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字茂會，江夏鍾武人。父親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少時愛好學習，有文章辭彩；早年父母雙亡，同幾個弟弟居住，以友愛著稱。二十歲當本國中正，謙讓沒有就職。後來當始平王元勰的文學，上疏陳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議定制度，根據時代不同而因循或改變，因循或改變的根據，只求變得適宜。九品制始於時局動亂的魏代，戰爭年代的政治，確實並非治國而不改的法律。檢點防範的方法變得瑣碎，驗證刑律的辦法失去實情，所以朝廷與民間的議論都說驅使人們改變風俗，弊病很大。可等到議論改制時，又以為可疑。我認為改變舊法創立新制，應當先全面瞭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為要制定實施，使體例暢通沒有阻滯也不容易。古時候諸侯治國，封地有常，侯國有固定的君主，人們沒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襲俸祿，仕人沒有越位的想法，臣屬也沒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體牢固，人們的品行歸於厚道。秦朝與此相反，廢除諸侯設置郡守，風俗淺薄便從此興起了。漢朝改革舊弊，斟酌損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諸侯和郡守兩制，也讓分封的土地不變，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舉賢能，貢士憑鄉議任用，事情合乎聖典，可與三代比跡。而今聖德興隆，光澤普照全國，萬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然而承繼魏氏凋弊的政權之後，優秀人才離散、逃亡，仕人沒有固定的朝廷任職，百姓沒有固定的住處，郎吏蓄養在軍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錯亂混雜，與古制不同。所以九品制廢除之後，應該實行移徙之例，允許互相合併。並申明貢舉之法，不讓它在各地氾濫，這樣，士族官吏的等級不用分自會平均，就連土斷法事實上也實行了。另外，設置百官，應著眼於等級少任職久。等級少，則人心安定；任職久，則政治教化成功，才能優劣顯現，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我以為選拔按九等之例，是當今要事，應該施行。聖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艱難，常常從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間去修改，這樣，平民百姓都是有司。如果任命不當所任，事情沒有經過檢驗，那麼即使竭盡聰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由此看來，果真能讓二者都實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性，在鄉里修養品行，浮華奢侈自然平息，謙恭禮讓就日益興隆了。」
升任太子舍人，轉任尚書郎。當時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陳奏當辦的事，稱舉漢代孔光、魏代徐乾等人的觀點，讓王公貴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數，以及禁止百姓變賣田產房屋。中書同意，讓主管者制定條例。李重上奏說：「先王的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職，不改變他們的職業，以便人們生活富裕，各盡其力。《尚書·周官》用土均法，經略土地用井田制，區分五類地形的物產和九等貢賦的序列，然後公私制度有規定，境內平均統一。自從秦朝立田界，建郡縣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淪落。到了漢朝、魏朝，因循舊法的蹤跡，王法中嚴格要求的，只剩下服飾器物車馬有貴賤的區別，使人們不能越位比擬而搞亂尊卑等級罷了。至於奴婢是私人財產，實際上都不曾為此限制過。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詔書》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備衣服車馬都不准違背禮制。如果一縣在一年中有三家違犯，洛陽縣有十家以上違犯，就罷免該縣長官。如同詔書的旨意，法律已經嚴明。現在像恬和所陳奏稱舉孔光、徐干的議論，就只會使衰亂之世更加奢侈，是當今皇上的禍患。如此說來，興盛的漢朝不議論這種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卻沒有執行，並非疏漏或來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實行。大抵因為諸侯的法制已經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復，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約束人們的私行。人們的田產房屋既然沒有一定限額，那麼奴婢的數量也就不應該限制數額，只怕制定個空法令確實瑣碎又難以檢察。現在聖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簡單易行，法律禁令已經具備，恬和的陳奏無所施行。」
另外，司隸校尉石鑒上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轄的人，請求把他召回；尚書荀愷認為邊遠郡地不是人情所樂意的地方，上奏對介登降級任職。李重反駁道：「我聽說立法沒有特例，因為要使眾人一齊檢舉邪惡，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開脫，常理是沒有什麼遺漏的。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現在像介登這樣的遠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職留任，動輒成為準例，我擔心平庸之輩倚仗邊遠，必定會有貪污納賄的憂患，這不是肅清王化、安寧邊域的辦法。我以為應當依石鑒所奏，先召介登還朝，以致使體例符合常法，不因地域遠近而制度不同。」下詔同意。
太熙初年(290)，陞遷為廷尉平。他批評廷尉上奏邯鄲醉等，文字繁多不錄。經過兩次陞遷為中書郎，每逢大事以及有疑問的奏議，總是參閱經典處置決定，大多都施行。陞遷為尚書吏部郎，致力於抑制浮華豪奢，從來不通私事謁見，特別留意隱逸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都被選拔舉薦，選拔錄用北海的西郭湯、琅王牙的劉珩、燕國的霍原、馮翊的吉謀等為秘書郎和諸王的文學之職，所以海內沒有誰不歸附他。當時燕國中正劉沈推薦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劉沈又抗命到中書處為霍原上奏，中書又委託司徒討論。司徒左長史荀組認為：「寒素，應當是門庭清寒、自身清白，又沒有世襲資本的人。霍原是列侯，有顯貴的地位佩有金印紫綬，先前在民間經商，後來才從事學業，年少和年長時職業不同，過了而立之年才立名，民間的稱譽不普遍，德行禮義不為人知，不應當授以寒素之名。」李重上奏說：「謹按照《癸酉詔書》上所說，廉潔禮讓應當推崇，浮華豪奢應當罷黜。如有要求自己謙虛謹慎、出身貧寒、歷史清白、恭敬執事的人，應當優先。按詔書的意思，以二品為資格，或許會遺失廉潔謙遜之士，所以設寒素這個名稱以表明崇尚美德的言行。司徒總管人倫，掌管國家教化，應當務求評論嚴肅公正，使風俗教化統一。然而古代品行高尚之士，或者在巖穴棲身，或者在丘園隱跡，或者克制自己恢復禮制，或者上百歲講述大道，行止不語，只追求道義所在。因而不能因為年紀大小或職業不同，就懷疑他所保持的美德，甚至要求他自始至終職業相同，這也不符合一定要在人倫方面與他人相比的大義。的確應當讓邦國同鄉的人考核，讓推薦的人審察。劉沈當中正，親自執事銓選之事。他陳述霍原隱居厲志，厚古好學，求學不為獲利，行事不求美名，隱跡於深山，致力於道藝，外表不顯露入世之容，內心有隱逸山林之節，操行修成美名樹立，縉紳士大夫仰慕他，執禮求學的人千里響應，確實有荀況與孟軻的風範、嚴君平和鄭子真的節操。當初舉薦霍原，事先徵詢侍中、領中書監張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華軼的意見。離開三年，各州的人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地報上霍原的名字，把他比作子夏，請求加級徵召聘用。正如劉沈所列，州郡同行的評議已經舉薦，又有刺史表疏推舉，像這樣還說民間讚譽不多，德行禮義不為人知，捨棄考核驗證的事實，又沒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卻要廢除劉沈的推薦。再說委任二品，並非要求完備。只是霍原立志在深山，修述儒家學說，其義值得嘉獎。如果又廢棄，將會違背幽州的期望，傷害仁德的政教。按詔書要求的旨意，應為二品。」下詔同意。
李重和李毅都是吏部郎，當時王戎是尚書，李重以高尚的節操見稱，李毅以淵博的知識見長，雖然二人所持不同，但都身居要職，王戎以識鑒對待他們，各得其所。李毅字茂彥，舊史書缺少他的行蹤事跡。當時朝官權力大，地方官權力小，外加等級煩多，李重評論此事，見於《百官志》。他又上疏說：「凡是山林躲避聖恩的隱士，雖然違背時世，出入不合法度，但先王卻允許他們這樣的原因，是嘉許他們內心的高尚道義。以前先帝擔心風俗凋弊，想恢復純樸，便咨詢朝臣，訪求隱逸之士。咸寧二年(276)首先徵召安定的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四年(278)又徵召朱沖為博士，太康元年(280)又徵召朱沖為太子中庶子，雖說他們都因疾病未到任，但朝廷內外都心悅誠服。陛下您遠遠超過先帝的禮賢下士，我尋訪朱沖所在的州邑，人們說他雖然年事已高，而志向氣節仍然弘大，沉醉於大道，窮究其奧秘。到老了而更有新意，節操純正，所居之地風俗為此改變，這的確是棲身山林德高望重的人，足以為世人表率而使風俗敦厚。我以為應該賜聖恩，趁他還活著，加贈優厚的賞賜任命。」當時朝政混亂，最終也沒實行。出任行討虜將軍，平陽太守，崇尚德行教化，修建學校，表彰忠厚的品行，選拔賢能，清正簡樸沒有私慾，自身品行端正，率領下屬，在任三年，彈劾罷免了四縣官長。弟弟李嶷死後，上表離官。
永康初年(300)，趙王司馬倫任他為相國左司馬，因憂慮成疾而死，時年四十八歲。家中貧窮，房屋狹小，沒有出殯的地方，下詔在典客署治喪。追贈為散騎常侍，謚號叫成。兒子李式，有美好的名聲，官至侍中，鹹和初年(326)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