的血，病很快好了，而且以後還很少生病，比原來的身體還好了。「醫生說我的血質量高，活性強，有一種什麼特殊的成分。為母親輸血後，我就開始為自己補充，就把肚子吃大了」。
陝北黃土地上生活的人，或者說，大多生活在溫飽狀態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對待疾病的態度就是，有了病之後硬抗硬拖，把命交給老天。過去少醫沒藥的條件差，現在有條件了，卻因病看不起，有了病不肯去醫院檢查治療，隨便到小醫務室取藥，致使可治好的病也拖成了重病。
路遙雖然走出了黃土地，但對待疾病和很多的生活觀念，依然沒能脫離黃土地。但是，路遙不存在有病看不起的問題，何況那個時期，醫藥費是全部由所在單位報銷的。他去世後，人們才得知，在1988年之前，路遙就檢查出乙型肝炎，但是，他卻對朋友和同事們保守秘密。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時，路遙忽然吐了一口血，血流在省作協臨時的那間工作室的桌子上。路遙看到桌面上的血，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是電話打給天樂，叫他趕緊從延安回西安。
第二天，我們去醫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結果十分可怕。路遙必須停止工作，才能延續生命。但路遙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這一選擇。路遙讓我永遠也不能給任何人說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聲大哭……（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恆的伴侶》）
在林達出差的時候，路遙常常讓李秀娥到家裡幫忙給女兒做飯。當李秀娥盛飯時，路遙總是另放一副碗筷，單獨給女兒盛飯。當時，李秀娥只是感覺，這一家人還如此講究衛生，一個人一套餐具，卻從沒有意識到，路遙是知道自己患上了肝病了。
記得1988年前後，你曾跑過幾趟醫院，吃過一段中藥，對此你解釋說是想用藥物調理一下，很快你便如同常人，不跑醫院，也不服藥了。不同的是自此戒了酒，過去的你是很能飲酒的。現在回想起來，怕是從那時你便查出了肝上的毛病。但是你為什麼要隱瞞呢？有病並不恥辱。你不願向外人宣示，不光是外人，連你自己好像也不願承認，大概是你要強的心性不容許自己給人以病懨懨虛弱的印象，這就導致你走入一個可怕的誤區。強大與虛弱的分野並不在於體魄。要強的心性成全了你，也毀了你。（白描《寫給遠去的路遙》）
路遙為什麼要隱瞞自己的病呢？很多有病的人不是照樣繼續寫作、繼續工作嗎？路遙也許以為自己身體壯、年輕，可以頂得住？也許是怕別人嫌這種病會傳染躲開他嗎？或是害怕自己說出來，讓自己喪失拚搏的勇氣？還是怕外界傳播出去，給自己帶來負面影響？
這許多的追問，都沒有答案，一切都不得而知。只知道，這可怕的病魔竟在短短的幾年裡置他於死地，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路遙似乎永遠對自己不滿意，即使是兩次獲得全國中篇小說獎、一次獲得茅盾文學獎，後來又晉身「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行列，這樣的殊榮也只為他帶來短暫的欣慰喜悅。他的心性太高、太強，一個目標被征服，馬上又有了新的目標，在精神上不給自己留一點喘息的機會，想幹一件什麼事情，即使前面橫著不可逾越的障礙，他也會不屈不撓地消除障礙，實現目標。
路遙病重時，賀抒玉曾責怪做妻子的林達：「路遙身體都那樣子了，為什麼還讓他裝修房子？為什麼不早點勸他住院治療？」
林達表現得很委屈的樣子，說：「我壓根就反對他裝修房子，他趁我和遠遠去北京過暑假，自己決定干的。我曾多次勸他住院治病，他哪裡肯聽！路遙那固執勁兒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對他能有什麼辦法！」
其實，賀抒玉以及許多熟悉情況的同事和朋友，也知道林達的苦衷，只是猛然聽說路遙肝硬化腹水臥床不起，由不得第一個埋怨的就是做妻子的。
隱瞞病情的一種可能是存在的，那就是路遙在事業上有更大的設想、更高的追求，需要他身體和精神全方位的調動合力支撐，畢其功於一役。身體狀況不達，精神不濟，更需要頑強的精神支撐，抑或，他要給自己造成一種身體健康的假象，建立一種巨大的不可動搖的自信。
路遙對疾病的迴避，既表現了他的堅韌，又表現了他的脆弱。但這就是血肉之軀的路遙，這就是作家的路遙。路遙是坦蕩的，也是神秘的。一個坦蕩的路遙，加一個神秘而城府很深的路遙，才構成了文學的路遙的主調與復調相融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