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詞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明往往泛指文化而言，這裡所稱的是狹義的文明，指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即某個社會已由氏族解體而進入具有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摩爾根、恩格斯的社會發展學說，曾將人類社會劃分為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時代，主張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經過文字的發明和應用，鐵器的使用，伴隨著國家和城市的出現，進入了文明時代。我國已故的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也曾指出，文明的標誌「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為例外，僅為結繩紀事）。並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文明的這些標誌中以文字最為重要」（《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這是學術界基本可以接受的關於「文明」
的界定。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然由於上古史文獻記載的貧乏（尤其是中原地區以外更甚），加上商代以前的社會狀況往往被蒙上一層神話傳說色彩，以致學術界對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心在哪裡，究竟是一元還是多元，是獨立誕生還是相互影響而出現的，至今仍有不同的見解。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心是在黃河流域中段的中原地區，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一元而非多元。尤其是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的發現，更使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始於二里頭文化階段，也即我國第一個出現的階級社會——夏。然因近幾年來發現的大量新石器時代文化新資料，如遼寧凌源牛河梁的紅山文化祭壇和「女神廟」遺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以及分佈在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大墓、祭壇等眾多新發現，大大地衝擊著一元論，出現了中國文明起源多元論的嶄新觀點。俺柱臣先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中心發展論和發展不平衡論一一一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規律和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文中，通過對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全面剖析論證，提出了「七個新石器文化系統」的新觀點，主張「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若干文化系統中心，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規律，也是若幹部族文化形成的基礎，在不平衡規律的支配下，其中
夏人建立的夏王朝，在我國三代歷史。匕是最早出現的國家，也是最先進入文明的社會「。嚴文明先生的《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一文，認為我國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徵，既有統一性，又具多樣性，嚴文曾把中國劃分為形同梅花狀的」五個文化區「，繼而指出/中國早期文明不是在一個地區一次發生，而是在許多地區先後發生的，是這一廣大地區中的許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發的結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區應包括整個華北和整個K江中下游。而在文化的發生和形成的整個過程中，中原都起著領先和突出的作用，」伶氏和嚴氏均主張中國文明起源並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
李紹連先生也在《中國文明起源的考古線索及其啟示》文中，則把中國新石器時代劃分為黃河、長江、珠江和北方四大區域及九個原始文化區，認定：「中國文明雖是土生土長的，但說它起源於一時一地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它應該是在中國各地文化發展的結果，或者說是上面提及的四大區域的原始文化區都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這種看法可稱為『中國文明起源境內多元論』。」（參見《中國文物報》1988年12月2日）。
蘇秉畸先生多次在學術報告或記者採訪中，談及「喀左東山嘴相當紅山文化後期的祭壇遺址、牛河梁的『女神廟』遺址以及附近多處積石家等，說明了我國早在5000年前，已經產生了植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文物》1986年第8期）。後來又明確指出：「中國之大，並不只有中原和北方兩個古文明中心。中國文明起源很難說什麼地方有，什麼地方沒有，恰似滿天星斗一樣分佈在我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光明日報》1986年9月23日）蘇先生的中國文明起源多無論，在學術界曾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安志敏先生仍主張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唯一的發祥地（《考古》198/年第5期）。鄒衡先生在《中國文明的誕生》文中，通過對文字、金屬器和城市等文明「三要素」的考察，主張「中國文明的源頭，就是二里頭文化即夏文明，從二里頭文化開始，中國古代進到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一一文明時代。
（《文物》1987年第2期）。1990年11月安志敏先生在河南師範大學講演時，又再次堅持中國文明起源一元論，井針對蘇秉畸先生所持的中國文明起源恰似「滿天星斗」說進行強烈的駁議，認為這一說法如果能夠成立的話，「一部中國古代史就需要從頭改寫，甚至會影響到世界古代史的重新認識，不幸的是，這不過是在中國新石器文化多元說的基礎上所假設出來的文明起源多無論。上述提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
看來，中國文明是一元還是多元起源的，這一學術上的官司還將會繼續打下去。
（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