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可以從緬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車，直接到達眉謬——該省主要的山間駐地。它位於撣邦高原的邊緣。這是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東方城市氣候中出發的——灼熱的陽光，沾滿泥土的雙手，魚、香料和大蒜的氣味，熟透了的熱帶水果，黝黑面龐的擁擠人群——你只能無奈地忍受和適應列車車廂裡的一切。當列車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謬剛剛停下來的那會兒，你可能以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車廂，你就彷彿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間，你就呼吸到了有點類似英國的那種涼爽、芳香的空氣，你的周圍儘是綠草、蕨叢、樅樹和叫賣籃子中草莓的粉黃面頰的山區女人。
在前線待了三個半月以後，重新回到巴塞羅那時，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緬甸時的那番情景。驟然發生的和令人驚異的氛圍變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羅那的路上，前線的氣氛仍停留在列車車廂裡：骯髒、噪音、擁擠、爛衣服、匱乏感，以及同志間的友誼和平等。在離開巴巴斯特羅時已擠滿了民兵的火車，在沿線停靠的每個站台上都有越來越多的農民擠上來；有人帶著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著尖聲驚叫的家禽，有人扛上來袋口緊紮卻又滿地滾動的麻袋，原來裡面裝滿了活兔子，還有人把一大群綿羊趕進車廂裡，塞滿了所有的空間。民兵們高唱革命歌曲，歌聲蓋過了列車的隆隆聲，他們或者親吻停靠站每一個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們揮動著紅黑相間的圍巾。葡萄酒、茴香酒、渾濁的阿拉貢烈性酒，接連不斷地你傳給我，我傳給你。舉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縫製的酒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把酒柱噴進坐在車廂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裡，這可是省了許多麻煩。緊挨著我坐的是個黑眼睛的十五歲男孩子，他正在向兩個面如皺革、聽得入神的老年農民詳細地講述種種令人感動的前線經歷，我絲毫也不懷疑，他在編造自己英雄般建樹功勳的戰鬥經歷。不一會兒，那兩個老頭打開隨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給我們斟上黏稠的暗紅色的酒。是的，每個人都極為開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開心。但是，當火車穿過薩瓦德爾，駛入巴塞羅那以後，我們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濃濃敵意之中，讓我們產生突然到了巴黎或倫敦的那種感覺。
戰爭期間，每一個在相隔幾個月兩次來到巴塞羅那的人，都毫無例外地覺察到了這裡發生的巨大變化。令人驚詫的是，不管他們是先在八月、後在一月去的，還是和我一樣先在十二月、後在四月去的，大家反覆議論的就是一件事：那裡的革命氣氛已經消失。無疑，對於任何在八月去過那裡的人來說，到了街道上的血還未幹掉、民兵駐進小旅館的十二月，巴塞羅那已經變得好像是資產階級的了，但是，對於我這樣剛從英國來的人來說，它卻比我事先能夠想像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現在，高潮已經退去。巴塞羅那再次成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戰爭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敗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階級佔優勢的明顯跡象。
這裡人們的變化是令人吃驚的。民兵制服和藍色工作服已經不見了，差不多人人都穿著西班牙裁縫精心縫製的時髦夏裝。大腹便便的男人、時髦的女人、豪華轎車，比比皆是。（看起來，還沒有私家車，不過，任何人，不論是「什麼人」，好像誰都買得起。）新的人民軍——一支在我離開巴塞羅那尚不存在的部隊——軍官們成群結隊地走動，數量多得驚人。人民軍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備軍官。軍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過役，基本上都是以軍事骨幹名義從前線抽調來的，但是，大多數則是進過軍校、而不願參加民兵的年輕人。人民軍的官兵關係確實與資產階級軍隊的不同，但仍有明顯的社會差別，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這一點。士兵穿的是一種粗糙的褐色緊身軍服；軍官則穿著全套精緻、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國軍隊中的軍官制服，當然僅僅是有那麼點像而已。我懶得去猜想他們二十人中有沒有一個以上的人真正地參加過戰鬥，可他們的皮帶上全都掛著自動手槍；我們在前線時，如果不是特別嗜好或花上一筆錢，就不能得到手槍。我發現，我們在街道上行走時，人們總是在注視著我們髒兮兮的樣子。當然，如同所有在前線待了好幾個月的士兵一樣，我們的模樣的確十分可怕。我意識到自己看起來像個稻草人。我的皮夾克破破爛爛，織針的軍帽早就變了形，而且常常滑下來遮住眼睛，我的長靴除了開裂的鞋幫幾乎什麼都不剩了。我們中間的所有人，多數都是這副尊容，再加上我們渾身污垢、滿面鬍鬚，也就難怪人們總是投來驚詫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納感我感到驚訝的，還是此後三個月裡接連發生的許多怪事。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通過大量的跡象，我發現我最初的印象沒有錯。這座城市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有兩個突出的變化決定和影響了其他事情的發生。一是人們——全體居民——對革命戰爭的興趣已經喪失大半；二是社會重新回歸貧窮和富有，上層和下層。
人們對戰爭的普遍莫不關心，已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甚至是令人厭惡的程度。這使得從馬德里甚至巴倫西亞來到巴塞羅那的人也感到震驚。主因也可能在於巴塞羅那遠離真正的戰爭。一個月以後，在塔拉戈納，我目睹了同樣的情形，在這個漂亮的海濱小鎮上，人們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從沒受過任何干擾。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願者，從一月起逐步減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羅尼亞掀起了一場參加人民軍的大規模動員運動，人們熱情高漲，但這次運動並沒有達到徵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戰爭僅進行大約六個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採用徵兵手段，如果這是對外戰爭，採用這種辦法也許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國內戰爭中這麼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這無疑與人們對戰爭偏離最初的革命目標深感失望密切相關。那些自發組成民兵隊伍，並在戰爭的頭幾個星期裡就把法西斯趕回薩拉戈薩的工會成員，卻做了大量的事情，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工人階級掌握主動權而戰。但是，事情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工人階級失去了對主動權的控制。普通人，特別是城市無產階級，他們往往是被迫捲入各種內外戰爭的，他們也許不應因對戰爭存有某種冷漠而受到責難。沒有人想輸掉戰爭，但絕大多數人還是渴望戰爭早點結束。這一點你無論在哪裡都能覺察到。人們到處都能聽到同樣看似輕描淡寫的評論：「這場戰爭——可怕，不是嗎？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稍有一點政治頭腦的人早就覺察到，眼下這裡所發生的事情，其實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進行的兩敗俱傷的鬥爭，而不是在與佛朗哥作戰。對好多人來說，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結果，「前線」被認為是一個神話般遙遠的地方、年輕人消失的地方，他們要麼永遠回不來了，要麼就會在三四個月後兜裡裝著大筆錢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間的薪金，通常能夠提前支付。）至於傷員，即使他們仍然甩不掉枴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顧。參加民兵已經不再時髦。商店——通常總是最能體現大眾傾向的地方——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在我初到巴塞羅那的時候，多數商店儘管簡陋破舊，但幾乎家家商店都經營民兵裝備。軍帽、拉鏈夾克衫、軍用皮帶、獵刀、水瓶、左輪手槍皮套等等，在每家商店的櫥窗裡都有陳列。現在，商店明顯地精明起來，而戰爭卻被拋在腦後。稍後我發現，我回前線所需要的裝備，特別是人們在前線急需的那些東西，已經很難買到了。
與此同時，共和國政府展開了一場反對政黨民兵、支持人民軍的系統宣傳。形勢令人難以理解。自二月起，從理論上講，所有武裝力量都已併入人民軍。其實，民兵只是名義上按照人民軍的政策路線改編的，薪水和委任軍銜的級差很大。原則上，各個師應由混合旅改編組成，即由部分人民軍和部分民兵共同組成，但實際上，唯一的變化就是把名稱改換了一下。例如，把先前叫做「列寧師」的馬統工黨控制的民兵，改稱「第29師」。由於直到六月也很少有人民軍開赴阿拉貢前線，因此民兵能夠完全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特殊性。但政府的宣傳人員卻仍堅持不懈地在每堵牆上用模版塗上「我們需要人民軍」的字樣，並通過政府控制的無線電和共產黨報紙對民兵進行攻擊，極帶惡意地嘲笑他們是一批缺乏訓練、紀律渙散的烏合之眾等等。人民軍自然總是被描繪成「英雄的軍隊」。聽了這樣的宣傳，馬上就會令你產生志願奔赴戰場不體面、坐等應徵入伍才光榮的感覺。然而，他們對民兵在前線堅守著陣地，人民軍卻在後方休整訓練的這一明顯事實卻罕有宣傳。如今，重返前線的民兵隊伍通過街道時，已經不再能夠聽到喧天鑼鼓、看到彩旗飄飄的那種景象了。他們多在凌晨五點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時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車或卡車。而人數不多的應徵人民軍戰士開赴前線，則如同昔日一樣，極其隆重張揚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這些人，由於人們對戰爭的興趣普遍減少，也很難受到多少熱情歡呼。事實上，民兵部隊只是在名義上同人民軍是一樣的，但人民軍更善於利用報紙進行宣傳，他們說來說去意思只有一個，任何榮譽都必須讓給人民軍，而所有責任都應由民兵扛著。在同一個部隊裡，這種一方屢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責難的事時有發生。
除了所有這些事以外，社會風氣也有了驚人的變化——若非親身經歷你就很難相信。在第一次來到巴塞羅那時，我認為這裡是一個幾乎沒有階級差別和貧富差別的城市。當時的情景看上去就是這樣的。「時髦的」衣服是反常的東西，沒有人阿諛奉承或索要小費，服務員、賣花女和擦鞋匠直視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沒有看出這是期待和虛偽的一種表現。無產階級意識到革命已經開始，但成果從未得以鞏固。可資產階級恐慌了，他們不失時機地將自己喬裝成工人。在革命的頭幾個月裡，他們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術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號，並以這種方式安全地逃過一劫。現在，一切重又恢復常態。漂亮的賓館、飯店裡，坐滿了大吃大喝、一擲千金的有錢人。而對於工人階級來說，工薪沒有任何提高，食品價格卻扶搖直上。除了價格高昂，各種商品經常短缺。當然，遭受痛苦的是窮人，而不是有錢人。富人可以毫不費力從賓館、飯店裡得到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但在工人階級居住區，要購買麵包、橄欖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則必須排上幾百碼的長隊。先前，我為巴塞羅那沒有乞丐感到吃驚，現在卻隨處可見。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門外，一群群光著腳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著從店裡出來的人，準備衝上去要點吃的。「革命的」稱謂方式已被拋棄。如今，陌生人很少稱呼你為tu*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dias在開始代替salud。服務生又穿上上漿的襯衫，巡視員用最嫻熟的方式阿諛奉承顧客。我和妻子走進拉姆拉斯的店裡買襪子。店員先鞠了個躬，接著又搓搓雙手，如今這些禮遇性的動作連英國人自己在二三十年前都不用了，而他們卻固守成習。收小費的習俗也在暗地裡流行起來。工人巡邏隊已被強令解散，戰前的警察重新回到街道上來。結果，原本被工人巡邏隊關閉了的卡巴萊**之類的酒吧、歌舞廳和高級妓院，紛紛重新開張。[1]有個雖小但卻意味深長的例子是，為了富有階層的利益改變商品供給的方式，煙草短缺就是最好的證明。對於大多數吸煙者來說，煙草短缺得令人絕望，街頭甚至出售用碎甘草根代替煙草的所謂煙卷。我也曾經被迫吸過（許多人都曾吸過）。佛朗哥控制著加那利群島，西班牙所有煙草是那兒種植的。結果，政府放只有戰前庫存的一些煙草。這些存貨又是那麼少，以至於煙草商店每週只能開一次門，在排了幾個小時長隊以後，如果你還算幸運的話，也許能夠買到只有3/4盎司重的一小袋煙草。原則上，政府是禁止從國外進口煙草的，因為這意味著耗費購買軍火和其他必需品的極為有限的黃金儲備。但實際上，仍有大批非常昂貴的外國香煙被走私入境。「紅好彩」等牌子的香煙，成為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你可以在高級旅館中公開買到香煙，即使街頭店舖也很少遮遮掩掩，只要你肯花十個比塞塔（相當於一個民兵一天的薪金），就可以買上一包。走私是為了富人的利益，因而得到多方庇護縱容。只要你有足夠的錢，沒有買不到的東西，要多少有多少；只有麵包供應的定量較為嚴格，可能屬於例外。如此懸殊的貧富差別，在幾個月以前是難以想像的。那時，無產階級仍在或好像在控制著局勢。但是，若把所有的責任完全歸結於政權的轉移，那也是不公平的。造成這種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巴塞羅那這個地方，除了偶爾的空襲外，戰爭並未真正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安全。凡是到過馬德里的人都認為，那兒的情形可不是這麼回事。在馬德里，面臨的共同危險使所有人都產生了某種同志般的友情。一個肥胖的男子在大吃烤鵪鶉，而孩子們卻站在一邊乞討麵包，那是令人厭惡的。在槍炮聲大作的時候，你不可能見到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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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你。——譯者
**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劇等表演助興的餐館或夜總會。——譯者
[1]在奧威爾原書的腳注中寫道：「據說工人巡邏隊關閉了75%的妓院。」在他死後發現的一張勘誤表中寫道：「這一數據應予以修正。我並沒有很好的證據證明在戰爭早期賣淫活動減少了75%，而且我確信無政府主義者只是致力於將妓院『集體化』，而非查禁它們。但是打擊賣淫（海報，等）的行動確實存在。那些精明的妓院和裸體卡巴萊演出在戰爭開始時的早幾個月裡關閉了，直至戰爭進行了一年後才重新開張，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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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在巷戰後的一兩天裡經過一條經營時尚商品的街道時，碰巧看到一家甜食店的櫥窗裡擺滿了各式精緻的酥皮糕點和糖果，但價格令人吃驚。昔日的這類商店現在仍能在邦德街或和平街（delaPaix）看到。我還記得，我當時真的為這樣一個飽受飢餓和戰爭創傷的國家，居然還會把錢浪費在這些東西上，感到過莫名的恐怖與震驚。但願我沒有含求過什麼個人的優越感。在數月的艱苦生活之後，我極度渴求過美味的飯菜和葡萄酒，雞尾酒，美國香煙，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承認，自己沉湎於任何我能買得起的奢侈品中。在巷戰開始前的那個星期裡，我的心裡總在想著幾件事，這些事又以某種離奇的方式相互糾纏不清。首先，正如我所說過的，我忙著盡可能把自己安頓得舒適一點。其次，由於吃喝過度，整個那一周我都感到身體有些不舒服。我一感到身體不舒服，就倒下來睡上半天，起床後又是飽餐一頓，接下來身體還是不舒服。與此同時，我也在悄悄張羅購買左輪手槍的事。我非常需要手槍，因為在戰壕裡手槍比來復槍更方便，來復槍有時則比較難以施展得開。政府只把手槍比來復槍更方便，來復槍有時則比較難以施展得開。政府只把手槍發給警察和人民軍，根本不發給民兵，你只有找無政府主義者，從他們的秘密倉庫中非法購買。經過一番緊張忙碌和許多惱人的周折以後，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朋友給我弄到了一支26毫米口徑的小型手槍；這是一件破爛貨，連五碼以外的地方都打不到，不過有總比沒有要好。此外，我也在為離開馬統工黨民兵組織、加入某個確實能夠把我派到馬德里前線戰鬥的組織，預作準備。
早先，我已經告訴過大家我想離開馬統工黨。就我個人的偏好而言，我還是寧可加入到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能成為全國勞工聯盟的一員，就可能進入F.A.I.民兵組織。但有人告訴我，F.A.I.更可能把我派到特魯埃爾，而不是馬德里。如果想去馬德里，我就必須參加國際縱隊，這就意味著必須得到一名共產黨員的推薦才行。我找了一位共產黨員朋友，他在西班牙醫療救護隊工作，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作了解釋。他似乎非常希望接收我，他說如果可能的話，讓我再邀請（英國）獨立工黨的其他一些英國人跟我一起來。要是我的身體狀況好一點的話，或許我當時就同意了。現在很難說清如果當時那樣做了後來又會怎樣。在巴塞羅那戰鬥開始前，我很有可能被派往阿爾瓦塞特，那樣的話，我也就不可能目睹密集居民區中發生的戰鬥，很可能只好接受官方對這一事件所作的描述了。另外，在巴塞羅那戰鬥期間，如果我接受了西班牙共產黨的命令，又要保持對馬統工黨同志們的忠誠感，那麼我自己的立場又會怎樣？我的休假時間只剩下一個星期，因此，我迫切希望在回前線以前恢復健康。此外，選擇哪個組織畢竟是個決定個人命運的大事——我只有等，邊等邊讓靴匠給我做一雙新的軍靴。（或許所有西班牙部隊裡也找不到我能穿得上的大軍靴。）我告訴我的共產黨員朋友，以後我會做出具體安排的。同時，我想休息一下。我甚至有個想法，帶我的妻子去海邊玩上兩三天。好主意！然而政治氛圍告誡我，這可不是想幹就能幹的事。
在城市的奢華和不斷出現的貧困、街道上的虛假繁榮，包括花店、彩旗、宣傳海報和擁擠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著一種明顯和可怕的政治上的敵對和憎恨。無論持哪種觀點的人都不無膽顫心驚地預感：「快有麻煩了。」眼前的危險，既簡單又不難理解，其實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革命的人們之間、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對抗。就政治而言，除了加聯社黨和他們的解放同盟外，現在，加泰羅尼亞沒有什麼其他力量了。相反，全國勞工聯盟有難以琢磨的武裝力量，他們雖然缺乏精良的裝備，對自己想要什麼還不如對手明確，但他們人數眾多，在許多重要行業佔有優勢，具有相當的實力。假如與這樣的武裝力量聯合，注定會有麻煩。在加聯社黨控制的自治政府看來，最重要的是，要保證自己陣地的安全，就必須從全國勞工聯盟工人的手中奪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時候所指出的那樣，逐步瓦解政黨民兵實際上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種安排。同時，戰前的武裝警察、國民自衛隊等等，已經恢復並得到進一步加強和裝備。這只能意味著一件事。特別是，國民自衛隊屬於那種歐洲大陸型的憲兵，他們在過去的近一個世紀裡忠實地充當了有產階級的保鏢。政府同時發佈一條命令，凡私人藏有的武器一定要上繳。這項命令自然沒有得到遵從，很清楚，只能通過武力從無政府主義者那兒奪取武器了。這樣一來，很快就謠言四起，由於檢查制度嚴厲，報紙對遍及加泰羅尼亞的各種衝突的報道總是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在許多地方，武裝警察對無政府主義者控制的重要地點發動攻擊。在靠近法國邊界上的普奇達（Puigcerda），一幫馬槍騎兵被派取佔領了海關，先前海關由無政府主義者和安東尼奧?馬丁——一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後被殺）控制。[1]我想，類似的事件在費卡洛死和塔拉戈納也都發生過。在巴塞羅那，工人階級控制的郊區，也曾有過一系列不那麼過分激烈的爭吵。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的成員接二連三地互相謀殺，隨謀殺而來的是多次盛大的、蓄意煽動政治仇恨的葬禮。早些時候，有個全國勞工聯盟成員被謀殺後，送喪的隊伍多達數萬人。四月底，在我到達巴塞羅那之後，勞工總會的一個著名人物羅爾丹?柯爾塔達被謀殺了，估計是全國勞工聯盟的人幹的。政府命令所有的商店關門，舉行了盛大的葬禮遊行，其中主要是人民軍隊伍，遊行隊伍很長，從頭到尾經過一個地方就得兩個小時。我在旅館的窗前，冷眼相看。很明顯，這種所謂的葬禮就是意在炫耀武力，這種事情還會繼續發生，還有可能繼續流血。當天夜裡，我和我的妻子被一二百碼以外加泰羅尼亞廣場傳來的槍聲驚醒。第二天，我們得知是全國勞工聯盟的一個男子遭到了槍擊，大概是勞工總會中的某個人幹的。顯然，所有這些謀殺事件很有可能都是內奸干的。人人都能判斷得出來，國外的資本主義報紙反覆報道並大肆渲染羅爾丹被殺事件，可對由此產生的報復性謀殺卻刻意地隻字不提，從中可見他們對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長期爭鬥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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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奧威爾死後發現的勘誤表上寫道：「我被告知關於我對這一突發事件的論述是不正確的，並可能使人產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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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節就要到了，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都在籌劃參加大遊行的事。全國勞工聯盟的頭頭們比他們的大多數追隨者要更為溫和，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在致力於同勞工總會實現和解。的確，他們的政策主張是試圖把兩大聯盟合併為一個更大的聯盟。全國勞工聯盟的想法是應該和勞工總會一起遊行並顯示他們的團結。但到最後一刻，遊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遊行只會引起暴亂。因此，5月1日這一天平靜無事。這的確是一件怪事。巴塞羅那，這個號稱革命的城市，也許是唯一一個在那一天沒有舉行慶祝活動的非法西斯的歐洲城市。但是，我承認，當時我長舒了一口氣。那時，人人都希望（英國）獨立工黨小分隊加入馬統工黨的遊行隊伍，但也擔心出亂子。我唯一擔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攪和到某一種毫無意義的巷戰當中去。行進在紅旗飄揚、口號震天的街道上，然後被從街道旁窗口跳出來的某個手持衝鋒鎗的陌生人打死——這種死法兒可不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