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斷加寬南滿鐵路路基，佔地毀莊稼，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窪地長草，很茂盛，村裡人放牧牲畜，被日本人碰上就毒打，有時把牲口打死，或是搶走。我的祖父、大伯過鐵路時，都被日本人砍傷過。
一九一三年，我八歲的時候開始讀書，就在唐王山後本村上小學。村邊有條人行橫道不准中國人走，中國人必須繞很遠到平交路走大車道。有一次，我看見老師過鐵路人行橫道，被日本人用戰刀砍得頭破血流。當時我都氣哭了。還有一次，門前小河漲水，水深行人難以過往，又不許中國人過橋。有個鄉親從橋上走過，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河裡了。眼看著父老鄉親被日本人凌辱、屠殺，我恨透了日本人，總想長大了可以當兵打日本，報仇雪恨。
我上小學時，已是民國時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提倡剪髮，縣裡派督學來查。當時同學們都不敢剪，我早就想剪，可是家裡不答應。就此我在班上第一個站出來，把小辮剪掉了，回到家奶奶一看，就罵起來。我提著剪下來的辮子，得意地抖落著說：“剪下來有啥不好，上邊長滿了虱子!”我為了剪辮子，成心不梳不洗，讓它生虱子。
山後村小學的華蔭南老師，他偏向東街地富子弟，叫一個有錢人家的孩子當班長，時常欺負西街的窮孩子。我不服氣，就和班長打起來了。找老師去評理，他偏袒地主子弟，拉過我去要打手板，我氣急了，也不知從哪兒來那股勁兒，把板凳條掀下來一根，狠狠揍了老師一下子。我知道惹了禍，撒腿就跑，不敢回家，就躲到河邊壕溝裡貓了三天。村裡人河裡、井裡找遍了，到處找不到，都很著急，怕發生意外。因為我路過家門口時見到母親，曾告訴她我藏在哪裡，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母親不聲不響地每天給我送點吃的。村裡人找不到我，老師也著慌了，都說只要找回來，可不能再打再罰了。母親隨即送信給我，說老師再不打了。這樣，我才回到了學校。老師說，不打了，可是要罰我背書，讓我背三篇古文：韓愈兩篇《祭十二郎文》和《祭鱷魚文》，歐陽修一篇《醉翁亭記》。要我溫習一下，第二天背。當時我念了兩遍後，自信地說：“我現在就背!”於是一口氣一字不錯地背了下來。華老師很驚奇，立即改變了對我的態度。爺爺和父親都沒念過書，所以對我唸書很重視，每天下學後爺爺都要我背書，他不識字卻嚴厲，我不敢糊弄他，只要一打“奔”兒，他就用煙袋鍋子敲我的腦袋。我唸書還沒入門，怎麼也背不好，常挨打。這次卻非常流暢地背下來了。從此我在學習上一下就開了竅。以後華老師對我特別好，給我補課吃偏飯。
我在小學念了不到四年書，家裡就供不起了。買一支鉛筆要哭幾次，才進城給買，有時靠大姐、母親的體己錢買支鉛筆。一九一六年冬我就輟學了。一九一七年初開學時，華老師認為我輟學可惜，他要我復課學習，由他為我補習國文、數學、英文等課，準備一年後，再由他送我免費入縣立中學。我自己也想繼續讀書，即重新入學復課，農閒補課，農忙幹活。復學的半年，家裡買不起書，要是上中學更交不起飯費、書費，所以到下半年就又輟學了，在家幹農活。
一九一八年春，我由華蔭南老師介紹，到他家在海城北關開的裕德號繅絲(柞蠶)廠去學徒。學徒很苦，起早貪黑，干重活、雜活，時間長了，過於勞累得了肺病，吐過血。
在繅絲廠期間，有一次我在上工的路上，一進北關，有個賣嗎啡、“白面”的日本浪人家的孩子，擋著路不讓走，踢了我一腳。於是我揍了他一頓。這個孩子跑回去後，日本人就告起狀來，告到繅絲廠，告到縣政府。絲廠經理和縣長都嚇壞了，我站出來說：“是他先打的我，我的腿還被踢紅了一塊呢。”絲廠經理和縣長聽我說的在理，就向日本人解釋說不怨我，這孩子幹活挺老實，不惹急了他不會無故打人的。好說歹說，這件事總算過去了。
學徒時，我擠時間唸書，抓著什麼看什麼，《千字文》、《百家姓》、《論語》、《詩經》、《古文觀止》、《封神演義》、《東周列國》、《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如饑似渴地讀了不少書。還堅持練字、打算盤，文化有提高。在農村講究“說書”，誰講我都去聽。
在繅絲廠學徒將近三年，到一九二○年冬繅絲廠倒閉，經理是華蔭南老師的哥哥，他將我介紹到海城車站附近一家糧棧學徒。到一九二一年春，因糧棧生意不好，我被辭退回家，在家種地。
兄弟姐妹長大起來，父親對兒女的婚事當交易，做人情，在外面拉腳合夥喝酒時，說近乎了就給兒女訂親。他說一不二，母親根本說不上話。我的幾個姐妹長得都很俊氣、靈巧，卻都很不幸。大姐很能幹，待我極好，她羨慕男孩子，對我說還是你們在外邊好，走南闖北，女的活一輩子死時落塊棺材板。二妹既漂亮又聰明，我參加直奉戰爭負傷，她用體己錢買東西到醫院看過我，臨走還留了幾塊錢給我。父親給她找了個很不如意的丈夫，一直憂傷哀怨，終於得了肺癆病，死得很早。我對大姐、二妹的感情深，對她們的悲淒的命運，極為同情。
母親溫和仁慈，為兒女操勞一生。三弟貪玩，不好好唸書，我打過他一次。母親傷心地說：“我再苦再累，可也沒打過你們誰一巴掌。”一九五○年即來京和我家老小住在一起，和全家、工作人員及其家屬、鄰居，都和睦相處。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勤勞儉樸的習慣，縫補、洗涮、種植，整天閒不住。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非分明，對來家打砸搶的歹徒突然厲害起來，造反派到家裡鬧。我被關押後她回家鄉，專案組又多次去調查逼供，她始終理直氣壯地堅持說：“鬧到多會兒，我這個兒子也是好人。在國民黨時官不大，錢花不完，現在官大、事多，掙錢少。還是共產黨好。國民黨的官可好，大小都能撈，錢有的是。你們別跟著胡折騰，遲早會清楚的。”她對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新社會始終充滿信心。身邊工作人員和鄉里鄉親，更加同情和尊重她老人家。
在我少年時代，就是痛恨侵略中國的日本人。入學時老師給起了個學名“正言”，我自己改為“正操”，意思是操練好了打日本。
正是懷著這樣一個目的，十七歲那年我參加了東北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