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換期滿了,是我應該回國的時候了。然而,國內「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我的家鄉山東濟南就被日軍佔領,我斷了退路,就同漢學研究所發生了關係。

    這個所的歷史,我不清楚,我從來也沒有想去研究過。漢學雖然也屬於東方學的範疇,但並不在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內,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一座大樓裡面。樓前有一個大草坪,蓋滿綠草,有許多株參天的古橡樹。整個建築顯得古穆堂皇,頗有一點氣派。一進樓門,有極其寬敞高大的過廳,樓梯也是極寬極高,是用木頭建成的。這裡不見什麼人,但是打掃得也是油光珵亮。研究所在二樓,有七八間大房子,一間所長辦公室,一間課堂,其餘全是藏書室和閱覽室。這裡藏書之富頗令我吃驚。在這幾間大房子裡,書架從地板一直高達天花板,全整整齊齊地排滿了書,中國書和日本出版的漢籍,佔絕大多數,也有幾架西文書。裡面頗有一些珍貴的古本,我記得有幾種明版的小說,即使放在國內圖書館中,也得算做善本書。其中是否有海內孤本,因為我對此道並非行家裡手,不敢亂說。這些書是怎樣到哥廷根來的,我也沒有打聽。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國的傳教士帶回去的。

    所長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Haloun)教授,是蘇台德人,在感情上與其說他是德國人,毋寧說他是捷克人。他反對法西斯,自是意內事。我到哥廷根後不久,章用就帶我來看過哈隆。在過去二年內,我們有一些來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換期滿的消息,傳到了他的耳朵裡,他主動跟我談這個問題,問我願意不願意留下。我已是有家歸不得,正愁沒有辦法。他的建議自然使我喜出望外,於是交換期一滿,我立即受命為漢文講師。原來我到漢學研究所來是做客,現在我也算是這裡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為人親切和藹,比我約長二十多歲。我到研究所後,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韋伯樓去學習,我的據點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當了講師,就有授課的任務,授課地點就在漢學研究所內,我到這裡來的機會就多了起來,同哈隆和他夫人見面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我們終於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說是忘年交吧。哈隆雖然不會說中國話,但漢學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他對中國古代文獻,比如《老子》、《莊子》之類,是有很高的造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戲,講起來頭頭是道,頗有一些極其精闢的見解。他對古代西域史地鑽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聲國際士林。他非常關心圖書室的建設。聞名歐洲的哥廷根大學圖書館,不收藏漢文典籍,所有的漢文書都集中在漢學研究所內。購買漢文書籍的錢好像也由他來支配。我曾經替他寫過不少的信,給中國北平琉璃廠和隆福寺的許多舊書店,訂購中國古籍。中國古籍也確實源源不斷地越過千山萬水,寄到研究所內。我曾特別從國內訂購虎皮宣,給這些線裝書寫好書籤,貼在上面。結果是整架的藍封套上都貼上了黃色小條,黃藍相映,閃出了異樣的光芒,給這個研究所增添了無量光彩。

    因為哈隆教授在國際漢學界廣有名聲,他同許多國家的權威漢學家都有來往。又由於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藏書豐富,所以招徠了不少外國漢學家來這裡看書。我個人在漢學研究所藏書室裡就見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漢學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Waley),他以翻譯中國古典詩歌蜚聲世界。他翻譯的唐詩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國詩選》。這一部《詩選》有點像中國的《唐詩三百首》之類的選本,被選入的詩都是久有定評的不朽名作。韋利翻譯的中國唐詩,居然能置身其間,其價值概可想見了,韋利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這裡還見到了德國漢學家奧托·馮·梅興-黑爾芬(Ottovon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藝。有一天,他拿著一部本所的藏書,讓我幫他翻譯幾段。我忘記了書名,只記得紙張印刷都異常古老,白色的宣紙已經變成了淡黃色,說不定就是明版書。我對制漆工藝毫無通解,勉強幫他翻譯了一點,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卻連連點頭。他因為鑽研已久,精於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從那一次見面後,再沒有見到他過。後來我在一本英國雜誌上見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陸,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鬱不得志,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麼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針線活,或看點閒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淒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裡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淚光在他眼裡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淡經營的圖書室,心裡是什麼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
《學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