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之前是夏朝，迄已定論；但目前還無法用夏代文字來加以核實，在考古發掘上也未得到確認。由於商代世系已被安陽出土的甲骨文所證實，有理由認為《史記。夏本紀》所記夏代世系也非虛指。所以，夏代的存在還是被人們公認，並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證實和補充。1953至1959年，我國發現了一種以河南偃師縣二里頭為代表的文化——二里頭文化遺址，從而揭開了新中國探索夏代文化的序幕。該遺址堆積著厚厚的文化層，出土了豐富的遺物，發現了我國迄今最早的青銅器和宮殿建築遺址，還有灰坑、墓葬遺址等。根據它們的文化內涵，考古學者把它們分為四個早晚不同的時期。經碳十四測定，它介於龍山文化和鄭州二里崗文化之間。由於遺址內地層堆積可分四個不同時期，四期之間出土的文物又有所差別，因此在它的歸屬問題上，學術界產生了分歧。現將目前討論中幾種不同意見和較有代表性的論點簡述如下：一、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四期遺存都是夏代文化遺存。吳汝祚的《關於夏文化及其來源的初步探索》（見《文物》1978年第9期）認為，不論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分佈的地域或絕對年代來看，它和夏朝的早期年代均相符合；二里頭文化四期都在夏人活動的地域之內，時間與夏代紀年相當，且與龍山文化晚期有承繼關係，因而兩者都是夏代文化。黃石林的《關於探索夏文化問題》（見《河南文博通訊》1978年第1期）從地域、時間、文化系統、社會發展階段方面進行了論述，並認為它們是探索夏文化的四要素，而從中原文化系統中去尋找，則是探索的基本前提。二、二里頭文化四期是夏代文化，但河南龍山文化不可能是夏代文化。鄒衡的《鄭州商城即湯都毫說》（見《文物》1978年第2期）根據文獻推定鄭州商城為商湯所都之毫，進而推論二里頭文化四期為夏代文化，認為這給論證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打下了堅實基礎，也是目前討論夏文化問題意見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關於探討夏文化的幾個問題》（見《文物》1979年第3期）中，鄒衡又指出河南龍山文化並不是夏文化：（一）其晚期的絕對年代已超出夏紀年範圍；（二）它並未過渡為二里頭文化，兩者的文化特徵還有較大差別。黎虎的《夏商周史話》、田昌五的《古代社會斷代新論》等也主張二里頭文化四期為夏代文化：（一）從時代看，二里頭文化與夏朝年代相合。（二）從地域看，二里頭文化分佈的中心地區——豫西和晉南，正是古史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三）從文化發展系列看，二里頭文化上承河南龍山文化，下啟早商文化，迄至今日，在它們之間還沒有發現第三類型的文化。（四）從文化面貌看，二里頭文化中包含的反映階級壓迫、國家機器以及青銅器出現等情況，都與文獻中所記夏代史實相符。因此，它是夏代文化無疑。
三、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屬夏代文化，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屬商代文化。這是目前學術界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安金槐的《豫西夏代文化初深》（見《河南文博通訊》1978年第2期）對此進行了論證：（一）從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器形制和紋飾特徵看，與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有承襲關係，它們的年代又在夏代紀年之內，故為夏代文化。（二）
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出土的陶器，在形制和紋飾上與商代二里崗文化期陶器的情況基本類同。再者其夯土台基亦與之有著緊密相接的先後關係；另外，《漢書。地理志》中有「湯居毫」在偃師之說。因此，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屬早商文化。
四、二里頭文化四期遺存是商代文化。1959年夏，徐旭生在《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見《考古》1959年第11期）中就定二里頭文化為「商代早期」。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商周考古》認為，二里頭文化與早商文化有著淵源關係，特別是晚期的陶器與商文化非常接近，如圜底器盛行等。
大口尊、盆等器物與早商文化的同類器物已很難區分。從青銅器的使用、墓葬材料反映階級對立和宮殿建築的出現，都可見兩者有著承繼關係。因此，二里頭文化是商代文化。
五、二里頭文化一至三期是夏代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孫華的《關於二里頭文化》（見《考古》1980年第6期）就持此說。其理由是：（一）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出的一萬平方米的宮殿遺址是夏代後期遺存，它的廢棄應與商滅夏事件有關，壓在宮殿台基上的第四期遺存，可能是商人滅夏後的遺存。（二）在二里頭第四期遺存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化因素，並成為該期的主流，有許多特點已表現在二里崗商文化中，這種文化面貌的相似，反映了兩者文化性質的一致。（三）二里頭一至四期的絕對年代說明一至三期均在夏紀年內，應是夏文化；第四期與二里崗下層商文化年代相近，應是早商文化。根據二里頭遺址中出現的宮殿基址，結合古文獻中關於夏都的記載，二里頭遺址很可能是夏都平陽，而非湯都西毫。
以上意見有其一致之處，但分歧也是明顯的。這些分歧涉及到二里頭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以及商代文化的關係，同時這幾種意見立論的著眼點和論證的方法也有差異。由此可見，強調運用考古手段去探索夏代文化是完全必要的。這不僅有助於夏代歷史的研究，而且對於研究我國原始社會的解體、奴隸社會的形成等問題，對於理解馬列主義國家學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問題的解決，將直接關係到我國進入文明時代的具體時間。探索夏文化問題無疑地是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問題。盡避目前確切地判明二里頭文化遺址的時代還缺乏更多的證據，它只是一座剛剛打開的迷宮。但是，隨著新資料的不斷出現和討論上的進一步深入，我們深信這個課題必將獲得圓滿的答案。
（俞奭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