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晉代著名的書法家。字逸少，琅琊臨沂人。早年從衛夫人學書，後博覽前代名家法書，遂改變初學，采擇眾長，備精諸體。他的草書濃纖折衷，正楷勢巧形密，行書遒媚勁健，千變萬化，純出自然，對我國書法史上有繼往開來之功，因有「書聖」之稱，其書為世所重，著有《蘭亭序》、《樂毅論》、《十七帖》、《喪亂》、《奉桔》、《孔侍中》、《行穰》、《快雪時晴》等膾炙人口的書帖。
王羲之是為書聖，世人無疑。但有關王羲之是否有過北遊許洛卻引起了後人的爭議。
唐代張彥遠曾在《法書要錄》中收錄了如下這段文字：羲之少學衛夫人，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
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遂成書爾。（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這段以第一人稱口吻寫下的文字，歷來為後人所珍視，被看作是王羲之學書經歷的自敘。此後大凡論到王羲之，多引用這段自敘，近些年來的書法論著亦然。例如《中國書法簡論》在「二王」一節中全文引用，以說明王羲之拓展藝術視野、轉益多師的學書經歷；《中國書法簡史》「魏晉書法」一節中，作者將這段自敘作為無可置疑的史料予以引據；新近出版的《中國書法大辭典》「王羲之」條將這段自敘所記諸事化作王羲之的生平寫人辭條。
此外，時常見到許多有關論文引用這段自敘。眾口鑠金，似乎王羲之一生中的確有過「渡江北遊名山」、「之許下」、「之洛下」的經歷。沈尹默先生於1963年9月寫的《二王書法管窺》一文中引用這段自敘時曾寫道：「這一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軍親筆寫出來的，但流傳已久，亦不能說它無所根據。」雖有上述說法，但持反對意見者也為之不少。1963年9月啟功先生在《古代字體論稿》一書中指出：「所謂衛夫人《筆陣圖》及王羲之《題筆陣圖後》……俱出偽托，亦不足據。「
劉濤先生在《中國書法》雜誌1987年第4期中發表了《王羲之北遊許洛質疑》一文，認為王羲之這段自敘，結合有關史籍來考察，疑點甚多。此說僅見於這段自敘，北遊的具體年代，自敘中不知何故未予具明，只能從行文中瞭解到，王羲之北遊許洛是其從衛夫人學書以後的事情，而其何時開始從衛夫人學書已無由稽考。但是既自稱「渡江北遊」，那王羲之何時渡江南來，諸史皆無明文記載，而從其伯王導至江東的時間卻有確鑿的證據。《晉書。元帝紀》載：「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
結合《晉書。王羲之傳》所記「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其播遷江左，當在「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的永嘉五年或稍前，約公元311年左右。北遊的地點，自敘道及「名山」、「許下」、「洛下」，所謂「名山」，似難稽考，而「許下」、「洛下」兩地，乃許昌和洛陽。許昌是當時江南進入洛陽的要津，洛陽是東漢、曹魏、西晉諸王朝的都城，著名書法家如曹喜、杜操、蔡邕、張芝、梁鵠、師宜官、鍾繇、胡昭等皆薈萃於斯，留下的碑渴、官觀榜題、尺牘之多，自不待言，許洛兩地可謂「文士雲蒸、書家鱗萃，」按自敘書稱，王羲之此游的目的，意在探訪前賢留下的書法勝跡，而且對於其書法生涯有著關鍵性的意義，悟得衛夫人不足學，「遂改本師」。然而眾所周知，西晉末年正值「八王之亂」和繼起的匈奴貴族劉淵父子在中原攻城略地，使中原蕭條，河洛丘墟，人口銳減。西京都城洛陽，破壞尤為嚴重，許昌則為石勒所據。而王羲之能否於這段動亂的歲月中北遊許洛呢？卻似不可能。
王羲之北遊許洛的目的既在探訪前賢書法勝跡，而當時洛陽常常出現數軍對壘，毀於一旦且為前趙軍隊駐屯之所又征戰不已的洛陽，前賢書跡何處覓得？而且南北交通阻隔，正常的農業生產或商業活動無法進行，王羲之北遊又何處就食，住宿？就客觀歷史背景而論，當時根本不具備渡江北遊的基本條件。再從王羲之方面來考察，值此渡江北遊許洛也有悖常理。東晉時，過江南來的世家大族弟子仍未改西晉時「先白望而後實事」的積習，以「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羲之受「行事遵周孔之名教，言論演老莊之自然」家風的影響非淺，而舉家渡江南來，正是為了避禍趨安，又何為旋而勞形傷神，甘冒殺身之險去作顛沛的許洛之遊，負有鞠育之責的母兄豈會輕許羲之值此喪亂之際去作蹈險之遊。
綜上所述，典籍史書中曾提及王羲之北遊許洛探訪前賢書法勝跡之事，而後者卻認為王羲之一生中並不存在遊歷許洛的經歷，為後世好事者偽托，以至今仍成為頗有爭議的歷史之謎，而揭謎之日還有待時日。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