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秦誠至來哈爾濱原屬正常的城工工作，一清二楚，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說成秦誠至來哈爾濱「策反」，誣我「叛黨投敵」。
一九四七年春天，邱立亭派金之銑持信來看我，提出要做東北軍五十三軍和王照騎兵師的工作。我把他介紹給城工部陳鍾那裡聯繫。
秋季派闞福培到瀋陽去做五十三軍和王照騎兵師的工作。我給周福成和王照寫信曉以利害，要他們在作戰時起義。我寫的兩封信，派闞福培送去。闞福培和王照關係密切，他們是同班同學。
秋後，邱立亭從瀋陽到哈爾濱來見我，報告他在瀋陽做東北軍兩部分工作的情況，大包大攬說是五十三軍和騎兵師在戰時都能起義。
五十三軍在解放瀋陽時大部分放下武器，一三師師長王理寰、騎兵師師長王照等，解放以後都安排了工作。只有軍長周福成被俘後關了起來，押到哈爾濱，我曾找他談話，並吃了頓飯。周福成後來在關押期間死去。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即在杭州會議上捏造所謂「桃園三結義」，說彭真、林楓、呂正操在東北反林彪，以後又炮製出一個「東北叛黨集團」，誣陷我和張學思、解方等人「叛黨投敵，配合蔣匪軍進攻東北」。該案「主犯」七人，張學思、閻寶航、高崇民、賈陶被迫害含冤死於囚縲，解方、劉瀾波因長期嚴酷摧殘過早謝世。牽連達七百人，加上受株連的親屬、工作人員則不下數千人。姓呂的也遭了殃，我的一個堂兄弟頭上就被釘釘子，說是自殺死了。
西安事變前後在東北軍地下黨及東北救亡總會工作過的領導幹部，統統被打成「叛徒、特務」，「通敵、策反」。像遼寧的趙濯華，被問及知不知道桃園三結義，他說知道，就是劉、關、張。糊里糊塗被打成叛黨集團成員。這個案件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他們說「東北叛黨集團」以我為首，要說「為首」應該說是劉瀾波同志，因為這期間東北軍黨的工作主要是劉瀾波負責，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
五轉向和平建設的年代
自從離開西滿，直到遼沈戰役勝利結束調來中央工作，三年時間，我在東北主要是負責鐵路修復和運輸工作。
剛剛解放了的東北大地，到處是戰爭的創傷。鐵路被破壞得百孔千瘡，大部分線路被拆毀，橋樑、涵洞多處遭破壞，通信、信號、給水、站捨等設備都遭受了嚴重損壞。經大力搶修，到一九四六年六月，東北解放區的鐵路通車里程已有四千六百九十多公里，這些鐵路均由各地方鐵路局分散管理。東北局為了加強對鐵路的管理和統一指揮，更好地支援前線作戰，一九四六年七月決定成立東北鐵路總局。任命我為總局長兼政治委員，餘光生、郭洪濤、黃逸峰、馬鈞、陳大凡等任副總局長，陳坦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七年東北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東北鐵路總局改稱東北人民政府鐵道部。
東北解放戰爭初期，廣大鐵路工人剛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發揚了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刻苦興家，日夜奮戰，克服了器材不足、糧食缺乏等種種困難，搶修鐵路，復活機車、車輛。隨著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解放區的鐵路線也逐步延長，並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加快解放戰爭的勝利步伐，鐵路員工們提出：解放軍打到哪裡，鐵路就修到哪裡，火車就開到哪裡!到遼沈戰役前，東北解放區又接收和修復鐵路五千七百多公里，通車線路里程達九千八百一十八公里，佔全東北通車線路里程的百分之九十八，修復機車八百八十五台。這就為支援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九四七年春，我軍開始過松花江向國民黨軍反攻。此時鐵路工作，重點放在修復哈爾濱以南的鐵路和松花江大橋，首先是搜集和修復鋼軌、修復鐵路。到下半年，為了修復松花江大橋，因技術和器材均有困難，以林彪和我的名義給斯大林打電報請求援助。斯大林很快就派其交通部長柯瓦略夫帶一批工程師和一個橋樑工作隊，帶著全部裝備到哈爾濱來，援助修復松花江大橋。一九四八年，東北我軍大舉反攻，轉為大舉進攻，鐵路和松花江大橋均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