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直系軍閥、江蘇督軍李純，1917年坐鎮江南，控制長江下游，與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號稱「長江三督」，與皖係爭雄而風雲一時。可是到1920年10月12日，卻突然暴死於江蘇督軍公署。李純是怎樣死的？是自殺，還是被人刺殺？是一個眾說紛壇，饒有興趣的謎。
近人蔡東藩在《民國通俗演義》第一百二十回有首歎李純的詩，其中兩句說：「無端拚死太無名，寧有男兒不樂生？」詩後批云：「李純雖不能無疵，要不得謂非軍閥之翹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別情由。但仍舊逃不出『妻妾曖昧情事』這句話」。這裡的「妻妾曖昧情事」，指的是李妾與馬弁私通，被李發覺，結果被馬弁刺殺而死。這雖是演義、小說家言，但決非於史無據。作者再三聲明：「歷史演義必須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要嚴格做到無一事無來歷，要把『臨潼斗寶，鞭伏展雄』之類虛構的故事逐出演義之林」。所以此說當不至於視為失實的無稽之談。關於李純因妻妾曖昧情事致死之說，在其他一些稗官軼聞、野史雜著中，也有同樣記述。當年曾任李純書記官和軍需課長的蘇雨眉，在解放後所撰的有關李純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說，李純是「死於同馬弁私人間的桃色糾紛」（《李純一生的聚斂》）。由此可以推斷，李純死於「妻妾曖昧情事」的說法是有根據的。但與《民國通俗演義》幾乎同時成書的台灣學者丁中江所著《北洋軍閥史話》，則是另一種說法。丁氏認為，李純之死，非死於李妾與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於李與馬弁的妻子有染，被馬弁發現，一怒之下，把他殺了的（《北洋軍閥史話》中冊）。丁氏所述李純的死因與蔡氏所述不同，這很可能是當年同時流行的兩種說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曖昧情事，也有李與馬弁妻子私通的事。這類事出現在當時並不奇怪，它反映了民國年間軍閥的腐敗本質和官場生活的極度糜爛。
還有一種說法是說他自殺身亡。40年代，由競智圖書館主編吳虞公口述的《李純全史》中有一篇《李純之自戕》，首段說：「李抱病兩月餘，已漸痊可，力與圖謀控制長江者，互爭雌雄，忽於十月十二日晨四時逝世。省長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問，街警加崗，軍官往來如織」。又說：「據可靠消息，李於十一日晚問，尚在後花園散步，精力尚健，午間接命令，加英威上將軍。李閱後，長吁一聲。晚六時，向副官索連日上海報看，副官恐李見報激憤，假言報尚未到。至晚十二時又問，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深為詫異，謂何以數日報都未到。汝等騙我，遂大罵。並勒令承啟官張某取來，眾不敢違命，遂呈上。李閱後大哭，亦不言語，病遂加重，急電請西醫須籐診視，
未開方即去。李就案寫信多封，一時就寢。至三時，值日副官陳廷謨，在簽押房，聞內有歎息聲，未敢即入。旋陳呼內差，無人答應。陳入室，見室內無一人，李擁被而臥，一無聲息，乃有彈自左脅入腹。又於床下得勃郎林手槍一枝，李遺書五封，方知李之死，實系自戕「。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金兆梓的《近世中國史》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孫思白主編的《民國人物傳》都採納了這種說法。
六七十年代之交，對李純之死，在台、港學術界也展開過廣泛的討論，較通行的說法也認為是自殺。有的說他因長期吸煙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癮，「一時不吸即欲下便」，為病魔所困，對生活失去興趣，而起了輕生之念。
也有的說他原是馮國璋的部屬，又與馮是直隸同鄉，1918年馮代理總統期滿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觀絕望，「遂以手槍結束自己生命」（開國煊《李純傳》）。但對自殺之說，也有人表示懷疑。有人說：「以手槍自殺之人，寧有在床上而以槍自擊其腹者乎？」也有人說：「遺囑指定，四妾各給二千元，以李純之財產，李純之地位，而有此遺命，亦非事理之常」，「且自殺時間，在清晨四時，亦甚可異」；至於在被褥堆中，舉槍自殺，「槍聲必不能聞於外，即聞亦不遠。」還有人認為，「以李之為人，亦一健者，詎甘如此畢命，實令人費解」（《李純軼事》）。
近年來，隨著北洋軍閥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對李純之死的探討，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也出現了一種新的見解。例如，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沈雲龍主編的《北洋人物史料三種》，既否定馬弁刺殺說，也不贊成自殺說，而認為李純之死是由李手下的軍官與前帝制犯顧鰲合謀刺殺的。作者在書中明確指出：「一月前（即李死前一月），帝制犯顧鰲（字巨六、四川人，袁世凱稱帝時任大典籌備處法典組主任。袁死後作為帝制禍首被通緝，出逃南京）由李下令拘捕，下之於獄，並經秘密審訊，顧氏承認此來為運動帝制，與蘇省軍官密謀接洽，並歷舉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國以來，即與李督甚為接近，且為李一手提拔，擢升要職。李氏聞之固然之怒，然亦無法，因兵權皆在其手也。及後奉上方命令釋放，此殆由於張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釋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顧鰲既釋，某軍官即密謀害李，其計劃極慎，其佈置極周，遂獲成功。」但也有人對此說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所以李純之死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個懸案，（黃清根）馮玉祥「賀壽送水」是什麼含義？
馮玉祥將軍是近代的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他堅持正義、嫉惡如仇，在舊中國軍閥混戰時期，又可以說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傳奇英雄。
近年推出的各種樣式的文學作品，陳陳相傳馮玉祥的軼事，其中頗為炙口的就是他的「賀壽送水」故事。據當時在西北軍追隨他多年的簡又文回憶，說這件事是「適足表現其特殊性格的」，他後來寫的洋洋數十萬言的《馮玉祥傳》也記述了這件事：「其年，吳佩孚在洛陽做其五十大壽。當時，吳高任直魯豫巡閱副使，威風權勢，煊赫一時，巴結者均送金送玉或諛辭致賀。
其中頗為典型的是康有為寫的一副祝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最獲得吳佩孚的歡心。當時馮玉祥派員前往拜壽，贈以冷水一罐，自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譎諫『之意。這一來，馮氏任性奚落人家，因自鳴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覺得真似『冷水澆背』「。（《馮玉祥傳》1972年6月台灣傳記文學社版）
簡又文說，馮玉祥賀壽送水事，傳聞遐邇於民間和上層，「久已遍傳人口，初以為謠言」，後經馮玉樣本人證實「亦自言不諱，乃知為真事」。由此可見，馮玉祥確有此事。
可是近年推出有關馮玉祥故事對此卻有所花樣翻新，而且對「送水」含義又有相異說法。
一說是1922年4月，吳佩孚在洛陽過50歲生日，河南督軍馮玉祥前來祝壽，送來一隻用紅紙封著的瓦罐，吳打開一看是一罐清水，故作驚喜嘗了一口「壽水」，並自我解嘲地笑道：嗯，很好很好，還是煥章想得高人一籌，不同流俗——一罐清水，這豈不是說成「為官清如水嘛！」馮玉祥說，「君子之交清如水」。（馮桂榮編《馮玉祥傳說的故事》，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本篇系72歲老人呂資安口碑，可見此故事深人民間，傳聞之廣，但此處不同的是馮玉祥親自送禮，而且還讓吳佩孚當著他面品嚐，加上兩人對話，顯然有點戲劇化了，與此內容相近的《馮玉祥將軍傳奇》（王華岑、朱耕，1983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篇也有類似寫法，所不同的一是時間改為1922年12月，向後拖了8個月，地點不是在洛陽，而在直系大本營的河北保定，做壽者也換成了直系頭子、時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他做的是60大壽。考證於當時報紙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陶菊隱著），以及馮玉祥和曹錕的主從隸屬，他不至於仍拿一罐清水充壽禮的故技，嘲弄曹錕的，但也不排斥另有張本。
但也有一說是說馮玉祥送水並非是為吳佩孚祝壽，也不是諷刺，而是對吳佩孚支持的表示。據稱吳在直奉戰爭擊敗張作霖後回到洛陽，他人要為他作壽，吳不同意，馮玉祥在陝西督軍任上「乃遣人送蒸餾水一壇，外加封簽，題八字曰：君子之交，有如此水。吳得之大悅，謂其部下曰：」知我者唯煥章一人。外界企以為異，且有議馮壽禮之菲薄者，殊不知此中大有作用。「
（春明逐客《馮玉祥全史》1924年8月七版）原來方此之際，直系和奉系又在醞釀第二次大決戰，雙方調兵遣將，擺出一副劍拔弩張的態勢，吳佩孚要馮玉祥率軍出潼關助其一臂之力，馮表示同意，但遲遲按兵不動。吳佩孚疑鬼疑神，深怕他變卦，幾次三番派專使進關探問，「馮笑曰：子玉何視人若是之輕，我不能效婦女之矢誓言，又難仿戰國年間之歃血為盟，故送以蒸餾水一壇，附簽八字。以表寸心。」吳佩孚見之，非常高興，「欣然色喜，而曰」知我者，其唯煥章乎！「這是因為吳是秀才出身，軍閥行列中罕有的」儒將「，要附和風雅，馮即投其所好，因而春明逐客對此評曰：」自古君子之交，宗信義，重然諾，一言既出，駟馬難逃，苟背盟攜貳，有如此水「。所謂」送水「，其實乃是馮玉祥的獨出心裁的表態，此中心跡，兩人自知。顯然，這種說法更為特殊了。
馮玉祥「送水祝壽」，只是一件小小插曲，可是無論從時間、對像或者是他的行為和動機，都是相異處，難道是文字記載的失真，事過境遷的模糊，甚至是馮玉祥在若干年後的記憶失誤或另有他因，但總給人帶來是是非非的感覺，聰明好思的讀者，你能由此得出正確的答案嗎？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