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車的大車廂被太陽曬了一整天，又擠滿了人，悶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聶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車尾的小平台上，沒有回車廂。但連這裡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直到列車從周圍房屋中開出，車廂裡有了穿堂風，聶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是的，他們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複了一遍對姐姐說過的話。他的頭腦裡今天充滿了各種印象，此刻卻特別生動地浮現出第二個死去的犯人那張漂亮的臉，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嚴峻的前額、頭皮剃得發青的頭蓋骨和頭蓋骨下不大的結實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卻沒有人知道到底是誰把他害死的。但他確實被害死了。他也同別的犯人一樣，是遵照馬斯連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來的。至於馬斯連尼科夫呢，公事公辦，在印好的公文紙上用他難看的花體字簽上名，他當然不會認為自己應該負責任。那個專門檢查犯人身體的監獄醫生更不會認為自己該負責任。他認真執行自己的職責，把體弱的犯人剔出，絕沒有料到天氣會這麼熱，犯人被押解出來又那麼遲，而且被迫那麼緊緊地擠在一起。那麼典獄長呢？……典獄長只不過執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罷了。押解官同樣沒有責任，因為他的職責只是根據名冊點收若干犯人，然後到某地再把他們點交出去。他照例根據規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麼也沒有料到，像聶赫留朵夫看到的那兩個身強力壯的人，竟會支持不住而死去。誰也沒有責任，可是人卻給活活害死，而且歸根到底是被那些對這些人的死毫無責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會有這樣的事，」聶赫留朵夫想，「就因為所有這些人——省長、典獄長、警官、警察——都認為世界上有這樣一種制度，根據這種制度，人與人之間無須維持正常的關係。說實話，所有這些人，馬斯連尼科夫也好，典獄長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們不做省長、典獄長和軍官，就會反覆思考二十次：這樣炎熱的天氣叫人擠在一起上路，行嗎？即使上路，中途也會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見有人體力不支，呼吸急促，也會把他從隊伍裡帶出來，讓他到陰涼的地方喝點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會對人表示同情。他們所以沒有這樣做，並且不讓別人這樣做，無非因為他們沒有把這些人當作人看待，也沒有看到他們對這些人應負的責任。他們總是把官職和規章制度看得高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人對人的義務。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聶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認天下還有比愛人之心更重要的東西，哪怕只承認一小時，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場合承認，那就沒有一種損人的罪行幹不出來，而在干的時候還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
聶赫留朵夫沉思著，連天氣變了都沒有注意到。太陽已被前方低垂的雲朵遮住，從西方地平線那兒湧來一大片濃密的淺灰色雨雲。遠處田野和樹林上空已經下著傾斜的大雨。雨雲送來濕潤的空氣。閃電偶爾劃破灰雲，滾滾的雷鳴同列車越來越急促的隆隆聲交響成一片。雨雲越來越近，斜雨開始打著車尾的小平台，也打著聶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邊，吸著濕潤清涼的空氣和久旱待雨的土地發出的莊稼味，望著眼前掠過的果園、樹林、開始發黃的黑麥地、依舊碧綠的燕麥地和種著正在開花的深綠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萬物似乎都塗了一層清漆，綠的更綠，黃的更黃，黑的更黑了。
「再下，再下！」聶赫留朵夫望著好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園和菜園，不禁快樂地說。
大雨下了沒有多久。雨雲一部分變成雨水落下來，一部分飄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後殘留下來的濛濛細雨，垂直地落到濕漉漉的地面上。太陽又露了出來，大地萬物又閃閃發亮。在東方地平線那兒，出現了一道長虹，位置不高，色彩鮮艷，紫色特濃，但一端卻模糊不清。
「哦，我剛才在想什麼呀？」聶赫留朵夫想，這時自然界的種種變化結束了，火車已駛入一道高坡夾峙的山溝。「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獄長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員也好，原來都是溫和善良的，他們之所以變得兇惡，就因為他們做了官。」
他想起他講到監獄裡種種情景時馬斯連尼科夫那種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獄長的嚴厲和押解官的殘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車，也不管臨產的女犯在火車上痛苦哀號。
「這些人個個都是鐵石心腸，對別人的苦難漠不關心，無非因為他們做了官。他們一旦做了官，心裡就滲不進愛人的感情，就像石砌的地面滲不進雨水一樣，」聶赫留朵夫瞧著山溝兩旁雜色石頭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見雨水沒有滲進地裡去，卻匯成一道道水流淌下來。「也許山溝兩旁的斜坡非用石頭砌不可，但這些土地本來可以像坡頂上土地那樣，生長莊稼、青草、灌木、樹林，現在卻寸草不生。這景象看著真叫人痛心。人也是這樣，」聶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長啦，典獄長啦，警察啦，也許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喪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憐憫，那真是可怕！」
「問題的癥結在於，」聶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為法律的東西當作法律，卻不承認上帝親自銘刻在人們心裡的永恆不變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為這樣，我跟那些人很難相處，」聶赫留朵夫想。「我簡直怕他們。他們確實可怕。比強盜更可怕。強盜還有惻隱之心，那些人卻沒有惻隱之心。他們同惻隱之心絕了緣，就像這些石頭同花草樹木絕了緣一樣。他們可怕就可怕在這裡。據說，普加喬夫、拉辛１之類的人很可怕。其實，他們比普加喬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繼續想。「如果有人提出一個心理學問題：怎樣才能使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基督徒、講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幹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覺得自己在犯罪？那麼，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必須維持現有秩序，必須讓那些人當省長、典獄長、軍官和警察。也就是說，第一，要讓他們相信，世界上有一種工作，叫做國家公職，從事這種工作可以把人當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與人之間的手足情誼；第二，要那些國家公職人員結成一幫，這樣不論他們對待人的後果怎樣，都無須由某一個人單獨承擔責任。沒有這些條件，就不會幹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種可怕的事來。問題的癥結在於，人們認為世界上有一種規矩，根據這種規矩人對待人不需要有愛心，但這樣的規矩其實是沒有的。人對待東西可以沒有愛心，砍樹也罷，造磚也罷，打鐵也罷，都不需要愛心，但人對待人卻不能沒有愛心，就像對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樣。這是由蜜蜂的本性決定的。如果你對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會既傷害蜜蜂，也傷害自己。對待人也是這樣。而且不能不這樣，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友愛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準則。的確，人不能像強迫自己工作那樣強迫自己去愛，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對待人可以沒有愛心，特別是對人有所求的時候。如果你對人沒有愛心，那你還是安分守己地待著，」聶赫留朵夫對自己說，「你就自己顧自己，幹幹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餓的時候，吃東西才有益無害，同樣，只有當你有愛心的時候，去同人打交道才會有益無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帶愛心去對待人，就像昨天對待姐夫那樣，那麼，今天親眼目睹的種種待人的殘酷行為就會氾濫成災，我這輩子親身經歷過的那種痛苦，也將無窮無盡。是啊，是啊，就是這麼一回事，」聶赫留朵夫想。「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對自己反覆說，感到雙重的快樂：一方面是由於酷熱之後天氣涼快下來，另一方面是由於長期盤踞在心頭的疑問忽然得到了澄清——
１俄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農民起義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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