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信步閒逛經過旅館時嘴裡冒出了一句話：「我聽說電話局出事了。」由於某種原因，我當時並沒怎麼在意這句話。
那天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我在前往拉姆拉斯的半道上，突然聽到身後有幾聲槍響。我回頭一看，原來有幾個年輕人手持步槍，脖子上圍著無政府主義者標誌的紅黑相間的絲帕，正在朝著拉姆拉斯向北的小巷悄悄地前進。他們顯然是在與八角樓（我猜想那是能夠控制小巷的教堂）裡的什麼人交火。我立即意識到：開始打仗了！但我對此並未感到十分意外，過去的幾天來，人人都預感到仗隨時會開打。我想，我應該馬上回旅館去，看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但小巷那邊的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正在示意人們往後退，大聲吆喝人們不要越過封鎖線。又有一連串射擊聲。從塔樓裡射出的子彈飛向大街，受驚的人們紛紛向拉姆拉斯以南逃跑，以便遠離交火地點；街道上到處都能聽到店主們匆匆關閉鋼百葉窗的劈啪聲。我看到，有兩個持左輪手槍的人民軍軍官，正神色恐慌地緊貼著行道樹撤退。在我的前方，很多人正湧向拉姆拉斯中間的地鐵站躲避。我決定不隨他們一起去，因為那將意味著必須在那裡困上好幾個小時。
就在這時，一位和我們在前線一起待過的美國醫生跑到我身邊，並抓住了我的胳膊。他顯得非常緊張。
「快點，我們必須去獵鷹旅館（獵鷹旅館是馬統工黨掌管的一家寄宿旅館，主要供休假民兵使用）。馬統工黨的老朋友會在那兒等我們。這下可有麻煩了。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醫生拉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他太緊張了，什麼也說不清。看來，在幾卡車全副武裝的國民自衛隊[1]開往電話局（由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控制著）並發動突然襲擊時，他去過德卡特魯納廣場。後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趕往電話局，結果雙方發生了衝突。我推測，當天早些時候發生的「麻煩」，一定是政府方面要求移交電話局造成的，當然，要求遭到了拒絕。
我們沿街而行，迎面而來的一輛卡車從我們身邊急駛而過。車上滿載荷槍實彈的無政府主義者。前方，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正臥伏在一堆床墊上，床墊前面有一挺機關鎗。我們到達獵鷹旅館（在拉姆拉斯南面）時，旅館門前亂哄哄地圍了一群人。由於場面混亂，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該幹什麼，旅館裡除了負責保衛大樓的幾個突襲隊員外，沒有人帶槍。我朝幾乎就在街對面的馬統工黨的ComiteLocal*走過去。在樓上經常給民兵發工資的房間裡，也擠了亂哄哄的一群人。有個穿便裝、三十歲左右、個子高高、相貌英俊的男子，正在設法維持秩序，並從牆角的一堆物品中找出皮帶和彈匣，目前似乎還沒有槍支。美國醫生不見了——我想，已經有人受傷，需要大夫——可又來了個英國人。這時，那高個子男子和另一些人從後面的一間辦公室裡取出成捆的槍，開始挨個分發。作為外國人，我和那個美國人最初並沒得到他們的信任，他們不肯把槍發給我們。後來，一個我在前線認識的民兵走進來，並認出了我，這樣我們才得以勉強地領到槍和幾匣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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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本地的委員會。——譯者
[1]在奧威爾死後發現的勘誤表中寫道：「所有章節中提到『國民自衛隊』的部分都應改為『突襲部隊』。我弄錯的原因是加泰羅尼亞的突襲部隊穿的制服與此後從巴倫西亞派出的部隊不同，而西班牙人將所有這些編隊形式統稱為『laguardia』。不可否認的是，國民自衛隊在可能的情況下常站到佛朗哥一邊的事實對突襲部隊並無影響。突襲部隊是自第二共和國時期起建立的一種編隊形式，通常在巴塞羅那，提到『laguardia』時總是帶有普遍的敵意，這一說法是站得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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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槍聲大作，街道上空無一人。人人都說到拉姆拉斯以北去是不可能的了。國民自衛隊已經佔領了各個建築的制高點，並對過往的每個行人進行猛烈射擊。我本想冒險回旅館，但又有點猶豫，拿不定主意，考慮到ComiteLocal可能隨時遭到攻擊，我覺得還是留下來為妙。在整幢大樓裡，都能看到人們三五成群地站在樓梯和外面的走道上，激動地交談著。沒有人真正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我能推測的，就是國民自衛隊已經攻下電話局，而且戰略了各處戰略要害，從這些要害能夠俯視工人掌握的其他建築。有個大致的共識：一般來說，人們總是把國民自衛隊擺在全國勞工聯盟和工人階級「之後」。可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人責怪政府。在巴塞羅那，比較貧窮的階層都把國民自衛隊視為走狗之類的東西，因此他們主動發起進攻也在情理之中。我曾聽到過更為多種多樣的說法，但我認為事情也就如此而已吧。問題已經足夠清楚了。衝突的一方是全國勞工聯盟，另一方是警察。我對那些在資產階級共產黨心目中已經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並沒有特別的愛。但是，當我看到一個真實的血肉之軀的工人和他的天敵警察進行戰鬥時，我不能不捫心自問我自己究竟屬於哪一邊。
很長時間過去了，我們城市的這一頭幾乎什麼事也沒發生。我沒有想到要給旅館打電話，問一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因為我想當然地認為電話局已經停止運作，其實，電話局的運作只停頓了幾個小時。兩幢樓裡擠了差不多三百人。他們大多是從窮街陋巷那邊逃來的最窮苦階層的人，其中有大批婦女，有的抱著嬰兒，此外還有一群衣衫破爛的孩子。我想，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只是為了逃到馬統工黨大樓裡來避難的。此外，樓內還有許多民兵和為數不多的外國人。據我估計，我們這許多人中大概只有60支槍。樓上的辦公室始終被索要槍支卻被告知沒有槍支的人群包圍著。年輕的民兵小伙子幾乎把索要事情當兒戲，他們到處轉悠，千方百計地說好話去騙或者乾脆去偷其他人的槍。沒過多久，有個小伙子只巧妙地一閃就把我的槍給偷了，並迅速溜走。這樣一來，我就只剩下手槍和一匣子彈，幾乎被繳械了。
天黑了，我也餓了。獵鷹旅館幾乎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我和一個朋友一起溜往他下榻的旅館（離這兒不遠），打算弄到一點吃的。街道一片漆黑，死寂，連一個活動的人影都沒有，所有窗戶上的鋼質百葉窗都已拉下，但街壘還沒有築起來。朋友住的那個旅館，大門上了鎖，而且還用許多東西攔了起來。他們反覆盤問，才讓我們進去了。我們回來以後才得知電話局已經運轉，我立即跑到樓上辦公室裡給妻子打電話。很明顯，樓內沒有電話號碼簿，而我又不知道大陸旅館的電話號碼。我在各個封建找了近半個小時以後，偶然發現一本記有大陸旅館號碼的旅行指南。我沒能與妻子聯繫上，但我還是設法找到了英國獨立工黨駐巴塞羅那的代表麥克奈爾。他告訴我那裡一切正常，沒有人遭到槍擊，並問我在ComiteLocal是否安全。我說要是有些香煙就更好了。我這只不過是開個玩笑而已。然而，半個小時後，麥克奈爾竟當真帶上兩包紅好綵牌香煙過拉力了。他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在無政府主義者巡邏隊的巡邏間隔中穿插而行，巡邏隊員先後兩次用槍口對著他，命令他站住並檢查證件。對他的這一小小的英雄壯舉，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真的很高興有香煙抽了。
人們在大多數窗口布上了武裝守衛。在樓下的街道上，突襲隊員正攔住幾個行人進行盤查。一輛滿載武器的無政府主義者巡邏車開了過來。車上除了駕駛員，還有一個年僅十八歲的黑頭髮的漂亮女孩，她的雙膝上放了一支衝鋒鎗。我在大樓周圍轉悠了好長時間，發現這兒是個挺不錯的休閒場所，興許還能從這兒學到點地理學知識。到處都是垃圾、破基價局和碎紙——這好像是革命不可避免的產物。所到之處，人們都已進入夢鄉。擺在走廊上的破沙發上，兩個從碼頭那邊逃來的貧窮婦女均勻地打著呼嚕。在馬統工黨接管以前，這兒是卡巴萊劇場的歌舞表演場所。有些房間有起高的舞台，其中有個舞台上還孤零零地放著一台大鋼琴。後來，我終於找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軍械庫。我不知道這麼做結果會怎樣，反正我就是急需拿到武器。我經常聽說，加聯社黨、馬統工黨、全國勞工聯盟——F.A.I.等相互對立的黨派，一直在巴塞羅那的很多地方囤積武器，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在馬統工黨的這兩幢主要建築物裡只貯藏了我所見到的五六十支槍。用做軍械庫的房間沒有任何保安設施，只有一扇破舊的門，我和另一個英國人沒用多大力氣就把門給撬開了。進去以後，我們發現他們講的是真話——武器的確不是很多。我們只找到20來支老式小口徑來復槍和幾支獵槍，但沒找到一顆子彈。我到樓上辦公室去問是否還有手槍子彈，他們的回答是沒有。不過，這裡倒是有幾箱手榴彈，那是無政府主義者巡邏車給我們送來的。我拿了兩枚放進自己的彈藥袋。這是一些粗製濫造的手榴彈，一拉掉保險銷就有可能立即自動爆炸。
到處都是四肢攤開、沉沉入睡的人們。在一個房間裡，有個小寶寶在哭，不停地哭。雖然已是五月了，但夜晚卻仍然很冷。有個舞台上還掛著幕布，於是我用刀割下一塊裹在身上，希望好好睡上幾個小時。我被驚醒了，我記得自己在睡夢中突然想到了那些可怕的、如果用力翻身壓上去就會把我炸上天的手榴彈。凌晨三點，那個像是負責人的高大英俊的男子把我叫醒，給了我一支來復槍，讓我在一個窗下站崗。他告訴我，薩拉斯——對攻打電話局負有責任的警察局長，已經被逮捕。（我們後來才得知，其實他僅僅是被解除職務。然而，新聞報道卻仍然在說，那是國民自衛隊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自行其是的行動。）天剛破曉，人們就動手在樓下修建了兩個街壘，一個建在ComiteLocal外面，另一個建在獵鷹旅館外面。巴塞羅那的街道是用方形卵石鋪的，用這些石頭很容易壘起一堵牆，而且卵石下還有一種適合裝沙袋的小圓石。築起的街壘令人感到既古怪又奇妙，我要是能把它拍下來該有多好啊。當西班牙人決定幹任何事情的時候，他們就會充分顯示出自己的無限激情。成群結隊的男人、女人，還有許多很小的孩子，他們撬起和搬運鵝卵石，用不知從哪兒找來的手推車從遠處搬運沙子，手推車在裝滿沙子的麻袋的重壓下搖搖晃晃。在ComiteLocal的門口，一個穿著民兵長褲、褲膝紐扣都拖到腳踝的德國猶太小女孩，正面帶笑容地張望。幾個小時後，街壘已經砌了一人高，射擊口旁站上了士兵，在另一個街壘後面，火堆在燃燒，人們在煎雞蛋。
他們又把我的來復槍拿走了，而且我似乎也只能無可奈何。我和另一個英國人決定回到大陸綠去。遠處雖然戰火不斷，但拉姆拉斯北側看起來一個人也沒有。在回旅館的途中，我們順便到食品市場上看了看。只有少許幾家貨攤在營業，那些貨攤被一群從拉姆拉斯南部工人居住區來的人圍得緊緊的。就在我們到達市場時，外面傳來了沉重的來復槍射擊聲，屋頂上方的玻璃都被震得顫動起來，市場內的人群向出口處飛逃而去。然而，仍有幾家貨攤還在營業，我們要了一杯咖啡，並買了幾支棒形山羊奶酪塞在彈藥袋的手榴彈旁。幾天之後，我非常慶幸居然還能夠吃上奶酪。
在我前一天看到的無政府主義者開火的街角，現在已經豎起一座街壘。街壘後面的男子（我在街道的另一邊）大聲叫喊，要我小心。教堂鐘樓裡的國民自衛隊在不分青紅皂白地向所有過路人開槍。我稍停了一會，然後猛地衝過街道，完全可以肯定，一顆子彈貼身而過，近得讓我毛骨悚然。在我走到馬統工黨行政大樓對面街道一側的時候，站在行政大樓門口的突襲隊員發出大聲警告——我沒聽清他們在喊些什麼。在我和大樓之間隔著幾棵樹和一個報亭（西班牙這種類型的街道都有寬闊的人行橫道），我看不清他們的手勢。我進了大陸旅館，四處一看，一切都還好，洗了把臉，然後回到馬統工黨行政大樓（離大街約100碼）請命。這時，外面響起一片的來復槍和機關鎗聲已經幾乎可以和一場戰役相比了。我剛找到柯普，就問他我們該怎麼辦，這時樓下接連傳來令人心驚的爆炸聲。聲音如此之大，以至於我認定有人在用野戰炮向我們開火。其實只不過是手榴彈，當手榴彈在石材建築物之間爆炸時，爆炸聲要比在空曠地帶大得多。
柯普向窗外瞥了一眼，把手杖豎在身後牆壁上，說道：「我們調查調查吧。」然後，他和平時一樣，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慢步走下樓梯，我緊跟在他身後。在大門口，一些突襲隊員就像玩九柱戲似的，把手榴彈順著台階滾下人行道。手榴彈在二十碼以外的地方炸開，和來復槍的砰砰聲交織在一起，發出可怕而又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在街道中間的報亭後面，有一顆腦袋——我認識的一個美國民兵的腦袋，探了出來，有如集市上人人都喜愛的椰子。稍後，我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緊挨馬統工黨大樓有一家樓上設有旅館的咖啡館，叫做摩卡咖啡館。前一天，二三十個全副武裝的國民自衛隊員突然闖入咖啡館，在發生衝突後，強行佔領整個大樓並賴著不走。他們可能是受命佔領咖啡館，以便為稍後攻打馬統工黨大樓做準備。次日清晨，在他們想走出摩卡咖啡館大門時，與突襲隊民兵發生衝突，雙方互相開槍射擊，結果，一個突襲隊員受重傷，一名國民自衛隊員身亡。國民自衛隊被迫逃回咖啡館。當那個美國人沿街走過來時，國民自衛隊卻向他猛烈開火，儘管那個美國人手無寸鐵。美國人連忙躲到報亭後藏身，而突襲隊員向國民自衛隊投擲手榴彈好把他們趕回屋內。
柯普大致看了一下現場，撥開人群走過來，把一個正用牙齒咬拔手榴彈保險銷的紅髮德國突襲隊員拽了回來。他大聲命令人們撤回大樓，並用好幾種語言告訴大家，我們必須避免流血。然後，他走出大門，站在國民自衛隊完全能夠看得清的人行道上，誇張地解下手槍並緩慢地放在地上。隨行的兩個西班牙民兵軍官也同樣如此，他們三個人緩慢地朝著正在門口擠成一團的國民自衛隊走過去。這是一件給我20英鎊我也不會幹的事。他們兩手空空地朝那些手裡有槍但卻被嚇壞了的國民自衛隊士兵走去。一個只穿襯衫、嚇得臉色鐵青的國民自衛隊官員從門內走出來和柯普談判。他不停地用顫抖著的手指著人行道上的兩枚未爆的手榴彈。柯普回來以後對我們說，最好引爆那兩顆手榴彈，繼續留在那兒，對行人很危險。一個突襲隊員向其中一枚手榴彈開了一槍，手榴彈爆炸了，但沒有擊中另一枚。我向他要過步槍，蹲下來朝第二枚手榴彈開槍。真是難為情，我也沒打中。這是我在騷亂期間唯一的一次開槍射擊。人行道上落滿了從摩卡咖啡館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兩輛軍車，其中有一輛是柯普的，被子彈打出了許多窟窿，擋風玻璃完全破碎了。
柯普再次帶我上樓，並給我簡要地說明了一下的當前情況。如果馬統工黨大樓遭到攻擊，我們必須保衛大樓，但馬統工黨的頭頭們卻發話來要我們按兵不動，不到萬不得已不要開火。大樓的正對面有一個叫做波利羅馬的電影院，電影院的樓上設有一個博物館，在這座高出一般建築的頂部有個雙穹的嘹望塔。利用它可以控制街道，只要有幾個持槍的士兵守住那兒，就可以壓制任何針對馬統工黨大樓的進攻。電影院管理員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應該會允許我們進出。至於摩卡咖啡館的國民自衛隊員，也不會跟著我們太過不去，他們不想打仗，只會很樂意自己活著也讓別人活著。柯普重申命令，除非有人向我們開火或者我們的大樓受到攻擊，否則不得開槍。我猜想，馬統工黨的頭頭們也一定對被牽進這一事件而大發雷霆，但他們還是認為不得不和全國勞工聯盟保持一致，雖然柯普沒有這麼說。
我們已經在嘹望塔佈置了守衛。在此後的三天三夜裡，除了悄悄去旅館吃飯時的短暫休息，我一直守衛在波利羅馬電影院的屋頂上，我尚未遇到過什麼危險。只要不挨餓、不煩悶，我什麼都能忍耐，然而，這卻是我整個一生中最難耐的一段時間。我認為，很少有能比經歷巷戰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厭惡、更令人絕望，或者，結果更令人傷透腦筋的了。
我待在屋頂上，常常對這種愚蠢的行為感到驚訝。透過嘹望塔小小的窗戶，你可以看到數英里方圓——一排排細瘦高聳的樓房，玻璃穹頂，還有那些耀眼的綠瓦和紅銅瓦、奇妙而又彎曲的屋頂；向東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藍色大海——我自來到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大海。擁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沉浸在毫無生氣、一片狼藉的噩夢之中。陽光下的街道上空空蕩蕩。除了從街壘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後射出的一連串子彈，沒有什麼事發生。所有街道上都沒有汽車行駛。在拉姆拉斯一帶，電車一動不動地停著，駕駛員早在開戰時就逃之夭夭了。可惡的噪聲一直在成千上萬的石頭建築物之間迴盪，迴盪，就像一場熱帶的暴風雨。劈劈啪啪聲、噠噠噠噠聲、轟隆轟隆聲——有時消失為只有零零落落的射擊聲，有時又變為震耳欲聾的連續猛烈射擊聲，白天的射擊從未停止過，第二天黎明會準時開始。
究竟正在發生些什麼事，誰在打誰，誰正在獲勝，一開始很難弄清楚。巴塞羅那人是那麼習慣巷戰，那麼熟悉當地的地形環境，以至於他們憑直覺就能知道哪個政黨會控制哪條街道和哪些大樓。任何一個外國人都會自歎不如。從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這座城市的一條主要街道，一條分界線。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階級的地區有團結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東面，一場糊里糊塗的戰鬥正在彎彎曲曲的小巷中進行著，再那裡，加聯社黨和國民自衛隊或多或少佔有主動權。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羅尼亞廣場周圍的陣地卻十分複雜，以至於每幢大樓上要是沒掛上一面黨旗，那就很難弄清那裡究竟屬於哪個派別了。這裡的主要建築物就是科隆旅館——加聯社黨的總部，控制著加泰羅尼亞廣場。從科隆旅館這個龐然大物唯一靠近廣場的一扇窗戶裡，伸出了能夠以致命效果掃射廣場的機關鎗。在拉姆拉斯南面，我們東面100碼的地方，J.S.U.——加聯社黨的青年聯盟（相當於英國的青年共產主義者聯盟），正據守一家大百貨商店，他們用沙袋堵起了對著我們嘹望塔的窗戶。他們已經取下他們的紅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羅尼亞人的旗幟。在電話局的上面，所有麻煩的起點就是加泰羅尼亞人的旗幟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子並排飄揚。在那兒，某些暫時性的妥協已經達成，交接正在不停地進行著，大樓裡並沒有發生交火。
我們的這個地方是出奇地安靜。摩卡咖啡館的國民自衛隊已經拉下鋼質百葉窗，並把咖啡館的傢俱摞起來設置了一道路障。稍後，又有五六個人來到我們對面的屋頂，用床墊建起了又一個掩體，而且掛上了加泰羅尼亞人的旗幟。但很明顯，他們並沒有開火的意思。柯普已與他們訂下了明確的協議：如果他們不向我們開槍，我們也決不向他們開槍。通過這次交涉，他已與國民自衛隊相處得不錯，而且好幾次去摩卡咖啡館拜訪他們。國民自衛隊當然已經攫取了咖啡館裡的所有飲料，他們以15瓶啤酒作為禮物送給他。作為回報，柯普竟然把我們的一支來復槍送給他們，以此補償他們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丟失的一支槍。然而，待在屋頂上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有時，我對所有的事情只是厭煩，對可惡的噪音卻並不在意。我通常會花上幾個鐘頭去看一系列企鵝出版社的書，這些是我幾天前很幸運地買到的。有時，我確實能覺察到50碼外的士兵正盯著我。這有點像回到戰壕的感覺。由於習慣所致，有幾次我都把國民自衛隊說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們通常有六個人守在那兒。我們在嘹望塔內安排一個守衛，而其餘的人則坐在下面的鉛皮屋頂上，那兒除了一道石欄杆外，沒有其他可作掩護的東西。我清楚地知道國民自衛隊隨時可能接到開火的電話命令。他們雖已同意在這麼干之前對我們發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斷定他們會一定信守協議。然而，只有一次，看起來像要發生麻煩。對面的一個自衛隊員蹲下來並開槍射擊。當時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崗。我立即把槍口對準了他，大聲吼道：
「喂，你幹嘛朝我們開槍！」
「什麼？」
「不要朝我們開槍，否則，我們就要還擊啦！」
「沒有，沒有！我不是對你們開槍。看——朝下面那兒看！」
他用槍口指著通往我們大樓的側街。那裡有一個穿藍色工作服的年輕人，手持來復槍在街角躲來藏去。很明顯，這個人剛才向屋頂上的自衛隊員開過槍。
「我剛才是朝他開槍。是他先開槍打我的。」（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們不會向你們開槍的。我們跟你們一樣，都是工人。」
他打了一個反法西斯的敬禮，我回敬了他。我朝對面高聲喊道：
「你們還有啤酒嗎？」
「沒了，我們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沒有什麼明顯的理由，離街稍遠的加聯社黨青年聯盟的大樓裡的一個士兵，在我探出窗外的時候，突然舉槍向我射擊。也許是我太過惹人注目了。我沒有還擊。雖然他離我只有100碼左右，但子彈還是偏離目標很遠，以至於連嘹望塔的屋頂都沒打著。像往常一樣，西班牙人的射擊水平讓我撿了條命。我曾多次遭到來自這幢大樓的射擊。
可惡的槍聲持續不斷。根據我的所見所聞，對立雙方往往都是出於自衛才開槍射擊的。人們只在自己的建築物中或街壘後面，向對方射擊。離我們大約半英里的地方有條街道，街道上的一些全國勞工聯盟的主要辦公室幾乎和勞工總會的辦公室面對面，從那個方向傳來的聲音非常可怕。戰爭結束之後，我曾經過那條街道，櫥窗的玻璃被子彈打得像篩子。（巴塞羅那的大部分店主把他們的窗戶用長紙條交叉著封貼起來，這樣當子彈擊中玻璃的時候，玻璃碎塊就不會飛出傷人）。有時，來復槍和機關鎗開火的噠噠聲不時地被炸彈的爆炸聲所掩蓋。遠處傳來極其沉重的爆炸聲，多達十幾次，而且間隔時間比較長，我當時也搞不清這是怎麼回事。它聽起來像是炸彈在空中的爆炸聲，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飛機出現過。後來有人告訴我——確實可能是真的——內奸為了製造盡可能大的恐慌而點燃一堆堆炸藥。然而，並沒有火炮聲。我正在等著聽大炮的轟鳴，因為大炮一旦開始怒吼，那麼就說明事態已經十分嚴重了（火炮是巷戰的決定性因素）。後來，報紙上刊發了有關街壘遭炮擊的小道消息，但沒人能指出哪幢樓房遭到過炮彈的襲擊。總之，如果大家聽慣了炮聲，那麼誰也不會弄錯。
食品從騷亂開始以來一直非常短缺。為了給守衛馬統工黨行政大樓的那15到20個民兵弄到吃的，我們只能在黑夜的掩護下（因為國民自衛隊常常在拉姆拉斯一帶伏擊），悄悄地摸到獵鷹旅館那兒弄點吃的來，但不夠每人一份，我們當中許多人要盡可能地去大陸旅館吃飯。大陸旅館被自治政府「集體化」了，這與大部分諸如全國勞工聯盟或勞工總會控制的旅館不一樣，這兒被視為中立地。戰爭剛開始，旅館就被數量驚人的人群擠得滿滿的。有外國的新聞記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有為政府服役的美國飛行員；有來自不同國家、持不同政治觀點、屬於不同派別的共產黨特工，其中有一個身軀肥胖、滿臉橫肉的俄國人，據說是Ogpu*的間諜，綽號查理?琛，腰帶上掛了一支左輪手槍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彈；有看起來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有兩三個受傷的國際縱隊士兵；有因戰爭受阻無法把橘子運回法國而滯留的法國卡車司機；還有許多人民軍的軍官。人民軍作為一個整體，戰爭期間一直保持中立，儘管也有少數士兵開小差或自行其是。在那個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馬統工黨兵營裡就見到過其中的兩個。一開始，在食物短缺變得很嚴重且報紙開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就出現了把食物短缺當成笑料的趨勢。人們都會說，這種事在巴塞羅那司空見慣，每年都有發生。喬治?托伊利，一個意大利新聞記者，我們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走了近來，褲子浸透了鮮血。他只是出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並在人行道上給一個受傷的人包紮，而就在此時，有人竟開玩笑似地向他投擲手榴彈，幸好他傷得不重。我記得他的感慨是：巴塞羅那的鋪路石不應該太多，這樣可以減少建造和拆毀街壘的麻煩。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我換崗後疲憊不堪又餓又髒地走進旅館時，發現我的房間裡坐著兩個國際縱隊派來的人。他們的態度完全是中立的。假如他們是自己政黨的優秀和忠實的支持者，我推想，他們會出催促我改變立場，或者乾脆毒死我，把我裝得鼓鼓的彈藥袋拿走；相反，他們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間還堅持在房頂上值勤。他們的基本態度是：「這只是無政府主義者和警察之間的爭吵——並沒有什麼別的名堂。」不管戰鬥進行到什麼程度和傷亡多少人，我相信，這總要比把事件描述為有計劃的騷亂那樣的官方說法更接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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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的簡稱。——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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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三（5月5日），一切都幾乎完全變了樣。封鎖的街道看起來可怕極了僅有的幾個行人也是迫不得已才走出家門的，他們一邊躡手躡腳地走著，一邊揮舞著白色的手帕，在不大會受到子彈射擊的拉姆拉斯的一個角落，有人站在空蕩蕩的大街上叫賣報紙。星期二的《團結報》——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把電話局遭到攻擊稱之為「巨大的挑釁」（或類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報紙就變了調子，開始懇求人們回去上班。無政府主義者的頭頭們也發出了同樣的信息。馬統工黨的報紙LaBatalla（《戰鬥》）的辦公室，大約和電話局同時遭到襲擊，那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遭人民軍突然襲擊和佔領的。但報紙仍在印刷出版，並被從另外一些渠道分發出去。報紙上的文章催促大家盡可能待在街壘裡。人們惴惴不安、憂心忡忡，誰都想知道事件究竟將如何了結。我懷疑到目前為止人們是否都離開了街壘，但我並不懷疑人們都厭惡這種毫無意義的戰鬥，它會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因為沒有人想把它發展為一場新的大規模內戰*，那只能意味著輸掉反對佛朗哥法西斯的戰爭。據我所知，這種擔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現。人們一般都認為，從廣大全國勞工聯盟成員的一貫主張和既得利益來看，他們的要求只有兩個：交還電話局和解除可恨的人民軍的武裝。如果自治政府答應做這兩件事，並答應終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話，那麼毫無疑問街壘會在兩小時後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顯然沒有打算作出讓步。居心叵測、別有用心的謠言漫天飛。有傳言稱，巴倫西亞政府已派出6000多名士兵前往佔領巴塞羅那，而5000多名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民兵則離開阿拉貢前線，準備抗擊政府軍。實際上，只有前者是真實的。從嘹望塔眺望，我們看到了淺灰色的類似軍艦狀的船隻在靠近港口。據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說，那東西看起來像英國的驅逐艦。事實上，那就是英國的驅逐艦，雖然我們後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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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共和國內部各派之間的戰爭。——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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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們聽說西班牙廣場有400名國民自衛隊員向無政府主義者繳械投降；另一個消息含糊不清，據說在郊區（主要是工人階級居住區），全國勞工聯盟在控制著局勢。這就好像是我們獲勝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過去，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我，根據剛剛獲得的情報，政府即將取締馬統工黨，並宣佈進入戰時狀態。這消息讓我大為震驚。這是我首次意識到此後一切都將被歸咎於它。我隱約預感，戰爭一旦結束，一切責任就將全部落在馬統工黨的頭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黨，因而也是最適合不過的替罪羊。與此同時，我們的部分中立也將宣告結束。如果政府向我們宣戰，那麼別無選擇，只有自衛。而且在行政大樓這兒，我敢肯定駐紮在對面的國民自衛隊將會接到攻擊我們的命令。我們唯一的機會就是要先下手。柯普在電話旁等候命令，如果馬統工黨的確被宣佈為非法並加以取締，那麼我們必須馬上做好佔領摩卡咖啡館的準備。
我記得，在那個漫長的噩夢般的晚上，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加強大樓防衛措施。我們鎖上了前面入口處的鋼質捲簾，在鋼簾的後面，用工人們弄來的備用石板築起一堵牆。我們詳細檢查了我們的武器庫存。包括波利羅馬屋頂上的六支來復槍在內，我們一共有21支槍（其中有一支無法使用），每支槍大約有50發子彈，還有幾十枚手榴彈；此外，除了幾支普通手槍和左輪手槍，什麼也沒有。我們有12個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國人，假如摩卡咖啡館那裡向我們開火的話，他們表示願意主動進攻。當然，我們最好在午夜剛過的某個時候從屋頂上向他們開火，打他們個出其不意，他們雖然人數比我們更多，但我們的士氣更好。毫無疑問，我們能夠拿下咖啡館，儘管這麼做肯定會有犧牲。我們大樓裡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而且到處謠傳「他們」要切斷自來水供應。（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是政府？還是全國勞工聯盟？——沒人知道）。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把盥洗室的每隻盆，以及能夠找到的每隻桶都放滿了水，最後，連國民自衛隊送給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15瓶啤酒的空瓶子裡也灌滿了水。
大約60個小時沒有睡好覺，我累極了，心情也很壞。現在已近午夜了。樓下街壘的後面，人們橫七豎八地睡得滿地都是。樓上有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張沙發，我們想把這裡用做傷員包紮室，不用說，其實在我們大樓裡既沒見到過碘酒，也沒到過繃帶。我的妻子從旅館裡跑過來，準備充當護士之類的角色。我在沙發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館（假如萬一身亡）之前睡上半個小時。我記得，皮帶上的手槍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難受。而且，我還記得接下來發生的事，我突然醒來，發現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邊。天色已經大亮，什麼也沒有發生，政府沒有向馬統工黨宣戰，自來水也沒有被切斷，除了零星的射擊聲外，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說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間裡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現了一種休戰狀態。射擊聲已經逐漸減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擠滿了人。一些商店開始拉起百葉窗，市場被一大群吵吵鬧鬧搶購食物的人擠得水洩不通，儘管貨攤上的物品已經所剩無幾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電車還沒有運行。國民自衛隊員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壘後面，兩邊加固的掩體並沒撤除。人們到處奔波購買食品。你處處都能聽得到同樣的憂慮：「你認為它停了嗎？你認為它還會再來嗎？」「它」——戰爭——有如突發自然災害、颶風或地震，正無情地降臨在所有人的身上，我們無力阻擋。果然，幾乎不出所料——我原以為會停幾個小時，可似乎只有幾分鐘——突然一陣來復槍聲響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風雨，把所有人嚇得撒腿就跑，鋼百葉窗嘩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見了人影，街壘裡的人們立即各就各位，「它」又開始了。
我帶著一種極度厭惡與憤怒的情緒，重新回到屋頂上的崗位，當你正在加入諸如此類事件的時候，我推想，在某種程度上，你是在創造歷史，而且按理說你應該感覺到你是個歷史人物。但你絕不會這麼去想，因為在這樣的時代，實實在在的具體問題總會突出於其他一切的。在整個戰爭期間中，我從未對遠離戰場數百英里的記者們想當然地編造出來的形勢做過正確「分析」。我迫切關心的主要不是這場悲慘的、兩敗俱傷的戰鬥的是與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頂上的那種難以忍受的不安和厭煩，還有越來越嚴重的飢餓——因為自星期一起，我們沒有一個人吃過一頓像樣的飯。等這差事一結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線，這個念頭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裡。這讓人發狂。我在前線陣地上已經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羅那原本是為了能夠得到點休息和安逸；可到頭來不僅沒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頂上苦度時光。對面屋頂上的國民自衛隊員們也跟我一樣。他們定期向我揮手，讓我相信他們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們開槍），但是，如果他們一旦接到開火的命令，肯定會六親不認的。如果這就是歷史，它看起來卻一點也不像歷史。跟前線一樣，這更像是一個艱苦的時期。在前線，由於士兵人數少，我們只得反常地多站數個小時的崗，並非逞英雄，只是必須堅守崗位，儘管令人厭煩、睡眠不足，至於對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那是絲毫也不感興趣。
在旅館裡的那些多半不敢將鼻子伸出門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間，漸漸出現了一種極為可怕的懷疑氣氛。受間諜癖感染的各式各樣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處遊走，低聲地嘀咕著某人是共產黨的間諜，或托洛茨基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或者什麼都不是。那個肥胖的俄國特工，正在逐一為難所有的外國難民，並花言巧語地解釋說，整個事件全部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我饒有興趣地看著他，因為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仔細觀察一個其職業就是撒謊的人——如果你沒算進新聞記者的話。在來復槍的嗒嗒射擊聲中，仍然在堵得嚴嚴實實的窗戶背後模仿時髦旅館的生活著實令人厭惡。
前面的餐廳在子彈穿過窗戶、擊毀柱子之後，已經停止使用，客人們擠進後面的一個漆黑的房間裡，裡面的座位根本就不夠。為數不多的服務員——他們中有一些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已參加總罷工——暫時脫下了他們的上漿襯衫，但仍以一種虛偽的方式上菜。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吃的。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僅僅是每人一條沙丁魚。旅館裡已經多日沒有麵包供應，甚至連酒也是那麼緊缺，以至於我們不得不喝那些年頭越來越陳、價格也越來越高得離奇的酒。這裡的戰事結束後，食品依然繼續短缺。接連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塊不配麵包的山羊奶酪，而且沒有任何飲料。這裡，唯一豐富的食品就是柑橘。法國卡車司機把他們無法運回國的大量的柑橘賣到旅館來。他們是一些體型健壯的人，身邊總是帶著一些妖艷俗氣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襯衣的大個子搬運工。在往日，任何一個旅館經理之類的小勢利鬼，都會千方百計地整得他們不舒坦，實際上拒絕他們在大樓內留宿。但現在他們卻很吃香，不像我們其他人，因為他們擁有一間麵包房，誰都必須低聲下氣地從那兒討購一點麵包。
最後一個晚上，我繼續在屋頂上守衛。第二天，這裡的戰鬥好像結束了。我記得那天——星期五，沒有很多的槍戰。沒有人確知巴倫西亞方面的軍隊是否已經來了，其實，他們在那天傍晚就已到達了。政府用半是安撫半是威脅的腔調廣播，要求每個人都立即回到家中，並說一個小時後如發現任何攜帶武器的人都將逮捕。人們雖然對政府的廣播沒有太過在意，但是，各處街壘裡的人群卻漸漸地散去了。我並不懷疑這主要是缺少食物造成的。你會從衝突雙方聽到同樣的言語：「我們沒有多少食物了，我們得回去上班。」而在國民自衛隊那裡，卻是完全另一回事，只要城裡還有任何食品，他們就能得到定額供應，繼續留在他們的陣地上。到了下午，雖然廢棄的街壘仍然原封不動地樹立著，但街道上的情形似已恢復正常：拉姆拉斯人頭攢動，商店幾乎全部開門，最令人們興奮的是——封鎖街區停運已久的電車，開始運行。國民自衛隊仍然佔據著摩卡咖啡館，並沒有拆除他們的街壘，不過他們中的有些人持槍坐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我經過時其中一位善意地眨了眨眼，可得到的卻是極不友好的撇嘴陰笑。當然，他是認識我的。電話局上空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被扯了下拉，只有加泰羅尼亞人的旗幟在飄揚著。這意味著工人們一定是被打敗了。我意識到——儘管由於我在政治上的無知，對我應該清楚的私情我還不是很清楚——當政府感到地整個事件的控制更有把握的時候，將會實行報復。但是，當時我對這方面的事情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確信可惡的戰鬥喧囂已經結束了，我們可以在重返前線以前多買一些食品，稍稍休息一下，稍稍安靜一點了。
從巴倫西亞開來的人民軍最初出現在街道上的時候，天色肯定已經很晚。他們都是突擊衛隊——一種類似國民自衛隊和馬槍騎兵之類（主要從事警察工作的隊伍）的編隊，是共和國的精銳部隊。他們好像是突然間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你能夠到處看到他們在街道上巡邏，每十個人一小組，他們身材高大，身著灰色或藍色的制服，肩上背著長長的步槍，每個小組都配有一挺衝鋒鎗。當然，這時我們還有一項具體的工作要做。我們在嘹望塔上用於守衛的那六支步槍還放在那兒，我們必須盡可能地把槍弄回馬統工黨的大樓。這些槍是大樓常備軍械庫武器的一部分。看起來，這只是一個把幾支槍送到街對面的簡單問題。但要將槍支通過街道運送，卻是違反政府命令的。如果帶著槍支被捉，那我們肯定要被逮捕——更糟糕的是，槍支將被統統沒收。大樓裡只有21支槍，我們可損失不起其中的這六支。在經過充分討論、找出最好辦法之後，一個西班牙紅髮男孩和我開始把槍支偷運出去。避開突擊衛隊巡邏很容易，危險在於摩卡咖啡館的國民自衛隊，他們很清楚我們在嘹望塔有槍，要是被他們看到我們在搬運槍支，事情就會完全露餡。大家脫去部分衣服，左肩掛槍帶，腋窩夾槍托，槍管藏在褲管裡。不幸的是，這都是些長毛瑟槍。即使我這樣身材高大的人，也無法便便當當地把老長的毛瑟槍管藏進褲管裡。拖著一條完全僵直的左腿，走下嘹望塔的旋梯，真是讓人無法忍受的差事。後來，我們發現，過街時唯一的活動方式就是要走得慢，特別慢，慢得你根本無需曲膝抬腿。在電影院外面，當我以烏龜般的速度向前行走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頗為幸災樂禍地注視著我。我時常回想：當時他們會以為我出了什麼問題呢？大概是在戰鬥中負了傷。然而，所有的槍支都被偷運過去了，沒有出事。
第二天，突擊衛隊的士兵到處出現，他們有如征服者半地邁步大街小巷。這無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於嚇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會反抗的居民。假如擔心發生新的暴動，他們就會待在街壘裡，而不會一夥一夥地分散在大街上。人民軍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華麗的軍隊，雖然我在某種意義上假定他們是「敵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歡上他們的外表。但我是用一種驚奇的目光在看著他們來回溜躂的。過去，在阿拉貢前線，我見慣了衣衫襤褸、幾乎沒有裝備的民兵，卻不知道共和國還擁有一支這樣的軍隊。他們不僅在身材上經過嚴格挑選，更使我吃驚的是他們的武器。他們全都裝備了嶄新的「俄式來復槍」（這些槍是蘇聯運給西班牙的，但我卻相信那是美國製造的）。我察看過其中一支來復槍。它雖不是那麼完美的槍，但比起我們在前線用的那種糟糕透頂的老式大口徑來復槍，不知要好到哪裡去了。人民軍每十個士兵擁有一挺機關鎗，每人擁有一支自動手槍，在前線，我們50人才可能有一挺機關鎗，而手槍只能非法購買。事實上，我到現在才注意到，到處都一樣。從來沒上過前線的國民自衛隊和馬槍騎兵們的裝備比我們好，穿戴更好。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戰爭中都是一樣的——後方著裝時髦的警察和前線衣衫襤褸的士兵之間，總是會存在著明顯差別的。一兩天後，突擊衛隊和居民劇本上相安無事。第一天，一部分突襲隊員以挑釁性的方式製造了許多麻煩，我想那是奉命行事。他們強行登上電車，搜查乘客，若乘客帶有全國勞工聯盟會員證，就會立即撕毀，並扔在腳下踐踏。這導致了無政府主義者與他們之間的武力衝突，並有一兩人身亡。不過，突擊衛隊很快就改變了征服者的架勢，與居民的緊張關係也變得較為緩和。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僅在幾天後就哄上了一個女孩子。
巴塞羅那的戰鬥，給巴倫西亞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羅尼亞的借口。工人民兵將被解散，重新編入人民軍。西班牙共和國的旗子在巴塞羅那上空到處飄揚，我想除了法西斯分子的陣地，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工人階級居住區正在拆除街壘，這一過程是斷斷續續的，因為建造一座街壘要比把這些石頭放回去容易。加聯社黨大樓外面的街壘被允許繼續保留，有些甚至一直保留到了六月底。國民自衛隊仍然佔據著所有戰略要害。全國勞工聯盟的大本營裡，正在大規模搜查武器，儘管如此，我敢肯定，仍會有很多武器設法逃過收繳。《戰鬥》報仍在出版，但受到嚴格審查，以至於頭版幾乎完全空白。加聯社黨的報紙不在審查之列，經常發表煽動性的文章，要求查封馬統工黨。馬統工黨被宣佈為隱蔽的法西斯組織，一副代表馬統工黨的漫畫人物，被撕開畫有錘子和鐮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帶有納粹卍標記的瘋狂而又醜惡的嘴臉。加聯社黨的宣傳人員將這幅漫畫貼遍全城大街小巷。很明顯，官方對巴塞羅那戰爭的看法已成定論，它被描述為馬統工黨一手策劃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縱隊」的暴亂。
旅館裡那種可怕的懷疑和敵對氣氛，隨著戰爭的結束，變得更加沉重緊張。面對各種各樣的指責，要想保持中立那就難了。郵局又恢復運營了，於是外國各種不同宗派的共產黨人報紙開始到達，他們對戰爭的報道，不但具有強烈的黨派特徵，而且當然與事實大相逕庭。我知道，身在戰爭現場的那些共產黨人，他們已經真切地目睹了正在發生的一切，他們對掩蓋和歪曲事實真相的說法感到極為驚詫，但他們自然還得堅持他們自己黨派的立場。我的那位共產黨朋友再一次找到了我，並問我是否願意站到國際縱隊。
我感到相當驚訝。「你們的報紙在說我是法西斯主義者，」我說，「當然，應該說我是一個政治嫌疑犯，一個馬統工黨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沒有關係。畢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訴他，這一事件以後，我不可能參加任何西班牙共產黨控制的部隊了。那將可能意味著遲早會被別人利用，來反對西班牙工人階級。說不准此類事件還會發生，如果我必須要在類似事件中拿起槍，那我只會拿起槍站在工人階級一邊，而不會與他們為敵。他對此感到非常能夠理解。但從現在起，整個氣氛已經改變了。如果以往一樣，人們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見」，並和一個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敵人一起舉杯共飲。旅館休息室裡不斷發生可怕的爭吵。同時，監獄裡人滿為患。戰爭結束後，無政府主義者理所當然地釋放了他們的俘虜。但是，國民自衛隊卻不是這樣，他們把俘獲的大部分俘虜關進監獄，並不加審判地關押下去，多數是一關好幾個月。和過去一樣，全然清白的人，由於警察的粗暴腐敗而遭到無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過道格拉斯?湯普生在四月初受傷的事。從那以後，我們就與他完全失去了聯繫。只要有士兵受傷，這樣的事就經常發生，因為傷兵經常會被從這所醫院轉送到那所醫院。事實上，他住在塔拉戈納醫院，大概是在戰鬥發生時被送到巴塞羅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見了他。湯普生被這到處發生的開火場景弄得不知所措。他問了一個大家都在問的問題：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盡可能詳細地解釋了一番。湯普生馬上說：
「我要離這種事遠一點。我手臂上的傷還沒有好。我要回旅館，待在那兒什麼地方也不去。」
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館，但是不幸的是，這家旅館處在國民自衛隊控制的城區。（在巷戰中熟悉當地的地形環境是多麼重要！）結果，這家旅館遭到襲擊，湯普生被捕，並被投入監獄，關進人滿為患、沒有棲身之地的牢房裡，一關就是八天。這樣的情形還有很多。許多被列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國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職的警察在日夜緊盯著他們的行蹤。意大利人和德國人的情形更糟，他們沒有護照，時常遭到他們本國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麼他們就極可能被驅逐到法國，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必將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國，到了那兒，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將會有何種恐怖的暴行在等待著他們。有幾個外國婦女通過和西班牙人閃電式「結婚」，來獲得她們的合法地位。一個根本沒有護照的德國女孩，為了躲避警察，只好連續多日假扮一個男子的情婦。我記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見她從那個男人的臥室中走出時，她的臉上充滿了羞恥慘淡的神色。當然，她不是他的情婦，但她無疑回以為我是這樣認為的。對於某個朋友向秘密警察告發你，你會始終有一種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覺。戰爭、噪音、飢餓和睏倦，待在屋頂上既緊張又煩悶，不知道下一分鐘我會不會自殺或者被迫向別的什麼人開槍，這漫長的噩夢使我的神經緊張不安。每當門外砰砰作響、伸手去抓手槍的時候，我的精神就緊張到了極點。星期六早晨，外面傳來尖嘯的射擊聲，人們高聲驚叫：「戰爭又打起來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來是一些突襲隊員在向一條瘋狗開槍。當時或幾個月後在巴塞羅那生活過的人們，誰都永遠忘不了由恐懼、懷疑、仇恨、遭審查的報紙、人滿為患的監獄、奇長無比的購買食物的隊伍以及成群結隊到處巡邏的武裝士兵等等所產生的恐怖氣氛。
我已對自己認為的巴塞羅那戰鬥中最重要的東西發表了一些嘗試性的見解，然而，我猜想我並沒能夠成功地傳達當時的那些陌生的東西。許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裡，其中有一件是在與人們偶然接觸時所產生的——在沒有直接捲入戰鬥的許多人們看來，突然發生的事件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騷動。我記得，我曾看到，在槍聲響起並響徹街區之際，仍有一位穿著入時的婦女，胳膊上挎著購物籃，手裡牽著一條白色的獅子狗，在拉姆拉斯的街道上漫步。很明顯，她是個聽覺失聰的人。我還看到，有個男子手揮白色手帕，衝過加泰羅尼亞廣場那個被封鎖的無人區。一大批身穿黑衣的人，差不多花了一個多小時試圖通過加泰羅尼亞廣場，可總是以失敗告終。只要他們從街角一出現，科隆旅館裡的加聯社黨機關鎗就開火，把他們趕回去——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非常明顯地沒有攜帶武器。事後，我在想，這些人很可能是正在舉行葬禮。曾在波利羅馬樓上博物館擔當看守的小個子男子，甚至把整個事件當成一種社交機會。他很高興有英國人來拜訪他——他說英國人同樣是那麼可愛。他希望戰鬥結束後，我們都能再來看他，事實上，我的確去看過他。還有一個小個子男子，躲在門口，對加泰羅尼亞廣場上那該死的交火，興高采烈地搖著頭，說道（有如評論晴朗的早晨似的0：「我們可不是又回到7月19日了嗎！」此外，還有那些正在為我做軍靴的鞋店皮匠。戰鬥開始前，我曾去過那家鞋店，戰鬥結束後，即5月5日休戰期間，我又去那裡待過不大一會兒。這是一家要價很高的鞋店，店舖裡的人都是勞工總會的成員，而且很可能一直是加聯社黨的成員——無論如何，他們在政治上是屬於對方那一邊的，而且他們也知道我是在為馬統工黨服務。他們對整個事件的態度，是完全漠不關心。「發生這種事，太遺憾啦，不是嗎？影響做生意啊。戰鬥沒完沒了，真遺憾！好像前線打得還不夠似的！」等等，等等。可以肯定，很多甚至絕大多數的巴塞羅那居民，對整個事件沒有絲毫興趣，至於發生空襲將會如何，那就更不感興趣了。
在這一章裡，我僅就自己的個人經歷作了描述。在下一章節裡，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探討事件中比較重要的問題——實際上發生了什麼，產生了什麼後果，事件的是非是什麼，要是有責任該誰來負。由於巴塞羅那戰鬥產生出了那麼多的政治資本，盡一切可能對它作出公正的評論是很重要的。以這一事件為主題寫出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多得足以湊合成許許多多本書，如果說其中十分之八、九是不真實的，我想這應該不是誇大其辭。所有在那時候發佈的新聞報道，幾乎都是遠離事件發生地點的新聞記者們編造出來的，他們報道的事實不僅不準確，而且是蓄意誤導。像往常一樣，只有那些一邊倒的（對當權者有利的）事情才會被允許向廣大公眾公開。和當時待在巴塞羅那的每個人一樣，我目睹的雖然只是附近街道所發生的事，但僅僅是這些所見所聞就已經足以駁倒許多長期流傳的謊言。一如往常，如果你對政治上的論戰、黨派以及黨派內部為了他們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名詞（有如中國古代戰爭中將軍們的御封頭銜）而爭鬥得不可開交不感興趣的話，請跳閱。必須領略政黨內部爭論的細節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那就像是潛入一個污水池。但是努力並盡可能去證實真相是必要的。這個遙遠城市的這場骯髒的喧囂，可能比最初呈現的更加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