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字仲偉，穎川郡長社縣人。鍾嶸同他的哥哥鍾山元、弟弟鍾嶼都很好學，有見識和思想。鍾嶸，齊朝永明年間為國子監生，通曉《周易》，衛軍王儉當時任國子監祭酒，很欣賞他。後為本州推舉為秀才。最初任王國侍郎，遷任撫軍行參軍，出任安國縣令。永元末年，任司徒行參軍。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鍾嶸為寧朔記室，專門負責文書工作。
當時隱士何胤在若邪山修建居室，山洪爆發，樹和石頭都被洪水捲走，而惟獨何胤的居室安然無恙，元簡讓鍾嶸寫《瑞室頌》以記述它，文詞特別優美、規範。選用為西中郎晉安王記室。鍾嶸曾品評古今五言詩，論述各自的優劣，名為《詩品》。其序言說：
「氣候使景物發生變化，而景物又感動人，所以被激盪起來的感情，就表現在舞蹈和歌詠中。想用來照耀三才(天、地、人)，輝映萬物，祭祀神靈，闡明幽深微妙之旨，感動天地鬼神，莫過於詩歌。從前的《南風歌》、《卿雲歌》，其意義是深遠的。夏歌中有『郁陶乎予心』的詩句，楚辭中有『名余曰正則』的詩句，其詩體雖不都是五言，但上述二句已是五言詩的開端。到漢代李陵，開始創立五言詩這一體裁。古詩年代久遠，作者與創作年代都很難詳細知道。從體裁推斷，必是漢代而非週末的作品。漢代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皆以辭賦著稱，沒聽說有詩歌傳世。從李陵到班婕妤，約百年間，除了一個女作家，就只有李陵一人而已。東漢兩百年中，只有班固著五言《詠史》詩一首，議論緹滎救父之事，枯燥而沒有文采。到了建安年間，曹操父子很愛好文士，成為文壇領袖。陸雲、陸機兄弟，儼然文界棟樑。劉楨、王粲可算是曹氏父子左右輔佐之人。較次一等的人物，攀附曹氏父子，可作他們的部屬的更多，數以百計。建安時代文學大盛。建安以後文學逐漸衰微，這種頹廢局面直到晉代才停止。太康年間，張載、張協、張亢兄弟，陸機、陸雲兄弟，潘岳、潘尼叔侄及左思等人繼承了前人的成就，使文學得以中興。永嘉時期，尊崇黃老學說，崇尚清談玄學，詩的內容多談玄學的道理，使議論這些玄言詩味道平淡，沒有詩歌的意味。到東晉，玄言的餘波仍在流傳，孫綽、許纂、桓溫、庾亮等人的詩像玄學論文，喪失了建安文學慷慨悲涼的情調和富於現實性的內容。郭璞、劉琨已開始在改變玄言詩體，只是擋不住寫玄言詩的人多，在當時影響不大。到義熙年間謝益壽繼起創作，很有文采。元嘉初年，謝靈運才高詞豐，文學成就很高，超過了劉琨、郭璞，壓倒了潘岳、左思。所以說曹植是建安時期的傑出代表，謝楨、王粲是輔佐人物；陸機是太康時期精英，潘岳、張協是輔佐人物；謝安是元嘉時期的首腦，顏延年為之輔佐。這都是五言詩的首要人物，文辭名高一世。
「四言詩體文辭簡約而含義廣泛，學習《國風》、《離騷》便可獲得很多，但每每苦於文辭繁多而寫出來意思較少，所以近世很少有人嫻熟四言。五言在詩歌中很重要，是各種詩體中最有味道的一種，所以很適合於世人的口味。世人愛好五言，是因為它用來抒情寫景最細緻貼切！所以詩有三種不同的寫法：一是興，二是比，三是賦。文字已寫完而意義還沒有完稱為興；借物喻志稱為比；直書其事，用寓言反映事物稱為賦。興、比、賦的作用很大，作詩時斟酌運用三種手法，以風力作骨幹，加以文采的潤色，使人玩味到它的詩意而覺得餘味無窮，聽到它的吟誦則心中深受感動，這是寫詩的最高造詣。作詩若專用比、興，則必然產生意思深奧、文辭生硬的毛病；若只用賦體，則意思膚淺，文辭鬆散，輕浮油滑而無所歸依，必然產生蕪雜散漫的毛病。就好像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酷寒這四時氣候影響詩歌一樣。歡聚的詩親熱，別離的詩哀怨。至於屈原受讒言所害被放逐，王昭君遠嫁匈奴和親外交。或者橫屍朔野，或者魂入蒿叢，人民在戰亂年代流離死亡，無所依歸；或者揮戈戍邊，馳騁疆場，征戰邊塞，保衛國土；征夫思婦心情哀怨，這些題材的詩篇很多。又有的抒寫士人辭官，隱居山林的情志，解去..綬，一去不返；女子有的因容貌姣好入宮得寵。上述放逐、和親種種事情很感動人，這些思想感情不用詩歌不足以表達出來。所以說：『詩歌可以表達友愛，也可以表達怨恨。』若要使窮困貧賤的人得以心安，隱居者沒有煩悶，更加悠閒，就沒有比『陳詩』、『長歌』更好的了。所以文學家沒有不愛好詩歌的。現在讀書人中作詩之風盛行。兒童稍微長大、身體能夠承受得住衣服，剛剛入小學，便一心為寫作詩歌而奔走努力。至於富家子弟恥於自己的詩歌達不到水平，就整天寫作，整夜苦吟，這些作品，作者獨自看看以為很不錯，但眾人一看，就覺得平庸魯鈍。更次的是，當時有些輕薄的人，嘲笑曹植、劉楨的詩古樸笨拙，而說鮑照和謝紿的成就超越古今。而學習鮑照，最終趕不上他『日中市朝滿』的詩句，學謝紿而學不到他的好處，勉強得到『黃鳥度青枝』這樣的句子。上述這些人，白白地拋棄了高尚的文學趣味，在文學上是未入流的門外漢。
「我看上層人士，當官之人在廣博的談論之餘也談論詩歌，他們談論詩歌時，隨著各自的愛好，意見也各有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議論紛紛，沒有可以依照參考的標準。近人彭城的劉士章是一位傑出的文學欣賞家，他不滿於上述這種混亂情況，想品評當代詩歌，有所標榜。劉士章的著作沒有完成，我有感於此而作《詩品》。過去班固品評人物分為九等，劉向的兒子劉歆著《七略》分七類評論作家，若從名與實兩方面加以考核，確有不恰當的地方。至於說詩歌也是一種技藝，這是顯而易見的，以類相推，幾乎和棋戲相同。當今皇上懷有不學習便知曉的天才，體察深幽的文思，文學成就輝煌，賞析精深廣博。齊竟陵王開西邸，招延文學之士，梁武帝蕭衍與沈約、謝紿、王融、蕭琛、范雲、任日方、陸垂交遊時已是詩壇領袖，他們在當時號稱「竟陵八友」。況且奄有天下，作了皇帝後，有很多人出來輔佐君王，湧現出很有才學的作家。當代詩人的成就已超過漢、魏、晉、宋(指劉宋)，這的確是我這像農人的歌謠、趕車人的議論、粗淺的著作所不敢於區分其派別而加以品評的。我在這部著作中收錄的只不過是流傳於民間，與一般談笑相同的作品而已。」
不久，死於官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