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完全由於要麼是輕視要麼是忽視農民而提出了他的反動口號「發財吧！」從此以後，他就認為他用一句話糾正了他過去的全部錯誤。更有甚者，他認為在農民問題上也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以及其他有部分分歧的問題上一樣，他可以用同一個調子唱列寧同托洛茨基之間的分歧的老調。布哈林學派在這個問題上散佈的蠢話和無聊話是數不清的。要一一駁斥它們就得寫一本專著。我現在只提出最重要的幾點來談談：
（一）在這裡我不去說革命前確實存在的那些老分歧。我只想說，這些分歧已經被斯大林的代理人和小小的布哈林學派誇大、歪曲和醜化得面目全非了。
（二）在一九一七年的時侯，我和列寧在農民問題上沒有任何分歧。
（三）《社會革命的土地綱領》的「誕生」過程是列寧與我充分一致之下完成的。
（四）我最初閱讀的列寧所制定的有關土地問題的法令是用鉛筆寫的。當時沒有任何分歧的跡象。我們是一個思想。
（五）農民問題在糧食政策中顯然佔有不小的地位。像馬爾丁諾夫這種無聊的人，正在說糧食政策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政策[41]。不，這是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我是同列寧密切合作參加制定這個政策的。當時沒有一點分歧的影子。
（六）以中農為基礎的路線是在我最積極地參加之下確定的。政治局的委員們都知道，在斯維爾德洛夫死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首先想到的就是任命加米涅夫同志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選擇一個「工農」人物的建議是我提出的。加裡寧同志的名單是我提出的。他的「全俄之長」的頭銜也是我給起的。所有這一切當然是些瑣事，不值得總是停留在這上面。但是在目前，這些瑣事，這些情況對於歷史偽造者來說，卻是致命的證據。
（七）我們全部的軍事政策和軍事組織歸結起來，十分之九是工人對農民的關係問題。反對小資產階級游擊習氣和手工業方式的軍事政策是我在列寧的密切合作之下完成的。
（八）一九二年初[42]，我根據自己對農民經濟情況的分析，向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類似新經濟政策的措施的建議。如果「不關心」農民是不可能有這個建議的。
（九）我已經說過，職工會問題的討論是為了尋找一條走出經濟上的死胡同的道路。新經濟政策這條出路是全體一致制定的。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在無可懷疑的文件基礎上加以證實。將來某一個時候是會得到證實的。這裡我只作兩點引證。
在回答我們對富農、中農和貧農的態度以及列寧同托洛茨基之間在農民問題上的所謂分歧的問題時，我在一九一九年寫道：
「在蘇維埃政權的中心裡，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或現在都不存在分歧。反革命分子的事業是越來越沒有希望了，他們只有欺編工人群眾，硬說將有一場所謂衝突從內部分裂人民委員會。」[43]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在回答農民古洛夫的問題時，寫了下面這些話：
「在二月七日的《消息報》上，登載了農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提出了我國工農政府對待中農的態度問題，並談到一些謠言，如列寧同托洛茨基不和，恰恰在中農這個問題上他們之間有巨大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二月七日的《消息報》上已經作了答覆。托洛茨基同志說，關於他同我有意見分歧的謠言，是地主和資本家或者是有意或無意幫助他們的人所散佈的無恥謠言。從我這方面來說，我完全證明托洛茨基同志的聲明是合乎事實的。他同我之間沒有任何分歧，在中農問題上不僅托洛茨基同我沒有分歧，而且我們兩人所加入的共產黨全黨都沒有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詳細而清楚地說明了為什麼共產黨和由蘇維埃和共產黨員選出的現在的工農政府不把中農當作自己的敵人。我萬分同意托洛茨基所說的一切。」[44]
在這裡我倆看到了同樣的事實。這個謠言最初是白衛分子散佈的。現在斯大林——布哈林學派抓住了這個謠言，把它發展了，並且處心積慮地加以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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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見馬爾丁諾夫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紅色處女地》上的文章。
[42] 在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並得到通過前一年。——英譯者注。
[43] 《消息報》，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
[44] 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523頁。——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