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歲末，我去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出差，在中國城的書店裡買了一本預測馬年運程的書，從書裡得知，屬狗的人零二年的運勢是好壞參半。一年下來，我的感受是「諸事不利」。
先是因為心臟在拍攝《大腕》時鬧了點小情緒，不好好跳了，身體經歷了嚴峻的考驗，人變得像玻璃一樣脆弱，起臥坐行輕拿輕放。
那是去年5 月13日的上午發生的事情，那天我們在機場拍戲，一切準備就緒，剛拍了一個鏡頭，我突然感到心裡一空，身體一下子輕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傳遍全身，我坐在導演椅上，望著在周圍忙碌的工作人員，說不出話來，我想，我完蛋了。
我的同事老韻，在這一天的工作日記中這樣寫道：
2001年5 月13日晴
早7 ：10全體出發，8 ：30全部準備完畢並開始拍攝。
第一個鏡頭完成後，導演向製片主任佈置，希望盡快印出一批樣片給唐納德薩瑟蘭看。因為前一天拍攝時老薩曾為攝影使用廣角鏡頭拍攝他與攝影師張黎發生不快，老薩堅持拍他只能用50毫米以上的鏡頭，而張黎告訴他，雖然用的是25毫米的鏡頭，但拍的是中景，不會變形，老薩因此鬧了情緒。導演希望用樣片證明攝影師是對的。正說著，突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導演瞬間感到心臟不舒服，臉色煞白，滿臉虛汗，陸主任趕緊將他扶到車裡，並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給他吃了兩顆，導演用微弱的聲音告訴我，要馬上去醫院，王益民叫來了機場急救室的醫生，經在現場初步診斷，血壓160 、心跳150 ，看情況導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陸急忙開車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搶救。
大家都很關心導演的情況，我安撫關之琳和保羅兩位演員，大隊待命，急切等待醫院消息。事發時間：早9 ：40。
10：20，醫院方面來了電話，導演讓小陸告訴我，請張黎把機場的這組戲拍完，他的病情還在觀察之中，心電圖、血壓等，在藥物的控制下已經趨向穩定，但仍不敢大意。聽陪在旁邊的人說，導演仍處於極度難受之中，他的聯想讓他自己都覺得可怕，《大腕的葬禮》要把「葬禮」兩個字去掉，太不吉利。
午1 ：00，王益民回到拍攝現場，他告訴我王中軍夫婦在醫院探望，囑咐小陸要對導演的生活作息嚴加管教。此時我們已經拍完7 、70場，甩下71場車上的戲，大隊回到第二拍攝點，紫金賓館。
已安排關之琳和保羅回酒店待命，現在是正午，頂光不利於拍攝，導演還可以再休息一段時間，23、66、68場的群眾演員，服裝，道具已準備完畢，全部等候在現場。
2 ：30，導演回到拍攝現場，臉色仍然慘白，他要求還是把今天的戲拍完，並由張黎指揮。迅速接來小關和保羅，拍攝23場。4 ：30完成拍攝，進入66、68場的準備，導演身體虛弱，但仍堅持坐在監視器前和張黎討論拍攝方案。拍攝組的工作人員都很出色，這麼大的場面，佈置的井井有條。導演很滿意，5 ：40，完成拍攝。
導演指示：明天的拍攝照常進行，地點，氣氛，順序不變，上午10：00準時開機。
晚6 ：00，大隊撤出現場，道具撤景。
據醫生說：馮導演的這次突發性的病症是很危險的，心臟疾病在40歲以後發病率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勞累過度，煙酒過多，都會爆發。要提醒、監督導演不許胡來。
下午王中磊夫婦也到現場慰問。
人過鬼門，氣度霄關。
這是一位沒見過面，也不知道我是誰的高人，拿著我的出生時辰，沉吟良久，說出的一句話。
走入2002年，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是在誇張的驚恐中度過的。稍有不適，即刻吞下幾顆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氣躺倒放平，眼神無助地望著周圍的大千世界。
記得春節過後，我攜徐帆去紐約參加在那裡舉行的「中國電影周」，住在酒店裡，夜裡被噩夢驚醒，心臟狂跳不止，因為徐帆不會英語，周圍又沒有其他人同行，我一著急單詞也都忘了個乾淨，內心的恐懼難以言傳。幸好徐帆沉著，表現出奇的冷靜，和顏悅色哄孩子一樣分散著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臟恢復了平靜，漸漸沉睡於她的懷中。天亮了，我拉開窗簾，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時代廣場，新的一天開始了，一切又都恢復了生機。從那以後，我的身體開始好轉。最明顯的進步是，又開始想抽煙了。
這裡我想說說，我對所謂「中國電影周」的一些個人看法。說穿了，就是由一兩個美國窮人，打著熱愛中國電影的旗號，從中國的製片廠免費拿到一些電影拷貝，在美國華人集中的城市轉著圈的賣票放映，從中有利可圖的個人行為。國內的電影製片廠也全無版權的概念，拷貝一撒手就是幾個月，條件只不過是幾張往返美國的機票。「電影周」放映的電影院條件環境都很差，觀眾大部分是華人，也有少數閒著沒事跟著起哄的白人，因為這些人有強烈的中國情結，看什麼破片子都報以熱烈的掌聲，這些掌聲與影片的質量無關，只能反映新老華僑的愛國熱情。不明真像的導演誤以為自己拍的影片多麼偉大，回國後馬上約記者採訪，據此抱怨國內的發行公司和觀眾對他影片的冷落是不識貨，吹噓他的影片在美國放映引起轟動。其實也就是寄居美國的少數人自娛自樂的一個派對，主流媒體對此隻字未提。所謂的中美文化交流，說白了還是華人與華人的一次收費聯誼會，跟美國大眾八竿子打不著。
身體恢復的同時，華誼兄弟太合影業公司和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共同出資，為我買下了南京作家趙本夫的小說，《天下無賊》。這篇小說最早是由葛優的媽媽推薦給我的，大意是寫：一男一女兩個賊，遇到一個在新打工，帶著積攢的6 萬塊錢，隻身返回故鄉的憨厚農民，女賊被農民的樸實和善良感染，不想讓他走出「天下無賊」的夢話，於是千方百計，一路保護，最終連自己帶男友一起搭了進去。我看了小說之後，非常喜歡，認為好好改編，能拍成一部，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頭式的商業片。但因為當時有其它片約在身，拖了下來，後來小說的改編權被一家公司買走，不了了之。
《大腕》後期製作時，我向哥倫比亞亞洲區的老闆芭芭拉女士講了這個故事，她當場翻譯給了她的老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聯合主席蓋瑞斯，老頭從事電影幾十年，聽了這個故事，當即表示：小剛的下一部電影就拍這個《天下無賊》。對於他們這樣一家世界級的電影企業來說，一個劇本從創意到最後批准立項，往往需要經過層層討論，歷時幾個月，故事才能送到蓋瑞斯老人的辦公桌上，能夠從導演第一次講這個故事到拍板立項，僅僅半個小時，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當然這也得益於他們對我的信任，和長期合作的良好願望。
老頭曾對我說：原先你的影片沒有出過國境，外面對你不瞭解，《大腕》就當是一部推廣馮小剛電影的廣告片，為第二部、三部電影打一個基礎，預熱你的海外市場。
我在這裡沾沾自喜地吹噓和好萊塢的眉來眼去，有些人一定會十分反感，記得《大腕》在電影學院放映後的座談會上，有人曾這樣問我，《大腕》這種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萊塢對我們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應該是狼狽為奸，生出來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狽。狽因為和狼的勾結更加凶悍，狼因為和狽的雜交更加狡猾。這是一單雙贏的買賣，也是一把雙刃劍。我還強調，和他們合作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說完了覺得自己挺不仗義的。總之，這種合作，拍的還是中國人的電影，但面向的卻是全球的市場，划得來。mpanel(1);
4 月份，劇本改編完成，自己覺得，抓緊拍出來，年底能和《英雄》一爭天下。
寫到這裡時，《英雄》已經舉行了首映式，報上出現一些唱反調的評論，碰到記者也都想勾著你說三道四。我對記者說：媒體是什麼心態我猜不出來，但當導演的千萬不要因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頭，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是中國人的毛病，世界盃上中國隊球踢得特臭，韓國隊踢得特棒，於是中國球迷把對自己的失望變成了對韓國的嫉妒，天天在報紙上給韓國潑髒水，我也是每場都壓韓國輸，結果場場都是韓國贏。再說，一部電影不能解決那麼多的問題，能把一個任務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張藝謀也說了，這是一部商業片，目的只有一個，好看，賣錢。我看這個目標他是實現了，而且幹得很漂亮。我淨說些招文化人不愛聽的話，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同情張藝謀是因為我也受過同樣的害。現在終於有伴了。
《天下無賊》的劇本送去審查，得到的答覆是，希望我換一個題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認為：以賊作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這是我萬沒有想到的，我一直認為，就影片的主題來說，浪子回頭，呼喚人間美好情感這一主題，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釋，寫一個賊，良心發現，改邪歸正，這種把鬼變成人的故事，有對比，力量大。我還舉例子說：就像寫一個妓女從良，比從頭到尾都寫一個良家婦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釋是徒勞的，大家還是很擔心，生怕出來的效果給改革開放的新社會抹黑。由此我發現，勸賊向善容易，勸審查寬鬆，難。
當然公平地說，這幾年電影局對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視，也一路開綠燈放行，對我的作品審得緊點，也是因為我的電影受眾甚廣，有時他們認為不是問題的問題，上映後，就有人寫信告電影局的狀，弄得領導還得替我作檢討，比「竇娥還冤。」
放下《天下無賊》，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頭的劇本《溫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據劉震雲的同名小說改編，並由劉震雲本人親自擔任編劇創作的一個劇本。
它既是一幅波瀾壯闊一瀉千里的流亡圖，又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心靈史。劇本涉及三千萬飢寒交迫的河南災民，和他們之中在西出潼關的流亡途中凍餓而死的三百萬冤魂，同時它的視野又非常的寬廣，上至操縱世界格局變化的風雲人物；下至餓得奄奄一息，倒在路邊等著被野狗吃掉的一個又一個災民。既有蔣介石作為一個統治者，面對國難家仇、山河破碎的複雜心情；又有西方傳教士在利用饑荒傳教時，由於內心的恐懼和目睹的慘況而發生的人格分裂。而當這麼多錯綜複雜的關係攪拌到一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紙的災民，也不是他們的統治者蔣介石。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民族。劉震雲在打撈三百萬看似和我們沒有關係的冤魂的同時，又吹落歷史的塵埃，把一個我們不願意面對的結論交給了我們。誰也跑不了，我們都是災民的後代。拍攝這樣一部影片是我由來已久的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們於8 年前就已經起意要做這件事情。記得那是1994年，我和劉震雲一同參加北京青聯的會議期間，我對他說：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溫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電影。他對我說：現在時機還不成熟，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仍然還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們的認識是需要時間的，這個過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節，我接到劉震雲的電話，他在電話裡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時把一件新世紀的禮物交給了他的朋友。劉震雲在打撈三百萬看似和我們沒有關係的冤魂的同時，又吹落歷史的塵埃，把一個結論交給了我們。
他對我說：關於《溫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們可以開始上路了。
節後的一天晚上，劉震雲從他的故鄉回來，我們喝光家中冰箱裡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猶未盡。
我問他：為什麼決定把這個禮物給我？在別人看來，我可能不是拍攝這樣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選。他對我說：我們的確有幾個優秀的前鋒，但他們已經衝到了底線，要想進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傳給正從中場起動的隊員，我看到馮老師恰在此時從中路插上，球就傳給你吧。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請每個看了小說的人談改編的想法，幾乎每位與會者都認為，這是一部調查體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難以想像。
會後，我們倆坐在樹陰下沉默良久，劉震雲對我說：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後被認為是無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人們常說的話：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所謂驀然回首，絕不是站在那裡不動，偶一回頭，必是在黑夜裡，在崎嶇的山路上，摸著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許久才驀然發現的。
我們決定從最基礎做起，去河南採訪，路上想。
這件事情我們得到了「華誼兄弟」的全力資助，組成了一個採訪小組，兩下河南，又先後赴陝西、重慶、山西、開羅尋根問底，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為此拍攝了幾十個小時的紀錄片，在計劃採訪的名單裡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國時代週刊派往中國戰區的記者，正是他，把發生在1942年的災荒和親身的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在時代週刊上，讓世界瞭解了發生在中國河南的悲劇。遺憾的是，老人已於九五年在美國去世。讓我們失去很多有價值的線索。
採訪途中，我們經過河南鞏義的一個村莊，看到一座教堂，停車走進去，遇到一位年過90的老太太，名叫劉和平。和她攀談中，我們得知了一些1942年災情。
劉和平曾目睹災民因絕望，一扁擔下去將自己餓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
她還敘述了一件和吃有關的事情，那是她的同鄉在逃荒的路上，餓得實在沒有勁了，昏倒在路邊，忽然感到一陣劇痛，睜開眼，嚇了一跳，發現正有另一災民用鐮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塊肉。同鄉忙喊：我還中！別吃我！割肉的災民卻說：你不中了，救救我吧。這種人吃人的事情，我們聽了怵目驚心，但劉和平老人卻表情漠然。她說：餓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饑荒裡她的親人也餓死了，因此當時她流淚不止，後來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讓她把手放在聖經上，神父說一句她學一句。
神父說：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讓我不要再流淚。
她跟著重複了神父的話。
劉和平對我們說：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流過淚。也是從那時起，她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我們問她：天堂是什麼樣子？
她說：玉石門面黃金街，喝口涼水都不餓。
由此可見，飢餓在她的心裡留下了多麼深重的傷痕。
最後劉和平老人給我們唱了一首頌歌，她的嗓音沙啞，音調平淡，但她的歌聲卻流進了我們的心裡。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烏雲，心裡的憂傷，全都灑落……
在赴重慶採訪的時候，我們在蔣介石的「黃山別墅」看到一幅歷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頭做的紡車。通過說明，我們得知這架紡車是蔣委員長出訪印度時，甘地先生送給蔣夫人的。後來在史料中劉震雲瞭解到，蔣介石曾對當時的外交部長陳佈雷說，他最羨慕兩個人，一個是甘地，一個是毛澤東。他說：他們兩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而我卻不能。
「黃山別墅」非常簡陋，和我們對國家領袖居所的想像大相逕庭。我對劉震雲說：看起來，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簡陋。
他說：委員長也是災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採訪，那是我去參加開羅電影節，採訪小組也一同前往。
《一聲歎息》獲獎的當天晚上，電影節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別墅」舉行酒會招待各國影人。那裡富麗堂皇，1943年，決定命運的「開羅會」曾在那裡舉行。我和劉震雲端著香檳酒在這座宮殿般奢華的別墅裡穿行，可想而知，當時的委員長作為災民的領袖，與丘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相晤於此地，其心情絕對沒有我和劉震雲這般輕鬆，受到的尊重和禮遇也不會比我們好。
丘吉爾非常看不起我們的委員長，拒絕為華提供戰略物資的援助。羅斯福總統磨破了嘴皮子，才說服丘吉爾和蔣介石坐到一起。
羅斯福對丘吉爾說：必須援助中國，以使他們留在戰爭中。您應該知道如果中國脫離戰爭，對美國公眾說來，會比對俄國脫離戰爭更為關心。中國人使150 萬日本軍隊陷在那裡。
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關於中國那些冗長、複雜和瑣碎的情況，嚴重地打亂了英美參謀們的會談。
我想，那些冗長、複雜和瑣碎的事情，一定包含著委員長對河南災情的陳述。
劇本經過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終搭起了一個結實的架子。劉震雲經過兩年的不斷修改，完成了劇本的初步創作。凡是看過劇本的人，心靈無不為之所震撼。這期間，我也為這樣一部影片的問世建立起龐大的觀眾隊伍，用賀歲片的影響力初步完成了《溫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場的觀眾基礎。但我們仍不能急，還需要等待開船的最佳時機，這樣的一部影片如果處處都要妥協，即使拍出來也會失去它應有的意義。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後，又縮了回去。願上帝給我們信心和足夠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禱，「一九四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得以溫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體已經徹底從亞健康狀態下擺脫出來，不僅能抽煙，而且能喝酒了，但拍電影的事卻陷入一籌莫展。這時，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過的一篇散文《老吳太太》。是旅美作家劉齊，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感而發寫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筆樸素也幽默，卻散發出一種濃濃的感情，讓人讀了壯懷激烈。為了讓讀者對我的創作衝動有一個全面的瞭解，我把這篇散文收錄在這本書裡，供大家閱讀。這裡就不再多說它的內容了。
我買下這篇散文的電影改編權，同時請原作者劉齊擔任改編工作，又約了攝影師趙非和作者一起，3 個人討論改編方案，談了一個星期，開始大家都很衝動，越到後來，越覺得改編的難度非常之大，最後完全陷入編故事的狀態，直覺告訴我，這樣編下去，影片會很好看，但原來散文裡的魂卻丟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節都像是裝上去的假肢，和原來自然生長的東西產生了強烈的排異，而原來的樹木又長不出新枝。這種情況讓我想起了張藝謀的《幸福時光》，在他拍攝前，「劇本論證中心」請我們幫忙論證，看了劇本之後，我找到張藝謀和王斌，把我的擔心告訴了他們。
我說：這種人物關係過於獨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戲，但一落實到劇本上，處處顯得非常被動，處處都在為說圓了這麼一事拚命的編，編到後來已經完全喪失了它本來應該具有的那種自然生動，直奔著一種人為的、概念的，「人性」主題駛去。
就像挖一鍬土，原本裡面應該有挖斷了的樹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還有裹著泥土的石頭子，抓一把潮濕的泥土，聞一聞還有一種孕育著生命的氣息。可現在的這鍬土，不是從地裡挖出來的，是篩過了，又晾乾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樹根、蚯蚓一類的東西擺放在了裡面，是一鍬沒有生命的假土。
《老吳太太》的改編就陷入了這樣一種局面，我們過於相信自己的聰明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永遠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養成一棵榕樹。這一發現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來又失去了創作衝動，所以當作者把劇本改編完成後，我幾乎失去了閱讀的勇氣。我得承認我是個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覺不爽，立刻移情別戀。
《老吳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宮。
由此我也發現，有些文字只適合供讀者靜心地去閱讀，一旦把它翻譯成電影，驢唇不對馬嘴。
時間到了9 月底，我的2002年還是一張白紙。雖然這期間我也監製了兩部電影《卡拉是條狗》和《關中刀客》，但我一直認為監製只是一個行政職務，與我個人的創作無關。
這個時候，劉震雲寫完了一部長篇小說，懷著秋收的喜悅到我的工作室串門來了。
劉震雲和我們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見面親如一家。弟兄們也都隨著我尊稱劉震雲為「劉老師」。其中有兩個人見到劉老師的態度截然不同，一個叫中磊，一個叫小文。中磊每次見到劉老師，最大的樂趣就是招劉老師不痛快，說出的話沒有一句入劉老師的耳。
中磊30歲剛出頭，人稱小帥哥，旗下擁有無數漂亮的女演員，電話一個接一個，每個電話在劉老師聽來都覺得非常曖昧，似有無窮耐人尋味的秘密，隨便說出一個都會令人激動不已。於是就會引出如下一番對話。
比如中磊剛剛接完手機，一臉心滿意足的表情望著人到中年，好奇心強烈的劉老師。
劉老師：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當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劉老師對這樣的結果早有準備，又問：是女的嗎？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電話。
劉老師：長得比舒琪好看嗎？
中磊反問：你覺得舒琪好看嗎？
劉老師：我就是打一比方，你急什麼呀？
中磊：我就不認識難看的女孩。
劉老師：是你一叫就能來的嗎？
中磊：叫不來張三叫李四唄。
劉老師：我還真不信，你叫一個來讓我們看看。
中磊：我一人偷著樂的事，幹嗎非讓您信呀？
劉老師：那我就認為你說的都不是實話，其實給你打電話的都是男的。
中磊隨手撥通手機，遞給劉老師。
電話裡傳來一個妹妹水靈的聲音：中磊哥！你在哪兒呢？
中磊掛斷電話，問：劉老師，滿足您的好奇心了嗎？
劉老師憤然答道：全是他媽的破鞋。
小文和中磊相反，對劉老師永遠是熱情過分，見了劉老師必先單腿下跪，接著就是熱烈地擁抱，然後就是一大堆的恭維話，說的語無倫次，把劉老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他究竟要說些什麼。
小文有個特點，思維太快，嘴跟不上，所以話說出來都是半句半句的，不瞭解人的人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比如初見劉老師時，他想說：您的大名如雷貫耳，崇拜您五體投地，今天見到您三生有幸。但他的表達則省略為：大名如雷貫，崇拜五體投，今見三生有。
再比如他心裡想著三件事，說出來卻省略為一句沒頭沒腦的話，我在這裡給大家學學，然後我再幫您翻譯。
他原本想說的三件事，分別是：薩達姆把武器專家都藏起來了，美國逼他要人。
俄羅斯用麻醉氣體解救人質，已經死了一百多人。東方時空報導說，有一家醫院把一次性使用的心臟起搏器，回收後再次賣給患者二次使用，院長做工作，當事人不說實話。
但他說出來的句子卻是：薩達姆把人都藏起來了，人質已死一百多，心臟起搏器二次使用，院長都急了不說實話。
小文每天通過看電視、上網、讀報、偷聽敵台等方式，接收到大批小道消息，信息量極大。見到劉老師特別想一口氣把他知道的都說出來，往往適得其反，一件事也沒說清楚，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望著一臉茫然的劉老師，小文充滿歉意地說：您要是想去哪兒，我開大汽車侍候您。這時我得趕緊幫他翻譯給劉老師，他是想告訴您，去年他丟了的那部本田車，警察已經在哈爾濱給他找到了。
小文是前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女婿，談戀愛時，有一次騎車帶著老司令的女兒吳巴璀，闖過一次紅燈。
巴璀緊張地提醒他：警察！
小文一邊猛蹬，一邊說：你可真不如你爸爸，老司令連政變都敢搞，你連紅燈都不敢闖，真給你爸爸丟人。
小文就是這麼一性格的人，好動不好靜，生性樂觀，樂於助人，為老司令的晚年帶來了不少樂趣。每次他到工作室來都是神出鬼沒，眨眼的功夫來了，眨眼的功夫又不見了。他的身體出奇得好，冬天也只是外面一件夾克，裡面一件襯衫，頭上還永遠冒著汗。每逢劉老師來工作室，都要包餃子自娛自樂，甭管包了多少，只要小文在，永遠不夠吃。
工作室還有一人，是跟了我多年的製片主任，名叫陸國強，圈裡的人都叫他小陸。小陸性格內向不愛說話，但只要見了劉老師也會變得有一肚子的話要向劉老師傾訴。而且說出的話常常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令劉老師這等老謀深算的人也大為吃驚。
比如一次在開羅，小陸陪著劉老師在尼羅河畔散步。劉老師感慨，發展中國家腐敗現象嚴重，但最大的腐敗還不是貪污腐化，最大的腐敗就是不負責任又大權在握。
小陸卻對此不以為然，還安慰劉老師說：這就像家裡有一塊蛋糕，誰都不喜歡吃，但你要扔了，老太太還會捨不得，愣是要扔，老太太一准跟你急，結果蛋糕沒扔成還弄得全家都不痛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放著它，不去想它，有一天發霉了，長毛了，甭你動手，老太太自己就悄不聲地把它給扔了。
日後劉老師向我說起這件事，對小陸的「蛋糕理論」蘊含的深刻道理，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小陸平日少言寡語，但每天都要用光兩塊以上的手機電池，也就是說，他的話都在手機裡說完了。
劉老師對我說，他印象中凡見到小陸，必是正在戴著手機的耳機，自言自語。
說話的神情也和平時判若兩人，接起電話，不卑不亢，話語流暢；放下電話，一臉謙和，吭哧半天也說不出一句整話。
我對劉老師說：他已經習慣了通過電話與人溝通，通過聲音判斷對方的態度，也用聲音表達自己的態度。而且越是在開車行走時，他的思維越活躍，打固定電話就遠不如打手機，似乎不在移動中，判斷力和表達能力都會大打折扣。
在影視界中，有兩種人分分秒秒都離不開手機。一是製片主任，二是經紀人。
他們可以在手機裡討論條款極其複雜的合同，談成一筆又一筆的交易，真到見面時一切盡在不言中。很難想像，一天不允許打手機，他們的生活將會多麼的沮喪。
我和小陸一起去美國出差，看見他手裡沒有手機，我都會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邊的不是小陸，是一個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討論劇本時，宣佈所有人都關掉手機，但我發現，小陸想方設法改成振動也要開著機，對這一點我始終無法理解，想必是手機裡有著巨大的誘惑，讓他如此擔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聯繫，哪怕只有兩個小時。
為此，我曾生出這樣的念頭，百年之後，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張侃侃而談的嘴；那小陸的墓碑就應該是一個手機，墓誌銘上寫著：「正在通話中」。
中磊和小文、小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雖然都不是愛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劉老師來了，三個人都能陪著劉老師喝到盡興。
劉老師有一個特點，特別能勾著別人掏心窩子，東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對生活的認識十分樸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經劉老師三言兩語，由表及裡的那麼一分析，茅塞頓開，從此養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裡蔚然成風，弄得每個人都變的猴精，說話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對方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9 月底劉震雲來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訴說了改編《老吳太太》的苦惱，鬱悶找不到正確的途徑。
劉老師說：創作有兩種途徑情況。一種是「向生活要藝術」；一種是「向藝術要藝術」。選擇了後一種途徑就勢必會導致影片裡到處結滿了假肢。你們半途而廢是明智之舉，你又多拍了一部電影有多大的意義呢？張藝謀、陳凱歌今年拍的電影，無論其規模大小，成敗如何，有一條兩部電影的創作途徑是一式的，都是「向藝術要藝術」寫出來的劇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聽劉老師的高見，但在劉老師說這番話的時候，每個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機。他們打手機時，劉老師就停下話頭，等著他們，等完張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機接得很坦然，通話言簡意賅，也沒有會什麼可避人的；有的人則一接手機，馬上顯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起身支應著往沒人的地方躲。我和劉老師的興奮點不知不覺轉移到他們的身上，對每個人接手機的心態逐個分析猜測，試圖揭出那些藏在手機裡的無窮秘密。後來全體人都加入了我們的討論，紛紛道出自己手機裡的種種隱密，以及藏在這些秘密背後的更大秘密。真可謂是險象環生，驚心動魄。
這時，我說：應該拍一部電影，就叫《手機》，謹以此片獻給每一個手機持有者。
劉老師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說：我相信這個影片會有很大的力量，這就是「向生活要藝術」。
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
在場的人聽了，臉色大變。都說，手下留情，萬萬不可！包括我在內也是疑慮重重。
劉老師問：你們怕什麼？你們怕什麼？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頭上麼？我不怕！
我甘願做一個人體炸彈，以此給每一部手機消毒，淨化我們的社會空氣。我願意寫這個劇本，如果你們不做，我就把它寫成小說。
我們忙說：我們干，我們也豁出去了，該死鳥朝上。
之後，劉老師一字一句地說：漢語本來是簡潔的，但手機的使用極大地改變了漢語的說話習慣，手機連著人的嘴，嘴連著心，心裡的秘密通過嘴源源不斷地輸入了手機，為了掩蓋手機裡藏著的秘密，人們開始說謊和言不由衷，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反過來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裡一陣陣發緊，我問：《手機》應該拍成一部恐怖片，還是一部喜劇呢？
劉老師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劇的形式表現的，但它同時又是令人畏懼的。
這種創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從生活走向藝術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為一部賀歲片。向中國電影一百週年賀歲。
從10月初開始，我們集中討論了故事的脈絡，確定了人物之間的關係和人物的身份。然後，劉震雲開始寫劇本。
我開始平心靜氣地在家寫書。
11月底，第一稿劇本完成，用了一個下午讀了劇本，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劉震雲把大家的意見消化了一個星期後，把我和趙非約到一個封閉的環境中，3 個人連續10天逐場戲地推進，寫出了第二稿劇本。這時，我和趙非都對第二稿劇本充滿了信心，也已經對影片的拍攝有了成熟的構想。但劉震雲卻對劇本仍不滿意，提出再給他20天的時間從頭捋一遍，然後再用10天的時間，3 個人一起最後再打磨一遍，直至我們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電影局審查。
由此使我想到，劉震雲何以能成為一個傑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氣，不說了，單就他的勤奮和敬業的態度，就應該令所有從事編劇寫作的同行們尊敬。
我又要說不好聽的話了，現在很多編劇，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完全是兩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別人。你約他寫本子，上來就先開價，而且還事先聲明，只寫一稿，似乎是對自己寫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錢，得到的卻是一疊廢紙。別人推倒重建，還厚著臉皮要求屬名在前。這種無能又懶惰的編劇不是一個兩個，是數不勝數，到處氾濫。有人認為賀歲片很容易，只要有幾個明星，佔住一個新年檔，隨便找人攢一個劇本就可以了，結果觀眾不買賬，電影拍出來沒人看。原因很簡單，劇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個好劇本，必得是選對一個認真負責，手裡沒有其他活，能夠拿出半年以上的時間，不辭辛勞，不怕麻煩的編劇。這樣的編劇是不能和隨便對付一個本子，20天就完活的編劇是一個價位的。我認為一個好劇本的合理價位，絕不應該少於一個明星的收費。而眼下的許多白癡製片人們，屈於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聲，隨隨便便就能讓價幾十萬，卻對一個優秀編劇的價格從心裡就給定了一個極低的限度，往往是導演磨破嘴皮子，為一個好劇本多爭取幾萬元就會引得製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們的眼裡，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經萬事大吉。豈不知，中國內地的電影市場，除了葛優之外，就沒有真正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所以我說那些製片人是白癡，賠錢也是自找的。
對不起，我有點惱羞成怒。我知道，這種怨婦式的寫作會令讀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須一吐為快。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時間已經到了12月的下旬。終於，劉震雲打來電話，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聲，約好聖誕節後，全體集合，用集體的智慧對劇本進行最後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將成為歷史，輕輕翻過這一頁，一年來的甜酸苦辣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令我欣慰的是，雖然這一年沒有電影面世，但已有《手機》懷胎，總算是沒有虛度。今年雖然因傷缺陣，但已經作好了準備迎接來年的挑戰。在中國電影的叢林裡，我不是一隻沉默的羔羊，我是一頭餓了一年的狼。這個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但它真實地反映了一種掠食者的心情。
記得美國現任國務卿鮑威爾，在九四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曾因為其在海灣戰爭中戰功卓著，一度在選民中呼聲很高。
有記者問他：您對於可能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有何感想？
鮑威爾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在當美國總統這件事上，我沒有聽到上帝對我的召喚。
借用這句話，我想說：在《手機》和《溫故一九四二》這兩件事上，我都聽到了上帝對我的召喚。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層，又落一層，整個京城被白雪覆蓋，從我家的陽台向下俯瞰，風把樓頂的積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車流在紛紛揚揚的飄雪中，猶如攝影機升格後拍下的高速鏡頭，緩慢地移動著，令我的心情變得有些憂傷。
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無數生命裡，母親的離去是真正從苦難中得到了解脫。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還有多長，也不知道未來將要帶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經過世的母親，想起的卻是她年輕時的模樣。她的一生是這樣度過的：20歲就失去了所有的親人，孤身一人來到北京；婚後又失去了一個年僅兩歲的女兒；35歲時離婚；45歲時身患癌症；57歲患腦血栓，從此長達16年癱瘓在床上。
她躺在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不禁淚流滿面，到後來，她每次見到我都哭，但已經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眼淚的無聲乾哭了。醫生說她患了老年癡呆，但我知道，那是因為她的內心深含著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親曾對我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嘗盡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沒有白受。
母親去世時，我在輓聯上寫下這樣一句話：
媽媽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為新年將至，我的手機裡飛滿了短信，讓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靈周迅給我發來兩個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轉發自短信業務公司散發的套話，雖然溢滿了祝語賀詞，但我卻看不到一句發自朋友內心的知心話語。
世界在改變，而且就在一瞬間。
母親曾對我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嘗盡了。
曾幾何時，過年了，人們通過寫信彼此問候；再往後，人們因為交友範圍擴大，改成了賀年卡；再往後，通訊發達了，賀年卡也懶得寄了，改成了打電話拜年；再往後，電話也懶得打了，改成了轉發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話。我不發短信，也對這些千篇一律的玩藝不感興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親自打電話告訴對方。
這是情分，不是走過場。
我曾試圖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刪除，但得到的答覆是，只要開通了就不能取消，關了機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機扔了。這是多麼恐怖的事情，它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張開冰冷的大嘴撲向芸芸眾生，每個手機持有者竟還美得屁顛屁顛地，心甘情願地，被它所操縱。
這裡我想給那些唯利是圖的短信業務公司拜一個年，我不發短信，絕對是發自真心的願望：
祝你們來年不順利，願你們的生意不興隆。
寫到這裡，我有點累了。原本還想說的很多事，很多話，正如潮水般從我的心裡一層層退去，接著漲滿的是拍電影的夢想。
天黑了，雪還在下個不停。願眾生平安，天下公平。
《老吳太太》這篇散文什麼時候讀起來都讓我感動不已，並因此產生創作衝動。
但改編起來才發現，有些文字只適合靜靜閱讀，一旦改成電影，驢唇不對馬嘴。特將此文收入，與大家共享。
老吳太太
劉齊（旅美作家）
我住紐約皇后區的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勤，下了掃，掃了下，街上總是白晃晃的一片。有一天我比較閒，就去法拉盛的中國音像店租帶子。店主剛從中國大陸回來，對流行影視梃瞭解，挑出一摞帶子，鋪在檯面上介紹說，這盤不錯，寫上海舞女的，有不少大膽鏡頭。那盤也挺火，兩廣黑幫聯手販毒，逼良為娼，都逼到女警察頭上了。
我說，有沒有寫東北的？
店主說現在沒有，過幾天能進一盤。
這時忽聽有人高叫：誰呀，這麼想看東北片？
我一怔，定定神說，我想看。
那人呵呵笑了：紐約還是大小，我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愛看東北片呢。又說，小伙子，你是瀋陽人吧？
我說，叫我猜，你也是瀋陽人。
那人又笑：吾們還用猜？一張嘴，一股苣荬菜味兒，除了瀋陽人，誰說話能這麼好聽？
把家鄉話與家鄉野菜連在一起，多好！說這話的是一位女性，我心頭一熱，立刻對她有了好感。
不僅僅因為她是家鄉人。
也不僅僅因為她爽朗、快活。
關鍵在於，她是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大，年齡與我媽相仿，模樣、神態也接近。
最像的是身板兒，都是寬寬綽綽的，富富態態的。
那一個時期我總想家，尤其想母親，街頭遇見胖一些的老太太，常常情不自禁地多看兩眼。可惜美國人大多是西方模子做出來的，胖則胖矣，派頭卻不對，一說話更離譜，急裡拐彎的，很難讓你往家鄉方面聯想。現在好了，茫茫異邦，突然出了這麼一位可愛的老人，蒼天對我真是挺關心。
我們顧不上挑帶子，隨便找個長凳，坐下就聊。
老太太姓吳，來自瀋陽郊區新城予，穿一件老式的黑呢短大衣，長得慈眉善目，實實在在。手背麻約約的，手指也發糙，沒有粗活細活的長期磨礪，斷然成不了這個樣子。八成她是哪個留學生的家屬，辦到美國來，看看孫子，做做家務，房前房後見縫插針，栽三把韭菜兩把蔥。今天有空了，就到這裡轉轉，租一盤錄像帶消遣。
紐約的帶子，紅的血紅，粉的艷粉，摟摟抱抱，殺殺砍砍，未必合老人的心思。她應該喜歡評戲或者二人轉，可能還會咿咿呀呀唱兩口，比如《茶瓶計》，比如《小姑賢》。
這一次我沒全猜對，老吳太大喜歡東北地方戲不假，說她是家屬也不錯，但卻不是當今留學生的老人，而是前國軍的妻眷，念過私塾和國高，算得上很有來歷了。
多年前她隨丈夫從大陸東渡台灣，後來又輾轉到了美國。她的丈夫也是瀋陽人，戎馬半生，官至上校。假如這些年我的歲數一點兒沒長，仍然停留在少年時代，相信我的反應會很強烈。國軍！上校！這兩個詞可不簡單，能引出一長串讓人心跳的東西：大蓋帽，小配劍，白手套，長筒靴，鞋根兒周圍非常厚實，好像還釘了鐵，以便提到蔣委員長時啪地一磕，打個立正。給我上！誰不上我斃了誰！不是我們無能，是共軍太狡猾了……等等等等。然而，我已經老大不小了，又趕上見怪不怪的多元社會，出國後閱歷更是大增，因此，我只是摸稜兩可地說了聲挺好，並不是特別的驚訝。
老吳太太提起往事，語氣也很平淡，彷彿在談針頭線腦一類的家常話。她哪裡像個官太太，她那雙手勤勞樸素得可以納鞋底子。補靴子可能也行。在紐約的洋氛圍和華人聚居地的粵語環境中，聽她用醇厚的鄉音講話簡直是一種享受，眼睛一閉甚至有回家的陶醉感。我家在沈河區，沈河區的北邊是皇姑區，再往北走，穿過樓群，穿過鐵路，穿過河流和小湖，就是新城子區的大片莊稼地。我念初一時曾到那裡的一個村莊參加過夏鋤，夕陽西下，暑氣漸消，齊腰深的苞米黑綠黑綠的，冒著清甜的香氣，用乎一握苞米桿兒，涼津津的特別好受。夜幕四垂，年輕的女教師素於一揮，我們便七長八短、高高低低地唱起來：天上佈滿星，月牙兒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伸……
老吳太太說出她家所在的村名，問我當年去的可是這個堡子，我說記不清了。
她有幾分失望，又詳細打聽我父母家的住址，聽說住在三經路，便很興奮，露出不勝嚮往的神情。她似乎對那一帶很熟悉，一連提了好幾個街名和老舊的建築物，還提到市府廣場的那幢咖啡色大樓，說抗戰勝利後，全市開大會，老蔣和宋美齡就站在樓上，向歡呼的東北百姓頻頻招手。
當時老吳太太還是沒出閣的黃花閨女，也在場，穿一條藍色的旗袍，激動得直想掉淚，嗓子都喊啞了。
我說我也在市府廣場開過會，慶祝十一，批判「四人幫」
什麼的。參加會的官員也不少，擠擠擦擦都站樓上，只是沒有特別大的，最高才是省委書記，離得又遠，隔著人山旗海，軍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長的什麼模樣。
老吳太太笑說，中國人就是愛開大會，吾們開完了你們接著開。
我說現在不怎麼開了，再說那個樓也不行，矮爬爬的，跟周圍一些摩天大廈、玻璃大廈相比，灰頭上臉，黯然失色。廣場倒是擴大不少，一律種上青草，圍上欄杆，不准進去耙踏，誰進去罰誰款。
兩個老鄉相識之後，經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見面，因為都是同一時間租帶，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時間還帶。
租完了還，還完了租，轉眼冰消雪融，春風拂面，我與老吳太太已經很熟了。
她老人家快人快語，熱情樂觀，性格挺像我母親，我們自然相談甚歡。談的範圍極廣，南朝北國，東海西洋，逮啥談啥。對台灣一些比較露臉的成就（篇幅有限且有目共睹，恕不羅列），我豎大拇指說好，多好啊。老太太卻不滿意：不行不行，糟心的事也挺多，那口吻像是一位胸懷全局的高級長官。我並不認為可笑，因為我恭維老太太面相年輕時，她也會一迭聲地說不行。當然，爭執還是有的，儘管不很激烈。比如有一次，提到簡化字的問題，老太太就很不屑：你們大陸啊，盡胡來。好好的漢字，用了幾千年，說改就改，丟胳膊拉腿的，還得從左往右看，彆扭不彆扭？
我聽了有點兒不樂意：你們的繁體當然好了，不但消磨時光，還鍛煉體力，而且從右往左看，宇裡行間遇到洋丈或者阿拉伯數碼——這些都是從左往右看，你們的腦袋就往這邊一甩，然後再往那邊一甩，知道的說你在讀書，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在跳探戈呢。
老吳太太朗聲大笑，並不以為忤，反而稱讚我口才好，說大陸出來的口才都好，難怪台灣連推帶擋，磨磨蹭蹭，不願意跟北京談判。
她的嗓門非常豁亮，這一點也像我母親。不論是誇我們，還是訓（東北土話叫「狠叨」）我們，母親一律高門大嗓，餘音繞樑。甚至「丈革」中說當局的怪話，餘音也敢繞樑，害得天天換批鬥的父親膽戰心驚，一再哀求：小點兒聲，小點兒聲。
兩位東北婦女的區別在於，母親嫁的是共產黨，老吳太太嫁的是國民黨。這一嫁，注定了她大半輩子呆在遠處，想念家鄉又夠不著家鄉。
我說，為啥你們的嗓門都那麼大？
老吳太太：小子，松遼大平原你知道吧？寬寬綽綽的，亮瓦晴天的，又沒牆又沒蓋兒，人就愛敞開嗓於可勁兒喊，這樣才痛快。
我們雖同操鄉音，互聽不厭，但有時也會遇到語障，談話就卡了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為嘴或耳朵出了毛病。細一問，卻原來布希是布什，卡斯楚是卡斯特羅，飛彈是導彈，便當是盒飯，徐蚌會戰是淮海戰役，大陸淪陷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於是她笑我，我笑她，笑過之後每每發問：剛才吾們談到哪兒了？
店主允諾的那盤東北片，姍姍的，終於進貨了，竟是我在文化一元時代看過無數遍的黑白老片—— 《鐵道衛士》，裡邊的台詞熟得都能背下來。我對老太大說，這盤真還就挺不錯，是在吾們瀋陽拍的，有中街百貨大樓，還有中山公園，你老先睹為快吧。老太太說演的啥內容，我說防奸反特，反你們國民黨。
誰們國民黨？老太太說，你看我像國民黨嗎？我要是說了算，國民黨也不會有今天。
我和老太太都不是政治人兒，好不容易碰到一起，理應多聊點兒別的。美國一般民眾，該吃飯吃飯，該娛樂娛樂，沒事誰扯政治幹嘛？我曾問一個修車老頭兒誰是國務卿，老頭兒一翻白眼：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誰嗎？然而我跟老吳太太卻很蹊蹺，兩人不管嘮什麼，三弄兩弄總弄到政治上，彷彿我們興沖沖趕到音像店，是來參加例行的幹部學習活動。這老太太發言極踴躍，心得體會也多，有一些我聽來相當新鮮，甚至匪夷所思。比如她指出， 「八一五」光復後，應該把張學良放出來，派他回東北主事，這樣共產黨就不好意思打了。誰知老蔣錯了一步棋，把陳誠派了出來。陳誠這個人哪，大「正」，喜歡清水養魚，偽滿軍隊送上門都不要，嫌人家不乾淨，結果可倒好，全讓林彪接過去了。林彪還嫌兵不夠，就把炕燒得滾燙，讓農村小伙兒都坐上去開會，討論抽丁的事。莊稼院的人顧家，不願跟解放軍走：可是炕太熱，屁股烙得直冒煙兒，一挪窩兒，得，人家說你表態了，主動要求上前線。
我覺得她這麼說，有點兒抹殺人民的積極性，就反駁道，老百姓其實最不願當的是中央軍。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老吳太太眉毛一挑：中央軍並不都像你們說的那麼糟，也有一些紀律嚴明的，她還順手舉了幾個例子，滔滔不絕說誰誰如何英勇，如何善戰，說得我挺來氣，真想噎她一句狠話——你們那麼能打，為啥還「轉進」到台灣去了。又一想，算了，人家不過一個老太太，屬群眾一級，犯不上那麼嚴肅。再說仗也不是我打的，是我打的老提當年勇也沒意思，有能耐把大陸弄得好好的，讓台灣老的少的，窮的富的，本地的外省的，都爭著搶著搬過去，咋攆也不走。
見我不吱聲，老太太好像覺察到了什麼，語調隨即蔫下來：你看我這嘴，盡說些沒用的，你別往心裡去。我沒旁的意思，就是愛跟家鄉人嘮，嘮啥都高興。你心腸子熱，不嫌我老婆子絮叨，換個旁人，老外不用提了，一般中國人也不行，誰稀罕聽這些陳芝麻爛谷子？這些年，還是頭一回，我噹噹噹噹，一下說了這麼多話：我說沒事，我挺愛聽的，在國內時，一回家，我媽也總念叨過去的事；我說媽，我幫你幹點兒活吧。我媽說不用你幹活，跟我嘮嗑就頂幹活了。
老吳太太歎口氣，前言不搭後語地說，人哪，誰都不願說自己白活了一輩子。
有一天傍晚，還完錄像帶，老太太執意要請我吃飯。我怕她著急，就不過分椎托。紐約的中餐館大多是南方口味，偶爾有一兩道北方菜，做的也隨心所欲，四方不著調。於是，我們在餐桌上懷念起東北的吃喝來。我說現在要是有一碗豬肉燉粉條，讓我到中東當敢死隊都不懼。以前北京人說相聲，嘲笑東北土老帽兒，就知道吃這個。如今他們品出味道，也想當老帽兒了，街頭巷尾，恨不得每個小館都燉一大鍋。
大鍋燉怎麼行？老吳太太提出疑義：又不是連隊伙房，剁幾斤肥肉片子，撒兩把糟粉條子，咕嘟咕嘟就得。正經的豬肉燉粉條相當有講究，不是隨便哪一個老張老李就敢整的，那肉得五花三層，那粉條得上好的土豆寬粉，別小看寬粉，學問大了……老人兩眼放光，說得十分仔細。那一瞬間，她還真有幾分食不厭精的官太太派頭。
老人家告訴我，她最愛吃的還是酸菜。一九四八年秋冬（多麼遙遠的日子），國共遼沈大激戰，她丈夫所在的部隊開始還挺硬實，漸漸就抗不住了，殘兵敗將，妻兒老小，淒淒惶惶往關內跑。老吳太太離開瀋陽時，看著家裡那缸白白淨淨的酸菜，心裡怪捨不得的。丈夫說都什麼時候了，還惦著吃。快走吧，晚一步小命就保不住了。老吳太太說她當時不知怎麼搞的，剛走兩步又折回來，從缸裡撈出一棵酸菜，把幫子啪啪掰掉，剩一個小菜心兒，攥在手裡，邊走邊吃。上了丈夫那輛中吉普，還吃，惹得一車的人全看她，像看一個傻子。
一晃快五十年了，老人垂下乾澀的眼皮，低沉地說，再沒吃過那麼好的酸菜。
晚餐臨近結束，我假裝上洗手間，趁機到櫃檯把飯錢和小費都交了。老人知道後，並不刻意爭執，只是輕聲責備了幾句。
由飯店出來，大西洋的夜風已經很涼。我攙著老人橫過馬路，去公共汽車站。
老人步履蹣跚，嘴卻挺硬，說她自己能走。她的家並不遠，每次來法拉盛，都要走很久。等車時，老人說，下回上我家串門吧，我給你馇小米粥，烙韭菜盒子。我滿口答應，老人顯得很滿意。分子時，她突然摟住我的胳膊，略有些瘖啞地說：孩子，你自個回家，也要加小心。
上了車，隔著玻璃，她一再向我招手。車幫上的英文廣告暗影斑駁，車廂內的異域乘客昏昏欲睡，惟有我那忘年的老鄉目光幽長，鬢髮如霜。
從那以後我一直很忙，無暇光顧音像店。老吳太太打過幾次電話，邀我去她家「認認門」，我特別差勁，居然一拖再拖。夏天裡，我獲得一次回國機會，行前百事糾纏，實在抽不出身向老人當面告辭，就打電話過去。老人很感突兀，半晌不吭聲。
我說，我去新城子看看吧，替你老。
她說不必了，老家那邊早沒人了。
我說，還有什麼事要辦，你老儘管吩咐。
老太太沉默片刻，緩緩說，給你老母親，帶個好，兒子回家，她該有多高興。
白雲蒼狗，世事難料。重新看到紐約的天空，竟是一年之後了。我翻開通訊錄，找到老吳太太的號碼。通訊錄旁放著一本最新版的瀋陽遊覽畫冊，外加一袋真空包裝的東北酸菜。電話鈴響了幾下，沒人接，又響了幾下，聽筒裡傳出話務員的錄音聲，甕聲甕氣，零度情感——對不起，這個號碼已經註銷了。
我跟老太大是「單線聯繫」，她生活圈子裡的人我都不認識。她的老伴去世多年，獨生子也因病早夭，世上親人只剩下一個孫女，遠嫁比利時，逢年過節總不忘寄個賀卡過來。老太太靠不多的一點兒積蓄維生，有時給人打打零工。不知現在她老人家身體怎樣，還去租帶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