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季，我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可見畢業後找工作——當時叫搶一隻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鬥，後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鬱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於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即失業”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面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歷史系畢業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只不過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高級刊物上發表過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只堪自怡悅”的東西，離開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幾歲，穩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裡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於是我就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一 校長
校長宋還吾先生是北大畢業生，為人豁達大度，好交朋友，因為姓宋，大家送上綽號曰“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閻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閻，於是大家就稱她為“閻婆惜”。宋先生在山東，甚至在全國教育界廣有名聲。因為他在孔子故鄉曲阜當校長時演出了林語堂寫的劇本《子見南子》，劇本對孔子頗有失敬之處，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擊。此事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注意與憤慨，在《魯迅全集》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敘述。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我一進學校就受到了宋校長的熱烈歡迎。他特在濟南著名的鐵路賓館設西餐宴為我接風，熱情可感。
二 教員
我離開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時間，應該說並不算太長。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彷彿是換了人間。雖然校舍依舊巍峨雄偉，樹木花叢、一草一木依舊翁郁葳蕤；但在人事方面卻看不到幾張舊面孔了。校長換了人，一套行政領導班子統統換掉。在教員中，我當學生時期的老教員沒有留下幾個。當年的國文教員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諸先生都已杳如黃鶴，不知所往。此時，我的心情十分複雜，在興奮欣慰之中又雜有淒涼寂寞之感。
在國文教員方面，全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四個班，共有十二個班，每一位國文教員教三個班，共有國文教員四名。除我以外應該還有三名。但是，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卻只有兩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東人，是一位資深的國文教員。另一位是童經立先生，是江西人，什麼時候到高中來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兩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學國文系的畢業生，教國文是內行裡手。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英文教員我只能記起兩位，都不是山東人。一位是張友松，一位是顧綬昌。前者後來到北京來，好像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審。後者則在廣東中山大學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廣州中大時，到他家去拜望過他，相見極歡，留下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從這兩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當時濟南高中的英文教員的水平是相當高的。
至於其他課程的教員，我回憶不起來多少。和我同時進校的梁竹航先生是歷史教員，他大概是宋校長的嫡系，關係異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記了，是物理教員，我們之間的關係頗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遊覽泰山，一口氣登上了南天門，在一個雞毛小店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登上玉皇頂，可惜沒能看到日出。我離開高中以後，不知道周的情況如何，從此杳如黃鶴了。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八九歲入濟南一師附小，當時的校長是一師校長王祝晨（士棟，綽號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個乳臭未乾的頑童與校長之間宛如天地懸隔，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面，曾幾何時，我們今天竟成了同事。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脾氣倔強耿直，不講假話，後來在五七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他對我怎麼看，我不知道。我對他則是執弟子禮甚恭，我尊敬他的為人，至於他的學問怎麼樣，我就不敢妄加評論了。
同我往來最密切的是張敘青先生，他是訓育主任，主管學生的思想工作，講黨義一課。他大概是何思源（山東教育廳長）、宋還吾的嫡系部隊的成員。我1946年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的時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長，張敘青是秘書長。在高中時，他雖然主管國民黨的工作；但是臉上沒有黨氣，為人極為灑脫隨和，因此，同教員和學生關係都很好。他常到我屋裡來閒聊。我們同另外幾個教員經常出去下館子。濟南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館子，由於我是本地人，我們都去過。那時高中教員工資相當高，我的工資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每人請客一次不過二三元，誰也不在乎。我雖然同張敘青先生等志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為朋友，我們是能談得來的。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騎自行車到濟南南面眾山叢中去遊玩，騎了四五十里路，一路爬高，極為吃力，經過八里窪、土屋，最終到了終軍鎮（在濟南人口中讀若仲宮）。終軍是漢代人，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見此鎮之古老。鎮上中學裡的一位教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設盛宴表示歡迎之意。晚飯之後，早已過了黃昏時分。我們走出校門，走到唯一的一條橫貫全鎮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領略一下古鎮傍晚的韻味。此時，全鎮一片黢黑，不見一個人影，沒有一絲光亮。黑暗彷彿凝結成了固體，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沒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樹的枝影撐入天空，巍然，森然。萬籟俱寂，耳中只能聽到遠處泉聲潺湲。我想套用一句唐詩：“泉響山愈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彷彿遠離塵境，遺世而獨立了。我們在學校的一座小樓上住了一夜。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騎上自行車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里路，到了柳堡，已經是泰山背後了。抬頭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泰山的青彷彿就撲在我們背上。我們都不敢再前進了。撥轉車頭，向北騎去，騎了將近百里，回到了學校。這次出遊，終生難忘。過了不久，我們又聯袂遊覽了濟南與泰山之間的靈巖古寺，也是我多年嚮往而未能到過的地方。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員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
三 上課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高中共有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包括我在內，有國文教員四人，每人教三個班。原有的三個教員每人包一個年級的三個班，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年級剩下一個班，三個年級共三個班，劃歸我的名下。有點教書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給我造成了頗大的困難，他們三位每位都只有一個頭，而我則須起三個頭。這算不算“欺生”的一種表現呢?我不敢說，但這個感覺我是有的。可也只能啞子吃黃連了。
好在我選教材有我自己的標準。我在清華時，已經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我最欣賞我稱之為唯美派的詩歌，以唐代李義山為代表，西方則以英國的Swinburne、法國的象徵派為代表。此外，我還非常喜歡明末的小品文。我選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面都要照顧到以外，重點就是選這些文章。我相信，在這一點上，我同其他幾位國文教員是不會相同的。
我沒有教國文的經驗，但是學國文的經驗卻是頗為豐富的。正誼中學杜老師選了些什麼教材，我已經完全記不清了。北園高中王崑玉老師教材皆選自《古文觀止》。濟南高中胡也頻老師沒有教材，堂上只講普羅文學。董秋芳老師以《苦悶的象徵》為教材。清華大學劉文典老師一學年只講了江淹的《恨賦》和《別賦》以及陶淵明的《閒情賦》，課堂上常常罵蔣介石。我這些學國文的經驗對我有點借鑒的作用，但是用處不大。按道理，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都應該為國文這一門課提出具體的要求，但是都沒有。教員成了獨裁者，願意怎麼教就怎麼教，天馬行空，一無阻礙。我當然也想不到這些問題。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了一些中國古典詩文。我的任務就是解釋文中的典故和難解的詞句。我雖讀過不少古典詩文，但腹笥並不充盈。我備課時主要靠《辭源》和其他幾部類書。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頗為“數典忘祖”，說不出來源。於是《辭源》和幾部類書就成了我不可須臾離開的寶貝。我查《辭源》速度之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了應付學生畢業後考大學的需要，我還自作主張，在課堂上講了一點西方文學的概況。
我在清華大學最後兩年寫了十幾篇散文，都是慘淡經營的結果，都發表在全國一流的報刊和文學雜誌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見經傳，也被認為是一個“作家”。到了濟南，就有報紙的主編來找我，約我編一個文學副刊。我愉快地答應了，就在當時一個最著名的報紙上辦了一個文學副刊，取名《留夷》，這是楚辭上一個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們的副刊將會香氣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學生。文章刊出後有稿酬，每千字一元。當時的一元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窮學生拿到後，不無小補。我的文章也發表在上面，有一篇《游靈巖》，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尋不得了。
四 我同學生的關係
總起來說，我同學生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我那年是二十三歲，也還是一個大孩子。同學生的年齡相差不了幾歲。有的從農村來的學生比我年齡還大。所以我在潛意識中覺得同學生們是同伴，不懂怎樣去擺教員的譜兒。我常同他們閒聊，上天下地，無所不侃。也常同他們打乒乓球。有一位年齡不大而聰明可愛的叫吳傳文的學生經常來找我去打乒乓球。有時候我正忙著備課或寫文章，只要他一來，我必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陪他一同到遊藝室去打球，一打就是半天。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我的前任一位姓王的國文教員是被學生“架”走的。我知道這幾班的學生是極難對付的，因此，我一上任，就有戒心，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避免蹈我前任的覆轍。但我清醒地意識到，處理好同學生的關係，首先必須把書教好，這是重中之重。有一次，我把一個典故解釋錯了，第二天上課堂，我立即加以改正。這也許能給學生留下一點印象：季教師不是一個騙子。我對學生決不阿諛奉承，講解課文，批改作業，我總是實事求是，決不講溢美之詞。
五 我同校長的關係
宋還吾校長是我的師輩，他聘我到高中來，又可以說是有恩於我，所以我對他非常尊敬。他為人寬宏豁達，頗有豪氣，真有與宋江相似之處，接近他並不難。他是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的親信，曾在山東許多地方，比如青島、曲阜、濟南等地做過中學校長。他當然有一個自己的班底，走到哪裡，帶到哪裡。其中除庶務人員外，也有幾個教員。我大概也被看做是宋家軍的，但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雜牌。到了學校以後，我隱隱約約地聽人說，宋校長的想法是想讓我出面組織一個濟南高中校友會，以壯大宋家軍的軍威。但是，可惜的是，我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不善活動，高中校友會終於沒有組織成。實在辜負了宋校長的期望。
聽說，宋夫人“閻婆惜”酷愛打麻將，大概是每一個星期日都必須打的。當時濟南中學教員打麻將之風頗烈。原因大概是，當過幾年中學教員之後，業務比較純熟了，瞻望前途，不過是一輩子中學教員。常言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他們的“高處”在什麼地方呢?渺茫到幾乎沒有。“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於是打麻將之風尚矣。據說，有一位中學教員打了一夜麻將，第二天上午有課。他懵懵懂懂地走上講台。學生問了一個問題：“X是什麼?”他脫口而出回答說：“二餅。”他的靈魂還沒有離開牌桌哩。在高中，特別是在發工資的那一個星期，必須進行“原包大戰”，“包”者，工資包也。意思就是，帶著原工資包，裡面至少有一百六十元，走上牌桌。這個錢數在當時是頗高的，每個人的生活費每月也不過五六元。鏖戰必定通宵，這不成問題。幸而還沒有出現“二餅”的笑話。我們國文教員中有一位我的師輩的老教員也是牌桌上的嫡系部隊。我不是不會打麻將，但是讓我去參加這一支麻將大軍，陪校長夫人戲耍，我卻是做不到的。
根據上述種種情況，宋校長對我的評價是：“羨林很安靜。”“安靜”二字實在是絕妙好詞，含義很深遠。這一點請讀者去琢磨吧。
六 我的苦悶
我在清華畢業後，不但沒有畢業即失業，而且搶到了一隻比大學助教的飯碗還要大一倍的飯碗。我應該滿意了。在家庭裡，我現在成了經濟方面的頂樑柱，看不見嬸母臉上多少年來那種難以形容的臉色。按理說，我應該十分滿意了。
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我有我的苦悶。
首先，我認為，一個人不管闖蕩江湖有多少危險和困難，只要他有一個類似避風港樣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就不會失掉前進的勇氣，他就會得到安慰。按一般的情況來說，家庭應該起這個作用。然而我的家庭卻不行。雖然同在一個城內，我卻搬到學校裡來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並不覺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其次是前途問題。我雖然搶到了一隻十分優越的飯碗，但是，我能當一輩子國文教員嗎?當時，我只有二十三歲，並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也沒有夢想當什麼學者；可是看到我的國文老師那樣，一輩子庸庸碌碌，有的除了陪校長夫人打麻將之外，一事無成，我確實不甘心過那樣的生活。那麼，我究竟想幹什麼呢?說渺茫，確實很渺茫；但是，說具體，其實也很具體。我希望出國留學。
留學的夢想，我早就有的。當年我捨北大而取清華，動機也就在入清華留學的夢容易圓一些。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癡心妄想想留學，與其說是為了自己，還不如說是為了別人。原因是，我看到那些主要是到美國留學的人，拿了博士學位，或者連博士學位也沒有拿到的，回國以後，立即當上了教授，月薪三四百元大洋，手挎美婦，在清華園內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實在會讓人羨煞。至於學問怎樣呢?據過去的老學生說，也並不怎麼樣。我覺得不平，想寫文章刺他們一下。但是，如果自己不是留學生，別人會認為你說葡萄是酸的，貽笑大方。所以我就夢寐以求想去留學。然而留學豈易言哉!我的處境是，留學之路渺茫，而現實之境難忍，我焉得而不苦悶呢?
七 我親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劇
在苦悶中，我親眼看到了一幕滑稽劇。
當時的做法是，中學教員一年發一次聘書（後來我到了北大，也是一年一聘）。到了暑假，如果你還沒有接到聘書，那就表示，下學期不再聘你了，自己捲鋪蓋走路。那時候的人大概都很識相，從來沒有聽說，有什麼人賴著不走，或者到處告狀的。被解聘而又不撕破臉皮，實在是個好辦法。
有一位同事，名叫劉一山，河南人，教物理。家不在濟南，住在校內，與我是鄰居，平時常相過從。人很憨厚，不善鑽營。大概同宋校長沒有什麼關係。1935年秋季開始，校長已決定把他解聘。因此，當年春天，我們都已經接到聘書，獨劉一山沒有。他向我探詢過幾次，我告訴他，我已經接到了。他是個老行家，聽了靜默不語；但他知道，自己被解聘了。他精於此道，於是主動向宋校長提出辭職。宋校長是一個高明的演員。聽了劉的話以後，大為驚詫，立即“誠懇”挽留，又親率教務主任和訓育主任，三駕馬車到劉住的房間裡去挽留，義形於色，正氣凜然。我是個新手，如果我不瞭解內幕，我必信以為真。但劉一山深知其中奧妙，當然不為所動。我真擔心，如果劉當時竟答應留下，我們的宋校長下一步棋會怎麼下呢?
我從這一幕鬧劇中學到了很多處世做人的道理。
八 天賜良機
常言道：“天無絕人之路。”在我無法忍耐的苦悶中，前途忽然閃出了一線光明。在1935年暑假還沒有到的時候，我忽然接到我的母校北京清華大學的通知，我已經被錄取為赴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可以到德國去念兩年書。能夠留學，吾願已定，何況又是德國，還能有比這更令我興奮的事情嗎?我生為山東一個窮鄉僻壤的貧苦農民的孩子，能夠獲得一點成功，全靠偶然的機會。倘若叔父有兒子，我決不會到了濟南。如果清華不同德國簽訂交換留學生協定，我決不會到了德國。這些都是極其偶然的事件。“世間多少偶然事?不料偶然又偶然。”
我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一年國文教員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2002年5月14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