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證，按照字面上的解釋，就是由國家作證的意思。公證的手續一般由當事人先提出申請，由國家公證機關調查取證後，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或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也就是說人們在涉及到民事權利義務的法律行為時，可以向國家公證機關申請並予以確認，這確認的證明文書具有法律效力，能起到有力的證據作用。
我國公證制度的建立，許多人認為應以1935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公佈的《公證暫行規則》為肇源。這樣就距離世界上公認的公證創始日期晚了2000餘年。但是，也有不少人認為，國民黨南京政府以司法院名義公佈的公證規則，是舊中國正式公佈的公證法規，這並不能說明在此以前，我國還不存在公證制度。有學者認為，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廣泛實行券書，而券書就是一種法律行為。相當於後來的契約合同之類，如涉詞訟，可作為官吏斷案的依據。這些券書由官府所設置的官吏制發，有的還由官府存檔備查。《左傳。文公六年》載：「董逋逃，由質要。」杜預註：「由，用也；質要，券契也。」孔穎達疏：「謂爭財之獄，由券契正定之也」。又據《周禮。秋官。士師》載：「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傅別」即合同，「約劑」即券書契約。以上兩條引文的意思就是說：「凡因財貨而涉訟者，根據其契約合同與券書來裁決。」
《周禮。秋官。司約》載：「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所謂「司約」指掌管約書之官，「治民之約」指處理人民徵稅、遷移、買賣、賒欠、和解等約書；所有大小約書都由司約保存，如有爭訟則開府庫取視所藏之約書，違約者將處以墨刑。以上的券書既為官府所制發，又能在法律上證實其真實性和合理性，因而已經含有「公證」之意。在客觀上起到了公證的作用。秦漢兩朝，「傅別」、「約劑」改稱「券書」或「書契」，如東漢鄭玄在註釋《周禮。秋官。士師》時說：「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按券以正之。」漢代在市場上作交易仍然以「券書」為買賣關係成立的合法根據以及買賣不成可能引起訟訴的有效證據。在漢代，全國各重要城市都由官府派員管理貿易市場，制發券書。因此券書在秦漢仍然具有公證作用。
秦漢時期，以「券書」作為合法根據的買賣的主要內容是土地和奴婢，到了唐代以「券書」為根據的買賣內容有了擴大，而且在法律上開始明文加以保護。券書已改稱為「契券」或「文契」。《唐律疏議。雜律》載：「諸買奴婢、馬、牛、駝騾、驢，已過價，不立市券，過三日笞三十，賣青，減一等。立券之後，有舊病三日內聽悔，無病欺者市如法，違者笞四十。即賣買已訖，而市司不時過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這說明唐代已由官府強制性立券，以保障買賣奴婢、馬牛等納入法律管轄範圍之內，違者要受法律制裁。而市司不及時為之券書者，也要受到笞杖之刑。
官府制發這種文契的目的，雖然在於徵稅，以擴充國庫之需。但同時卻也起到了公證的作用。
五代以後，券書的公證作用進一步擴大，例如遺產繼承等等，相傳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逼後周恭帝柴宗訓退位，為籠絡人心，頒發柴氏所謂「丹券鐵書」，實質上就是公證文書。宋代《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載：「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緦麻以上章者，聽自陳，官給公憑。」又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書判》載：遺囑必須「經官印押，出執為照」。這與現代遺囑公證幾乎沒有差別。宋代田宅買賣必須「立券報官」，交納契稅。官府則在契券上加蓋公印，稱之為「稅契」。宋代鄭克在《折獄龜鑒》的按語裡說：「爭田之訟，稅籍可以為證，分財之訟，丁籍可以為證」。
說明這種稅契既有官府蓋印，當然也就起到了公證作用。
宋代以後的元、明、清的律例也對這種稅契作了明文保護的規定：如果典賣田宅不交契稅，可以刑罰制裁，並追回典賣原價，一半入官府，一半獎給告發人。《大清律例》則明確規定「凡典賣田宅不稅契者，笞五十，契內田宅價錢一半入官」。
但是，無論是「傅別」、「約劑」、「券書」、「文契」，還是「稅契」，「
它們公證的範圍較小，只適合用於買賣、遺囑等數項法律行為，尚沒有形成嚴格、系統和完整的制度。正確地說，我國的公證雖然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卻發展過程緩慢，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直保持著自己獨特的形式，一直過了2000多年，才開始出現了正式的公證法規。
（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