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桿秤就是我國度量衡「三大件（尺斗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衡重的基本量具。雖然它即將退出歷史舞台，但其誕生，凝聚了炎黃子孫的智慧和血汗，反映了文明古國商貿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千百年來，桿秤在繁榮祖國經濟和科技方面，功效卓著，作用獨特，使用價值極高，群眾基礎便泛。然而，對這個伴隨中華民族世代相處的量具的「身世」，我國學術界長期聚訟未絕，眾說紛紜。
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方面的意見。一種認為我國商品經濟歷史悠久，古代文明發達，槓桿原理問世早於歐洲，名列世界之首，有較早衡權器實物出土，又有豐富的文獻記載，桿秤創始應在春秋戰國，距今已有兩三千年歷史。另一種看法認為：我國桿秤的產生，是在春秋戰國不等臂秤的基礎上，經過逐步演變，直到秦漢乃至魏晉南北朝才出現的，距今約1000多年。
從目前情況看，持後一種觀點的人為多，但說法也不同，主要是：一曰「秦初說」。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中認為：「秦始皇按秦國制度統一全國度量衡。公元前221年，頒布統一度量衡詔書，凡製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這個四十字的詔書。」並說：「隋時掘得秦始皇時秤權，有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想見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詔書負責監製，不許民間私造。」上面提到的「四十字詔書」，即人們熟悉的「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文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所謂「秦始皇時秤權」，實指始皇初年的秤錘，說明秦初即有桿秤。
二曰「西漢說」。吳承洛在《中國度量衡史》中說：「漢代之衡器，即今之桿秤。「並說：」漢代之衡器已設有准，稱俗作秤。「他還說：」《史記》有『大禹身為度，稱以出』，不過古者以『秤』為衡法之名，而稱、秤相通，通以稱或秤為衡器之名，漢以後始著。始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低昂。『」吳氏在《度量衡器名歷史表解》中，明確提出衡器被叫作「秤」起源於漢。再就是1934年（民國廿三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中國度量衡》（林光澂等編著）一書也多次出現「漢秤」說法，認為桿秤源於西漢。
三日「東漢說」，其說有二：一是邱隆在《中國古代衡重計量》中認為：「史書上關於桿秤的記載有：」東漢孟業，身重千斤，帝疑其重，乃以大秤懸棟間。『「又說：」三國時吳人韋昭《國語》注曰：「衡，秤上衡。衡有斤兩之數。』」《隋書。律歷志》載：「後魏景明（500—503年）中，大樂令公孫崇依《漢書。律歷志》先修秤尺，及見此權（指新莽石權），以新秤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與權，合若符契。『」並得出「東漢已有桿秤」
的結論。二是丘光明雖也認為桿秤是東漢產物，但結論源於對92枚秦漢及新莽權的分析研究，根據秦（西漢）權和東漢權不同的特點，認為秦和西漢權「多作天平上的砝碼用」，而東漢權「明顯是秤砣」。並提出「東漢時己普遍使用桿秤的結論應該是可信」（《我國古代權衡器簡論》，見《文物》1984年第10期）的看法。
四曰「魏晉說」。劉東瑞同志認為：戰國的「不等臂秤經過逐步革新，大約在南北朝時期（五六世紀）出現了今天所見的提系桿秤」。劉還說「現在發現的有北魏和北齊時的鐵秤砣和銅秤砣。說明桿秤至晚在公元6世紀已在我國廣泛使用」。（《談戰國時期的不等臂秤「王」銅衡》，見《文物》1979年第4期）王雲與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說：「從春秋戰國開始，天平逐步向桿秤過渡，到三國時，天平中間的提紐從衡桿中間移到一端，並刻有斤兩之數於衡桿上，出現了提系桿秤。」並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桿秤已經通行，並且廣為應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度量衡》。見《計量工作通訊》1980年第2期）
與上述看法相反，有人提出我國桿秤創始年代更早，應在春秋戰國。持此看法的材料極少見著報端，但可知觀點有如下根據：其一，認為「鼻紐權便於懸掛使用，形似今天的秤砣」，因此主張已出土的春秋戰國銅鼻紐權（亦應包括秦漢出土的）是「桿秤上的秤砣（錘）」，不是「天平上的砝碼」。
其二，「考古發掘中鼻紐權多單獨出土，不像銅環權那樣成組成套。」其三，「《墨子。經說下》有『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之句，認為講的就是桿秤，權就是秤砣」。其四，春秋戰國桔槔、桿秤的廣泛使用，恰好是《墨經》上述重要論斷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正因為此，錢臨照遠在40年代初就明確指出：「本條述及天平與秤可無疑義。」其五，有人提出生於春秋末、戰國初的莊子，面對當時度量衡嚴重紊亂的現狀，發出「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的激言，證明春秋戰國桿秤使用已相當普遍。否則，莊子所言「折衡」的話就無法解說。
由此看來，人們早就圍繞我國桿秤創始年代問題進行研究和探索，且愈來愈深入。就時空範圍講，產生桿秤時間從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春秋戰國，一直延伸到公元五六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歷時千年之差。毋庸置疑，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桿秤創始年代之謎終將被徹底揭開。
（趙瑞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