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年博學多聞，喜好談論，善於作文，工於書法繪畫，能彈琴，其他各種才藝也莫不集於一身。還沒成年的時候，就用雞卵汁浸泡的白瓦屑做成了鄭玄碑，然後自撰碑文並親自鐫刻，辭采華麗器物巧妙，當時沒有人不驚歎的。生性不合世俗，常常以書琴自娛。拜豫章術士范宣為師，范宣把他看作奇士，並把兄長的女兒嫁給他為妻。太宰、武陵王司馬日希，聽說他善於彈琴，便派人徵召他，戴逵當著使者的面摔破琴器，說：「我戴安道不作王府門中的伶人！」司馬日希氣惱之極，便改召他的兄長戴述。戴述得到召令興高采烈，抱著琴就去了。
戴逵後來遷移到了會稽剡縣。他生性高潔，時時處處以禮儀制度為處世準則，在內心深處把放達浪蕩看作無道，於是便著文說：
「聽說親人死了採藥不歸的人，是不仁之子；看到國君危急了卻出關而去的，是苟且偷安之臣。古代的人為什麼不認為他們妨礙名教呢，因為人們理解他們的本質，就不會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像元康時代(291～299)的人們，可以說他們是好隱逸卻不探求隱逸的實質，所以有捨本逐末、向聲背實的弊病，這就好比以西施為美卻學她的顰眉，羨慕司馬有道的風姿卻只注重折疊巾角，他們所仰慕的，並非對方真正的優點，只是注重形式罷了。紫色之所以能混淆朱紅色，是因為它近似朱紅色的緣故。恭謹溫順的和事佬，似乎也符合中和之道，但是卻破壞了美德；放蕩的人好像是曠達的，事實上卻破壞了大道。這樣看來，竹林七賢的放蕩，便是西施有病在身而皺眉的一類，而元康時代(291～299)的放蕩，便是無德無才而只折巾角的一類，難道不應該分清嗎？
「再說儒家崇尚聲譽，原本是想借此倡導聖賢，既失初衷，便變成了譁眾取寵、博取聲名的陋行。懷情喪失真率，以容貌相欺，其最終的惡果便是流入做偽的末流。道家崇尚無名，意在自然真實，假若失去本意，便會變成越禮背法的惡行。情禮俱虧，連俯仰吟詠都忘了，其最終的惡果便是流入淺薄，不是儒道兩家本旨的失誤，它的弊病在於假借兩家的旗號而通行於世。人生大道有千古不變的準則，可是弊端卻沒有千篇一律的規律，因此《六經》有失，王政有弊，假若違背根本大道，就是聖賢也無可奈何。
「唉呀！行大道之人如果不是修養完善、舉止必當，那麼，又怎能不追懷古烈、仰慕學習先代聖人呢？如果有迷惑，學習之後才行動，討論之後再發言，當然應該分辨其取捨的標準，追求用心之術，認識他們小屈而大伸的主旨，肯定他們披褐衣而懷寶玉的緣由。像這樣，途徑雖有差別，但殊途同歸；足跡雖然好像混亂，但沒有背離根本目標。假如不能這樣，那麼就會隱遁忘返，隨波逐流，為外物所驅，以偽誑自欺，向外迷惑於塵世的喧囂豪華，對內喪失人性的真實自然，以自矜清高改變內心的真情，使塵垢掩蓋心靈的本心正義，以至於貽笑千載，能不謹慎嗎？」
晉孝武帝時，朝廷屢次徵召他作散騎常侍、國子博士，他以父親有病為由推辭不就。郡縣催逼不止，便隻身逃離吳地。吳國內史王王旬在武丘山有別墅，戴逵偷偷跑到那裡，同王王旬一起遊玩十多天。會稽內史謝玄考慮戴逵遠逃不歸，便上奏疏說；「我看出戴逵是個超塵脫俗、不營世務的人，他甘居陋室，以書琴為友。雖然策書徵召多次，依然幽靜之操不改，超然絕跡於世，追求自己的志趣。況且他年近七十，常抱病在身，有時身心不適，病情更會加重。如今王命沒有收回，將會使他遭受風霜之苦。陛下既然愛護器重他，就該使他身名並存。請陛下停止對他的詔命。」奏疏上報後，孝武帝答應了，戴逵就又回到了剡縣。
後來王王旬做尚書僕射，又上疏奏請徵召戴逵為國子祭酒，加封散騎常侍，去徵召他，又不應召。太元二十年(395)，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王旬又上疏說：「戴逵德操貞潔剛正，合獨遊之趣，年在七十高齡，清風雅韻愈濃。東宮虛位以待有德之人，應延聘宮廷以外的高士。對戴逵應該表彰任命，使他參與僚侍之列。戴逵以重視幽居的節操出名，必定以朝廷難於召進自己為榮，應該下詔到當地官府，備盡禮節送來京師。」適逢戴逵病死。
戴逵的長子戴勃，有父親的遺風。義熙初年(405)，朝廷徵召他做散騎侍郎，沒有應徵，不久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