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人們改換自己居留地的遷徙活動，是常有的事。不論哪一種形式和規模的遷徙，各民族和社會群體在不同時期有其客觀的歷史原因。我國商代，殷人多次遷都，其原因究竟何在？學術界至今尚未有公認的解釋。殷人遷都，史料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尚書》中的《盤庚》三篇裡。殷人遷徙了多少次，一般認為「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張衡《西京賦》）但對此還有不同的看法。對於殷人「不常厥邑」的原因，過去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殷人為了躲避水災的威脅，才不得不如此的。《書序》稱：「祖乙圮於耿」。《正義》曰：「圮，毀也；河水所毀曰圮」。後人據此發展成了「河患」說。著名學者王國維也不脫陳說，在《說耿》中把「耿」考釋為邢丘，「其地正濱大河，故祖乙圮於此也」。（《觀堂集林》卷十二）對於「河患說」，有人提出反駁：「上古黃河流域的水災當是常常發生的，那幾百年間常常發生的水災，絕不能解釋幾百年間才有幾次遷徙的事實原因」（芳明《殷商為什麼屢次遷都》，《歷史教學》1956年第6期）。傅築夫先生進一步認為當時的「河患」並不嚴重，而成湯以前的八遷地點都是離河甚遠的高地，這些地方根本就沒有「河患」，即使盤庚以後的兩遷，也不避「河患」，往返於大河南北；再則，殷人遷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濱河一帶移動，並且還是盡可能地要在距河不遠的適宜地點定居」。（《中國經濟史論叢》上冊）
因此，有人從經濟方面解釋了殷人屢遷的原因。1935年，丁山就提出由於「部落時代之生活，農業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礎仍為遊牧，遊牧者因水草而轉徙，部落之領袖因其族類而亦轉徙不定；於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無所謂都邑，更無固定可言」（《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這裡明確指出了遊牧生活是殷都屢遷的決定因素。所以有人認為找出殷人「定居條件是否成熟」，是說明殷都屢遷原因的途徑。在盤庚前，畜牧業占主導地位，長久定居的條件尚不成熟，因此有多次必要的大遷徙，但到盤庚時代，農業逐漸發達起來，「在長久定居的條件已接近成熟」的情況下再要遷都時，便發生了《尚書。盤庚》中所記載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況。盤庚強行遷殷後，殷人在兩百年中，不再遷徙。這說明社會經濟發展到了定居生活階段，人們不再需要遷徙了。
傅築夫的意見不同，他指出：「殷代是一個農業社會，其經濟發展早已超過漁獵和遊牧階段」，因此，他否定了因為遊牧經濟占主導地位而導致殷都屢遷的論點，而認為遷都的原因是「為了農業生產的需要去改換耕地，實行遊農」（《中國經濟史論叢》上冊）。因為殷人的農業水平較為原始，不懂得收穫量的減少是由於地力的衰竭，而只是通過不斷改換耕地來繼續其農業生產的發展，所以，這種遷徙是「初期農業社會的一個共有現象」。
也有人從政治方面解釋了殷都屢遷的原因。考古學家鄒衡認為殷人遷都是為了便於戰爭，因為「當時選擇王都的地點，不能不考慮到作戰的方便，就是說，不能不從軍事的角度上考慮遷都的問題。成湯居亳，顯然是為了對付北方和西方的強大敵人」。（《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
另外，有人認為「比九世亂」是殷都遷徙的客觀原因，「恪謹天命」是殷都遷徙的主觀原因。「比九世亂」是「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立」的王室與貴族之間的鬥爭（《史記。殷本紀》），「比九世
亂「的直接後果是殷王權的削弱和貴族勢力的膨脹，所以只得通過遷都來重整和加強王室的勢力。由於殷人尊神，他們把遷都看作是」天「的意志，不能不」恪謹天命「（黎虎《殷都屢遷原因試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美籍華人學者張光直教授，最近獨闢新徑地解釋了三代王都屢遷的原因。他認為，遷都是「以追尋青銅礦源為主體的因素」。這是因為青銅器在三代政治鬥爭中有著重要的地位。由於儲量稀薄的銅、錫礦多集中在以豫北、晉南為中心的華北平原邊緣的山地，而王室對於青銅的需求量又特別巨大，促使人們隨時尋求新礦，「那時在尋求新礦、保護礦源以及保護礦石或提煉出來的銅錫的安全運輸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都城是「沿山東、河南山地邊緣逡巡遷徙，從採礦的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便於採礦，亦便於為採礦而從事的爭戰」（《關於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載《文物》1985年第2期）。殷都屢遷，諸說殊異。從各種紛壇的說法中找出一種比較正確的解釋，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那段歷史的。
（黃顯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