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小人是分別人們品行的常用名稱。遵循道的就是君子，違反道的就是小人。殺豬釣魚是卑下的職業，夾板築牆是低賤的事情，但是姜太公在渭水垂釣，被周文王起用為國師，傅說離開夾板築牆，而成為殷相。殷周時代並不講究有沒有公侯的家世，是不是豪貴的出身，發現了人才，即使他們沉埋在草澤，也要起用。到了兩漢，這種惟才是舉的傳統沒有改變，胡廣世代農夫，憑能力位到公相。黃憲是牛醫的兒子，因才氣名重京城。況且那些因襲父輩的職位而高居朝廷，都是有職司的人，即使七世冠插貂尾，在西漢名位顯貴，然而像侍中這種官職既要向皇帝奏請大事，又兼管理皇帝的車馬和服飾，像東方朔就僅做了個黃門侍郎，手執長戟，站在殿下。郡縣的掾史，都出自豪門大家，扛著戈負守衛之責的，都由有權勢的家族充當，不像後來世族寒門所處地位貴賤有別。漢末天下大亂，魏武帝初創基業時，軍中事務急促，權且設立九品，用來品評人才的優劣，而不是確定世族地位的高低。由此相沿，就成為定形的法則。從魏到晉，沒有人能改變，州都的郡正，以才能來品評人，因而全社會的人才，升降的情況就很少。如果僅僅因為憑借世族資望，而高出居上，那麼都鎮中的庸俗之士，就會斟酌當時的需要，隨時確定品目的多少，這正如劉毅所說：「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歲月流逝，這種風氣漸漸嚴重，凡是士大夫，沒有不是二品的，從此以後，於是就成為卑庶之族。周漢的用人制度是用智慧奴役愚昧，奴僕成群，而分成等級；魏晉以來，以富貴統治貧賤，士庶的品級，明顯有別。人主向南面而坐，宮殿幽深難通，如果早晚奉陪人主，難免與卿士之義不合，所以在宮中陪奉人君的責任，應由主管部門承擔。這樣，人君的恩澤因為有了寵幸者而產生，人君對被寵幸者的信任也由人君的恩澤而牢固，人君對被寵者沒有令人可怕的態度，而有容易親近的顏色。孝建、泰始開始，人主獨自運用權威，設置各種官僚機構，權柄牢牢握在手裡，但是刑罰政令錯綜複雜，人主很難全面通曉，所依托的對象，就是那些親近之臣。獎賞和懲罰，是國家的權威。出自宮中的王命，一旦由親近之臣掌握，於是那些趨炎附勢之徒就都會車水馬龍成群結隊地去巴結。人主以為他們的身份卑賤，職權低下，權力不會很重。竟然不知道鼠憑社貴，狐假虎威，在外沒有逼迫人主的嫌疑，對內卻有獨斷專行的功效，權勢使天下人傾倒，卻沒有人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仗恃朋黨的勢力培植黨羽，政績因賄賂而成，各種大小刑戮，在筵第的隱曲之所構成，穿戴貴族衣帽，乘坐貴族車馬，也都出在言笑之中，南方的黃金北方的獸毛，送來時都是兩船並行，精製的白絹貴重的丹魄，收到的都是兩者得兼，西京的許、史兩家，自不必說，就是晉朝王導、庾亮，也沒有人能比得上。到了太宗晚年，他們的計劃實施已屢經成功和失敗，終於認識到：受人主寵幸的人害怕宗戚。他們想使年幼的人主孤立，長久地掌握國家大權，於是就構陷異己，挑撥離間，因此御弟宗王，相繼被殺。百姓忘記劉宋王朝的恩德，雖然不是一種原因，但是國家很快地滅亡，的確是由於這個原因。唉！《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幸傳》，現採摘它們的書名，以《恩幸篇》來列入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