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千百年來，人們對它所作的詮釋不計其數，浩如煙海，問世的專著汗牛充棟，不勝枚舉。然而，對其究竟應該分為「風」、「雅」、「頌」三體，還是「南」、「風」、「雅」、「頌」四體的問題，卻依然眾說紛壇，莫衷一是。
分《詩經》為「風」、「雅」、「頌」三體，最初根據《詩》有「六義」之說而來。所謂《詩》之「六義」，即「風、賦、比、興、雅、頌」。這是《毛詩序》根據《周禮。大師》「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而提出的。後代儒生對此多有詮釋闡發。如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卷一指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宋人朱熹亦在其《朱子語類》一書中說，風、雅、頌是「三經」，賦，比、興是「三緯」，等等。盡避他們的說法有所不同，但實質上都認為風、雅、頌是《詩經》的種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形式。這個觀點在孔穎達《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以及清代人陳奐《毛詩傳疏》等專著的一再肯定張揚下，影響日大，至今仍為大多數人所認可。當代著名學者，如余冠英、高亨、朱東潤等，亦多從而不疑。持此觀點者不管有否明論，有兩點是比較一致的：第一，實際上都把《周南》和《召南》當作地名來理解。如朱熹《詩集傳》云：「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又云：「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第二，對「風詩」中《周南》和《召南》為何與眾不同地未著「風」字的問題均未能闡述清楚。如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認為：「不知二南本為地點，二南之樂則又以地名而名之也。」然而，如果說《周南》和《召南》是地名，並為該地之樂名，那麼同屬「風詩」的其他13國（或曰11國）之樂，為何不同樣以其地名而名之，卻一定都要在國名後綴之以「風」呢？可見二南與十三國風似有所別。正是因為《詩經》分「三體」之說有難以自圓之處，所以就不免有《詩經》分「四體」之說脫穎而出。宋人王質在其《詩總聞》裡首先指出：「《南》，樂歌名也。」並因此把《詩經》分成「南」、「風」、「雅」、「頌」四個種類。與其同時代的程大昌亦力倡此說，他在《詩論一》裡說：「蓋《南》、《雅》、《頌》，樂名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生活在明清兩代交替之時的大學者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中說得更是明白：「《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此後，治《詩》者多有從而不疑並進而論證者。如梁啟超在《釋四詩名義》，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可以說，這種觀點倡導亦久，且似非言之乏據。概括一下，持此觀點者，也有兩個方面比較相同：第一，都把《周南》、《召南》和《邶風》、《邶風》、《周頌》、《魯頌》作一樣的理解，即前一字為「系其國土」，後一字為「詩之體也」。如程大昌《詩論一》云：「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系其國土也。」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更肯定地說：「若拿《周南》、《召南》的標題來與《邶風》《邶風》、《大雅》、《小雅》、《周頌》、《魯頌》對看，豈不顯然下一字為詩體，上一字為區別字？」第二，幾乎都主要運用《小雅。鼓鍾》「以雅以南，以不僭」，《左傳。襄公十八年》「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左傳。成公九年》「使與之琴，操南音」，《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這幾條材料來證實「南」是一種樂歌名。但是，這些論證首先因缺乏能證實「以雅以南」及「胥鼓南」兩句中「南」就是「南風」或「南音」的根據而顯得未能充分。其次，即便運用這幾條材料證實「南」是上古的一種樂體可備一說，然而問題也就同時出現了：《南》作為一種樂體，它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和含有特指的地理概念，並因此足以使它不需要任何「區別字」就能與當時其他樂體絕然區別開來。由此可知，今人袁梅《詩經譯注。序》關於這種觀點「只是大體上指出了南是《詩》中獨立的一種樂歌，但是尚不確知其所以然」的說法是比較中肯的；《詩經》分「三體」或「四體」的孰是孰非，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考釋辨正。
（倪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