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長江下游曾出現一個顯赫一時的諸侯國。它就是多次北上爭霸的吳國。關於吳國的開創者，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得很明白。司馬遷認為，地處南方的長江下游的吳，是所有諸侯國中資歷最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國。所以在《史記》中，吳太伯列為世家第一。
《史記》記載：太伯（一作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兒子，季歷的兄長。他倆為了成全父親想傳位於季歷的意願，出奔到南方荊蠻，文身斷髮，不再回去。季歷後來被立為繼承人，他的兒子昌就是有名的周文王，在周文王手裡奠定了滅商興周的基礎。「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死後，傳位於弟仲雍。傳到仲雍的第四代孫周章時，北方周武王滅商，分封諸侯，「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史記。吳太伯世家》）司馬遷講得很清楚，太伯、仲雍的後代一封於吳，一封於虞。所以司馬遷說：「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荊蠻句吳在哪裡？《吳地記》說：「太伯居梅裡，在闔閭城（今蘇州）北五十里許。」《後漢書。郡國志》劉昭註：「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家，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唐代《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五，常州條下記著，無錫縣「東三十九里有梅裡山，吳太伯葬處」。皇山、梅裡山，就是今天的無錫縣鴻山，梅裡即是離鴻山不遠的今天的梅村，那裡至今有規模宏大的太伯廟，鴻山上的太伯墓也完好保存至今。這些情況歷來為各種當地誌書所傳載。
至清代，學者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對太伯奔吳之事提出否定意見。到3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衛聚賢等在《吳越文化論叢》中即提出了太伯、仲雍根本沒有到過無錫的論點。認為太伯所奔之地只在陝西、山西南部的範圍之內。其理由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太伯、仲雍不可能穿越千山萬水及方國部落而無阻礙；也不可能到那語言不通，風俗迥異的荊蠻部落中去立足並當君長。後來童書業在《春秋左傳研究》中進一步提出「大伯（太伯）、虞仲皆虞國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為山西之虞，而非『荊蠻』或江蘇之吳」。所以太伯、仲雍沒有到過江南，他們是山西虞國的始祖。
1954年在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了12件西周青銅器。其中一件《宜侯矢簋》腹內底上有長達120多字的銘文。銘文記載了周康王觀看武王伐商，成王東巡的圖畫以後，卜問南方的宜地。在合會南方各方國時，改封虞侯於宜地為侯。周康王還進行了豐厚的賞賜，有酒、弓、矢、禮器等。特別重要的是賞賜了土地和奴隸。
圍繞《宜侯矢簋》的出土，又引起了對太伯奔吳問題的討論。總的來說，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一種認為「宜侯」就是虞侯，也就是周初封於虞的諸侯的後代，而這個虞國是太伯、仲雍創立的。太伯無後，傳於仲雍，仲雍又稱虞仲，因封於畿內，所以他的後代稱為虞公，而《宜侯矢簋》的銘文中稱自己的父親為虞公就是證明。宜侯矢從畿內改封於宜，宜、吳古音同，於是成為吳的始祖。這個說法否走了太伯、仲雍奔吳之事。第二種說法肯定了太伯、仲雍奔吳之事，並且從《宜侯矢簋》及江蘇南部的考古資料出發，證明了太伯、仲雍奔吳是可能的。但認為太伯立國的地點不在無錫梅裡，而是在南京、鎮江地區，確切他講是在丹徒。這是一種新的說法。第三種看法，唐蘭在《宜侯矢簋考釋》中指出，矢和周的聲母是很接近的。認為宜侯矢，即是虞侯矢，也就是虞侯周章。周章是在武王和成王時被封虞侯的，為了不與北方的虞相混，30多年後的康王時改為宜侯。這個看法又從考古角度承認了
《史記。吳太伯世家》的記載。
所有的問題，集中起來，就是太伯、仲雍所奔究屬何方？吳國的開創者究竟是誰？「宜侯」究竟是誰？要完全否定司馬遷關於太伯、仲雍奔吳的說法，還是有困難的；主張太伯、仲雍所奔為山西之虞，無論在文獻上、考古上的證據也還不十分充分。目前史學界對太伯、仲雍奔吳的看法還是各執一辭，在行世的有關著作中，就含有以上的不同說法，沒有統一。近年來江蘇省考古學會年會也圍繞吳文化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而它的徹底解決，還有侍於太湖流域地下考古的進一步展開和對文獻的更深入的研究。
（徐志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