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並沒有試圖用一艘和平船結束「二戰」，但他確實有這種想法，或者說他曾說過自己有這種想法。那些曾在20世紀30年代末讀過他的《和平宣言》的人可能預料不到福特汽車公司會最終贏得陸軍和海軍的數個軍工生產嘉獎令，會成為軍工產值達526億美元的第三大國防合同承包商（僅排在通用汽車公司和柯蒂斯-萊特公司之後）。由於亨利·福特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所傳播的那些偏見恰好與納粹的立場一致，他的行為和言論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前的那幾年受到密切關注。他仍然談論和平問題，就像在「一戰」前一樣，但他的中立行為讓人搞不清楚他支持的究竟是哪一方。
廣泛流傳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1922年《國際猶太人》的新版應該沒有得到亨利·福特的授權，但他拒絕對這些印有他名字的書發表抗議，也沒有能力壓制舊書的再流行。1938年7月，阿道夫·希特勒將一枚德國大十字星紅鷹勳章授予正慶祝自己75歲大壽的亨利·福特。勳章是由駐底特律的德國領事呈交的。那一年正是綏靖政策的高潮期，德國正通過向一些國外的商界和政府要人授予榮譽來表示善意，傳達它在當時的信息——德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但在美國和英國，希特勒的批評者們對福特所獲得的獎章絕無好感可言。大十字星紅鷹勳章是德國的最高公民榮譽，亨利·福特把它佩戴在胸前又一次讓人們想起了阿道夫·希特勒經常表達的對這位美國汽車大王的讚賞。
儘管遭受著美國人鋪天蓋地的批評，福特卻拒絕把勳章退回德國，部分原因正是因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這樣的壓力下，福特往往會變得更加強硬。另外，他保留勳章可能也是為了氣一氣他的老對手富蘭克林·羅斯福。而且他毫無疑問也有生意上的考慮。在1938年夏天，福特-沃爾克就要拿到為德國政府生產車輛的合同。他渴望這一合同，而如果福特把勳章還給希特勒，項目幾乎肯定要泡湯。合同中的車輛都是運兵車這一事實似乎是福特可以接受的，雖然他曾公開聲明拒絕參與軍工生產。像商界和政府中的其他大多數人一樣，亨利·福特也認為只要對納粹黨人保持友好，納粹黨人也會保持友好。事實證明，所有試圖做到這一點的人都犯了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即便由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來做編輯，福特-沃爾克的內部刊物也不會比現在更親納粹。」好鑽研的記者肯·西爾弗斯坦（Ken Silverstein）在2000年1月24日《國家》（The Nation）雜誌的封面故事中說，「1939年4月，納粹元首收到了福特汽車公司所贈送的價值35000德國馬克的生日禮物，這最好地反映了福特和納粹黨人的兄弟情誼。」這份「禮物」幾乎是不能不送的，而送禮的決定完全是由福特-沃爾克做出的，這又為美國福特和德國福特的不愉快關係增加了一段插曲。從現實中看，1939年的福特-沃爾克已經是一家獨立的公司，但它的名字中畢竟還有「福特」這兩個字。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亨利·福特和希特勒是串通一氣的，於是福特發表聲明，否認他支持納粹的政策，聲稱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不是一個仇恨散播者。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加入了1938年秋季時最激烈的爭論：面對猶太人逃離德國的現狀，美國應扮演什麼角色。福特又一次展示了他製造新聞的天分，他表示自己支持猶太流亡者落戶美國，甚至雇了一些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到分散於密歇根各地的福特農場中工作。但大多數人都認為，福特做出這樣的姿態只不過是為了緩和因德國紅鷹勳章事件而圍繞在他身邊的敵意。福特的反猶太主義以這樣一個謊言為核心：猶太富人已經控制了一些重大的世界問題，但背井離鄉的猶太人不會對福特造成什麼威脅。
1939年9月，隨著德國人的坦克衝過波蘭邊境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吞噬了歐洲，各個國家又像在1914年那樣分裂成了兩個不同陣營。面對納粹的野心，人們也許應該收起對和平的希望，但是在美國，仍然有少部分有權有勢的人在極力主張放任德國。其中一些堅定支持納粹的政策和行為。另一些認為沒有什麼能擊敗德國戰爭機器，也沒有理由去嘗試擊敗它。還有一些則像緊急關頭的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只是想不惜一切代價保證和平，他們希望大洋能使美國隔絕於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災難。亨利·福特的態度卻是模稜兩可的。「戰爭是對錢的浪費，」他說，「就像是對血的浪費一樣。」
1940~1941年，沒多少美國人持支持德國人的錯誤立場。相反，大批美國人加入了一個叫作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組織。該組織有800000名成員和大約425個分會，所有會員都相信置身於歐洲大戰之外是保護美國民主的最好辦法。在那些支持美國第一委員會的最積極的演說者中有兩個是美國參議員：蒙大拿州的伯頓·K·惠勒（Burton K.Wheeler）和北達科他州的傑拉爾德·P·奈（Gerald P.Nye）。然而，也有一些表面上標榜堅決中立和愛國主義的人明顯懷有德國人的那種偏見。第一委員會中的納粹支持者的目的是預防美國在德國佔領英國之前參戰。他們聲稱，由於西歐已經沒有登陸點，美國人不可能成功打擊德國人的新歐洲帝國。
最知名的第一委員會會員也是最知名的美國人之一：查爾斯·林德伯格。自1927年獨自飛躍大西洋之後，他便成了一個真正的美國英雄。作為亨利·福特寥寥無幾的密友之一，林德伯格毫不掩飾這樣一個事實：他對德國的尊敬超過對其他任何歐洲國家的尊敬。1936年，林德伯格代表美國政府參觀了德國的軍事飛行器工程，同年8月，他又作為德國空軍司令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ing）的客人出席了在柏林舉行的奧運會開幕式。對阿道夫·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工業和社會深感折服的林德伯格動起了移居到德國的念頭。「我絕對相信，」羅斯福對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說，「林德伯格是一個納粹分子。」美國總統自然會關注這位已經威脅到他的海外政策領導權的迷人飛行英雄。林德伯格曾多次批評那些他認為將把美國帶入戰爭的團體，指控他們正在侵害國家的利益。他認為美國無法戰勝德國，因為德國的「軍隊比我們的軍隊強大」。林德伯格的許多言論都激起了民憤，有人還公開譴責說他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他的老家明尼蘇達州小瀑布鎮甚至把他的名字從小鎮的水塔上去掉了。由於美國人因林德伯格在美國第一委員會中的不干涉主義行為而給他打上了納粹支持者的標籤，而且羅斯福總統也把他看成一個叛國者，飛行家憤然辭去了他在陸軍航空兵預備隊的職務。他還退出了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對於剛剛開始計劃建立一支可與德國空軍抗衡的空軍部隊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和他的政府來說，這是一個直接打擊。
受林德伯格的影響，亨利·福特也於1940年9月加入了美國第一委員會。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幾年中，林德伯格的例子似乎鼓勵了福特。特別的是，林德伯格在參議院海外關係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面前發言時對美國通過《租借法案》（Lean-Lease）協助英國和蘇聯與德國作戰的政策表示了反對。他認為，美國應該和德國商定一個所謂的獨立和平協議，即使這意味著與納粹政權合作以及綏靖政策的又一個表現。林德伯格在發表在《科利爾》（Collier's）上的「致美國人的一封信」中表達了這種觀點，亨利·福特很贊同他的觀點，認為這篇文章是建議羅斯福政府對軸心國和同盟國都提供非軍事支持的一份和平主義宣言。另外，福特還時不時地透露出，他希望他眼中的兩個好戰國家英國和德國相互殘殺。
一個在英德兩國都有顧客、同事、僱員和工廠的人持這種觀點是令人驚訝的。不管怎麼說，福特的觀點大體上是同美國第一委員會一致的。由於福特有反猶太主義的惡名，害怕牽連其中的第一委員會官員們把西爾斯羅巴克公司的猶太董事萊辛·J·羅森沃爾德（Lessing J.Rosenwald）也召進了組織中。這種掩飾性的舉動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因為羅森沃爾德在來自朋友們的壓力下很快就退出了委員會。於是，委員會投票決定開除亨利·福特。根據1940年12月的那次會議的備忘錄，委員會這樣做是因為福特沒有「對委員會的工作投入一點時間或注意力，委員會不能確定福特先生的觀點是否一直與委員會的官方觀點一致」。官員們還希望福特的離去能使羅森沃爾德收回他的辭呈——但他拒絕了。羅森沃爾德猜測，如果福特能對第一委員會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他永遠也不會被拋棄。
在軸心國集團的另一個成員國日本，福特汽車公司的行動是以1936年建於橫濱的新裝配工廠為核心的。日本渴望汽車，新工廠建立後的第二年，日本的汽車產量達到了18379輛。然而，法西斯主義和自由企業尤其是外資自由企業永遠不會兼容，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其他任何地方。1937年末，日本新政府開始限制福特的產量，而且明確表示福特汽車公司在日本為本國（以及亞洲其他地區）所規劃的經濟環境中已經不受歡迎。迪爾伯恩鼓勵日本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日產汽車有限公司（Nissan Jidosha Kaisha）購買福特的日本產業，但日本政府在兩家公司達成協議之前就關閉了福特的橫濱工廠。不過，福特汽車公司總部對在日本的損失並不太在意。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包括迪爾伯恩在內的美國大多數地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德國。
亨利·福特同其他一些工業家一樣認為美國無須參戰，即便有一天參戰，在此之前也沒有必要同德國政府對抗。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艾爾弗雷德·斯隆也是一個堅定的孤立主義者，他公開表示美國不應該捲入戰爭。斯隆的某些觀念來源於他的民主政治立場。他甚至比亨利·福特還討厭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和平時期，兩位汽車大亨有充分的空間反對新政所帶來的所有東西——尤其是《國家工業復甦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當羅斯福公開表示他想對同盟國尤其是20世紀40年代中期正在西歐孤軍抗德的英國提供援助時，亨利·福特和艾爾弗雷德·斯隆都對幫助總統沒多大興趣。在兩人看來，同「社會主義者」羅斯福站在一起比低估德國或日本的威脅更加危險。
像亨利·福特一樣，斯隆和他的幾個最高執行官也被譴責為親納粹派。再加上通用想保護正在德國飛速發展的歐寶汽車公司，他們的孤立主義態度更加堅決了。然而，正是由於福特、斯隆和其他一些持類似觀念的商人首先考慮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直接落入了納粹的陷阱。要想征服一個國家的人民，讓他們自私比最密集的轟炸更有效。
有一個人的觀點同亨利·福特和艾爾弗雷德·斯隆截然相反，而這個人既為福特工作過，也為斯隆工作過，而且對他們兩人的成功均貢獻不菲。威廉·克努森已經在1937年時成為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在先後擔任福特和雪佛蘭生產主管的過程中，他學到了更多的東西，現在，在每一條商業法則都被看作科學的最現代化的美國公司中，他已經可以對管理、會計和營銷等所有重大問題發號施令了。1940年，克努森的年薪達到了300000萬美元，除了好萊塢攝影棚中的大明星，他已經是美國收入最高的人。
該年春天，挪威和丹麥相繼在德軍鐵蹄下淪陷。5月，法國也已岌岌可危。眼睜睜地看著德軍閃電戰橫掃歐洲的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將軍（General George C.Marshall）警告說，如果美國再不干預，德國人將佔領大西洋東岸的所有地區，將可以毫無顧忌地向歐洲內陸挺進。羅斯福召集國會會議，提出了加強國防的建議，包括將陸軍和海軍的空中力量從500架飛機擴充到50000架以上的計劃。但華盛頓啟動空前軍備計劃的決策很快就揭示出，政府官員和生產商之間存在巨大的溝通障礙。由於無法提出正確的問題，無法理解問題的答案，也無法達成協議，良好的意願變成了空談。急需幫助的羅斯福找到華爾街傳奇銀行家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問他美國擅長生產的前三名是誰。羅斯福的這位多年的商業顧問回答說：「第一個是克努森；第二個是克努森；第三個還是克努森。」
美國總統立刻給威廉·克努森打了電話，請他來華盛頓掌管戰時生產。克努森第二天就離開了底特律。途中，他在紐約稍加停留，把服務國家的意圖告訴了通用總部的艾爾弗雷德·斯隆。那時候，通用董事長並不認為美國正面臨危機。在他看來，除非羅斯福犯下把國家帶入戰爭的大錯，戰爭不會波及美國。兩人的會談開始出現火藥味。斯隆表示，公司要想對國家的戰時生產做出貢獻，只需與政府簽訂軍工合同即可，不一定非要把總裁送到羅斯福那裡。但克努森堅持認為，如果總統和國家需要他，他必須挺身而出。他於1940年5月告假，幾個月以後辭了職，而且再也沒有回來。
克努森在1940年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裡只看到了華盛頓在安排軍工合同上的混亂。當他問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誰是老闆？」時，通常的回答是「羅斯福」，在加快生產速度這個問題上，這種答案是不充分的。克努森是無用的談話、無休止的會議和時間浪費的天生敵人，而華盛頓恰恰有這些毛病。作為一個所謂的數字男人，克努森從未停止與國會上沒完沒了的花言巧語進行鬥爭。當參議院就將原材料的分配區分優先級的建議舉行聽證會時，克努森也作為證人出席了會議。「我反對，這根本沒有用。」他說。會議要求他做出解釋。「先生們，」克努森勃然大怒，「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說沒有用就沒有用！」
當克努森於6月被任命為生產管理辦公室總幹事時，他最終得到了他想得到的答案。他成為正在擴張的「民主兵工廠」（總統對美國生產能力的稱謂）的老闆。由於他的全職採購職務實際上是沒有薪水的，他成為最早的「一年1美元的人」之一。在戰爭中，克努森在商界和政府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他的任務是把美國出眾的生產能力轉化為軍用物資，策劃項目並把它們分派到不同的部件裝配廠，把主要部件委派給合適的公司或確保可能的競標商能收到投標建議，監控生產安排以便各項目能順利轉化為成品，協助完成資源的調配。由於一切都是從停滯狀態開始的，挑戰之大可想而知。單說軍用飛機：美國軍隊想訂購40種不同的飛機，而且每一種都至少要有1000架，但在1940年，美國各種軍用飛機的總產量只有3000架。
大規模飛機生產開始於「二戰」時期。歐洲飛機製造企業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技術水平，美國難以望其項背。甚至在克努森和他的新班子有機會從一群冒牌行家中挑出專家之前，英國政府就已經訂購了大量的勞斯萊斯默林（Rolls-Royce Merlin）發動機。在生產管理辦公室還看不到合適的承包商時，克努森轉向了一家他知道他可以信賴的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這家公司不光是生產方法上的領頭羊，還曾經在20世紀20年代生產出高質量的三發動機飛機，這在汽車製造商中是獨一無二的。
美國軍隊和英國政府共同向福特汽車公司訂購了9000台飛機發動機，並且要求公司根據勞斯萊斯的設計生產這些發動機。查爾斯·索倫森和埃茲爾·福特參加了合同的商討。然而，當消息在英國媒體上公佈時，亨利·福特立即把合同取消了。他的理由是，「我們不跟英國政府或其他任何國外政府做生意」。這個變故令人震驚，對英美武裝對抗納粹的共同努力是一種明顯的打擊。
實際上，福特汽車公司此前曾經接受為法國戰機生產勞斯萊斯發動機的合同。儘管這個合同因法國於1940年6月淪陷而未能實施，它卻給了亨利·福特一個研究勞斯萊斯發動機的機會。根據研究福特航空史的歷史學家蒂姆·奧卡拉漢（Tim O'Callaghan）所說，亨利·福特拒絕英國的合同實際上是因為他正在開發他自己的改進版勞斯萊斯發動機。儘管這種說法並不能解釋福特為什麼不顧英國皇家空軍正急切需要發動機的事實，但正像奧卡拉漢所說，「這對當時所發生的事情也是一種合情合理的解釋。」
沮喪之餘，威廉·克努森親自拜訪了亨利·福特。但他連說服福特談論英國發動機問題都做不到，更別說改變他的主意了。克努森直言不諱地請求福特重新考慮，但福特的臉上始終毫無表情。他沒有再費心規勸，而是返回了他和家人多年前在底特律以南的格羅斯島上購買的夏季別墅。他撥通了帕卡德汽車公司的電話。帕卡德總裁阿爾文·麥考利（Alvin Macauley）在電話中同意接受默林發動機合同。
「福特先生，如果你不接受這項工作，你將成為不受歡迎的人。」克努森曾經警告亨利·福特。他是對的：北美和英國的媒體都批評說福特的決定是一種背信棄義的行為。一家加拿大報紙把亨利·福特稱作「對民主的威脅」。事實上，福特汽車公司已經接受了它的第一份「二戰」軍工合同——只不過是來自德國政府的合同。儘管科隆的福特-沃爾克在1940年時已經只是名義上的福特汽車分公司，並不受迪爾伯恩的控制，但它畢竟是在同第三帝國進行交易，這對拒絕勞斯萊斯合同的福特汽車公司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加拿大福特公司的官員建議亨利·福特通過允許甚至鼓勵加拿大和英國分公司為英王喬治六世的軍隊生產軍事物資來緩和局勢，福特最終妥協了。這樣，軸心國一方和同盟國一方的福特分公司都參與了軍工生產。然而，儘管福特的立場是一種最微妙的平衡，人們卻把它解釋為福特用和平訴求來掩蓋親納粹傾向的策略。當然，福特在「一戰」期間也曾遭受這樣的指責。
在飛行器和其他一些軍事相關領域中，曾經引領某種設計的公司並不一定能把這種設計付諸大規模生產。正因如此，UAW主席沃爾特·魯瑟提出了一項被稱作魯瑟計劃的建議，呼籲所有行業的工廠利用多餘的生產能力來生產軍用物資。這項計劃的主要吸引力在於，美國工業在完成軍工任務的同時還不用放棄通常的消費品生產。在大多數項目中，各大行業並不需要在設計上費心，因為專業化的軍事承包商已經完成了設計工作。「魯瑟的計劃會使平民汽車的生產繼續下去，但需要把1942年新車型的開發拖後6個月，」歷史學家內爾森·利希滕斯坦在《底特律最危險的人》（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Detroit）一書中寫道，「這是為了讓15000名之多的熟練技工有時間為全金屬戰鬥機的大規模生產製造工具、模具和機器設備。」根據魯瑟所說，他的計劃將實現「日產飛機500架」——這也是魯瑟的宣傳標語。由於工廠既可以立即開始軍工生產又不用扔下它們的日常生產，它們不會遭受「轉換」之苦，不必忍受無利可圖的停工期。然而，魯瑟自己也承認，實現這一點需要有一個聯合勞動管理委員會來保證各行業的緊密合作。正因如此，工業家們把魯瑟計劃看成蘇聯那樣的計劃經濟在戰爭時期的抬頭。他們反對這種勞動聯合力量，嘲笑「日產飛機500架」的口號。
然而，亨利·福特卻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承諾：他的公司可以每天生產1000架飛機，而且「不需要政府來多管閒事」。作為一個曾每天生產10000輛T型車的人，福特的承諾是值得討論的。而且人們確實在討論它，只不過沒有多少正面的評價。人們認為，這是一種荒唐的承諾，是美國過分相信自身生產能力的一個縮影。但從亨利·福特的角度來看，這種承諾並沒有什麼奇異之處（儘管也沒有什麼意義），它是一種高明的宣傳手段，會讓福特汽車公司擺脫拒絕服務國家的惡名，展現出一副願意、有能力、有決心接下政府軍工合同的樣子。
克努森在研究了魯瑟計劃之後也對它表示了反對。儘管該計劃也有一些支持者，但當克努森得出它「沒有用」的結論時，它已注定無法付諸實施。不過，在克努森的支持和其他數百位計劃者的參與下，一項自由企業版的魯瑟計劃出台了。生產管理辦公室是項目領導者，企業競標承包整體計劃的各小部分。一般來說，大規模生產的企業會使用經稍小一點兒的企業授權的設計。在1940年夏擁有很高優先級的飛機發動機的生產就是一個例子。P-47戰鬥機和C-46運輸機等飛機的發動機是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普拉特-惠特尼公司設計的，但和當時其他的中小規模製造商一樣，普拉特-惠特尼公司能製造這些發動機，但產量不會太高，生產速度也快不了。必須由更大的企業充當臨時代理人，接下生產合同。
儘管亨利·福特曾粗暴無禮地取消勞斯萊斯發動機合同，克努森還是向他的老僱主提供了一個生產普拉特-惠特尼發動機的機會。畢竟，這是為美國軍隊生產的美國發動機。在埃茲爾和索倫森的勸說下，福特最終同意與這個全美國化的項目合作。福特汽車公司不想讓18缸、2000馬力的飛機發動機和90馬力V-8汽車發動機出現在同一條生產線上，於是開始計劃在榮格河建立一家新的大型工廠。最終，這家工廠的僱員將達到17000人。但起初，修建佔地面積達31.3英畝的廠房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這對負責建廠的查爾斯·索倫森是有意義的，但卻激怒了那些急於讓汽車工廠立即開始生產發動機的勞工領導人。但最終，為製造普拉特-惠特尼發動機所進行的機床安裝和其他生產前工作共花掉了11個月的時間。不願敷衍了事的福特汽車公司永遠也不會以脆弱或暫時性的方式做任何事情。對生產事務，它只會奉行它所瞭解的唯一方式：生產飛機發動機的工廠必須能50年如一日地存活下去。
8月8日，不列顛之戰的第一次激烈的空中格鬥再一次揭開了西歐大戰的序幕。規模雖小但卻靈活聰明的英國皇家空軍奮起抵抗力量強大得多的德國空軍的猛攻。當德國人試圖用炸彈征服英國人時，英德雙方均有數百架飛機加入了空戰。納粹計劃先控制英國上空，再入侵不列顛群島。當威廉·克努森於10月前往底特律與主要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的代表會晤時，不列顛之戰依然激烈，德國空軍正頻頻夜間空襲英國居民區。在底特律，克努森介紹了一些正等待大規模生產的主要項目，並專門為龐大的B-17空中堡壘（B-17 Flying Fortress）轟炸機和重型B-24解放者（B-24 Liberator）轟炸機招募了承包商。克努森將兩種飛機的生產工作都進行了分配，零部件會從全美各地運往中部城市的最終生產工廠。福特汽車公司也參與了B-24項目，任務是生產各種各樣的零部件。
B-24項目成了福特汽車公司的重頭戲。然而，儘管亨利·福特最終習慣了他的公司正在參與軍工生產的事實，他卻成功地使他的美國公司和世界各地的分支避開了毀滅性武器的生產。在除新西蘭以外的所有國家，甚至包括德國，福特的工廠只生產非殺傷性軍用產品。例如，它生產飛機，但不生產飛機所攜帶的炸彈。或許，這是亨利·福特的和平主義傳統。另外，福特和性情暴躁的查爾斯·索倫森對生產零零碎碎的東西以供他人完成生產沒有興趣。他們想生產完整的B-24，保持公司的自治性，保證每一架產成機都能追溯到生產程序和負責人。但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公司接受了更小一點兒的角色，只要這種角色是可以擴大的。在克努森的催促下，查爾斯·索倫森和埃茲爾·福特於1940年12月作為國防顧問委員會的客人訪問了綜合飛機公司，參觀了那裡的B-24生產過程。「在飛往聖迭戈的過程中，他們在信封的背面規劃出了柳木場（Willow Run）。」未來的福特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菲利普·考德威爾（Philip Caldwell）在回憶福特汽車公司建立飛機工廠的過程時這樣說。
那時候，綜合飛機公司已經為美國政府生產了數十架B-24，而福特汽車公司已經開始討論每月生產200架的可能性。B-24是「二戰」中最複雜的飛機之一，它是4發動機螺旋槳飛機，翼展110英尺，速度很快，最高時速是300英里。機翼很長、機身短粗的B-24是個醜陋的傢伙，但它會令遙遠的敵人膽戰心驚：它可以在無須重新加油的情況下飛行3000英里，而且可以攜帶4噸炸彈。
在聖迭戈，索倫森對綜合飛機公司的主要生產程序不屑一顧。他特別注意的是，最終的裝配工作是在加利福尼亞的陽光下而不是工廠中完成的。「我所看到的場景讓我想起了35年前我們在福特汽車公司生產汽車的方式，」索倫森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們的飛機像是定制化的，組裝過程就像是裁縫做一套衣服一樣。」為了用福特方式對飛機製造做出貢獻，索倫森回到他的旅館房間，畫出了福特版B-24工廠的大致規劃，後來，他把建造這家工廠的任務稱作「我一生中最大的挑戰」。索倫森下定決心要讓福特汽車公司生產完整的B-24而不僅僅是提供零部件。亨利·福特從不會懲罰任何考慮大規模的人，而索倫森所構想的工廠就是那種龐然大物。根據索倫森的計劃，新工廠長一英里，寬1/4英里，附帶有一個設施齊全的飛機場。在他的想像中，這樣的工廠不是簡簡單單的零部件工廠，而是羅斯福總統所說的「民主兵工廠」的核心。
在次日清晨，因失眠而精神不振的索倫森聽到了埃茲爾·福特對新工廠計劃的支持。從索倫森那裡得知福特汽車公司能每月供應540架轟炸機時，威廉·克努森大喜過望。然而，綜合飛機公司的總裁卻認為福特汽車公司的宏偉藍圖是愚蠢的。他要求索倫森「認真一點兒」，並且敦促索倫森為他的公司供應1000副機翼。索倫森則顯露出了他的壞脾氣：「我們要麼造整架飛機，要麼什麼也不造！」
克努森早就盼著福特汽車公司扮演更大角色了，因此索倫森修建B-24工廠的計劃讓他異常興奮。福特汽車公司做得越多，生產管理辦公室的負擔就越輕。1941年3月3日，政府與福特汽車公司簽訂了總價值達4.8億美元的1200套「機身組件」（這一次，機身組件指的是除發動機以外的所有零部件）和800架整機的採購合同，並且授權公司修建一家新大型工廠。那時候，廠址已經選定，就在伊普西蘭蒂大學城附近的沃施唐納縣。亨利·福特10年前在這裡購買了一塊土地，新工廠就將落戶於此。這裡大約位於底特律以南25英里，離安阿伯不遠，被人稱作柳木場。它是一片975英畝的牧場，能出產大豆和木材，一條岸邊種滿柳樹的小河橫貫而過。新建設計劃將使這片農業土地成為全世界最大工廠的所在地。
1941年3月5日，《底特律自由新聞》以「福特的空中戰鳥孵化場」為題刊登了一名畫家所畫的柳木場預想圖。全美各地的報紙都在討論福特的新項目、4700萬美元的總建設成本以及政府正在投向新工廠的1100萬美元（最終，美國政府對柳木場的投資達到了2億美元）。這條消息對鼓舞國民士氣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它是第一條一般美國人也能理解的有關軍事動員的實實在在的消息：對戰爭的討論已經喚醒了福特汽車公司，一旦柳木場建立起來並開始運轉，它將每小時產出一架B-24轟炸機。在美國人看來，這樣的生產速度足以保證美國人擊敗任何地方的敵人。
B-24轟炸機看起來很強大，但福特新工廠的選址最初曾遭受質疑，各主要行業中有許多人懷疑一家大工廠能否在牧場的土地上建立起來。而且是否能有足夠的勞動力也是一個問題。1940年6月，當法國淪陷，美國人開始嚴肅看待戰爭時，通用汽車公司政策委員會已經開始研究公司參與軍工生產的潛在效果。委員會的結論之一是，保證僱員的充足將是首要問題。正因如此，人力資源可用性是通用汽車公司選擇廠址的第一參考標準。但福特的舉動更加非同尋常，它選擇在一片荒無人煙的土地上建造最大的軍工工廠。柳木場工廠需要60 000名僱員，但它與最近的城市之間也有很長一段距離，而且在所有員工都必須天天準時報到的情況下，它卻不提供交通、住宿和其他條件。僱員問題將困擾新工廠，但第一個問題是工廠必須建造起來。
4月，整片土地清理完畢。9月，總佔地250萬平方英尺的各主要建築建造完畢。但建造樓房並不是多大的難題，更大的問題是工廠的設備安裝。工具和專業化機器的準備工作需要600萬個工時才能完成。僅生產轟炸機所需要的模具就多達11000個。福特汽車公司把大約一半的準備工作外包給其他廠商。不可思議的是，在1941年的大多數時間裡，公司的1800名工具設計師每天都會畫出總長達3英里的藍圖，這相當於一家工廠的長度。在一個輪班制的忙碌日子裡，他們所畫出的圖紙總共達到了5英里長。接下來，工具製造工們必須根據設計圖製造出每一套工具。
儘管柳木場的設計是由艾伯特·卡恩領導的（他死於1943年），最後的工廠卻談不上漂亮，只能說是一個龐然大物。福特汽車公司想把大規模汽車生產的方法帶入飛機製造業，因此新工廠是公司汽車工廠的放大版。自此，鋁制的轟炸機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出柳木場的主裝配線。
除了在柳木場製造B-24轟炸機之外，福特汽車公司還在榮格工廠生產普拉特-惠特尼發動機和軍用吉普車。克萊斯勒參與了B-26轟炸機的零部件生產，但它的主要任務是製造坦克。通用汽車公司主要製造飛機的發動機和其他零部件，但也會生產一些武器和電子組件。帕卡德除履行默林發動機生產合同之外還生產船用發動機。赫德森、史蒂倍克和納什均主要生產飛機零部件，包括發動機和螺旋槳。到1940年末，美國汽車製造商所接下的軍工合同已達到6億美元的總值。次年中期，當美國開始用《租借法案》向英國和蘇聯提供支持時，這個數字是20億美元。到該年年末，軍工合同總值已接近4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