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張學良身邊
從一九二二年我入東北軍，一九二五年講武堂畢業後任張學良的副官、秘書，同澤俱樂部幹事，一九二九年去十六旅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一直在張學良身邊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職。我在和張學良將軍相處的日子裡，我深深感到他的強烈愛國思想是一貫的，而且不斷向前發展。
張學良生於一九○一年，和我是同鄉，海城桑子林詹家窩鋪，現屬台安縣。六七歲開始就學，啟蒙老師是台安縣舉人崔駿聲和海城老儒楊雨辰。在瀋陽，授讀的是遼陽白永貞，清末拔貢，時為奉天省議會議長、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教授，給張學良奠定了舊文學的基礎。張學良讀書聰明，善於穎悟。初學為文，即下筆千言，尤嗜文藝，銳意革新。
張學良在讀書時，首先接觸的是瀋陽的青年會。瀋陽的基督教青年會，於一九一四年間開始籌備，初期地方狹窄，工作簡單，僅有英文夜校和週末的講演會，遊藝室也很小。雖然如此，夜校的英文課程教得相當好，由歐美幹事親自講授。幹事共有三人，蘇格蘭人邱樹基、丹麥人華懋山和美國人普賴德。普賴德是總幹事，他的中國話說得極為流利。張學良每天向普賴德學習兩個小時的英文，並作了青年會的董事，成為中堅分子。他對於公益事情，一向熱誠，他拉了東北許多名流加入青年會，使青年會頓時聲勢大振，財源廣開。每遇募捐，張學良總是帶頭，並擔任隊長，向各方面勸募。他還在青年會新址景佑宮院中空地，開闢網球場，下午常來打球。閻寶航就是在這時作青年會練習幹事，並與張學良成為朋友的。
閻寶航也是海城人，一八九五年生。他作青年會幹事時，組織了各種社會問題研究會、科學時事講演會、讀書會，舉辦遊藝會、旅遊會、電影會等活動，辦得極有聲色。上海總會的餘日章，北京總幹事程敬一，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後來瀋陽講演。張學良次次參加，專心靜聽，並在府裡舉行盛大的招待。歐陽予倩到瀋陽時，還在青年會召集話劇愛好者上演過名劇《少奶奶的扇子》。這些活動，使瀋陽風氣大開。
我入東北軍後，以及在講武堂期間和在張學良身邊任職時，經常參加青年會組織的活動，堅持學英語，受益匪淺。
一九二三年春，青年會幹事郭綱到廣東開會後回到瀋陽，帶來一批進步書籍，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討論集》、《階級鬥爭》、《列寧傳》等等。翌年春，黨派韓樂然從上海到瀋陽工作，又寄來《嚮導》、《中國青年》等刊物。一九二五年春，北方局派任國楨到瀋陽建黨，並在閻寶航主辦的暑期學校講唯物史觀、社會主義運動史。青年會曾派閻寶航赴西歐留學，歸國後任瀋陽青年會總幹事。在閻寶航的影響下，青年會成為宣傳愛國思想，開展文化教育的陣地。
我和張學良所處地位雖然不同，但自幼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家鄉的掠奪和蹂躪，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張學良從年輕時起，就一直懷有建立一個統一、富強的中國，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宏圖大志。他對其父張作霖熱中於軍閥混戰不感興趣。奉軍打了勝仗，他不以為喜；奉軍打了敗仗，他也不以為憂。還在其父在世時，他即著手整頓舊軍隊。他早年受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影響，思想開明，極為重視廣招人才，不論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也不論是哪省人士、哪校學生，只要是有文化、有才能的人，他都收留。他勵精圖治，整軍經武，辦學育人，修鐵路，建海港，辦工廠，自強不息。東北大學就是他那時大事擴充起來的，並且自任校長，人才也都是從全國各地聘請來的，章士釗、梁思成等都曾在東大任教。還在海城創辦了同澤中學。校名“同澤”源於《詩經·無衣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意思是：培養桑梓子弟，同仇敵愾共報家仇國恨，為國圖強。
張學良厭惡國內各派軍閥混戰，擁護蔣介石統一中國。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侵略者炸死，集國難家仇於一身的張學良更加堅定了抗日救國的決心，他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主政東北。但他認識到單靠東北軍是難以抵禦日本侵略的，於是決定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他派人赴南京，參觀各部會組織和各項儀式，做易幟前的準備工作。日本人為此事，佈置許多特務，花了巨額金錢，也探聽不出一點消息。張學良易幟，為的是息內戰，御外侮，並非不擇手段，向蔣介石投降。他做好一切準備後，突然下個命令，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幟。每家門前都掛上一面青天白日旗，使日本人萬分吃驚。這些新旗，都是東北被服廠密開夜工製作。接著便過新年，連掛幾天旗，東北軍列隊在街上遊行，日本人不聲不響，氣氛漸趨緩和。
張學良易幟後，即被任命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並兼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作相、萬福麟是吉林、黑龍江兩省副司令長官，三省主席等全都任命發表，奉天更名遼寧，在省府大禮堂宣誓就職。
自從日俄戰爭後，日本在東北繼承了帝俄的許多特權，又以二十一條為借口，肆無忌憚地揚言要貫徹滿蒙政策，大陸政策。以致公然向北大營開炮，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剛剛病癒，在“九一八”那天夜裡，聽到報告緊急情況，忙給蔣介石打電報，復電“不必抵抗，聽候中央辦理”。駐瀋陽的王以哲第七旅退到東山嘴，整個東北，淪陷在日本侵略者的手裡。
張學良被迫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違心地將東北軍撤進關內。但這時的張學良一面代蔣受過，背著“不抵抗將軍”的黑鍋，一面仍在暗中支持東北各地抗日武裝，並派人慰問抗日將領馬占山、李杜等部，對抗日將領黃顯聲的抗日活動給予大力贊助。他大義滅親，下令處決淪為漢奸的堂弟，以儆國賊。當時，他還向《良友》畫報介紹了幾位義勇軍抗日名將，以長國民志氣。連《良友》畫報社都為他這位“不抵抗將軍”感到吃驚。他置個人利害得失於度外，始終不改抗日救國之初衷。他虔誠愛國，忍辱負重，披肝瀝膽，感人至深。
我在錦州時間不長，一九二六年三、四方面軍團司令部即遷至北京，進駐光明殿。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軍團部進到鄭州，先和吳佩孚退回來的軍隊作戰，以後又和張發奎軍作戰。下半年，和馮玉祥、閻錫山軍隊作戰。這時我改任少校秘書，兼任宣傳隊長。不久，宣傳隊長由黃顯聲接替。冬季，軍團部退回北京。
一九二八年初，張學良派我回瀋陽擔任同澤俱樂部幹事。同澤俱樂部在瀋陽西華門，是東北高級軍政人員娛樂地方，我在這裡任職一年多。
就在這期間，我開始受到黨的影響。張學良把東北講武堂的一些知識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學，有的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回國後都受到重用。當時我還看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記得有一本法國共產黨人巴比塞著的書，名叫《斯大林傳：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也看過托洛茨基自傳，還看了列寧的《兩個策略》、《進一步，退兩步》等書。當時還看不大懂，我的思想裡只是一些空想社會主義。我傾向革命，主要是出於民族仇恨。從日本回來的那些人也和我講有關黨的知識和革命道理，對我有不少幫助。他們還對我說：“你不要在城裡上層社會混了，要到下邊去掌握部隊。講武堂畢業，為什麼不去帶兵?”這對我啟發很大，我一再向張學良要求下去。張學良批評我年輕浮躁，但還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參謀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