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公元二世紀末期),中原大地,戰事連年,兵戈擾攘,天災頻仍,瘟疫四起,民不聊生。據《後漢書》載:漢靈帝建寧四年到中平二年(171—185年)之間,就流行過五次大疫。窮苦的百姓,只要染上疾病,其死亡者,三分有二,而死於傷寒者(中醫指一切外感熱病,包括各種流行病)
十居其七。真是一片「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淒慘景象。對於瘟疫,當時的醫生「各承家技,終始順舊」,他們墨守成規,束手無策,而巫術迷信卻乘機盛行於世。
這時有一位青年人,感憤於統治者不關心人民的疾苦和士大夫們一心追逐榮華富貴,輕視醫術的局面,「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拋棄仕途,發憤鑽研醫學理論,寫了中國醫學史上劃時代的臨症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從而為祖國醫學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位青年人,就是東漢時期的名醫張機(字仲景,約150—219年)。《傷寒雜病論》首次創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中醫辨證診治的臨症理論。據明代李濂《醫史》載:名醫華佗拜讀此書後,曾拍案叫絕:「此真活人書也!」1700年過去了,後代醫家至今仍在運用辨證診治的原則來診斷和醫治疾病。張仲景也因此被後人尊為「醫中之聖」。
然而,由於封建社會中輕視自然科學思想的影響和古代史家的疏忽,在正史中,如《後漢書》、《三國誌》等,竟找不到有關張仲景生平的隻字片語,更不用說為其立傳了。這樣就為後人研究張仲景的生平事跡,留下了一些懸而未解的「千古之謎」。例如,張仲景的故里在何處?他是否出任過長沙太守?如此等等,都是學術史上長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
關於張仲景故里,學術界一般認為是東漢南陽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一帶)。但是古代的南陽郡轄有36個縣,張氏故里究系南陽郡何縣呢?歷來說法不一:一、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縣)。趙璞珊的《中國古代醫學》和俞慎初的《中國醫學簡史》都持這一觀點。二、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鄧縣)。甄志亞的《中國醫學史》(教材)、廖國玉的《張仲景故里涅陽考》(《中醫雜誌》1982年第2期)都作如是觀。廖國玉認為,根據《水經注》、《明嘉靖南陽府志》、《清乾隆鄧州志》、《康熙字典》等史料分析,古代的涅陽又謂鄧州,即今河南省南陽地區的鄧縣,涅陽在成名之後,一直屬鄧州所轄。1964年當地群眾在鄧縣穰東鎮曾挖出一個銅壺,上刻「涅陽」二字。因此,張氏故里應為鄧縣穰東鎮。三、南陽郡蔡陽(即今湖北省棗陽縣)。範行准在《張仲景傳略》(載《中華醫史雜誌》1983年第3期)
一文中持這一觀點。四、南陽郡棘陽(即今河南省新野縣東北)。尚啟東的《張仲景傳略考》(載《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79年第6期)和杜雨茂的《關於張仲景生平一些問題的探討》(《陝西中醫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都堅持這一論點,尚啟東認為,《隋書。經籍志》引《湖廣舊志》說:「張機字仲景,南陽棘陽人」。清代《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醫學名流列傳》引《密陽府志》記載相同。另外,《太平御覽。何顒別傳》記:「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何顒為南陽郡襄鄉人(今湖北省棗陽縣東北),何氏與張氏同一郡而不同一縣,且「總角」為10歲左右幼童未冠之稱。古時交通不便,孩兒不能遠行,可見兩人相隔一定不遠。據考:東漢時襄鄉、棘陽二縣是接壤的。因此,張仲景為棘陽人是可信的。
關於張仲景是否當過長沙太守,學者們的觀點不同,有肯定論和否定論兩種。肯定論:如廖國玉在《張仲景官居長沙太守的三項根據》(《中醫雜誌》1982年第4期)中認為:張氏任長沙太守是歷史的事實。理由是:首先在歷代醫籍中有明確記載。北宋仁宗嘉祐年間,林仁等奉詔校正醫書,在序言中引了唐《名醫錄》的論述,認為張氏「官至長沙太守」。此序是向皇帝寫的奏章,因此是可信的。其次地方志史料中也有記載。如明崇禎《長沙府志》,清康熙《長沙府志》以及明清時期的《南陽府志》、《鄧州志》中,都有張仲景守長沙的記載,最後,1981年11月,在南陽醫聖祠發現了據說是晉代的石碑,上刻「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墓」等字。
否定論:如裘沛然在《張仲景守長沙說的商討》(《新中醫》1984年第11期)一文中認為:張仲景守長沙是出於後人的偽托。理由是:一、所謂發現的晉代古石碑,據考證,碑為東晉古物之說難以成立。尊仲景為醫聖之稱,最早未早於宋代,這一尊稱直到清代才為眾口所歸。晉代仲景何來醫聖之稱?
可見立此碑的年代最早不越宋元,可能還要晚些。二、根據史料分析,東漢年間歷屆長沙太守中並無仲景之名,且從時間上看來也不可能由仲景任職。三、晉唐醫籍,如王叔和之《脈經》、皇甫謐之《甲乙經》等等,都離仲景不遠,但都未提其守長沙之事。四、仲景在其所述《自序》中,對仕官的鄙視和淡漠表現得非常清楚,當然就談不上當太守了。
(馮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