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奧威爾對世界事務的觀點又大踏步地前進了。若從1927年的角度來看，人們就會有所懷疑，因為在奧威爾的早年生活中，在他離開緬甸時的那些不成熟的思想應該經歷一定的時間成熟成可以感知的東西，人們不可避免地在他創作的作品中發現其充分的表達。這種情況可以分為3類：早期的詩歌和《在緬甸的日子裡》中零零碎碎的嘗試；1934年所發表的小說本身；最好的兩篇隨筆，即：1931年8月刊登在《阿黛菲》雜誌上的《絞刑》和5年後刊登在約翰·利曼編纂的《新作品》上的《獵象》。奧威爾的絕大部分詩歌都有一個可識別的基調：朦朧、自憐自艾、用反對浪漫主義的形式表現極致的浪漫(「……我不在乎什麼會來/當我埋入塵埃，國王和平民的肉身都會腐敗/生命越來越痛苦；我卻不在乎/所有的溪流與大海都流淌著鮮血」)。有一首敘述與緬甸女人睡覺的詩，名為《輕罪》，它似乎還有點意思，原因就在於它把精神——一座教堂，一個老處女在教堂裡似貓叫春般地喊道「一個關於王冠和鮮血的可怕傳說呀」——和世俗(逛「文明用語院」)對立起來，這是一個奧威爾在以後的生活中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劫數、黑暗和徒勞在一首名叫《弗蘭克失去統治時》的詩中達到高xdx潮，它敘述了王國的四分五裂，最後提醒讀者：
想想這些是多麼可怕
這些沉痾困擾著天下
我們死去就能拋開它們?
將來的苦惱不會攆過我們?
可怕的倒是作者寫得十分平和，這是為創作《在緬甸的日子裡》而作的演習。《在緬甸的日子裡》有一份弗洛裡「自傳」的摘要，它與奧威爾自己的早年生活密切相關。雖然奧威爾創作出來的人物弗洛裡比他自己年長13歲，但是弗洛裡還是有一個在印度政府文職部門任職的父親和兩個姐姐。關於弗洛裡與其父親的關係，他說「別人看我們倆像是朋友，沉默寡言讓我們生疏，13歲前我很少見到他。」
《絞刑》和《獵象》對從未看過奧威爾著作的人起著導引的作用，他們會知道什麼是小題大做。第一篇隨意敘述緬甸監獄裡的一個囚犯是怎樣被處以絞刑的；第二篇敘述捕殺一頭傷人的兇猛大象的事，在一大群觀望的緬甸人面前，作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殺死大象，因為他不想丟面子。這兩篇隨筆都終結於徒勞無益，從道德上來看，毀掉了一個個生靈。在某種意義上，作者對環境氛圍的準確描繪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在文章結尾處的感情上的鞭笞。如果奧威爾在緬甸期間的確親眼目睹過絞刑的話——警察可以不參加行刑——那麼很可能是在英沙，因為在英沙有一座監獄。當然，《絞刑》的細節描述非常令人信服：囚犯臨刑前臉上的表情，在去行刑室的途中如何跳向一邊避開水塘。我們知道奧威爾熟悉緬甸行刑的全過程：他注意到在別處很難找到劊子手，通常，劊子手由服刑中的囚犯充當。奧威爾早期文章中的一個簽名非常著名，是一個個文學新人模仿的樣板。《絞刑》是屬於傳統的反對資本主義懲罰制度的文學作品，就像薩克雷的《觀絞刑記》：同樣注重痛苦的細節，同樣把焦點集中在囚犯身上，同樣凝視遠方時而說的告別詞，目的都是為了把個人化為永久。
《獵象》也表現出模糊性——充滿了多種意圖、有意識地大量描述，不能把它固定於某一時期或者某一地點，都是非直接表現，就像奧威爾的其他著作一樣。（《在緬甸的日子裡》中的弗洛裡向伊麗莎白敘述幾年前他屠殺一頭大象的故事時，伊麗莎白「毛骨悚然」。）喬治·斯圖爾特聲稱，他在毛淡棉的俱樂部裡看見過一張兇猛的大象要途經此處的告示，告示促使奧威爾借來一桿長槍，要去追捕大象。可是，他的這個回憶可能並不準確。他也堅持認為，他被調往卡沙是一種懲罰，理由是他文明用語了警察總監韋爾布恩上校提出來的有價值的東西（記錄表明僅僅是發生在歐洲人之間關於奧威爾所作所為是否正確的一場爭論）。韋爾布恩是一個不明智的犯重婚罪的人（他在與第二任妻子離婚前就與第三任妻子結了婚），他認為副手「沒有什麼優點」，當然有權力把副手支走。另外一個與奧威爾同時代的人記得在《仰光日報》有一篇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導。是的，確實有這樣一篇報導，時間是1926年3月22日。然而，主角並不是奧威爾，而是E.C.肯尼少校，亞美辛分局的警官，他射殺了一頭大象，因為這頭大象在泰特康東邊5英里的地方弄死了一個人，「村民們為此而歡天喜地」。肯尼少校非但沒有被上司申斥，結果倒被提升為警察局副局長。
《絞刑》和《獵象》是象徵性的速寫，只有幾頁長。奧威爾對緬甸的看法只有在《在緬甸的日子裡》才有完整的敘述。在此書首次出版近70年後重讀一下，就會覺得《在緬甸的日子裡》是一本奇怪的書：建立在傳統基礎上的「東方」小說——明顯受到了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Maugham(1874—1965)，英國小說家，因洞察而懷疑人類的善良與智力，作品基調憤世嫉俗，著有長篇小說《人性的枷鎖》、《大吃大喝》等，其短篇小說尤為膾炙人口——譯者注]的影響，但是承載了太多的象徵性飾品。主角弗洛裡是一個30幾歲的清醒現實的柚木木材商，未婚(儘管他有一個緬甸女人瑪拉美)，雖然厭倦當地的一小撮歐洲人，卻又不得不同他們打交道，他發現能與之進行文明對話者也是他長篇大論的聽眾竟是一家印度醫院的醫生范若思瓦密。更糟糕的是，弗洛裡有一塊文明用語他形象的、隱蔽的胎記。一直喝烈性酒的拉肯斯蒂恩先生的侄女、芳齡20的伊麗莎白來到克雅克泰達，給了弗洛裡想入非非的希望，可憐的是，貴族軍官弗羅爾中尉橫插一槓、奪其所愛。同時，克雅克泰達受著當地一位肆無忌憚耍弄陰謀詭計的要人所控制，此人叫尤波英，他明目張膽地敲詐勒索，欺貧凌弱，臭名遠播。弗洛裡在一次起義中表現英勇，抵抗著弗羅爾中尉的進攻，但是，起義失敗，伊麗莎白拋棄了他；而就在這個時候，尤波英的新娘子、即被弗洛裡拋棄的瑪拉美正在克雅克泰達的教堂裡舉行婚禮，成為全城人注目的焦點。弗洛裡開槍自殺。
所有這些敘述都伴隨著對英國統治罪孽的解剖、對沉溺於威士忌的酒鬼肖像和感染整個俱樂部的業餘幽默家形象都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繪。然而，最突出的卻是語言的豐饒和誇張：一場華麗俗氣的文明用語動竟會危險到失控。在前面的章節裡就有尤波英在平房的走廊上吃早餐的描述：僕人的臉使人想起「咖啡牛奶凍」，尤波英穿著一件粉紅色的帕紗，在太陽底下熠熠閃爍，「像一塊發亮的光滑的杏仁糖」。在歐洲人俱樂部的花園裡，一個緬甸僕人「像一隻吮吸花蜜的大鳥」穿過花叢。隨後，書中用兩頁的篇幅來描繪一隻蜥蜴緊緊地貼在弗洛裡家的牆上，「像一條有著紋章圖案的龍」；婆娑的細雨「像閃閃發亮的白色石油」；鴿子的咕咕聲「使人昏昏欲睡，是一種令人麻木的瞌睡，絕非催眠曲」。在書的結尾處，作者慣用的比喻手法並沒有貶低比爾茲利[Beardsley(1872—1898)，英國插圖畫家，畫風受新藝術曲線風格和日本木刻的粗獷特點影響，代表作有王爾德的劇本《莎樂美》的插圖——譯者注]的審美觀：野營的篝火「像紅色的冬青樹」一樣飛舞；尤波英蔞葉色的牙齒在燈光下「像紅色的錫箔」一樣發亮；弗洛裡和伊麗莎白所劃的那條獨木舟在水面緩緩行駛，「像一根長長的彎針穿過繡品」。最後，作者用來描述事情的比喻越發令人意想不到：月亮從雲層後面升起，「彷彿一個生病的女人躡手躡腳爬下床」；暴風雨像騎兵部隊的一個個班一樣一陣接著一陣地掃過天空。這些語言表明了緬甸賦予奧威爾的語言想像力的影響，也有著「一個現代主義者」的語言標誌。如果這本書中還有少許過時的審美感覺的話——像理查德·勒·加利英在19世紀90年代所寫的詩中反映出的東西——那麼，10年後都不復存在了。
鑒於克雅克泰達和卡沙的真實存在，我們會立刻把《在緬甸的日子裡》看成是一本真人真事小說，我們會認為，書中的主要歐洲人——地區警察局副局長麥克格雷戈爾先生、懷有惡意的木材商人埃利斯、韋斯特菲爾德、馬克斯韋爾和拉肯斯蒂恩一家——是稍加偽裝的現實生活中人物的代表。小說的手稿讓維克托·戈蘭茨大吃一驚，他原先拒絕出版，怕招致誹謗罪。在戈蘭茨最終覺得有能力處理這件事之後，他要求奧威爾去官方檔案室查一下，確信他書中人物的姓名如「麥克格雷戈爾」、「韋斯特菲爾德」、「馬克斯韋爾」和「拉肯斯蒂恩」不是當時在緬甸供職人的姓名。奧威爾報告說，他已經把1929年緬甸政府名單——再早的名單顯而易見是搞不到了——從頭至尾查過一遍，沒有發現同名同姓者。這種做法完全正確。奧威爾在《在緬甸的日子裡》一書後附上了書中人物來源的名單，但不完全正確，例如，有幾位人物的姓名出自《仰光日報》。1923年9月14日的《仰光日報》上報道一位名叫J.C.J.麥克格雷戈爾先生，他是一個著名的木材商人，從仰光返回利物浦；同年10月19日，一位名叫拉肯斯蒂恩先生到達仰光；B.J.埃利斯在同一天離開利物浦；有一個名叫尤波英的真實人物，是土生土長的緬甸人，在曼德勒培訓學校工作（他出現在該校1923年的照片上）；還有一位在卡沙工作的醫生，他名字的後綴是范若思瓦密。還有一個貌似有理的說法：麥克格雷戈爾先生原來是生活中講話結結巴巴、脾氣卻很溫和的副師長。如果奧威爾看過1929年的緬甸軍方檔案，他一定會看到一個名叫F.H.麥克格雷戈爾上校，仰光第3野戰旅旅長。一位船運商人同時又是一名部隊軍官——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緬甸常常出現雙重身份——麥克格雷戈爾先生一會兒駐紮在沙廉（其時，奧威爾在緬甸），一會兒又生活在仰光郊區。麥克格雷戈爾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人物，我們無法相信，奧威爾在緬甸生活5年，不可能沒有見過他。這位上校（生於1880年）的照片顯示出他是一個粗壯的、戴著眼鏡的人，奇怪地變成了奧威爾筆下的克雅克泰達俱樂部裡的主要人物，奧威爾是這樣描繪他的，「一位身材高大結實的男子，40好幾了，長著一張和藹可親的胖臉，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肩膀粗壯，頭朝外伸，使人聯想到一隻可笑的烏龜。」
7月，奧威爾離開緬甸。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去過。計劃在英格蘭過退休生活的弗洛裡思忖，他「將會忘掉緬甸——這個可怕的、幾乎把他毀掉的國家」。可是，緬甸在奧威爾的腦海裡久久縈繞不散，一方面起著作為他對大英帝國罪孽批判的載體，另一方面又是標明他傳遞基本感覺的標籤。例如，《牧師的女兒》中的多蘿西跪在索福克路邊，聞著一叢茴香草的香味，突然想到「東方大海上溫暖的泡沫散發出來的、從遍種香料的附近海島所帶來的香氣」。在奧威爾的餘生中，無論他走到何處，都會立刻把它與緬甸的優美如畫的風景作一番比較。《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英格蘭北部的商旅人的住處使他想起了緬甸苦力的「污穢的狗窩」。莫雷科發現自己沒完沒了地引經據典來比較異族人、農事安排和殖民地社會。《動物莊園》擬人化的雛形在奧威爾早期的一篇書評中業已嶄露頭角了，他是評論珀爾S.巴克的小說《好地方》。奧威爾在文章中哀歎緬甸黃包車車伕的命運，「他們像一匹匹馬兒一樣奔跑在大街小巷」。在以後的20年間，緬甸一直不停地出現在奧威爾的心裡、出現在他零零星星的回憶之中——一個在仰光街頭碰到他的陌生的小男孩問他是什麼地方人時，奧威爾回答說，他是一個撣族人——他個人與這個民族是有點關係。1949年底，奧威爾試圖利用戴維·阿斯特的影響來幫助老朋友利奧·羅伯遜找到一份工作。在奧威爾生命即將終止的時候，他的思緒又回到了25年前的經歷。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列出了小說《吸煙室的故事》的大綱，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個名叫「柯利·約翰遜」的人(「一個身材高挑、發育良好的青年，舉止優雅，自然而然」)。約翰遜被他的公司從緬甸派回國內，他討厭輪船上的英、美商人，與他們打交道時心神不寧，他小心翼翼地對待從科倫坡上船的、一大批聰明、時髦的年輕人。當然也提到了一位緬甸女子瑪依(他的情婦)和「他屋子裡的灰塵、邋遢、破舊的唱片和成堆的威士忌酒瓶……」
緬甸給予像奧威爾這樣一位內向的、十分傑出的年輕人什麼影響呢?他剛到緬甸時還不成熟，易受影響；他離開時年齡大了幾歲，身心趨於成熟，但在情緒激動時又會一分為二。10年後再回過頭來看看，當時的環境同時顛簸著奧威爾思想中的保守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兩個方面，他把自己無法解決的壓力焦點釋放到書中去。在《通向威根堤之路》一書中，奧威爾一方面堅持認為文明用語是一場騙局，另一方面又認為應該把刺刀刺向文明用語徒的腹部。我們似乎可以說，緬甸成了奧威爾生活中和著作中的一個反對面：光明正大的公平競爭和自由原則與潛在的、總在引起齜牙咧嘴的黃種人抱怨的獨裁主義之間的衝突。這本書中偶爾也出現象征手法。一方面，奧威爾訂閱思想自由的、「左傾」的《阿黛菲雜誌》，他身處緬甸時撰寫的早期的一些文章都發表在這份雜誌上。另一方面，當新牌子的理想主義的左翼政治變得過於令人厭煩而無法容忍時，他又能對它們作一些任意零星的批判。作為緬甸警方的、處理帝國日常安全事務的一名警官，奧威爾對絕大多數反對帝國的辯論者們的十足的笨拙行徑非常生氣。奧威爾為什麼會對左翼人士感冒?他曾經對朋友傑克·康芒說，這些左翼人士根本不知道離開英國8000英里之外地方的文明用語過著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我在緬甸時對這樣的生活印象深刻，也常常讀到一些反對文明用語材料。」奧威爾如今正在回家的途中：一個月的海上航行後就能讓他瞧見家鄉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是文人作海上航行的偉大時期：伊夫林·沃乘船沿地中海觀光，在旅途中完成了一本遊記《標籤》；他的哥哥亞歷克斯乘「海洋信使號」輪去塔希提島[Tahiti，位於南太平洋，法屬波利尼西亞的經濟活動中心——譯者注]；赫胥黎夫婦正沿著奧威爾早先走的路線乘船去伊洛瓦底江。這位高高瘦瘦的24歲的青年人在來自緬甸警察文明用語的成堆的政府文件上簽了潦草的大名之後，就隨著客輪在印度洋裡緩緩行駛，更加嚴酷的現實就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