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於1946年4月19日離開西貢，登上了一艘開往香港的船。
這一條船相當小，不過一千多噸，還不到Nea Hellas的十分之一。設備也比較簡陋。我們住的是頭等艙，但裡面並不豪華。至於二等艙、三等艙，以至於統艙，那就更不必說了。
我們的運氣也不好。開船的第二天，就遇上了大風，是不是颱風?我忘記了，反正風力大到了可怕的程度。我們這一條小船被吹得像海上的浮萍，隨浪上下，一會兒彷彿吹上了三十三天，一會兒又彷彿吹下了十八層地獄。但見巨浪滔天，狂風如吼；波濤裡面真如有魚龍水怪翻騰滾動，瞬息萬變。彷彿孫大聖正用那一根定海神針攪動龍宮，以致全海抖動。我本來就有暈船的毛病，現在更是嘔吐不止，不但不能吃東西，而且胃裡原有的那一點儲備，也完完全全吐了出來，最後吐出來的只是綠顏色的水。我在艙裡呆不住了，因為隨時都要吐。我乾脆走到甲板上，把腦袋放在船舷上，全身躺在那裡，吐起來方便。此時我神志還比較清楚，但見船上的桅桿上下擺動，有九十度的幅度。海水當然打上了甲板，但我顧不得那樣多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半閉著眼，躺著不動。這場風暴延續了兩天。船長說，有一夜，輪船開足了馬力，破浪前進；但是一整夜，寸步未動。馬力催進一步，暴風打退一步。二者相抵，等於原地踏步了。
風暴過後，我已經兩天多滴水未進了。船上特別準備了雞肉粥。當我喝完一碗粥的時候，覺得其味香美，異乎尋常，燕窩魚翅難比其美，仙藥醍醐庶幾近之。這是我生平吃的最香最美的一碗粥，至今記憶猶新。此時，晴空萬里，麗日中天，海平如鏡，水波不興。飛魚在水面上飛馳，像飛鳥一樣。遠望一片混茫，不見島嶼，離陸地就更遠更遠了。我真是顧而樂之，簡直想手舞足蹈了。
我們的船於4月25日到了香港。南京政府在這裡有一個外交特派員，相當於駐其他國家的公使或者大使。負責接待我們的就是這個特派員公署。他們派人到碼頭上去接我們，把我們送到一家客棧裡。這家客棧設備極其簡陋，根本沒有像樣的房間，同內地的雞毛小店差不多。分給我們兩間極小的房子，門外是一個長筒子房間，可以叫做一個「廳」吧，大約有二三十平方米，沒有床，只有地鋪，住著二三十個客人，有的像是小商販，有的則是失業者。有人身上長瘡，似乎是梅毒一類的東西。這些人根本不懂什麼禮貌，也沒有任何公德心，大聲喧嘩，隨口吐痰，抽劣質香煙，把屋子弄得烏煙瘴氣。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住處，也就不容易了。因為我們要等到上海去的船，只能在這樣的地方暫住了。
我久仰香港大名，從來沒有來過。這次初到，頗有一點新奇之感。然而給我的印象卻並不美妙。我在歐洲住了十年多，瑞士、法國、德國等國的大世面，我都見過，親身經歷過。四十年代中葉的香港同今天的香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地少人多；但是不相同的地方卻一目瞭然：那時的香港頗有點土氣，沒有一點文化的氣息，找一個書店都異常困難。走在那幾條大街上，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頭頂上那些鴿子窩似的房子中鬧聲極大，打麻將洗牌之聲，有如懸河瀉水，雷鳴般地傾瀉下來，又像是暴風驟雨，掃過遼闊的大原。讓我感覺到，自己確確實實是在人間，不容有任何幻想。在當時的香港這個人間裡，自然景觀，除了海景和夜景以外，幾乎沒有什麼可看的。因為是山城，同重慶一樣，一到夜裡，萬燈齊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圓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星，並輝爭光，使人們覺得，這樣一個人間還是蠻可愛的。
在這樣一個人間裡，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同在瑞士、馬賽和西貢一樣，這裡鬥爭的對象也是外交代表。我們去見外交特派員郭德華，商談到上海去的問題。同在西貢一樣，船期難定。這就需要特派員大力支持。我們走進他那寬敞明亮的大辦公室。他坐在巨大的辦公桌後面，威儀儼然，戴著玳瑁框的眼鏡，留著小鬍子，面團團如富家翁，在那裡擺起架子，召見我們。我們一看，心裡全明白了。俗話說「不打不成相識」，看樣子須要給他一點顏色看。他不站起來，我們也沒有在指定的椅子上就坐，而是一屁股坐到他的辦公桌上。立竿見影，他立刻站起身來，臉上也有了笑容。這樣一來，乘船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我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在香港玩了幾天，拜訪了一些朋友，等候開船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