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年初，亨利·福特出版了一本名為《我的工業哲學》的書。同他的前三本一樣，這本與費伊·里昂·法羅特合作而成的書堪稱是對「力量時期」的冥想大雜燴。這本書想模仿本傑明·富蘭克林的《窮理查年鑒》（Poor Richard's Almanack），但實際上只是各種建議、預測和自我慶祝的不協調的混合體。在書中，福特主要在宣揚這樣一種信念：掌控世界的是國際商人而不是政府或宗教組織。他想像出的那種狀況也就是55年後人們所說的全球化。
如果說亨利·福特一生中有什麼堅定篤信的指導原則的話，那就是技術將拉近世界的距離——甚至可以讓世界回到鄉村生活那種簡單的狀態。當經濟災難步步逼近全球工業化國家，福特只看到了過去的黃金歲月。因此，在1929年10月，就在自己的書在商店裡熱賣、在經銷商那裡饋贈的同時，樂觀的亨利·福特大張旗鼓地開放了他的過去和未來紀念碑：綠野村的愛迪生學院。
為了在白熾燈發明50週年紀念日這一天對自己82歲的老朋友托馬斯·愛迪生表示敬意，福特邀請當時的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和財政部部長安德魯·梅隆參加了號稱「光的50週年紀念」的盛大慶祝活動。愛迪生偕夫人米納（Mina）乘火車來到了迪爾伯恩。福特已經花了300萬美元收集與愛迪生的工作有關的東西，更是慷慨地投了3000萬美元給學院。整個校園將綠野村和博物館的一些建築囊括在內，中心位置上是從新澤西門羅公園搬過來的愛迪生實驗室，包括一個填滿7車皮新澤西泥土的院子——這是為了完全保持原貌。
「噢，你已經做得99.5%的完美了。」愛迪生看到實驗室時說。
「那0.5%是怎麼回事？」福特問。
「我們的實驗室從來就不會這麼乾淨！」愛迪生說。
1929年10月，在股崩之前，亨利·福特的樂觀有充分的理由。該年早些時候，美國第一次播了電視節目，大陸航空服務也建立起來。就在亨利·福特擁有了全世界最大工廠的時候，沃爾特·克萊斯勒也走進了位於曼哈頓的全世界最高的大樓。就像歷史學家戴維·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擺脫恐懼》（Freedom from Fear）一書中所說，「一戰」之後，美國工業城市的生活水平迅速上升：「對城市工人來說，繁榮是驚人的、真實的。他們的錢比此前任何時候都要多，而且他們可以把錢花在不計其數的各式新產品上：不光是汽車，還有罐裝食品、洗衣機、電冰箱、混合織物、電話和電影（1927年後有了聲音），此外，同汽車一樣，無線電廣播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新技術。」技術可以解決美國隱患的信念也廣為傳播。
如果華爾街的崩潰只是一種短期的崩潰，它可能只會是金融世界的損失，不會對亨利·福特和他的公司產生任何影響。畢竟，福特痛恨華爾街。他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貶低股票交易系統，嘲笑那些認為自己可以打敗整個系統的個人投資者。福特自己當然沒有在1929年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遭受什麼打擊，除了福特汽車的股票，他手中的企業股票少之又少，而且一生都是如此。福特汽車的股票不會同其他股票一樣崩潰，因為它們是不做交易的，從來不做。然而，大崩潰（實際上是從10月23~31日的一系列事件）既不是短期的，也不是有範圍的。實際上，它是證明一個國際性經濟已經失去控制的第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在隨之而來的大蕭條中，福特汽車公司同樣暴露出一些比此前任何人的想像都更為嚴重的問題。
大多數商業分析家都認為，在黑色星期二之後，福特汽車公司是美國工業恢復正常的希望。畢竟，福特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通用汽車公司是上市公司，已經在股崩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在10月29日前後的那幾個星期，它的股價從年度最高點每股91美元一路跌到每股33美元。在股崩後的頭幾個月內，2/3幾乎是藍籌股股價的平均跌幅。稍弱一些的公司乾脆就灰飛煙滅了。值得讚揚的是，福特沒有把股市的災難當成繼續散播反華爾街論的布道壇。相反，同約翰·D·洛克菲勒和小J·P·摩根等其他企業大亨一樣，他也表示了對經濟的十足信心。就好像要為市場注入新活力一樣，福特汽車公司在股崩後一個星期把勢頭正盛的A型車降價了。在10月29日之後的動盪時期，福特想讓降價成為經濟復甦的一個不可辯駁的跡象。「公司相信，美國的工商業基本上是運轉良好的，」埃茲爾·福特說，「種種現象都證明整體經濟將保持繁榮。我們現在降價，是因為我們覺得這種做法是公司對好的經濟狀況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福特汽車公司也許不能阻止美國最嚴重的蕭條，但是它確實在努力。
到11月初，股市已經搖搖欲墜，包括摩根銀行業集團在內的幾個投資組織以大量購買股票支撐盤底的努力宣告失敗。股市不會反彈的現實很快就變得十分明顯。現象背後的真實困境突然之間在大小公司顯露無遺。過高的產量和積壓的存貨迫使大量工廠停產。不切實際的價格已經不能維持，通貨緊縮出現在零售業層面，信貸違約使按照「火災受損物拍賣價」出售的各種二手貨淹沒了市場。蕭條漩渦的中心是失業和工資削減，而這兩點又加速了其他所有的負面趨勢。
永遠的反傳統者亨利·福特起初不贊成解雇或削減工資的做法。他認為這兩者都是美國企業蹩腳領導力的證據，都是鼠目寸光的企業執行官的膝跳反應。福特汽車公司或許只是美國第十大企業，但它當然是最受愛戴的企業。因此，亨利·福特認為他和他的公司能夠向其他企業展示一種擺脫蕭條的正確方法並不奇怪，福特將一種樂觀主義注入了大蕭條頭幾個月的陰霾中。他宣稱，沒有什麼衰退能夠阻止他在《我的工業哲學》一書中所稱頌的那種技術革新。
福特的樂觀主義在11月21日製造了新聞。這一天，他參加了在白宮召開的工業家緊急商討會，會團有一個溫和名字——「近期經濟變化委員會」。這個秘密會議由赫伯特·胡佛主持，但是毫無意義。由亨利·福特、通用電氣的歐文·楊（Owen Young）、西爾斯羅巴克公司前總裁朱利葉斯·羅森沃爾德（Julius Rosenwald）、皮埃爾·杜邦和艾爾弗雷德·斯隆組成的資本家夢之隊與其說是在研究重整經濟的計劃，不如說是在激發股市的信心。
當天下午，亨利·福特對胡佛闡述了他的簡單哲學：大眾的消費能力是經濟動力的核心。他痛恨那些眾口一詞主張削減工作崗位的企業領導人。白宮會議結束後，福特立即把他這種無人喝彩的觀點公之於眾，他宣佈他將把美國福特工廠的每日最低工資從6美元上調到7美元。在這個時候，所有人都準備接受體面甚至愛國性的工資削減，福特的宣言無異於一個晴天霹靂。「在這個國家，」福特解釋說，「百姓的購買力實際上已經用光，但他們仍然不能買全所有的必需品。因此，我建議提高我們的主要顧客的購買力，也就是美國人民的購買力。」
福特汽車公司奉行的仍然是1914年的那種基本觀點，當年，日薪5美元政策證明高工資能夠帶來高消費和產量的提高，也證明福特汽車公司有能力扮演催化劑的角色，開啟商業世界的新趨勢。在接下來的15年中，亨利·福特一直在使用這種影響力。然而，他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把自己的公司看成一個對外部狀況免疫的小島，而且他對外部狀況也不關心。但大蕭條至少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福特汽車公司同其他美國企業一樣，不是一座小島。
福特的白宮宣言被《紐約時報》金融分析家亞歷山大·諾伊斯（Alexander Noyes）譏諷為「這位業餘經濟學家的經濟怪僻」的又一個荒謬例證。但福特的另一個舉動再次證明他對自己的汽車把美國帶出困境抱有十足的信心，他宣佈，榮格工廠將斥資2500萬美元進行擴建。
但在大口號之外，福特也在1929年的最後兩個月裡悄悄地為自己築立防火牆。公司計劃改變A型車的設計，改進散熱器和其他一些部件，壓低車身。這實際上是利用設計的變化不聲不響地縮減產量。然而，1929年卻是公司大獲全勝的一年。A型車銷量比上一年上漲138%，達到了150萬輛，擊敗了雪佛蘭（950000輛）和其他所有的品牌。在熬過了前兩年轉產中的損失後，福特汽車公司又一次盈利，為福特家帶來了8100萬美元的收益。這個消息讓許多競爭對手震驚，它們原以為福特汽車公司正在虧本生產低價格、高質量的A型車。
不過，福特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也並非全是喜人數據，年末的未售出存貨達到了公司歷史上的最高點，這同當時的其他所有美國企業沒有兩樣。即便有受人歡迎的A型車，福特汽車公司仍然不是小島。在1930年，要麼必須削減產量，要麼必須進一步提高銷量。銷售問題不光是福特的問題，經銷商是獨立企業，它們不光要承受大蕭條的衝擊，還得承受福特汽車公司非常時期的佣金削減——從20%到17.5%。
自從詹姆斯·卡曾斯離開公司之後，福特汽車的經銷商們已經習慣了遭受公司的虐待。如果銷售順利，一個經銷商會成為本地頭號企業。但是，福特公司從來就不曾掩蓋一個事實：經銷商們必須充當公司和艱難時期之間的緩衝器，為長期繁榮負責。實際上，經銷商們認為自己是「受壓迫者」，雖然是獨立企業，卻要像公司員工而且是低級員工一樣被人呼來喝去。在最新的壓迫時期，那些為A型車的150萬銷量做出貢獻的福特經銷商又被10月底的削價折磨了一番：根據一些計算，90%的價格削減是由經銷商的佣金削減來彌補的。
在華爾街崩潰後的至少一年內，福特工廠的工人一直是美國人羨慕的對象。他們有工作，而且有一個堅決拒絕裁員的老闆。福特汽車的銷量並沒有在1930年上漲，但也只是稍稍下跌，這在當時就算一個勝利。亨利·福特和埃茲爾·福特繼續發表他們的樂觀主義評論。「經濟復甦的延期是一件好事，」亨利·福特在年中說，「否則人們就不能從衰退中獲益了。」他還表示，他不光自己不會削減工資，還拒絕從任何削減工資的公司那裡採購供應品。
當一名記者注意到福特汽車公司正在從外部供應商那裡購買越來越多的零部件，而且這些供應商都是大幅削減工資的企業，亨利·福特已經準備好了搪塞諾言的理由。「我們想擴展工作機會，」他解釋說，「我們擴展越多的生產機會和就業機會，人們就越有可能在自己的家鄉好好工作而不是蜂擁到底特律來惡化整體局勢。」福特所說的整體局勢，是指在當時沒有工作的人正在向底特律聚集，或者更確切地說，正在向迪爾伯恩聚集。福特愉快地表示大蕭條對自己的公司和自己的工人沒有影響，並不是為了把各地工人都請到底特律。那是一種純粹的樂觀主義，是為了給市場注入能量。慢慢地，底特律人已經厭倦了向那些手拿午餐盒來到這座城市的求職者解釋這一切。
20世紀20年代，底特律已經從一般的美國工業城市躍升為現代城市生活的堡壘。1925~1929年間，城市駕車者們已經習慣了被起重機阻住道路，一個接一個的建築項目使底特律高樓林立，那種宏偉的氣勢僅次於紐約和芝加哥。1929年，隨著舊式的渡船被開始通行的大使橋取代，底特律和安大略溫莎之間的重要經濟關係得到了鞏固。1930年，兩地又實現了隧道通行。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底特律人口增長了58%。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區的註冊汽車數量上升了400%。大蕭條爆發前，底特律一直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城市，大蕭條爆發後，這種活力再也沒有完全恢復，因為它是從一個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高的發展頂峰跌下來的。
當亨利·福特承諾保持員工隊伍的穩定並增長工資時，人們相信他。在大蕭條中期，他沒能支付那樣高的工資和保留每個工人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將自己的承諾散播出去是不可原諒的：有太多的人來到底特律想得到日薪7美元的工作以至於情況開始變得危險。公民領袖們抱怨說，當福特的諾言把成千上萬的人吸引到這座城市，而福特汽車公司卻拒絕行善，逃避了以任何方式容納這些人的責任。1931年，弗蘭克·墨菲（Frank Murphy）市長開始義無反顧地努力幫助底特律的227000名失業者。1.5萬無家可歸的人被安置在一個綽號「漁民旅館」的改造過的工廠中。面對高失業率，墨菲的助手們以不同方式統計了「福特召來的人」——也就是那些福特公司暗中忽略不管的人，結論是，這類人占總失業人數的14%~36%。
在市長關注失業人口的同時，國會也在關注他們，發起了對底特律的調查。查爾斯·索倫森代表福特汽車公司作證，他表示隸屬於福特工廠的外國代表們只是觀察員，沒有煽起任何運動的興趣。他還做出保證，如果福特工廠中有任何政治行動，調查委員會會知道。因為公司有監控工人的「私人安保部隊」。
這支「私人安保部隊」就是福特服務部，首領是哈里·貝內特，一個有一雙目光刺人的藍眼睛和一頭稀發的中年男子。他在安阿伯長大，曾經在底特律藝術學院（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學習，還曾在美國海軍服役6年，目睹了發生在墨西哥維拉克魯斯的那次著名的遭遇戰。他在海軍中也闖出了一點兒名氣，是輕量級拳擊冠軍，拳台上被稱作「水手裡斯」（Sailor Reese）。在步入成年之後，貝內特經常打著蝴蝶領結，穿著時髦的衣服，腰帶上的裝飾扣環也碩大無比。剛加入福特汽車公司的時候，他在藝術部任職，但後來他一路平步青雲，成為亨利·福特在榮格工廠的「眼睛和耳朵」。當時有一種說法是：除了亨利·福特，沒有人可以解雇貝內特。貝內特是福特的頭號「故障檢修員」，身為福特服務部的頭目，他掌握著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安保部隊」，最高峰時曾達到3000人之多。在20世紀30年代的福特汽車公司，貝內特是除亨利·福特以外的最有影響力的人。「我是福特先生的人。」他經常很嚴肅地說。他也曾明確表示他是福特汽車公司中安保與匪徒的中間人。
貝內特的力量在於他的服務部。服務部負責的不光是保安，還有紀律和間諜活動。勞動隊伍中遍藏貝內特的人，時刻監聽工人的言論，試圖發現最讓亨利·福特擔心的那些動向：罷工、工會、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治活動。考慮到這些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的底特律已經開始蔓延，福特汽車公司的態度只不過是所有汽車製造商的一個典型。但是它的舉動經常過火。
貝內特讓亨利·福特欣賞的地方是他對危機的快速反應。作為一個與底特律黑社會和聯邦調查局都很熟的人，他知道如何撲滅火焰。在查爾斯·林德伯格的孩子被綁架之後，福特開始擔心孫子孫女們的安全，而貝內特負責起了福特所需要的保安工作。貝內特的辦公室在榮格工廠行政樓的地下室中，有一個秘密的外部入口，很明顯是為了接待那些「非公務」訪客。但亨利·福特也在這裡花了不少時間，他與貝內特討論社會上的犯罪問題，甚至還用32英吋[1]口徑手槍進行打靶練習。他的菲爾萊恩豪宅中也有一個打靶房。福特和貝內特都有一手好槍法。
在僱用員工問題上，亨利·福特支持給過去的罪犯改過自新的機會是出了名的。此外，他還願意僱用黑人和殘疾人。在20世紀20年代，有超過10000名美國黑人加入福特汽車公司。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福特的年輕時代，他相信美國黑人應該得到公平的機會，他們有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在南北戰爭中贏得的。
另一個原因則來源於福特的世界觀。那時候，美國黑人還沒掌握經濟力量，福特相信支持黑人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威脅。
亨利·福特有很多偏見，但是「厭惡黑鬼」不是其中之一。事實上，他相信美國黑人的工作比他所僱用的大多數白人員工都要出色。然而，工廠中的現實以及慈善性職位的有限決定了黑人們只能去爭奪最基礎的工作。
貝內特的工作是讓榮格工廠70000人的勞動隊伍保持為一個獨立員工聯合體，避免他們創造任何組織。只要相互隔絕，工人們就能被控制住，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底特律和其他所有工業化城市，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目標。但沒有一個人像哈里·貝內特這樣以野獸一般的熱情來實現這種目標，也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被工人如此鄙視，被同事如此懷疑，有這麼多他親自挑選出來的盲從者。貝內特的影響毀滅了老福特汽車公司的最後一絲痕跡——光明正大的行為和員工的高度忠誠。在不穩定的時期（不管是汽車行業的不穩定還是亨利·福特內心世界的不穩定），亨利·福特會希望有個人能站在他和工人之間，這個人就是哈里·貝內特。福特在職業生涯中曾依靠過很多人，比如卡曾斯、利博爾德和索倫森等，但貝內特是他最離不開的人——幾乎是一天24小時地離不開。歷史學家基思·斯沃德曾經寫道，亨利·福特把貝內特看作朋友、發言人、僱用代理、個人隨從和衛兵隊長，你隨便給他安個頭銜，他都受之無愧。
如果說1930年的福特汽車公司雖然不快樂但卻能正常工作的話，那麼在1931年，它真的開始混亂了，因為這一年，公司銷量從上一年已經停滯不前的100萬輛又下降到了50萬輛。銷量的下降部分上可以歸因於整體經濟狀況，但是公司的市場份額再度開始下滑。雪佛蘭在年度銷量上排第一，同樣有預示意義的是，沃爾特·克萊斯勒的新產品普利茅斯（Plymouth）已經從兩年前小獲成功的新秀上升為銷量第三的大明星。A型車，亨利·福特原以為能夠風光10年的車型，已經開始落後。在A型車首次出現在展示廳時，觀察家們認為它能在汽車業中佔據自己的獨特位置，成為艾爾弗雷德·斯隆所定義的「靜態型實用汽車」。然而，市場不同意這種預測。靜態車型沒有生存空間，至少一種同競爭者比起來停滯不前的靜態車型沒有生存空間。過去的T型車是獨一無二的，而A型車，儘管與T型車同樣優秀，但不是獨一無二的：它是一大堆實用汽車之一。而且，其他所有汽車都不會年復一年沒有變化。
大多數商界的人都對20世紀20年代中期雪佛蘭趕上T型車的過程記憶猶新，但《財富》和其他許多媒體對1931年克萊斯勒普利茅斯加入競爭的方式更感吃驚。在大蕭條中最灰暗的日子裡，健壯、皮膚略黑的克萊斯勒在一種新車型上投入了250萬美元。這款新車比競爭對手們車身更長、動力更強勁，而且很有特點。當新PA型車於6月推出，就像《財富》所說：「有一雙不知疲倦的棕眼睛的先生給有一雙生機勃勃的藍眼睛的先生留下了一些需要思考的事情。」克萊斯勒還送了亨利·福特一輛普利茅斯——第三輛下線的PA，而且是他親自駕車穿越城市交到亨利和埃茲爾手中的。在1931年後半年，普利茅斯是時尚，而A型車每一分鐘都在變得更加過時。
對福特汽車公司來說，1931年是一個災難。不光雪佛蘭和普利茅斯正在憑借自己的優點贏得青睞，福特汽車公司也在自己傷害自己。麻煩產生於1931年年初，當時，有一種傳言說福特汽車公司正準備用一款低價、8缸新車與6缸雪佛蘭較量一番。低價和8缸的組合概念在1931年屬於矛盾修飾法（但是對消費者很有吸引力），它幾乎是一個荒謬的概念。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高價汽車市場上的競爭已經演化為汽缸的競爭。8缸是受人尊敬的，12缸是身份象徵，而16缸汽車，比如凱迪拉克和馬蒙的某些產品，是最高貴的。然而，低價汽車多年以來一直是4缸的，在這個領域發起汽缸戰在汽車老手們看來是一種古怪的想法。但不管怎麼說，福特汽車公司正準備為那些沒多少錢的人生產一種8缸汽車的消息足以讓潛在顧客們興奮——也足以毀掉銷售當前車型的機會。就算漂亮的新普利茅斯和快速的新6缸雪佛蘭沒有讓A型車變得過時，傳說中的新8缸福特肯定製造了這種效果。
為了把A型車塞到消費者手中，福特又一次把經銷商們當成了壓力閥。公司宣佈，經銷商的佣金比率將會上升。在1931年，佣金率是22%。沒有經銷商會不喜歡這種變化。然而，能夠找到A型車買主的經銷商越來越少。在找到新8缸福特的未來買主上，他們的運氣倒更好一些。
1931年，A型車的低迷沉重打擊了迪爾伯恩。福特汽車公司的員工數量變成了1929年末的一半，即便如此，許多員工還不是全日制的。「工業已經證明，」埃茲爾說，「供給是可以超過需求的。這必然會造成勞動力的過剩，而且在目前，還看不到短期內吸納這些勞動力的希望。」這是福特父子第一次承認大蕭條也對他們造成了影響。
在當前的市場狀況下，汽車工人過多了。根據這個原則，亨利和克拉拉宣佈了一個福特員工全年勞動計劃，也就是說，工人們可以在福特農場中度過夏季。人們應該在困難時期返回農場養活自己是福特的觀念之一，對工業家來說，這也是個不尋常的觀念。農產品價格和大多數其他產品一樣受到抑制的事實絲毫沒有影響福特對這個計劃的興趣。這是一種人道的姿態，但在某種意義上說，在一個會因逃避現實而被人銘記的時期，這也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幻想：為了躲避1931年的工業噩夢，人們只能回到1870年左右的美國農場生活。
1930年，美國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對福特汽車公司底特律地區的勞動隊伍進行了一次詳細研究。那些符合研究標準的人（是家長，而且至少已經被僱用了225天）平均年收入是1694美元，平均年支出是1719美元，兩者的微小差距是由親屬們的贈禮和低水平的債務填補的。61%的人居住在單家庭住宅中，32%的人居住在雙家庭住宅中，7%的人住在公寓。36%的人擁有收音機——一種奢侈品，5%有電話，47%有汽車。這次研究逐一調查了一般員工家庭所做出的每一次購買決策。但最能說明問題的調查結果卻是，有59%的家庭是憑借分期付款進行消費的。
分期付款計劃會讓繁榮時期更加繁榮，但也會讓艱難時期更加艱難，整個這一代的福特工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在這個方面，福特的員工與100個其他行業中的工人沒有太多兩樣，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有一種特別強烈的被出賣感和迷惑感。
「14年了，我為亨利·福特工作，」1931年，出生在國外的福特工廠員工約翰·鮑裡斯（John Boris）說，「各種各樣的裝配工作……我都做過，都是危險活兒。我把我的年輕歲月都給亨利·福特了。去年7月，你猜怎麼著，他讓我走。那天我去工廠的時候，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他這麼對我。」鮑裡斯被解雇9個月後，福特福利部門一名調查員拜訪了他。調查員承認公司對他不公平，告訴他第二天回去上班。過去，老資格的鮑裡斯每日工資是8美元。但返回公司後，他已經掙不到這麼多，甚至也掙不到大蕭條早期福特所宣佈的7美元。只有工作60天後，工人才能得到7美元的最低日工資。60天後，鮑裡斯得到了。過了兩天，他又被解雇，而且公司告訴他永遠也不要回來了。
全美各地的許多優秀工人都有類似的故事，當時的失業率約為14%。但迪爾伯恩的情況有所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裡的失業是個人化的。鮑裡斯並沒有說他為福特汽車公司工作，而是說「我為亨利·福特工作」。公司創立者已經用自己出眾的宣傳才能製造了這樣一種觀念：福特汽車公司只有一個老闆——亨利·福特本人。埃茲爾只不過是一個可以經常接受重要採訪的福特公司的執行官。就像顧客可能認為他或她的新車是亨利·福特親自設計甚至親自製造的一樣，像約翰·鮑裡斯這樣的員工認為他在自己與亨利·福特的個人契約下工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實上，鮑裡斯確實是按照這種信念行事的，在被解雇之後，他曾試圖拜訪福特的辦公室，解釋其中的誤會，這當然不會成功。
1931年4月，福特重申了他在1929年的立場：他的工廠和任何為他供貨的工廠都不能削減工資。福特在這一點上很強硬，儘管在現實中，他的工資等級表是一個笑話。沒幾個工人能夠在一個完整的工作周內得到任何像日薪7美元這樣的恩惠。10月，每日最低工資不聲不響地降到了6美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工人們有好處的。但即便如此，危機仍在加深，而且福特父子無力阻止。「如果你能告訴我我們怎樣才能讓工人們每天都能工作，」埃茲爾回信給一家密歇根公司的總裁說，「我很樂意知道。由於以前的高產量，我們現在的工資冊上有很多名字。我們覺得，最公平的方式是給盡可能多的員工以有限的工作時間，而不是給極少數員工以完整的工作時間。」
情況對公司和員工們來說都在惡化。1931年8月，A型車生產線停產。比起市場需求，公司手頭上的汽車已經足夠多了。之後生產線曾短暫重開，但在10月又永久關閉了。不到4年的時間，公司又一次被抓到了軟肋：在一個生產汽車的行業中，卻不能生產有市場需求的汽車。
有一件事情又在亨利·福特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他最好的朋友和導師托馬斯·愛迪生去世了。在愛迪生病危之前，福特曾在邁爾斯堡陪了他一段時間，是他倆齊心協力把這座城市發展為一個「花園城市」。在這裡，他們曾計劃發明一種新的合成橡膠。福特和哈維·費爾斯通也曾說服愛迪生尋找本國的橡膠資源，這部分上是出自企業家的野心，部分上也是為了讓愛迪生有事可做。「到目前為止，」愛迪生在研究中期告訴福特，「我已經在整個美國考察了15000株草本植物、樹木和灌木，研究了用它們生產橡膠的可能性。」愛迪生確實提出了橡膠資源的替換品，但是成本太高，不具有可行性。1930年，愛迪生徹底退休了。1931年10月18日，托馬斯·愛迪生去世。那些與亨利·福特距離較近的人說，愛迪生病故的時候是福特餘生之中看起來最衰老的時候。他很少再去邁爾斯堡，先是把那裡的冬季度假屋租了出去，後又於1945年把它徹底賣掉了。
到1932年年初，福特似乎已經從沮喪中擺脫出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美國的經濟蕭條上。該年2月，他不光宣佈新福特V-8發動機將要投產，看起來還要用自己的財富結束美國的蕭條：「是美國人民把福特汽車公司變成現在這樣。公眾給了我們一切。不應有多餘的個人利益存在，所有的多餘利益都將貢獻給未來。未來就在這裡，我們將竭盡全力（如果有必要，冒一切風險）使用公眾賦予我們的多餘財富去檢驗一下我們是否真的不能創造國家最需要的東西——工作、職位！」
福特明確表示，新款福特將在1~2個星期內推出，此後，「全速」生產將很快開始。全美的商業媒體滿懷希望地慶賀這一消息，普遍的認識是，如果說有誰能叫醒沉睡中的經濟，那就是福特汽車公司。但在底特律，這個消息並沒有被當成一個多大的福音。城市官員們知道，福特宣言唯一確定的效果就是為底特律引來無數求職者。在大蕭條中底特律特別艱苦的這一年，亨利·福特的善意宣言立刻就把局勢變得更加糟糕了。
2月底時，底特律的就業率是69.5%。當其他汽車公司聽說福特計劃推出新車的時候，它們關閉了自己的工廠。每一家公司都想在安排未來生產之前評估一下福特的新車。結果，又有許多人加入了失業大軍，一個星期之內，官方的就業統計數據就降低了幾乎3個百分點，成為66.6%。對那些需要工作的人來說，形勢已經變得像噩夢一般。
不管底特律工人什麼時候想用和平的方式遊行、示威或表達他們的不滿，市政部門都會很配合地給予批准，命令警察保持中立——儘管談不上支持。弗蘭克·墨菲市長對美國式民主的信奉毋庸置疑，但他也用相當切實可行的政策允許了本市許多政治活動。作為一個真正的改革家，墨菲相信對抗只會進一步加劇對抗，讓局勢變得無法控制。「在弗蘭克·墨菲當選為市長之後，初期的工會主義者和極『左翼』分子獲得了在公共廣場示威的權利，」基思·斯沃德寫道，「市政府或各種各樣的救濟站接待失業者代表已經成了理所當然之事。」
1932年3月6日，一個鬆散的政治團體在底特律的一個禮堂組織了集會，呼籲工人們在第二天舉行和平示威——「福特反飢餓遊行」。星期一，遊行隊伍從市中心一直走到迪爾伯恩的榮格工廠，然後由領導人宣佈了對亨利·福特的一長串要求。這些要求如下：
1.為所有被解雇的福特工人提供工作。
2.立即支付上述工人失業期內全部工資的50%。
3.在不降薪的前提下把每日工時減為7個小時。
4.減慢致命的「速度」。
5.工作日中安排兩段休息時間，各15分鐘。
6.在職位、休息和醫療服務方面不得歧視黑人。
7.福特醫院為現役和失業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庭提供免費醫療幫助。
8.在冬天向每名工人提供5噸煤炭或焦炭。
9.取締服務部人員（間諜和警察等）。
10.不得取消員工住宅的抵押贖回權（在重新僱用全職、全時的工人之後，福特汽車公司在6個月內自己負責所有的抵押貸款）。
11.一次性向每名工人支付50美元的過冬費。
有些條款聽起來無異於厭倦了寒冷和飢餓的工人們的白日夢，另一些則有些令人吃驚。例如，雖然福特汽車公司對美國黑人的歧視比其他任何汽車公司都要輕，但很明顯種族隔離現象仍然存在，而且造成了惡劣影響。由於福特汽車公司是「家族擁有」的，而且一直在宣揚高工資和愛護員工的理論，工人們想同亨利和埃茲爾·福特直接面對面。讓遊行者們惱怒的是，當福特汽車公司解雇5萬~6萬名員工時，亨利·福特似乎毫不在意，他說這些員工「太懶」而不能勝任工作。即便那些仍然留在榮格工廠的工人也對公司越來越過分的監視行為義憤填膺。總的來說，示威中的這些要求正是渴望吐露心聲的工人們與公司的一種交流。在3月7日這個寒冷而且下著雨的星期一，有3000名示威者排著隊來到底特律和迪爾伯恩的邊界。
就在市區邊界的另一邊，50名迪爾伯恩警察已列好隊形嚴陣以待。他們使用了催淚彈，但是收效不大，遊行隊伍繼續前進，最後，他們在榮格工廠3號門前停了下來。警察退到了工廠附近的一座橋上，等待福特服務部的人前來支援。哈里·貝內特命令手下用兩架高壓滅火水槍驅散示威者，水槍噴出來的水冰冷刺骨。就在隊伍步步逼近時，突然之間，貝內特的人開槍了，一名工人當場死亡，傷者中有一名《紐約時報》的攝影記者。示威者投擲石塊予以還擊。有一些退到了路邊，那裡有一個人正在大聲講話，試圖維持秩序。就在這時，工廠門口處有個人開始用衝鋒鎗向人群開火。有4人中彈身亡，包括一名16歲的報童。19人受了重傷，50人受了輕傷。哈里·貝內特是鎮壓一方中唯一受重傷的人，在衝入人群後，他被一塊石頭重重砸中了頭部。警察把能夠抓到的示威者全都用運稻穀的馬車送到了監獄。
福特汽車公司和迪爾伯恩警察理所應當地遭到了媒體的猛烈攻擊。「迪爾伯恩警察應該因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因邪惡的決定、因殺死4人而被判刑，」《紐約先驅報》說，「這樣的行徑必然會激起各地失業者的憎恨，加重美國生活中不應存在的階級對抗。」《紐約時報》的報道是以批評示威者開始的，但它得出了更富同情心的結論，「表面上看，底特律工人在世界工業正在復甦的時候製造騷亂似乎是不可理解的……1929年的那些僱員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今天還在工作，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連同家人目前還在底特律，抱著一線希望，過著僅能餬口的生活。」
不管亨利·福特1914年的日薪5美元為他贏得了工人的多少善意，當水槍和衝鋒鎗向反飢餓遊行者發動攻擊，這種善意都已蕩然無存。他的「人道資本家」的形象消失了。10年以前曾極力擁護福特的辛克萊現在也痛斥了反飢餓遊行中亨利·福特的非人道行徑。在《小汽車國王：福特和美國的故事》（The Flivver King: A Story of Ford-America）一書中辛克萊說，在榮格工廠的法西斯暴行後，福特汽車公司的汽車已經被塗成了唯一一種顏色，「人類鮮血」的顏色。
底特律媒體也堅定捍衛著反飢餓遊行者。「迪爾伯恩警察的行為把有秩序的示威變成了一場騷亂，死亡和鮮血是騷亂的代價，」《底特律時報》（Detroit Times）說，「殺死沒有任何罪行的無辜勞動者是對美國制度的嚴重褻瀆。」
所有人都認同，遊行者們不是聚眾滋事的烏合之眾，只是福特的工人。在1932年3月7日，工人們本希望福特汽車公司能夠明白這種區別。然而，從機槍在清晨開火那一刻起，福特汽車公司和它的工人之間已經埋下了鬥爭的種子。在此後超過12年的日子裡，暴力的陰雲一直沒有散去。厭惡戰爭的亨利·福特就要發起一場對自己人的戰爭。
[1]1 英吋≒ 0.025 米。——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