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職工會問題是在我和列寧合作的年代裡黨和蘇維埃國家生活中的唯一問題嗎？在我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一九二一年這同一年裡，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在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展開了一次有關共產主義政策根本問題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轉到了我倆的政治局。不久以前我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曾經簡單地談到過這個鬥爭：
「當時共產國際在政策上有可能採取德國三月事件路線的危險。這就是就，企圖人為地製造革命形勢——像一位德國同志所說的那樣，給無產階級『充電』。這種情緒在代表大會上很普遍。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採取這條路線，共產國際一定會走向毀滅。在代表大會之前，我把我對三月事件的印象寫信告訴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不知道這封信。當時考慮到情況很難應付，既不瞭解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意見，而又得知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國的左派，我自然不願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於是給拉狄克同志寫了一封信（以提綱的形式），請他把他的意見告訴我。拉狄克和我意見不一致。列寧聽到了這件事，派人來把我找去，他把共產國際的情況描述為包含著極嚴重危險的那種情況。對這個情況及其問題的估計，我倆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們會談以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證自己在政治局中佔多數。當時政治局中有五個人。加上加米涅夫我們就有了三個人，因此是多數。但是在我們出席共產國際的代表團裡，一邊是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邊是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帶說一下，這兩方面曾經舉行過幾次正式會談。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當時說：『那麼，我們是在組織一個新派別了』。在談判將要提出的決議草案的時侯，我代表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諾維也夫同志那一派。
「季諾維也夫：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
「是的，情況已經改變了，可是順便說一下，當時季諾維也夫同志相當尖銳地指責拉狄克同志，說他在敲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這就是說，做了過大的讓步。
「這次鬥爭是遍及共產國際各黨的一次巨大鬥爭，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同我商議，如果代表大會投票反對我們，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向代表大會屈服還是不屈服？而它的決議可能是具有災難性的。我們商議的情形你們可以在我講話的速記記錄中找到。當時，在列寧的同意下，我說：『如果你們，代表大會，通過一項反對我們的決議，那麼我相信你們會給我們留下足夠的餘地，以便我們將來用以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這個警告的意思是相當清楚的。但是，我應該補充說，由於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領導，當時我們代表團內部的關係，仍然一直是很好的同志式關係。」[39]
在列寧的同意之下，我在黨的執行委員會上，為我們的共同立場進行了辯護，這次會議是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前召開的。我向所謂「左派」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趕到執行委員會來，下面就是他那時在會上說的話：
「我來這裡是為了對貝拉·康恩同志的講話提出抗議，他在講話中反對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維護托洛茨基同志，他本來是應該這樣做的，如果他想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
「拉波爾特同志是絕對錯誤的，托洛茨基同志發言反對是絕對正確的。……托洛茨基同志說那句括的時候，他是一千倍地正確。這裡還有一位盧森堡的同志，他譴責法國共產黨，因為它不抵制對盧森堡的佔領。你們瞧，問題就在這裡。他像貝拉·庫恩同志一樣，認為這是一個地理問題。不，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反對……是完全正確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從根本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所說的一切。……」諸如此類。
在列寧關於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整個講話裡，一再強調他同托洛茨基之間的充分團結。
這裡是我倆團結的另外一個例子。一九二二年，在特—瓦加尼揚同志倡議之下，創辦了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的雜誌。在第一號上我發表了一篇文章，論到黨的兩代，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在教育條件上的區別，還論到必須採用特殊方法對年青一代進行理論教育，以便保持黨的理論和政治傳統。在這個新雜誌的下一號上，列寧寫道：
「關於《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的一般任務，所有要點已由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一、二期合刊上談過了，而且談得很好。我只想談幾個問題，把雜誌編輯部在第一、二兩期合刊的發刊詞中所宣佈的工作內容和綱領規定得更確切些。」[40]
我們在這些根本問題上的一致是偶然的嗎？只有我們的一致這次碰巧被清楚地記載在報刊上這個事實才是偶然的。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的團結一致是表現在實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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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政治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會議速記記錄，第12—13頁。
[40] 《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98頁。——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