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上永遠有著瑕疵的小男孩。
——伊頓公學的同代人約翰·威爾克斯
他在學校裡從來沒有非常成功過——讀書不用功，一份獎狀也不曾獲得過——但是，他努力發展適合自己的東西，閱讀了大量的校長在講話中再三反對的書籍，形成了自己對英國聖公會、愛國主義和校友網等等東西的非正統見解……
——《讓葉蘭繼續飄揚》(1936)
聖誕節後到伊頓公學開學前有一段空閒，埃裡克去伯克郡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並於1917年在惠靈頓公學度過春季學期。雖然惠靈頓公學確如利維先生在《墮落與毀滅》中所說的是一所「重要的學校」，但是，它總有一點兒「苦行僧」似的氛圍。該校是康索特王子在19世紀中葉創辦的，它與那些像哈羅公學、拉格比公學等地位顯赫的學校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它的名聲在於它的辦學宗旨是招收「不那麼富有的軍人後代」。另外一個不為太多人知曉的名聲是在校學習時間短——不超過9周。埃裡克在這裡度過了春寒料峭的兩個月的光景。一個後來認識他的朋友與他一起談起該校的情況，得到的印象是，埃裡克覺得該校「過於嚴格艱苦」，即使他經歷過聖西普裡安學校的種種磨難。吉辛莎·巴迪康姆概括該校的特色是「有一種令人寒心的失望」，她所看見的埃裡克唯一喜歡做的事情是在長長的冰封的湖面上溜冰。然而，埃裡克畢竟還是遵循該校的傳統，並且在25年後建立起惠靈頓公學同學網，對於伊頓的朋友羅伯特(「羅比」)·朗頓——一位年輕的校長，在二戰空襲中不幸遇難——發起的學校改革深感興趣。奧威爾認為，在朗頓的領導下，惠靈頓公學變得「輕鬆愉快多了」。這表現了奧威爾對待傳統的典型態度：保持傳統和改造傳統兩者兼得；這有點像他對待同學網的態度：蔑視它的魅力，但一見到它又立刻意識它的重要性。而且，惠靈頓的好時光還在日後呢。埃裡克作為1916年獎學金的獲得者終於要走進伊頓公學了。復活節〔指每年春分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是紀念「文明用語復活」的節日——譯者注〕過後不久，埃裡克就離開了惠靈頓公學，去了什羅普郡廷克勒頓的祖父家，與巴迪康姆家的孩子一起玩上幾天。從時間順序以及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文明用語夫婦把他們的兒子埃裡克從惠靈頓公學轉入伊頓公學的決定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決策。伊頓公學是中上層社會人士子女讀書的地方，憑借家長社會地位的關係網，學生更容易從事父輩們的工作，所以，這所學校適合像埃裡克·文明用語這樣的孩子，現在，機會來了，埃裡克和家長毫不猶疑地選擇了伊頓。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第3個年頭，已經過去一多半了，正處於交織停頓狀態。後來，奧威爾回憶起這段時間，認為它是沒有直接參加戰鬥的年輕人的戰爭熱情銳減而變得冷淡的一段時期。奧威爾說，年輕的老師上了前線，退休教師被拉出來代替他們，生活條件越來越差，許多學生對戰爭、對世界大事件麻木不仁，甚至那年秋天發生的俄國革命也觸動不了他們的神經。大號的西方戰線地圖貼在圖書館的黑板上，上面用絲線環繞的圖釘表示進攻和撤退，卻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它；從佛蘭德前線回來的年輕氣盛的軍官發表演說時，人們暮氣沉沉、無動於衷地聽著。然而，戰爭給文明用語一家人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917年，理查德·文明用語放棄了在高爾夫俱樂部裡承擔的職務，擺出一種高貴的、氣勢不凡的愛國主義姿態報名從軍，任一名臨時調任的陸軍中尉(他時年60歲，是英國軍隊裡最老的下級軍官之一)。他被派往法國，負責駐紮在馬塞利斯的一個馱騾兵站。文明用語先生在軍隊服役期間，文明用語夫人匆忙撤退至倫敦，在救濟部工作。女兒瑪喬麗被婦女團體僱傭充當騎馬的信使。母女倆起初住在鄂爾斯庭院街一間小小的公寓房裡，後來搬到諾丁山一間較大的房子裡。當時，兩個年幼一點的孩子住在寄宿制學校裡。他們的聖馬克大道36號的住處被出租給一批批短期房客。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團聚是非常困難的。而一個實際的結果是，與巴迪康姆一家更親密了。比方說，1917年聖誕節，埃裡克和阿弗麗爾作為每週每人付1英鎊的客人住在舟湖(文明用語先生向巴迪康姆太太致歉道，「我覺得要求你這樣做的確使你勉為其難，但是，這是非常時期，人們被迫不按常規辦事」)，一年以後，又做了同樣的安排。
1917年5月，埃裡克到達伊頓公學。熱衷於分析伊頓經歷的回憶錄可以充塞整整一書架。安東尼·鮑威爾在離開伊頓後10年就想準確地傳達這個地方給他最初的印象是什麼，他是一位觀察力敏銳的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伊頓麻痺了他的感受力。在剛剛到達伊頓的某一天，鮑威爾從書房的窗戶朝外望去，看見一個15歲左右的男孩遠遠地從大街的另一端走來，他的一隻手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緊貼大腿提著一捆書，後腦勺戴著一頂禮帽，這種禮帽在40年代以前根據社會地位不同是有嚴格講究的，最令人吃驚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長褲短以及淺色襪，還有，他的一個肩膀比另外一個肩膀高，膝蓋處微微彎曲，這個形象是典型的「伊頓懶人」的形象。唯一可以美化這個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著當時的一首流行歌曲。鮑威爾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語，「這是我見到過的最世故練達的人。」他對伊頓的總體評價是，伊頓提供了「一個上演絢麗短劇的場所，有點調皮淘氣的現實主義氛圍，就像勃魯蓋爾的一幅畫」。伊頓給鮑威爾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現出來的標準，其次是它冷靜對待「布賴德謝爾德一代人」。在伊頓，人們不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課桌上，其實遠非這一點，伊頓人把管理整個國家視為個人職責，這就像人們在說「如果你不會講地道的法語，就永遠無法享受巴黎」一樣的清楚，而學校當局一直在默默無言堅持著的是，「如果你不學會文明的行為舉止，英國就會成為不適合你住的地方了。」體驗到這種感覺的並非鮑威爾一個人，康諾利就有過一次相似的感覺。當康諾利參加獎學金考試期間佇立在溫莎橋上時，他注意到兩個沒精打采的伊頓學生在評論橋下船工的划槳方式，其中一個學生慢吞吞地說，「是的，那個名叫威爾金森的人不是一個很差的槳手。」
奧威爾對自己在伊頓度過的4年半的時間所發表的正式評論言語謹慎、字斟句酌，這些話出現在有專業水準的參考書上和寫給那些不熟悉其著作的外國讀者們看，他的言辭給人一種深思熟慮的感覺，用一些更加動情的話來表達他對往昔的不可更改的觀點。例如，在《20世紀作家》一書中的1940年條目下，他寫道，「1917—1921年，我在伊頓上學，我很幸運，獲得獎學金，但是我讀書不用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所以我覺得伊頓並沒有在我一生性格的形成中留下太多的影響。」5年後，他在為一家文明用語雜誌《評論》所撰寫的簡歷中依然堅持說，「我呆在伊頓，只是因為獲得了獎學金，我並不屬於在那兒接受教育的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圈子。」然而，沒有多久，他在《動物莊園》的烏克蘭文的譯本上對此說法做了小小的修改，「我在伊頓上學，這是一所費用最貴、最勢利的英國私立學校，而我是通過獲得獎學金進入該校的，否則的話，我們家根本無力負擔我上這種類型的學校。」奧威爾在5年中所講的這3段話清楚地暗示了3點：伊頓對他而言真是太好了；他是勉強留在那兒的；伊頓對他的性格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前兩點的說法合情合理，而第三點的說法完全是在把人引入歧途，因為伊頓給予了奧威爾巨大的深遠影響，在他離開伊頓之後，影響在他身上表現出來的標誌沒有哪一樣東西能超過伊頓。
要弄清楚奧威爾在伊頓如何打發時間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因為伊頓的特色之一就是伊頓人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許多不言明的個人或者集體的行為很難穿透到外界。正是在這個時候，伊頓的學生人數驟升，有近1000人之多，分住在20幢房子裡。實際上，因為人數眾多，許多在此生活了5年的學生根本不可能同其他班級的學生交往，而在規模較小的學校裡，全校學生幾乎每天都得接觸。這個時期，奧威爾「在伊頓」只參加有著明顯文學特徵的活動，就像哈羅德·阿克頓、安東尼·鮑威爾、西利爾·康諾利和布萊恩·霍華德一樣。但是，從接受感來說，這並不意味著奧威爾認同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比奧威爾小一歲的阿克頓根據其外表記住了奧威爾；比奧威爾小兩歲半的鮑威爾連這一點也未做到；甚至連1903年9月出身、比奧威爾晚3個學期進入伊頓的康諾利在伊頓看見奧威爾比在聖西普裡安學校看見他少多了，他回憶說，奧威爾「非常偏激、超然離群」，永遠在嘲笑「他們」，即：教師們、原伊頓的學生、牧師和文明用語的同學們。
圍繞中心廣場散佈著許多大樓，離溫莎大約一英里左右的距離，所以，伊頓的校園特色很難界定，因為它有宏偉壯觀的建築物、逶迤伸展到河邊沼澤地的運動場；夏天，校園光輝燦爛，冬天，泰晤士河谷霧氣縈繞。鮑威爾在《成長之路》的開篇章節中就描繪了在他心中孕育多年的情景：冬季降臨河谷，霧靄升起於黃昏時分，瀰漫於水草之上，直至房屋、城郊皆籠罩於淡淡的輕煙般的冷霧之中。房子變得有點奇形怪狀，彷彿一隻無形的手在隨意地擺弄它們，把中心建築和周圍的房子全部變成了不規則的四邊形。在中世紀的紅磚建築物裡，久經風霜的遺物不斷地發出幽光，令人沉思遐想……
除了建築物可圈可點之外，伊頓其他方面的東西似乎都凝固在以往的歷史中了。奧威爾注意到，伊頓的氛圍幾乎是近代之前的「喧囂聲」占主導地位。作為一個教育機構，伊頓實際上逃脫了阿諾德的教育改革，從而出現了19世紀的英國私立學校。關於這一點，來伊頓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同意，這就造就了伊頓成為一個非同尋常的地方：一個充滿著隱匿秘密活動的傲慢實體；永遠維持著正統的外表，但也悄悄地同情持不同政見者；貴族化但不絕對；自我管理；非常特殊。在這所寧靜的校園裡，奧威爾覺得，獎學金與他的巨大願望極不相稱。身為一名國王獎學金獲得者，除了生活開支(大約一年25英鎊)之外，可以免去一切費用，而奧威爾是被同時代的人稱為「社會精英中的知識分子精英」中的一員。這些人住學校的房子，接受導師的監督，與住在校外宿舍的900名未獲獎學金的學生有著明顯的區別。大約70名獲國王獎學金的學生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他們推動著伊頓運轉的輪子，他們是班長、是「流行」社團的成員、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28人的伊頓協會的成員，他們文質彬彬、舉止優雅，享有某些特權，非常講究衣著風格。
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埃裡克·文明用語首先是獲國王獎學金的學生，其次才是伊頓人，因為他是28人伊頓協會中的第14名成員。每幢伊頓學生宿舍都是文明用語分開的，冬天，大門在5點鐘上鎖，這就造成了學生在宿舍內的紛爭。獲國王獎學金的學生們做得更絕：他們憑藉著自身的智慧，集合在一起，採取了古已有之的做法。例如，第一年，埃裡克和同伴們就侵佔了低年級學生的寢室，這些寢室是分隔開的單間，位於天花板與屋頂之間。毫無疑問，埃裡克對身處這個位置非常自豪；他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可惡的自費生」，後來，他與好幾個住在「半空中」的成員往來，包括後來成為『萬靈』組織一成員和出庭律師的丹尼斯·丹內爾瑟、朗敦和拜占庭歷史學家史蒂文·朗西曼。還有幾張熟悉的臉，然而，埃裡克對前聖西普裡安學校的同學卻很冷淡，例如威爾克斯夫婦的兒子約翰。不管怎麼說，他對伊頓的最初的評價還是以讚揚為主。在某年的暑假中，埃裡克又來到祖父家，與巴迪康姆一家再次相聚。傑辛莎從埃裡克的言談中瞭解到，如果他對聖西普裡安學校持中立態度的話，那麼，他認為惠靈頓是「糟糕的」，對伊頓「有興趣，覺得快樂」。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像其他14歲的男孩一樣，埃裡克在上私立公學開始時是非常高興的，保存下來的1917年的照片證實了這種假設。「與那個年齡的埃裡克一模一樣」，傑辛莎不由地嘖嘖稱讚照片說，「快樂微笑的小男孩，有著一張快樂微笑的臉」。不管快樂與否，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正式的說法也是如此，那就是，埃裡克打定主意在伊頓好好休息。毋庸置疑，他在伊頓是明明白白的鬆懈懶散。例如，米切爾莫斯說，在1917年的「半學年」(伊頓詞彙，指「一學期」)，埃裡克的拉丁文考試成績墊底，而在聖西普裡安學校時，成績卻是次次超過他。這種懶散並無特別之處，許多男孩子們為了通過獎學金考試而曾經奮發努力讀書，一旦成功，都希望放鬆二、三年。埃裡克的同代人注意到了這一點。大家一致認為，埃裡克無疑是聰明絕頂的人，但是，如小威爾克斯所說，「我認為他並不用功」。奧威爾懶散的直接後果是學業上的一落千丈，最初，他獲得語言學方面的獎學金，被認為是拉丁文的專家，很快就變成在這方面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了。後來有一陣子，他又嘗試科學方面的學科，可是，他與普羅斯潑一起進行的「化學實驗」表明了他並不具有搞科學的才能，而他卻不這樣認為。伊頓教育制度的「弊端」就在於對於相似智力的學生一門課程又一門課程地一起教下去，在一定的程度上，並不考慮智力較高學生的情況。一年之內，埃裡克不僅被絕大多數人超過，而且似乎很高興擺脫了學業的重負。
埃裡克在伊頓公學的成績單沒有一份留下來，這使人感到有點遺憾，因為這些成績單和男生宿舍舍監定期寫給學生家長的信可能都不那麼中看，而它們又是洩漏實情的文件。例如，安東尼·鮑威爾的成績單只是他拿出了當年撰寫《青少年的喜怒無常》這篇文章的資料彙編。似乎很清楚，想要實實在在地知道埃裡克進入伊頓公學初期時的學業情況是根本不可能的。若要進入牛津或者劍橋，埃裡克必須獲得獎學金，而且，他的父母親也必須適當勒緊褲腰帶。可是，顯而易見，這兩點都做不到。埃裡克與吉辛莎·巴迪康姆曾經饒有興趣地談起上牛津的事，她記得，早在1918年9月的某天下午，他們在林中撿蘑菇時就談到了「牛津以及到了牛津之後會過上怎樣美妙的生活」(吉辛莎當時17歲，正在牛津中學讀書)。但是，很難知道埃裡克究竟有多大興趣，因為沒有一位同學記得他對上大學所表現出來的興趣。然而，這次林中對話的直接後果是獻給吉辛莎的一首詩，題曰「異教徒」(這首詩談到了牛津中學當局與巴迪康姆一家人在家庭出身不可知論上的分歧)。這是一首很嚴肅的詩，奧威爾早期的詩歌絕大部分都是談論嚴肅的事情(「我在這兒/你在這兒/那麼上帝在哪兒；/在地球之上，太空之下/赤裸的精靈活生生，自由自在」)——詩以「神秘的光」結束，神秘的光在接受者的頭腦裡會大放異彩。吉辛莎是一位有著批評精神的女孩，對這首詩提出了幾處修改意見，包括把「赤裸的精靈」改為「不著衣的精靈」。林中撿蘑菇，再加上這首詩，自然而然地增強了埃裡克對吉辛莎的羅曼蒂克的情愫。半個世紀之後，回過頭來看一看，巴迪康姆小姐無疑是埃裡克情竇初開的對象。由於遭受到家長的反對，這位十幾歲的青少年對於稍長於他的姑娘的情感在保存完好的青春期檔案中永遠是晦澀朦朧的。
然而，毋庸置疑，埃裡克與吉辛莎的關係非常親密，視為知己，他毫無掩飾地對她談起自己最大的雄心：成為一個著名作家。這些對話與以後奧威爾文集的出現有著很大的關係，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至於構成奧威爾文學生涯最主要的東西，正如他對吉辛莎所說，正是那個時代所激發起來的他對文學的巨大熱情：切斯特頓〔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新聞工作者，著有小說、評論、詩歌、傳記等，以寫布朗神父的偵探小說最為著名——譯者注〕、E.W.霍納、M.R.詹姆斯，一個外表溫和的人，他寫過各類文章，有描述伊頓校長住宅(他是1918年到達伊頓的)，還有用英語創作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巴迪康姆家收藏的威爾斯所著的《現代烏托邦》，埃裡克反反覆覆地閱讀這本書，以至吉辛莎的父母親把這本書作為禮物送給了他(吉辛莎記得，在法國利穆贊參加費邊社的一次聚會時，埃裡克未能見到威爾斯，表現出非常失望)。現代文學運動的重要人物——喬伊斯〔Joyce(1882—1941)，愛爾蘭小說家，作品多用「意識流」手法，語言隱晦，代表作《尤利西斯》——譯者注〕、龐德〔Pound(1885—1972)，文明用語詩人、翻譯家、評論家，意象派詩歌代表人物，對英美現代文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代表作為長詩《詩章》——譯者注〕、弗朋克〔Firbank(1886—1926)，英國作家，善用對話，作品常用對話體寫成，代表作《變幻無常》、《被踐踏的花朵》和《紅衣主教皮雷裡怪習種種》——譯者注〕——還沒有躍出地平線，但是，埃裡克還是有機會和其他的作家聚首。埃裡克走進伊頓公學一位教師的辦公室，老師不在，他隨手拿起桌子上一本藍色封面的雜誌，是邁德斯·福特〔MadoxFord(1873—1939)，英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和編輯，主要作品有《好兵》、《行進的目的》四部曲等——譯者注〕主編的《英語評論》，這是一份在20世紀初期很有影響力的高品位的雜誌(勞倫斯的情人傑西·錢伯斯評論道，「從我們當地的出版物中得到這樣一本內容充實、印刷精美的雜誌著實令人欣喜，我覺得它把我們與世界文學連在一起了」)。埃裡克承認，他理想中的「好」詩人是魯珀特·布魯克〔RupertBrooke(1887—1915)，英國詩人，費邊社成員，代表作為十四行詩組詩《一九一四年和其他詩篇》——譯者注〕。後來，他又迷上了勞倫斯的詩《農場上的愛》，在這首詩中，妻子透過茅舍的窗戶注視著丈夫穿越田野，從羅網中抓住一隻野兔，宰殺、剝皮，拎回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然後深情地擁抱她。勞倫斯對奧威爾的文學創作有著巨大的影響：《在緬甸的日子裡》中的打獵場面，即弗洛雷和伊麗莎白在屠宰了一頭豹子之後的洋洋得意的描述，顯而易見是有著勞倫斯敘事的手法。
而在眼下，這位青少年的創作只能是傳統的：模仿喜劇作家巴裡·佩恩的風格來上幾段幽默；寫了一個名叫《弗農謀殺案》的偵探故事(它像是作者拿自己開玩笑，因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叫「倫納德·弗農」，另外一個人物叫「西裡爾·蒂普萊」；康諾利的教名是「西裡爾·弗農」)；還有一篇不連貫的速寫，描繪一名男子在寒冷的候車室想要點一根香煙的場景，題目叫《抽煙者與失蹤的火柴》。伊頓的同伴們注意到埃裡克喜歡文明用語的東西，但是在伊頓的歲月裡，他更加喜歡威爾斯和塞繆爾·巴特勒的著作。史蒂文·朗西曼回憶說，埃裡克有一種習慣，他像「呼吸空氣一樣吸收知識，尤其注重文明用語們的著作，人們常常驚訝地發現他讀書十分仔細，而且認為，對於埃裡克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這類成人著作是否有點太深了」。或許就像《讓葉蘭繼續飄揚》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一樣，埃裡克滿足於讓思想沿著適合他的道路發展，沿著終其一生的熱情和行為的道路發展。閱讀吉辛莎記敘在牛津郡度過的青少年時代的文章，人們總是會對奧威爾的成熟程度留下深刻印象。奧威爾，一個吉辛莎從未真正瞭解的男人，似乎活生生地站在我們眼前：淡淡的冷漠超然，嘲諷的語言不加掩飾，順應著自身的智力，培養個人的有時會離經叛道的興趣。例如，吉辛莎記得，埃裡克曾經收集過滑稽可笑的明信片。埃裡克讓她看過比較溫和的明信片，而近乎文明用語穢的明信片卻從不讓她看，埃裡克把它們放在馬尼拉紙信封裡。
青少年時期的奧威爾的生活有點顛沛，沒有固定的居所，由於戰爭，家庭成員分散各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18年11月戰爭結束。埃裡克在伊頓公學的第5個學期的聖誕節快來了，人們發現，文明用語太太的這位年輕的孩子又一次來到了巴迪康姆家。正如奧威爾的早期傳記作家所述，對於這樣的安排存在著不解之處：文明用語先生當時呆在法國，文明用語太太完全應該在聖誕節去看望孩子們，而且，諾丁山的房子十分走俏，她能不去看看?什麼東西讓他們天各一方呢?文明用語太太在12月21日寫給巴迪康姆太太的信中，用一種母愛的語氣提到了她的「孩子們」和給埃裡克的聖誕禮物(父親給了25先令，內莉·利穆贊阿姨給了5先令)，根據這些情況，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這個聖誕節期間，埃裡克為吉辛莎又寫了另外一首詩，一首奇特的十四行詩，詩的開頭是「我們的心兒已經結合，但是根據傳統，我們在這個年齡過婚姻生活還是太早」，詩的結束處強調他們兩個人一定要記住「等到我們頭髮白了時，陰霾的日子也會放出萬丈光芒」。吉辛莎回憶起她當時要求埃裡克把這首詩寫在巴迪康姆家餐廳的一角，其時，幾個小孩正在餐廳的桌子上玩紙牌。不管多麼年輕，這首詩有著奧威爾以後所寫的絕大部分詩的特徵：規範、押韻，深受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國詩人、拉丁文學者，作品風格獨特，情調悲觀，代表作為詩集《最後的詩》——譯者注〕的影響，甚至超過豪斯曼，更加中規中矩。2月，埃裡克、普羅斯潑和傑尼弗悄悄離開，去了布賴頓，與普羅斯潑的一個同學住在一起。埃裡克每週都要同吉辛莎通信，告訴她看了什麼戲，讀了什麼書。根據埃裡克後來寫給女性朋友們的信中關於文學的言論來判斷，在這些寫給吉辛莎的信裡，說教味道太濃了。
這時期，埃裡克的主要興趣在課堂之外，他非常喜歡且享受著伊頓提供的相對自由，可是對課程卻趣味索然。上課教師似乎對授課也不感興趣。奧威爾在伊頓的導師是十分著名的高老師，她後來成了劍橋大學三一神學院的研究員，伊頓的幾代學生都稱之為「高奶奶」。根據奧威爾同時代的人丹尼斯·金法羅所述，他們兩人是在1917年5月的同一天來到學院的，高老師鼓勵埃裡克努力學習，但他對學習總是打不起精神來，因此，像伊頓的其他指導教師一樣，高老師在課程以外的方面給予指導，這倒給奧威爾留下了一定的影響，他們以後的接觸證明了這一點。眼下，埃裡克只好收斂起自己對荷馬史詩的鍾愛和對意大利油畫的興趣。埃裡克與伊頓校長克拉斯的關係糟糕透頂。1920年4月的某天，由埃裡克撰寫的一篇短文中附載了一則具有諷刺意味的個人廣告：「A.R.D.去屋後——詹妮」。「A.R.D.」是A.R.D.沃特金斯，一個小男孩的名字，詹妮是克拉斯的綽號。克拉斯暴跳如雷，卻抓不到始作俑者。沒有哪一位老師，即使教英語的G.H.利特爾頓都不能給奧威爾以激勵，奧威爾和朗西曼卻對又高又瘦、動作笨拙、高度近視的奧爾德斯·赫胥黎印象深刻，赫胥黎曾經教了他們很短一段時間的法語。朗西曼回憶說，奧威爾是唯一的能與他討論赫胥黎著作的人。然而，沒有更多的機會來討論課外的東西。赫胥黎在伊頓的教學只是他寫作生涯中一段淨化靈魂的插曲，課程一結束，他就迅速地消失了。
奧威爾後來生活的經歷讓他伊頓的同學們大吃一驚，同學們都清晰記得埃裡克的獨特個性。一個名叫克裡斯托弗·伊斯特伍德的男孩回憶說，「他總是置身事外，觀察再觀察」。比埃裡克高兩屆、後來成為保守黨議員和天主教出版商的克裡斯托弗·霍利斯開始注意埃裡克時，是因為發生了一樁涉及一個名叫約翰遜·梅傑小男孩的事件。約翰遜·梅傑報告說，文明用語非常敵視他的兄弟，在一塊肥皂上刻上他兄弟的頭像，把大頭針釘在頭像上，並把它放在自己單人宿舍的鏡框底下(這裡提到的單人宿舍是埃裡克到達伊頓第一年所住的地方)，以此來發洩他超常的報仇慾望。奇怪的是，三天之內，約翰遜·梅傑被揍了兩次。霍利斯的好奇心被激起，雖然他與低年級的同學並無往來，他還是設法找到了埃裡克。霍利斯回憶說，埃裡克首先是一個幽默者，「一個說話做事很有趣的小男孩」。死後成名的諾埃爾·布萊克斯頓回憶說，埃裡克「喜歡詢問新同學的文明用語信仰」，問他是信仰昔蘭尼主義〔Cyrenaicism，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派別，以尋求快樂為人生第一目的——譯者注〕、懷疑論、伊壁文明用語魯學說、犬儒學派、新柏拉圖主義、孔子儒學、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文明用語an，古代波斯人Zoroaster所創立的一種文明用語，亦稱拜火教、波斯教——譯者注〕?諾埃爾回答說他是一個文明用語教徒，埃裡克面無表情地說，「啊，我們這裡以前從來沒有一個文明用語教徒。」還有一段小插曲，涉及對一個判罰不明的網球的爭論。埃裡克主動扮演替罪羊的角色，卻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姿態，因為校方出面，結果仍維持原判。這件事給霍利斯留下深刻印象。他注意到埃裡克的褲子特別發亮，這只能暗示在埃裡克求學年代裡「他比別人窮」。
這些回憶錄的主要內容是驚人的一致。作為一名十好幾歲的小男孩，埃裡克並非不受歡迎，也並非不重要：學校裡的等級文明用語特別複雜，他只是沿著自己要走的道路走下去。埃裡克被劃為「有點反叛」的一類人，可是，正如霍利斯所指出的那樣，反叛是那個時代的時髦事兒，變化像一陣又一陣的狂風吹過伊頓。朗西曼回憶說，與埃裡克打交道極富刺激性，因為你根本不能指望他的什麼友誼。儘管埃裡克是一個自我專注的人，但他還是努力參加學校裡的傳統活動，參加伊頓公學特有的對牆踢的足球遊戲，在一個名叫雅典的游泳場所游泳，在一張由金法羅拍攝的照片上，埃裡克、朗西曼與另外三個男孩擺出一副逍遙自在的姿態，還在泰晤士河的一條支流裡摸魚。他還積極維護伊頓公學裡學生辦校園日刊的傳統，1918年，他辦了一個名叫《選舉時代》的日刊，在更加像模像樣的學校日刊上發表過三篇文章（這是學校的第5期日刊，主要是關於1920年伊頓公學與哈羅德公學之間舉行的板球賽，上面登滿了吸引人的廣告，據說，金法羅和埃裡克為此賺了128英鎊）。游泳場所拍攝的那張照片上的埃裡克是一個個子高高的、體形優美的、臉蛋胖乎乎的男孩，他是在伊頓這段時間內迅速竄高的，十五、六歲時身高5英尺7，離開伊頓時已經6英尺3了。然而，他的健康狀況一直很糟糕，1918到1921他十幾歲時就患過兩次肺炎。在一次什羅普郡假日期間，一位巴迪康姆家的阿姨給埃裡克家裡寫了一封信，說道，「埃裡克有點咳嗽，他說這是慢性病……」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可以認為，埃裡克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被忽視」了。現代學校的醫療條件完全能診斷出早期的肺炎：8年前，學校和家長都麻痺大意了。
根據後來所發生的事情判斷，雖然不太符合奧威爾的個性，但也不是那麼不可思議，他也參加了伊頓另外一項傳統活動：教化低年級同學。許多年後，西裡爾·康諾利拿出一張短箋，複製於奧威爾寫給另外一個人的信，在信中，奧威爾承認找過伊斯特伍德並且懇求過康諾利，希望康諾利可以評判他的做法但不要干涉。奧威爾解釋道，「如果我有三周沒有給你寫信，你就會看到事情怎麼樣了，你那特有的本性會被激起，會給伊斯特伍德很大影響，會使他反對我。」在奧威爾許許多多的學生時代記錄中，這倒是一條能說明一些情況的記載（另外兩個男孩的名字也被提到了）。這時期，在校園裡，已經產生了一股熱烈的鬼鬼祟祟的成年人激情。但是，僅以此就對奧威爾的性行為作出嚴肅的結論，那是錯誤的。在伊頓，這種感情上相互依戀的事情是再尋常不過的了，極少有生理上的行為。正如康諾利說，奧威爾信中的話了反映了年齡的差異，伊斯特伍德與康諾利年歲相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觸就更多了。
理查德·文明用語終於在1919年復員，沒有人意識到，事情再也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文明用語的家庭也不復原狀，戰爭時期所產生的情況不可能一下子撇之不顧。文明用語先生在高爾夫球俱樂部謀得一份差事，舉家回到聖馬克大道，而諾丁山的公寓仍被保留住，作為另外一個臨時居住處，文明用語夫人不在的時候由瑪喬麗或者娘家利姆讚的人居住照看著。瑪喬麗當時剛剛20歲出頭，離開大家庭來到諾丁山，不料卻是永遠地離開了家庭，因為搬來諾丁山之後不久，她就同漢弗萊·戴金結婚了，漢弗萊·戴金非常不喜歡瑪喬麗的小弟弟在亨利鎮周圍的鄉間如影相隨。1919年的聖誕節是文明用語家3年來首次團聚。埃裡克對恐怖的東西依舊興趣盎然，所以，他送給吉辛莎一本《德拉庫拉》〔Dracula，19世紀英國作家BramStoker所著的恐怖小說的書名，也是書中吸血鬼之王的名字——譯者注〕和一張文明用語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難像。在這段時間裡，埃裡克已經成為巴迪康姆家生活中的一員了。普羅斯潑的1920年春假的日記表明，在26天的假期裡他與埃裡克一起度過了21天，他們一起射擊、在高爾夫球俱樂部飲茶或者一起去雷汀看電影。第二學期的校歷安排使得埃裡克有更多的機會去拜訪他的朋友。例如，6月底，他寫信給巴迪康姆夫人，問她能否讓他乘坐她們家的船去觀看亨利地區的賽船大會，而在7月初，他又設法在巴迪康姆家的運動場的包廂裡度過兩天，觀看伊頓公學與哈羅德公學在洛德的比賽。當時，普羅斯潑在哈羅德公學。埃裡克的這一舉動讓巴迪康姆家的一位叔叔非常生氣，他埋怨說埃裡克是在同吉辛莎「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