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梅蘭芳先生演《貴妃醉酒》時，雍容華貴的楊貴妃醉酒時手拿一把描金紙折扇，在花叢間載歌載舞，道不盡深居宮禁的苦悶和無聊。小小的一把紙折扇，真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對刻畫人物性格起了重要作用。紙折扇今日十分流行，但盛唐時究竟可有此物？梅先生為楊貴妃設計的這把紙扇究竟是史有所據，還是藝術的想像？
一般以為紙折扇是「舶來品」，出現遠在唐後，而且是道地的洋貨。此說見於明代陳霆《兩山墨談》（卷十八），他說：「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折扇之制。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充貢，朝廷以遍賜群臣，內府又仿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婦人猶存其舊，今持者亦鮮矣。」明代陸容《菽園雜記》（卷五）基本亦持此說，但他提供了一個新的刺料：「折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折疊，用則撒開，……聞撒扇自宋己有之，」陸容所記雖屬傳聞，但將紙扇的出現提前到宋代，這是正確的。
蘇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就十分形象地描繪了紙折扇的形狀和說明了他的原產地是在朝鮮。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第六十《風俗雜誌。日本扇》條引王辟之《澠水燕談錄》稱：「熙寧末，余游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鴉青紙厚如餅，揲為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暗以五彩，近岸為寒蘆衰蓼，鷗鷺佇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舟，漁人披蓑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價絕高，余時苦貧，無以置之，每以為恨。其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值得注意的是王辟之所記折扇，著眼點是其書畫之妙，並非記扇之奇，據此可以推斷折扇在宋時即非司空見慣當亦非罕見之物。王辟之這段話還告訴我們紙扇的形制在當時已十分考究，而且已是配有精妙的書畫的精美藝術品。至此我們可以斷定在北宋時中國已有紙扇出現，只是據蘇東坡說折扇是朝鮮所出，王辟之所記則為日本貨，那末看來折扇據宋、明人所說該是「舶來品」了。現時有人在報刊著文亦直言「宋、元兩代，折扇是珍貴的舶來品」。（《扇子的歷史》，見《人民日報》1982年6月13日）
然而清代錢詠《履園叢話》卷三《考索。扇》條稱：「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折扇是日本、朝鮮之制，有明中葉始行於中國也。案《通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折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查褚淵，字彥回，本是南朝宋文帝之婿，為宋明帝所信任，後參與蕭道成代宋的活動。南齊建立後被封為南康郡公，任尚書令之職。錢詠的這條「考索」，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胡三省為《資治通鑒》所作的這條注，胡三省是宋元之際的著名史學家，治「通鑒學」甚深，所作《資治通鑒音注》歷來為史學家所重視。胡三省為褚淵「腰扇」作註明確稱「今謂之折疊扇」，這除了告訴我們古之「腰扇」即宋之「折疊扇」，再次證實宋對確有折疊扇外，又證明了在南北朝時中國即有折扇，這有力地證明了折扇不是「舶來品」，而是道地的國貨，又將中國折扇出現的時間大大地提前了幾百年，反映了中國古代手工藝技人的聰明和才智。
現在問題可以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盛唐時究竟有沒有這種折疊扇了。據胡三省的注文應該是肯定的。對此我驚歎於梅蘭芳先生在藝術上的認真嚴肅精神。折扇這樣一件生活中的日用品。並未見有正史記載，前代文人記載又多異說，就是認真讀過《資治通鑒》的恐怕也很少注意到胡三省的這段注文。
故此梅先生要給楊貴妃拿上這把扇子，份量是夠重的，很不容易的。折扇始見於南北朝，原產地為中國，不是「舶來品」而是國貨，這個問題似乎解決了。但心中還不踏實，這是因為胡三省的注畢竟只是一個「孤證」。加之唐離南北朝不遠，初唐歐陽詢編的類書《藝文類聚》第六十九卷《服飾部上》專有一條「扇」，盛唐時徐堅編的類書《初學記》第二十五卷《器物部》亦有一條「扇」，這兩本大型類書，搜羅材料頗廣頗全，對扇的源流均道之甚詳，可單單都沒有提到「腰扇」（折扇），這是什麼原故？是失傳了還是因為別的原因？如果折扇確是中國發明的，又是何時傳到日本和朝鮮的？總之，此中之「謎」，還是值得進行探索的。
（顧志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