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名蕭衍，南朝梁的開國皇帝，在位48年間大興佛教，廣建寺院，寫經鑄像，並三次捨身同泰寺，「幾可謂為以佛化治國」，是中國歷史上著名好佛的帝王。菩提達摩，又譯為達摩或達磨。是中國佛教禪宗的始祖，生於南印度，出身於婆羅門種姓，出家後傾心研究大乘佛教，創立了一套參悟的禪法——「達摩禪學」，亦稱「南天竺一乘宗」。南朝期間，他泛海來華，經廣州北上至南朝，再入北魏，長期定居於嵩山少林寺，收納門徒，傳授禪道，經嫡傳弟子慧可繼承、傳衍，逐漸形成了東土禪宗的祖系，禪宗及其學說思想後來被儒學所吸收，成為宋明理學的有機構成部分，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菩提達摩因而被尊奉為中國佛教史上「功業最高」者之一。
據一些古籍所載，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會見過菩提達摩，請教「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達摩答道：「並無功德」，「此有為之善，非真功德」。雙方「理不契機」，不快而別（見《歷代法寶記》）。由於達摩祥法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特徵，故對達摩生平缺乏記載，又因後來禪宗內部派系紛爭，各自渲染、誇張始祖事跡，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傳燈錄》對達摩生前活動又摻入了許多附會、杜撰之章，所以，梁武帝究竟有否與菩提達摩晤談過，引起了後世學者的爭議，此事被列為禪宗「頌古百則」中的第一則公案，也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上並無此事。該派學者有胡適、湯用彤，台灣的劉汝霖、印順，日本的佐佐木憲德、字井、鐮田茂雄等人。胡適在《菩提達摩考》和《書菩提達摩考後》兩篇文章中說：據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續高僧傳》雲，達摩「初達宋境南越」，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齊、梁、陳四朝中的劉宋王朝，故達摩來華最遲在劉宋滅亡（公元479年）以前；據《續高僧傳》卷十五《僧副傳》所載達摩弟子僧副從師、南遊和終卒年代推算，達摩約於公元470年左右來華，在華生活約50年之久，蕭齊初期（公元485年至490年間）已在北方傳道，此時梁朝還未建立，從時間上來看，菩提達摩不可能與梁武帝有過會晤；又據《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所載，達摩曾在洛陽瞻仰了華麗壯觀的永寧寺，時間當是該寺的全盛期間。《洛陽伽藍記》記有公元526年，該寺剎上寶瓶被大風刮落之事，此後又歷遭兵災，至公元534年毀於大火，故全盛期在公元516年至526年間，達摩謁寺約在公元520年左右，以此否定達摩於公元526年左右來華的另一種觀點；《續高僧傳》和唐朝淨黨的《楞伽師資記》為敘述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均未見有粱武帝與菩提達摩晤見的記載；從日本最澄《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所引的《傳燈記》、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到宋悟明的《聯燈會要》中，明顯看出對這次會見的記載上有「演變的痕跡」，《傳燈錄》中更雜以許多虛妄之處，因此，認為這次晤談的文字「全是後人偽造出來的」「謬說」，是「無稽的神話」。
另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上有過此事，該派學者有馮友蘭、張岱年、孫述析等人。孫述圻針對胡適的論據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初達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國南方地區，是地域概念而非時間概念，該句意為「達摩起初抵達中國南方境內」，並非指劉宋期間抵華；梁慧皎的《高僧傳》收錄了至公元519年止的名僧，其中卻未見達摩之名；《洛陽伽藍記》中有關達摩驚歎永寧寺建築精麗的言論說明他是初抵中華、為時未久的游僧，不可能己在華生活了幾十年，永寧寺於公元526年被大風刮落寶瓶後，馬上被修復，興盛期延續至公元534年才真正結束，達摩於公元526年前後參觀該寺是可能的；據《續高僧傳釋慧可傳》和《楞伽師資記》載，慧可在「年登四十，遇菩提達摩游化嵩洛，可一見悅之，奉以為師」。這一年是公元526年，因此，達摩不可能於公元470年或479年的劉宋期間來華，而是在公元526年前後取道廣州，經建康渡江入魏的，從時間、路線上看，會見梁武帝是完全可能的；《歷代法寶記》、《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中均有這次晤談的記載，這些文獻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它的可靠程度大於《傳燈錄》等書，有可信成分；從對話內容上分析，梁武帝篤信佛教，一向注重延攬名僧，不少外國高僧慕名而來，受到他熱情接待，達摩來華，他會不躬自迎接？他以廣建佛寺等「有為之事」以期積下大功德，見了達摩，自然要問於這類事「有何功德」？達摩禪學的主旨是「罪福並捨，空有兼忘」，反對「有為之善」，認為它「並無功德」，故「理不契機」，就此分手也是合情合理的；唐朝成書的《圓覺經大疏鈔》和《師資眾脈傳》都載明，梁武帝曾制《菩提達摩大師碑》、《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寶林傳》、《傳法正宗記》、《全六朝文。梁武帝文》等古籍中均收錄有此碑文，文中「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等語表達出梁武帝與達摩語不投機而失之交臂的悔恨心情。《神會錄。達摩傳》還載明，此碑經七百年風雨侵蝕而逐漸磨滅，元朝時由翰林侍講學士歐陽玄撰敘，於公元1347年重建，立於嵩山少林寺。清景日珍的《說嵩》中也有《梁武帝達摩大師碑頌》。這些證據都說明歷史上有過這次晤談。
還有一派學者，如任繼愈、黃心川、林子青等人則認為上述兩說均有可能。看來，為佛教史上的這件疑案，學者們的筆墨官司還將是一場難以預測勝負的持久戰。
（楊劍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