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兩千多年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一直綿延不斷，尤其是在唐代，中日兩國政府與人民的聯繫和文化交流達到了一個高潮，在中日關係史上，譜寫了一幕幕令人懷念的動人篇章。
公元7至9世紀，唐代時期的中國正處於封建制的繁榮昌盛階段，而東流日本則處在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社會變革時期。中國完備的典章制度與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對新興的日本具有強大的魅力。日本人認為：「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條）因此，以大唐帝國為榜樣，激勵看好學的日本人，不畏艱險，乘波西來，先後有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來到中國。這些留學生和學問僧為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現了阿倍仲麻呂西來，鑒真東渡的佳話。鑒真是揚州的著名高僧，擔任大明寺的住持。他精通律學，
深諳戒法，在江淮民間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寶元年（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聘請，東渡日本，去設立戒壇，宣揚律學，以肅整教綱。從此以後，在12年的歲月中，鑒真等人胸懷大志，歷經艱辛，屢遭挫折，曾五次渡海失敗，直到天寶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鑒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傳法的征途。在日本的10年中，鑒真以忘我的精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的精華帶到了日本，為傳播中日人民的友誼種子作出了重大貢獻，至今仍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懷念和尊崇。
因此，研究鑒真東渡是中日兩國學者共同關心的問題。在中日兩國，有很多鑒真研究者與中日關係史專家認為，鑒真第五次東渡失敗後，於天寶九年（750年）由廣州到韶州時，由於「頻經炎熱，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請加療治，眼遂失明」。（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以後，雙目失明的鑒真仍然以頑強的精神，再次東渡日本，完成了傳法的宏願大志。
但是，鑒真和尚果真是雙目失明了嗎？
著名史學家陳垣在紀念鑒真圓寂1200年時，對此事提出了質疑（當時未公開發表）。他認為「鑒真和尚到日本後，晚年曾失明則或有之，謂鑒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則殊不可信。」（陳垣《鑒真和尚失明事質疑》，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因為，鑒亙失明一事，《宋高僧傳。鑒真傳》等書均未記載，僅據日本人真人元開所撰寫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上的一句話作為孤證，論據尚不充足。並且，《唐大和上東征傳》對鑒真在日本10年的傳法與生活的記載中，均未提到他因雙目失明而感到不便的事情。
另外，鑒真從韶州來到江寧時，他的弟子靈祐是不可能當著「雙目失明」的老師說出「盲龜開目」這等有損於鑒真形象的不敬之語的。所以，鑒真失明一事是令人懷疑的。
在日本方面，成書於八九世紀之際的史書《續日本紀》對鑒真的事跡記載也有可疑之處，該書卷二十四天平寶字七年（763年）五月戊申條說，在天寶七年渡海失敗後，由於隨行的日本僧人榮睿亡故，鑒真因此而「悲泣失明」，陳垣的後人陳智超對鑒真失明一事也表示懷疑。他認為《續日本紀》所記載的鑒真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以鼻辨藥「一無錯失」，或許可信，但僅憑記憶力來校正數百萬言的經論而一字不差，倒可使人有理由懷疑他是否真的雙目失明了。（陳智超《跋<鑒真和尚失明事質疑>及致廖世功（敘疇）函》，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日本學者田中塊堂和安籐更生認為，《唐大和上東征傳》所說的「眼光暗昧」是指鑒真患有老年性白內障。安籐更生解釋說，「胡人言能治目，請加療治」，是鑒真請了阿拉伯醫生施行針撥法治療，由於手術後的感染，病情惡化，即所謂「眼遂失明」，但還能分辨出字跡。田中塊堂認為，鑒真到日本時尚未完全失明。
這些根據為數不多的現有史籍，對鑒真的眼睛所提出的種種質疑和解釋，向我們揭示了一個謎：鑒真和尚的眼睛在第五次渡海後失明了嗎？如果失明，是為何而失明的，是「途中雙目發炎，視力減退」療治不當而失明呢？
（汪向榮《鑒真》）還是「因長年跋涉，身染重病，以致雙目失明？」（吾聞《鑒真》）或是「因中暑毒，致使雙目失明？」（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什麼時候失明的？在中國還是在日本？要解開這個謎，還必須繼續發掘中日雙方的有關史料。據陳智超介紹，日本正倉院中現在保存著一張《鑒真書狀》，據說是鑒真的借書條。借書條上的書法為唐人風格，值得注意的是，書法字跡端正整齊，並有塗改重寫的地方，而且位置竟完全與原字相合，
這是一個盲人所能做得到的嗎？如果這張借書條確係鑒真的真跡，那麼這倒可作為鑒真眼睛未瞎的物證。
（黃顯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