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看，洪水來了！」1943年5月，《大眾科學》（Popular Science）的一篇文章使用了這樣的標題。文章描寫的是福特汽車公司龐大的柳木場工廠生產B-24轟炸機的情況。那時候，成「L」形的柳木場已經開始了全面生產，每月能產出500架B-24，有的是整機，有的是整套零部件。就在不久之前，形勢還遠沒有這麼樂觀。在整個1942年，世界上最大的工廠只生產了幾十架轟炸機。零部件的供應慢得以至於塔爾薩的最終組裝工廠不得不轉向其他軍工項目。沃思堡工廠仍留在B-24項目上，但是生產進度慢於原來的計劃。實際上，《大眾科學》的文章重複了大多數美國人對福特軍工項目的看法：「柳木場是美國把汽車的大規模生產方法用於快速生產4發動機轟炸機的一次竭盡全力的嘗試。」但當福特的新工廠在1942~1943年舉步維艱時，對它的信心很快就變成了對它的詛咒。柳木場把每一個與他相關的人都拖入了噩夢。北美航空工業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總裁J·H·金德爾伯格（J.H.Kindelberger）對羅斯福政府把飛機生產合同交給汽車製造商的做法極為不滿，「你不能指望鐵匠在一夜之間學會製造手錶。」他輕蔑地說。
1941年，汽車製造商們獲得了汽車銷售的巨大成功，這是因為人們害怕戰爭會影響新車的生產。不管他們為軍隊做了多少事情，生產汽車始終是他們更關心的事情。「在過去一年中，美國人成功地生產了5000架戰機和500萬輛汽車。」弗吉尼亞州的參議員哈里·伯德（Harry Byrd）在1941年夏季諷刺說。
威廉·克努森在新成立的生產管理辦公室中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最緊迫的任務與他從前所做過的所有事情都截然相反。他必須阻止汽車工業生產太多的汽車。8月，生產管理辦公室宣佈要將1941年剩餘時間的汽車產量平均削減26.5%，將1942年前6個月的汽車產量削減50%。福特汽車公司在1940年生產了全美汽車的20.2%，次年是18.1%，根據新的生產配額，它在1942年的汽車產量將佔全行業的18.6%。這個份額將使福特汽車公司排在克萊斯勒公司（23.1%）和通用汽車公司（44.3%）之後位居第三。但實際上，在產量削減後，福特汽車公司在1942年只能生產399 600輛汽車，大約是上一年的1/2。「真正讓他生氣的，」威廉·克努森這樣評價亨利·福特，「是不能隨心所欲地生產汽車。」
1941年12月珍珠港和菲律賓所遭受的攻擊改變了生產配額。當然，在美國加入歐洲和太平洋雙線戰爭後，實際上所有事情都被改變了。對美國工業特別是汽車製造業的壓力在一夜之間升級了。讓福特和通用這樣的公司感到幸運的是，UAW的成員已經對戰爭做好了準備。底特律大都市區有200000名UAW會員。許多年輕人加入了軍隊，但那些留在榮格河、柳木場和其他工廠的人也有自己的任務。大約有25%的盟軍軍用物資將在底特律生產。藍領工人們將把「汽車城」轉變為「民主兵工廠」的中心地帶。當日本人繼續他們在太平洋的暴行時，柳木場成了一個真正的士氣鼓舞者。「它是對珍珠港事件做出報復的希望所在，」《底特律自由新聞》報道，「當你看到柳木場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我們最終會給日本人一點兒顏色看看。」
鋁和其他原材料會從柳木場一英里長的主廠房的一端進入工廠，然後被沖壓、拉伸、打磨、加工或鉚接成飛機零部件：不包括700000個鉚釘，一架B-24轟炸機總共有550000個零部件。這些零部件將被安裝成組件，組件將被送到兩條平行的最終裝配線上。此後，機身將在由地下電纜驅動的傳送帶上前進，由工人們完成組裝。飛機下線之後將在毗鄰工廠的一英里飛機跑道上進行測試。
儘管福特汽車公司在籌劃和建設如此大又複雜的工廠上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但起初的兩個錯誤幾乎毀掉整個項目。對有經驗的生產工人來說，這兩個錯誤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由於福特汽車公司太過神秘，沒幾個外人會對它的那些最異常的決策提出質疑。即便在內部，管理者們也不願意對上層所制定的政策說三道四：公司內也存在神秘氣氛。這種服從曾經是令人鼓舞的，但現在，它就像緊身衣一樣桎梏著問題的解決。
首先，在B-24的生產中，工廠可能不應該使用鋼鑄模具（共11000個）。耐用性強但製造難度大的鋼鑄模具適合於汽車生產。汽車不僅能達到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產量，設計上的變化也相對較少。但柳木場預期B-24的年產量大約是5000架，在1943年，這一產量對飛機來說是了不起的，但對鋼製的工具和模具來說不算一個大數字。另外，福特汽車公司據以建立新工廠的B-24設計方案並不曾在戰爭中接受檢驗。在美國參戰之後，實戰經驗帶來了設計上的不斷變化。適應變化意味著柳木場必須重新鑄造模具，這會造成生產的延誤。由於特定的改進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體現在生產中，美軍在1942年採用了極端的方式，暫時中止了對福特製B-24的改進。在年終恢復這個程序之前，福特的B-24轟炸機一直是嚴格限制在訓練用途的。
柳木場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完全是亨利·福特造成的：工廠的選址使尋找戰時勞動力變得極為困難。在大蕭條期間，有大批經驗豐富、值得信賴的失業工人可供汽車製造商們選擇。但戰爭開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珍珠港事件後的幾個月內，工人擁有了選擇權，他們可以選擇工廠。一家離底特律市區25英里遠的轟炸機工廠無法從通用、帕卡德、克萊斯勒、赫德森甚至福特的當地工廠那裡吸引來太多的工人。公司代表在密歇根的鄉村地區大批僱人，因為這裡的工作機會不像底特律那麼多。「一些人是從阿爾剛納克來的，」克萊姆·戴維斯回憶說，他所說的是底特律東北方的一個小鎮，「那裡和柳木場之間來回有100英里。」即使在和平時期，這樣長的往返交通也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情，而當汽油的限量供應在戰爭時期開始後，如果沒有特別批准或精心計劃，交通問題是根本無法解決的。
唯一一件比招募工人更難的事情，就是留住已經招來的工人。在向非熟練工人提供培訓方面，福特汽車公司是無可指摘的。實際上，它的培訓程序可能過於詳盡了。公司在把新移民、有犯罪前科者和殘障者變成高效生產工人方面有多年的經驗。在戰爭時期，它能夠把工廠中的技術傳授給了成千上萬的新來者。但不幸的是，這些工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在學到本事之後立刻就離開了工廠，在底特律或其他大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還有一個問題是，美國政府不斷徵召工人們入伍，去參加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爭。「1943年1月，」哈夫回憶說，「我們雇了1186個人，卻失去了1669個人……這是一個可怕的更新率。」
福特汽車公司拒絕對政府在工廠附近修建住宅區的行動給予配合，又加重了勞動力問題。索倫森反對政府的這項計劃是因為他認為預計兩年才能完成的建築項目將會佔用工廠的勞動力。亨利·福特也堅決不同意修建工廠村，部分原因是因為他不希望有更多的人住在一個被共和黨控制的縣。如果這個縣的人口增加，支持工會的投票者就會增多。最後，福特汽車公司在工廠附近修建了自己的臨時住宅區。但這裡的工人住宅充其量只是小木屋而已，不可能長久居住，這使留住工人變得更加困難。不過，為了鼓勵工人們開車上班，福特汽車公司在底特律和柳木場之間修建了一些平直的道路。另外，在埃茲爾·福特的支持下，公司還制定了一個分散化計劃，把盡可能多的工作分配給了所在區域勞動力比較充足的福特各工廠。這種做法與魯瑟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是以公司內調整為基礎。
隨著軍工項目的進展，亨利·福特的煩惱也日漸增多，他很清楚，他的公司只剩下了美國政府這一個顧客——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這與「一戰」期間不同，因為在「一戰」中，福特汽車公司在參與軍工生產的同時也在繼續生產汽車。但在1942年，美國的軍事動員程度要高得多。新車銷售停止，福特汽車公司像其他所有汽車製造商一樣成了美國軍隊的附屬品。大批政府官員和巡視員來到福特的工廠，特別是柳木場工廠，提出要求，檢查文件，隨心所欲地審查運營狀況。亨利·福特認為這是旨在控制福特汽車公司的一個陰謀。他對威廉·克努森的批評尤為激烈，「克努森來到這裡的唯一目的就是控制我們的工廠。」他說。
冷漠而又暴躁的亨利·福特已經與從前那個充滿活力的亨利·福特大不相同。歷史學家戴維·肯尼迪精闢地評論說，福特是「工業化美國的一個性情乖戾的偶像」。福特已經退到了公司的邊緣，儘管他對公司的每一項事務仍保持著形式上的控制。無論從公司內部還是外部來看，這種狀況都不太容易理解。在1937年的輕微中風之後，福特本有完全康復的跡象。然而，他在1940年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裡一直疾病纏身，有時候甚至認不出多年的老朋友。儘管他的身體最終恢復，但在1941年，他又一次遭受了中風的折磨。他的身體並無大礙，但在精神上，他已經變了，而且失去了他的許多眾所周知的性格特徵。他很少像以前那樣詼諧、隨意、友好，幽默感蕩然無存，易於急躁，缺乏耐心。更嚴重的是，那種長久以來促使他同真實或假想的不友好勢力做鬥爭以保護公司的偏執狂現在完全瞄準了公司本身。福特只相信一個人，「我的哈里」，他喜歡以這樣的稱呼使哈里·貝內特區別於其他「哈里」。堅信暴力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貝內特在過去12多年的時間裡一直是亨利·福特的左膀右臂，但在1940年，他的地位又獲得了戲劇性的提高。當福特的能量日益衰退，貝內特為自己攫取了更大的專制權力。「總的來說，福特和貝內特的關係是現實和情感、理性和本能、自私和無私的一種古怪組合，」歷史學家阿倫·內文斯和弗蘭克·歐內斯特·希爾寫道，「兩人均欣賞對方的技能和效率，喜歡對方的粗魯，相信對方具備對付一個殘酷世界所必需的優點。」
另外一個深受亨利·福特喜愛的人是查爾斯·林德伯格。1942年3月，林德伯格被福特雇為柳木場的試飛員。由於他被認作不受羅斯福政府歡迎的人，他被像綜合飛機公司這樣的一些企業有意冷落了。而亨利·福特是典型的不喜歡白宮的人，對他來說，林德伯格仍然是所有美國人的英雄。在看到柳木場之後，林德伯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巨大的福特新工廠「處處都是機器、工具、塗有柏油的木地板和忙碌的工人……是機械化世界中的美國大峽谷」。福特告訴林德伯格，他要多少薪水，就能得到多少薪水。已經失去光芒的前飛行偶像回答說，他只接受空軍上校的那種工資水平：每月666.66美元。
沒多久，富有的林德伯格夫婦就住進了布盧姆菲爾德山的一所舒適的住宅。林德伯格開始了在柳木場檢測和試飛轟炸機的工作。「美國政府遏制林德伯格戰時職業生涯的意圖使他更渴望證明自己是一名好軍人，」傳記作家A·斯科特·伯格（A.Scott Berg）寫道，「他把自己重在努力的工作倫理上升到了一種更高的程度，絕不允許任何人批評他懶惰。他通常在拂曉之前就奔赴工作地點，而且在夜深之前不會回家。他變成了他自己的監工，在把分內的工作完成之後，他還會為自己安排新的任務。」
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對索倫森的專橫忍無可忍的埃茲爾曾使用總裁的權力將索倫森解雇，他的決定也得到了歐內斯特·坎茲勒的支持。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福特管理層的複雜鬥爭中，索倫森最終留了下來，被解雇的是坎茲勒。埃茲爾·福特怎麼也搞不明白父親為什麼總是更尊重索倫森而不是他自己的兒子，無論如何這都是沒有道理的。不過，埃茲爾還是學會了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儘管他和索倫森都對對方存有戒心，他們卻成了工作上的一對好搭檔：辦公室中的埃茲爾做出決策，推動複雜項目的進展；工廠中的索倫森把宏偉的計劃變為現實。最重要的是，兩人都與羅斯福總統合作融洽。與父親不同的是，埃茲爾認為總統是一個聰明、和藹、不知疲倦的愛國者。1928年，埃茲爾曾在佐治亞州溫泉市拜訪富蘭克林·羅斯福，並拿出20000美元為羅斯福在那裡為小兒麻痺症患者而建的康復中心修建了一個游泳池。對只有在水中才有機會使用雙腿的羅斯福，埃茲爾仰慕萬分。後來，羅斯福總統憑借一輛專為手控而改裝的1936年福特敞篷車獲得了陸地上的自由感和靈活性。年復一年，埃茲爾家和羅斯福總統夫婦一直在交換生日祝福、節日祝願和特別賀信。埃茲爾相信，羅斯福是一夜之間把底特律轉化為一個「民主兵工廠」的真正天才。
在「二戰」之初，埃茲爾·福特和查爾斯·索倫森發現他們的合作關係已經變得比此前任何時候都要緊密。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他們必須為軍工事業而結成一條統「一戰」線。柳木場能夠在1941~1942年拔地而起，兩人功不可沒。另外，他們也必須為自衛而團結：作為哈里·貝內特的兩個主要敵人，他們都想與貝內特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做鬥爭。不過，埃茲爾也知道他永遠也不能對權謀政治的高手索倫森掉以輕心。
受人尊敬、為人嚴謹的歐內斯特·坎茲勒重新登場亮相最終塑成了老式的三頭政治。在離開福特汽車公司之後，他在銀行業工作了一段時間，「二戰」爆發後，他成了戰時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Board）的官員，負責監控底特律汽車業。在得知坎茲勒的新職務後，亨利·福特又批評埃茲爾，說他正在被坎茲勒利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亨利·福特才是正在被利用的人，他的唯一信息和觀念來源就是哈里·貝內特。
那時候，埃茲爾·福特也遇到了他自己的大麻煩。他的胃部不適長時間以來一直被認為是胃潰瘍所致，但在1942年1月，他被診斷為胃癌患者。一些學者譴責說亨利·福特應該對埃茲爾的病負責，因為他的習慣性敵對態度首先就摧毀了兒子的神經系統和整體健康狀況。其他一些人認為埃茲爾的病應歸咎於他嗜酒的毛病。這兩種說法都不完全準確。折磨埃茲爾·福特的是一種在20世紀40年代尚未得到充分認識的罕見疾病。1955年，現在被稱作佐林格-埃利森（Zollinger-Ellison）綜合征的這種病由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院外科系主任羅伯特·佐林格（Robert Zollinger）博士首次提出。患佐林格-埃利森綜合征的通常是30~60歲的人（埃茲爾·福特那時候48歲）。出現在胃、胰腺或上消化道其他部位中的腫瘤是這種病的罪魁禍首。1942年1月，埃茲爾·福特的胃被切除了一半，但毫無作用。現在，佐林格-埃利森綜合征的最終治療方式是切掉整個胃，但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還沒有這種手術。埃茲爾的病不能直接歸因於他與亨利·福特的父子關係問題。他只是不幸得上了一種當時的醫學界仍未知曉的嚴重疾病。
接受手術之後，埃茲爾的虛弱仍在延續，而且在接下來的一年半的時間，他一直沒能完全康復。在看到他的蒼白臉色、憔悴身軀和痛苦的眼神之後，人們明白他的病已經非常嚴重。亨利·福特堅持認為埃茲爾的病是自找的。在他看來，如果兒子能採納他的建議，按他的食譜和方式吃東西，像他那樣鍛煉身體，胃病就會根除。位於底特律的亨利·福特醫院是中西部最好的醫院之一，這裡的一些醫生也在觀察埃茲爾·福特的健康狀況，但對他們的意見，醫院的擁有者亨利·福特不是不屑一顧就是堅決反對。
同時，哈里·貝內特也在竭力阻撓埃茲爾的工作，帶著私心地打擊埃茲爾。他時常散播他自己的醫學觀點，曾聲稱埃茲爾經常嘔吐是因為他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查爾斯·索倫森則努力保護著埃茲爾，這或者出自一種基本的同情心（在公司中，埃茲爾的身邊極少有同情他的人），或者因為他不得不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阻止貝內特的力量擴張。
1942年9月18日，為了以聚焦全世界最大轟炸機工廠的方式鼓舞盟軍的士氣，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對柳木場工廠進行了正式訪問。美軍在參戰後的頭幾個月裡挫折不斷，福特的工廠將開始大批量生產遠程轟炸機的消息對穩定軍心有所幫助。一直到羅斯福夫婦把公眾注意力吸引到柳木場時，人們仍然相信這家工廠馬上就能產出大批轟炸機。
「為了保證他能看到盡可能多的東西，我們克服了許多困難，」柳木場助理主管洛根·米勒回憶說，「根據我們的安排，他的車在駛過夾道歡迎的人群和穿過組建裝配區域時把速度降了下來。這樣，他目睹了工廠中的情況。」
在那輛敞開式林肯轎車的後座上，亨利·福特坐在埃莉諾和羅斯福中間。埃茲爾坐在正對第一夫人的折疊座椅上，查爾斯·索倫森的座椅則正對總統。在汽車穿過工廠的過程中，索倫森和埃茲爾解釋了工廠的生產程序。要解釋的東西很多。「在行進過程中，」索倫森回憶說，「總統不時地指著引起他注意的東西大聲驚呼。『查理，那是什麼！』只要他這麼問，我們就停下車來解釋給他聽。羅斯福夫人同樣很激動。她對工人們正在做的事情很感興趣。
在一個多小時的參觀過程中，亨利·福特始終一言不發。對索倫森來說，這就好比一個正在鬧矛盾的家庭迎來了訪客。「總統和總統夫人對福特先生很冷淡，」他說，「他倆都是大個子，坐在他們之間的福特幾乎被完全遮住了。他無法融入那種氣氛。埃茲爾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如果是在和平時期，坐在羅斯福夫婦之間讓福特極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是在戰爭時期，他也無法擺脫這種情緒。「亨利·福特恨羅斯福，」索倫森說，「他之所以惱怒，是因為埃茲爾和我忠於那一事業。我們正為那一事業貢獻一切。」
但沒過多久，工廠的問題就暴露了出來。羅斯福的訪問成了「全世界最大轟炸機工廠」原形畢露前的最後一個亮點。拒絕見羅斯福夫婦的查爾斯·林德伯格仍然沒日沒夜地在柳木場工作，但他發現在索倫森和貝內特所製造的公司氣氛中做事少不了爭吵。令他最憂慮的是，B-24轟炸機有大量的提高致命事故概率的缺陷。「我確信，在福特汽車公司的官員們準備好如此精密的工具和機器時，他們意識不到B-24轟炸機的平庸，」林德伯格後來說，「但是即便他們對B-24的看法和我一樣，我也不敢確定他們是否會改變生產程序，是否應該改變生產程序。政府希望工廠能盡可能早地生產出大批轟炸機。」
在福特汽車公司的模範性UAW合同於1942年1月到期後，公司又回到了敵對工會的老立場。這種轉變的原因之一是，汽車工人的工會已經無法對戰時勞動力施加完全控制，這使得零零散散的罷工又開始困擾福特的工廠，特別是柳木場工廠。極度偏執的亨利·福特相信，UAW正在利用戰爭控制他的工廠，儘管還談不上控制他的公司。於是，他又一次開始反對工會，反對埃茲爾的建議。
在這個過程中，查爾斯·索倫森的地位一落千丈，儘管他仍然掌管著榮格工廠和高地公園工廠的生產事務。他數次因疲勞而昏倒在工廠中，耳鳴也時有發生，其他一些跡象也表明他的神經已經高度緊張。索倫森的惡劣健康狀況以及柳木場的可憐產量，使哈里·貝內特找到了說服亨利·福特讓索倫森離開轟炸機工廠的機會。沒過多久，索倫森連踏進柳木場的權力都沒有了。儘管這種變化代表著貝內特的勝利，索倫森卻接受了被迫離開的事實。與此同時，美國軍隊正在為一個合同向柳木場的領導人施加壓力。根據工廠的一名執行官所說，接替索倫森掌管柳木場生產事務的羅斯科·史密斯（Roscoe Smith）「因某些原因而表現不佳」。
史密斯被米德·布裡克取代，布裡克是亨利·福特的老部下，早在1904年就曾被福特親自雇到皮科特大道工廠。在離開公司之後，他逐漸成長為汽車業聲名赫赫的生產執行官之一。1914年，布裡克回到了福特汽車公司。作為20世紀20年代榮格工廠的管理者，他把工廠的汽車產量提高到了平均每天9000輛的程度，好的時候甚至能達到一天10000輛。
在榮格工廠附近的福特行政大廈內，哈里·貝內特正在亨利·福特的庇護下擴展他的勢力。儘管他並不接觸生產事務本身，他卻狡猾地在福特汽車公司和美國軍隊之間（更確切地說是公司領導層和監控軍工生產的政府官員之間）的微妙形勢中鑽營著。「他試圖與駐我們公司的軍方代表結成同黨，」托尼·哈夫回憶說，「這並非每次都能成功。我記得，貝內特曾經對一個軍方代表說：（我要教育你，讓你信服福特的思考方式。）但在我看來，他把那個夥計給害了。沒過多久，那傢伙就變成了一個酒鬼，被逐出了軍隊。」
當貝內特開始干涉採購事務，公司的生產部門和財務部門都感到極為頭疼。在「二戰」期間，採購舞弊的機會存在於每一個工廠，因為生產軍用物資經常需要與新採購商簽訂大量合同。貝內特號稱是一個與供應商交往甚密的人，有人也因此認為福特汽車公司的生意需要他的參與。然而，公司採購主管A·M·威貝爾（A.M.Wibel）不這麼認為。「二戰」中，1912年就加入公司的威貝爾掌管著最具效率的辦公室之一。1943年早春，威貝爾指控哈里·貝內特在採購項目中有不正當行為。作為回應，貝內特利用他人事主管的特權要求公司解雇威貝爾。對此，埃茲爾堅決表示反對。威貝爾的正直對福特汽車公司以及軍方官員對福特汽車公司的信任至關重要。「實際上，我們的所有合同都是以成本加固定利潤為基礎的，與固定價格大為不同，」會計部門的L·E·布裡格斯回憶說，「這意味著我們的所有數據都得接受嚴格審計。正因如此，我們公司裡有數百個代表空軍或軍械部（Ordnance Department）的政府審計員以及各種各樣的組織。」採購上所出現的問題會引來政府的調查，進一步拖慢已經非常慢的生產進程。
在威貝爾這件事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亨利·福特身上。他必須在埃茲爾的直覺和貝內特的直覺之間做出選擇。亨利·福特不光有反對埃茲爾的天然傾向，也對政府以任何方式影響他的公司深惡痛絕。於是，威貝爾被解雇了。這是這對父子之間的最後一次衝突。
4月，埃茲爾告訴查爾斯·索倫森他有了辭職的想法。那時候，他已經病入膏肓，無法再繼續擔任公司的總裁。但就在他的病痛日益加重時，父親對他的排斥和苛刻卻越來越嚴重了。對埃茲爾·福特就要死去的事實，亨利·福特或者不肯接受，或者根本不在乎。在他身邊的那些人之中，持這兩種看法的人都有。不管哪一種是真的，亨利·福特對病危的兒子如此殘忍的態度可能最清楚地說明了一個事實：他的精神，他精神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已經失去了。
6周之後，埃茲爾在底特律市中心的亨利·福特醫院接受了最後一次手術。來自他父親的乳牛場的未經高溫消毒的牛奶讓他患了波狀熱。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手術之後，醫生告訴埃茲爾和埃莉諾，埃茲爾的病情已近惡化，醫院已經無能為力。埃莉諾最後一次把她的丈夫帶回了格羅斯·波因特的家。埃茲爾的孩子們全都回到了他的身邊。亨利·福特和克拉拉·福特都沒有來探望兒子。1943年5月26日，埃茲爾·福特死於家中。整個家庭沉浸在悲痛之中，福特汽車公司中那些指望埃茲爾真正掌權後把公司帶入新紀元的人也絕望了。
亨利·福特的反應則讓人難以捉摸，他的反應要看他的情緒以及他正在和什麼人談這件事。「即便埃茲爾的死讓他傷心，他也在試圖掩飾傷心，」福特汽車公司老員工查爾斯·沃裡斯說，「我記得，他甚至評論說每個人都應該牢記世上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最合情理的事情。」斯坦利·拉迪曼夫人所聽到的話則有所不同。「埃茲爾去世幾周後，福特先生很想找一個能理解他感受的人談一談。他請我到博物館去一趟，」她回憶說，她所說的博物館就是亨利的綠野村博物館，「他對我說，在他一生之中，他和埃茲爾從未能相互理解，甚至不能對視。現在他覺得，過不了多久，他就能與埃茲爾重新團聚了。他想，到那時他們將更好地彼此理解，繼續在一起工作。」
儘管華爾街銀行家們預計福特家族將把埃茲爾所持的41%的福特股票賣掉一大部分以支付巨額遺產稅，福特家卻已經找到了避免讓他們的巨型企業上市的辦法。1936年，埃茲爾曾說服父親建立了福特教育和慈善基金會（Ford Educational and Charity Foundation）。由於福特汽車公司的股份被劃分為有投票權和無投票權股份，基金會計劃使福特家得以保留管理股，放棄其他股份以規避遺產稅法。符合埃茲爾意願的巨額捐贈使福特基金會成了最大的公益信託基金，埃茲爾的後代也避開了可能高達3.21億美元的稅單。
亨利·福特親自接任了福特汽車公司總裁一職。幾年以前，當他只有75歲，而且仍在為炫耀權力而與來訪者賽跑時，他或許會是一個成功的總裁。但現在，在他還有幾周就年滿80歲的時候，他無論從身體還是精神上來說都已變得遲鈍。他看起公司與政府簽訂的複雜軍事合同來很吃力，他與政府合作的誠意也讓人懷疑。不過，儘管福特本人不再出現在公司的各類工廠，哈里·貝內特卻一直在工廠中執行著來自老闆（或號稱來自老闆）的命令。
軍方官員密切關注著福特汽車公司軍工項目的進展。他們希望公司的效率能變高而不是變低。由於僱員數量仍停滯在必要數量的1/3，柳木場的生產進度仍然比原計劃晚6個月。「這家巨大的工廠可能關閉，成為一個由錯誤選址造成的美國戰爭災難。」
戰爭部（War Department）官員與歐內斯特·坎茲勒討論了福特汽車公司的前景。他們甚至在考慮接管公司，這是在他們的合法權力範圍之內的。威廉·克努森視察了福特的工廠，找出了工廠運作中足夠多的需要改進之處，對米德·布裡克的工作表示了支持。生產卡車、吉普車和個別其他產品的榮格工廠的運行從來就不是問題。1933年以來一直擔任總經理的雷·勞施（Ray Rausch）讓工廠的生產保持著必要的穩定速度。然而，為了給亨利·福特的執行能力加一道保險，海軍秘書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給當時在五大湖海軍訓練中心（Great Lakes Naval Training Center）任職的海軍上尉亨利·福特二世寫了一封信，卸去了他的軍職。迪爾伯恩比海軍更需要這個25歲的小伙子，但從管理意義上說，把亨利二世叫回家是沒有用的。亨利·福特連在工廠中給他的孫子安排一張桌子都不願意，更別說把負有真正職責的工作交給孫子了。
秋季，福特汽車公司首席機械師拉裡·謝爾德裡克被不明不白地解雇，其他一些為公司效力多年的執行官也在壓力下辭職了。最後，喪鐘敲到了查爾斯·索倫森的頭上。哈里·貝內特越來越大的勢力已經預示了這個結局，但索倫森自己的錯誤也加速了這個結局的到來。「沒有人會憎恨一個像亨利·福特這樣備受關注的人，」索倫森回憶了他熱情接待羅斯福夫婦的那一天，「當他出現的時候，聚光燈一定是屬於他的。」索倫森應該知道，自從詹姆斯·卡曾斯第一次發現亨利·福特必須是T型車的唯一代言人以來，受到公眾的注意一直是福特員工的頭號罪行。1942年，《財富》採訪了索倫森，並在以「榮格河的索倫森」為題的文章中插入了他那光彩熠熠的側面肖像。副標題就像是英雄讚歌，「除了製造發動機、坦克和槍支外，他還掌管著全世界最大的轟炸機工廠。」這篇文章只是略微提到了亨利·福特。次年，主要出版物上又出現了幾篇有關索倫森的文章。他希望公眾的關注能支撐住他的地位，把偷偷摸摸的哈里·貝內特比下去。
1944年3月2日，最後時刻來到了。亨利·福特只給了查爾斯·索倫森一種選擇：離開福特汽車公司。那一天，索倫森在日記中寫道，「今早，坎普薩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亨利·福特認為我應該辭職。他的借口是，我有做公司總裁的野心。」
安東尼·哈夫對索倫森這位亨利·福特式的管理者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我認為索倫森先生是一個偉大的生產人，但有時候，他的眼光有點兒過高。他時不時會讓其他所有人吃盡苦頭。」辭職後沒多久，索倫森成為吉普公司威利斯-奧弗蘭（Willys-Overland）公司的總裁。謝爾德裡克也緊跟他的步伐，加入通用汽車公司擔任了要職。福特汽車公司前採購主管A·M·威貝爾則成為納什-凱爾文納托（Nash-Kelvinator）公司的副總裁。
在來自軍方的越來越大的壓力下，柳木場終於在1944年獲得了突破。憑借老福特汽車公司式的幹勁兒，它最終生產出了一流的B-24轟炸機，完成了最初的計劃。工廠總經理米德·布裡克功不可沒。在他那招牌式的嚴厲而又合理的領導下，工廠把潛力完全釋放出來，從醜小鴨一躍變成了領頭羊。在柳木場工作可不是一件鬧著玩的事。音樂被禁止，小憩一會兒喝咖啡是不可能的，想抽煙更是做夢。工人們瞭解整個系統，系統也學會了使用沒有太多經驗的工人，這彌補了工人高流失率所製造的麻煩。到1944年夏季，柳木場已經生產了5000架飛機，工作效率高於其他所有生產的B-24工廠。它甚至擔負起了額外的任務，比如製造備用零部件和改造老B-24。
隨著生產方法的進步和員工士氣的提高，柳木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2年，視察員們在工廠中發現了大約800個質量問題，但到1944年，這類問題已經下降到了20個。
為了激勵工人，柳木場工廠的報紙刊登了一些柳木場制B-24轟炸機機組的文章。有一個機組把他們的B-24稱作輕鬆黃（Yellow Easy）。「我們從來不用溺愛那架飛機，」機組成員之一，來自托萊多的理查德·A·波特（Richard A.Potter）說，「在嚴寒天氣中，其他一些飛機需要躲起來用加熱器給發動機熱身，但輕鬆黃不需要。」這架飛機曾以位於意大利的一個空軍基地為大本營進行長距離飛行。「第三次執行任務時，我們轟炸了維也納新城，」波特回憶了對德國人的一次攻擊，「飛機的一個螺旋槳完全折斷了，另一個發動機也被高射機槍打得千瘡百孔，飛回家的時候，它已經支離破碎了。但兩天之後，它又一次飛上了天空，攻擊了法國南部的一個目標。」「輕鬆黃」在第70次執行任務時墜毀於維也納。但在發動機著火而且一個機翼斷掉一半的情況下，它仍然能穩定滑翔，全部10名機組成員都用降落傘安全降到了地面。
設計B-24儀表盤的機械師喬治·桑納爾（George Sunal）回憶說，打掃執行完任務的解放者轟炸機的機艙是一件令人心驚肉跳的事情。「許多飛機渾身都是彈孔，」他說，「有時候我們還會在裡面看到血，那是因為有機組成員在戰鬥中受傷或陣亡。那種情景讓人心碎。我想我做了很多事情。你會覺得你是每一架飛機的一部分。我們在工廠裡待了那麼長的時間，我們實際上是生活在那裡的。」
陸軍飛行部隊（Army Air Force,AAF）發起了一次宣傳活動，把B-24譽為有史以來最好的飛機。它們可以在無須重新加油的情況下飛行3000英里，可以每小時巡航300英里，而且能攜帶4噸炸彈。但宣傳活動沒有提到的一個事實是，駕駛這種飛機對飛行員們來說是殘酷的。除了戰鬥中的危險，飛行員們在駕駛和著陸方面也承受著風險。在那個時候，飛機設計還沒有把飛行員的感受考慮在內，B-24也不例外。擋風玻璃上沒有雨刷，因此在惡劣天氣中，飛行員們不得不把腦袋伸出窗外。氣壓作用是一個大問題，飛行員和其他機組成員常常呼吸困難。慢性頭暈和噁心反胃是必然結果。因此，氧氣罩通常是必備品。
為了讓後方人民瞭解英勇的B-24飛行員，AAF做了很多努力。它請小說家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記錄了歐洲和亞洲上空的許多英雄事跡。斯坦貝克把新一代飛行員描繪為美國拓荒傳統的一部分：懷有個人自豪感、誠摯的愛國心和民主精神的男人。斯坦貝克寫道，這些勇敢的飛行員是「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和亨利·福特的結合體」。這也是亨利·福特在「二戰」中所得到的最好評價。
女性是戰時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柳木場的羅斯·門羅（Rose Monroe），她被譽為「鉚工羅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一直搞不清羅斯的真正身份，原因也很簡單。最初，美國政府散發了J·霍華德·米勒（J.Howard Miller）所畫的一幅題為「我們能做！」的海報，海報上的婦女穿著一身昭顯力量的工裝，頭上戴著一個大頭巾。她並不是一個真實人物，只是一個代表國防工業女性勞動者的合成形象。同時，一個名叫羅莎琳德·B·沃爾特（Rosalind B.Walter）的紐約人創作了「鉚工羅斯」一歌。作為爵士樂時代對正為民主而戰的女性的獻禮，這首歌傳唱全世界。在公眾的熱情之中，有人開始尋找代表「羅斯」的真正工人，希望能據此促進戰爭時期的團結。他們在柳木場找到了這個人。出生於肯塔基州薩默塞特的羅斯·門羅自認為是一個「假小子」，曾經歷過極度貧窮的生活。1940年，她的丈夫在一次車禍中身亡。珍珠港事件之後，她投身後方生產事業，加入了柳木場工廠。
羅斯從不懼怕艱苦的工作，搬運金屬板、安裝零部件、揮舞手錘讓她的臂膀疼痛不已，但她從不抱怨。全美各地都有羅斯·門羅這樣的受人尊敬的女性工人，她們所製造出的B-24將幫助盟軍擊潰希特勒的陸軍和東條英機的軍艦。
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柳木場的B-24製造工中還有一些「小不點兒」，也就是12個身材極為矮小的人。他們之所以被僱用，是因為他們可以爬進製造中的B-24的狹窄空間。他們竟然能鉚接機翼內部，檢查方向舵。小不點兒之一羅伯特·哈迪（Robert Hardy）甚至成了亨利·福特的朋友。哈迪出生於密歇根州懷恩多特，讀高中時輟學，加入了紐約的一個叫作羅斯矮人（Rose's Midgets）的音樂劇團。「二戰」爆發時，23歲的哈迪聽到了柳木場需要12名「小個子」裝配工的小道消息。於是，他穿著自己的唯一一身衣服來到了底特律，並立即被福特汽車公司錄用了。「福特把我送進了學校，」哈迪回憶說，「讓我在那裡學習了鉚接理論課程。」隨後，他加入了UAW地方50（Local 50）組織，並成為一名飛機檢驗員。
「二戰」期間，除了女人和小不點兒，還有許多黑人在福特的工廠找到了工作。幫助黑人們對付種族問題所帶來的困難是亨利·福特一生不變的一個追求。除了對大名鼎鼎的喬治·華盛頓、卡弗領導的塔斯克基學會提供經濟支持外，他還同本地的一些黑人親如家人。他向底特律的教堂提供資助，向那些在他的反工會鬥爭中一直忠於他的人贈送禮物。「在美國工業家之中，福特對黑人的政策是與眾不同的，這說明，在利己主義和成功的管理之上還存在一種真正的博愛精神。」奧古斯特·邁耶（August Meier）和埃利奧特·魯德維克（Elliott Rudwick）在《底特律黑人和美國汽車工會的成立》（Black Detroit and the Rise of the U.A.W.）一書中如是寫道。
當然，柳木場並不是唯一一個在「二戰」中從事軍工生產的福特工廠。公司在密歇根上半島的鐵山也有生產設施，這裡的林場出產滑翔機。迪爾伯恩的榮格工廠生產1/4噸重的4×4卡車——吉普車，這是福特汽車公司最成功的戰時項目之一。
「二戰」中，能適應各種地形的吉普車無處不在。1942年早期，就在英軍和美軍正想辦法追向北方與行動迅速的日軍交戰時，一箱箱來自迪爾伯恩的吉普車已經在緬甸仰光的碼頭上準備就緒。在技工們把吉普車組裝起來之後，士兵們馬上就開著這些車駛向緬甸北方的叢林和稻田去攔截敵軍。這被認為是吉普車在戰爭中的首次亮相，儘管蘇聯人自1941年的《租借法案》以來一直在使用吉普車。
在政府和軍隊的敦促下，福特汽車公司最終將潛力完全發揮了出來，它在軍工生產中所發揮的作用與它在和平時期的經濟地位幾乎是完全相稱的。事實上，福特汽車公司以及走上正軌後的柳木場都創造了一個典範般的紀錄。大批B-24遠程轟炸機參戰毫無疑問加速了歐洲大戰的結束。在「二戰」中，福特汽車公司共生產了8685架B-24轟炸機、57851台飛機發動機、277896輛吉普車、93217輛卡車、26954台坦克發動機以及2718輛坦克和反坦克裝甲車等不計其數的重型機器。詹姆斯·M·加文（James M.Gavin）少將還稱讚福特汽車公司生產了4291架美國歷史上最好的無發動機滑翔機。另外，林肯汽車公司也為B-24貢獻了24929個機艙。
人們經常把盟軍形勢的好轉歸功於美國的軍工生產。但當大局已定時，軍工生產驟然停止了。1945年4月17日，AAF和戰時生產委員會發佈了停產通知。「致福特柳木場工廠的全體員工，」通知說，「正在變化的戰時需求以及德國空軍的迅速潰敗減少了陸軍空軍部隊的軍備需要。因此，生產規模將逐步縮小，在1945年8月之前，生產將完全停止。」
在被美國政府拆掉機槍、炸彈和照相設備後，數百架B-24轟炸機被從歐洲運回了柳木場。「二戰」中最被認可的偶像之一B-24很快就過時了。例如，存在新墨西哥州某政府倉庫的近500架福特產B-24最後都被摧毀或拆成零部件出售了。柳木場的興旺時期結束了。
1945年8月，隨著兩顆原子彈分別在廣島和長崎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日本人投降後，底特律人聚集在伍德沃德大街和密歇根大街，以遊行和集會歡慶勝利。大多數工業企業都急於回到它們在和平時期的老本行。但福特汽車公司卻已處在被人忘卻的邊緣。它像其他企業一樣無法回到戰前的時光。隨著埃茲爾·福特和查爾斯·索倫森的離去，過去的那個福特汽車公司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且在某個人接替亨利·福特之前，公司也無法繼續前進。這個接班人要麼是亨利二世，要麼是哈里·貝內特。對福特汽車公司來說，在最後一場戰鬥打完之前，戰爭不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