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希望能和你一起呆在巴黎，因為那裡有春天。」
——1948年5月27日致西莉亞·佩吉特的信
現在看來，回家的航行使奧威爾接觸到了另一種形式的象徵主義，它像珍珠木一樣，糾纏了奧威爾一生。8月第三周的最後一天，船在馬賽停靠。當時的法國，至少是法國的工人階級，因為美國要處決兩個犯了敵對國家罪的無政府主義者薩科和范哲蒂而群情激昂。儘管有關這件事的報道在1927年的夏天就傳遍了世界，當時的奧威爾應該還沒有意識到當地的這種激昂的情緒。當他在一家英國銀行門前同一位銀行職員講話的時候，看到眼前經過法國無產階級的示威遊行的隊伍，打著「解救薩科和范哲蒂」橫幅、標語。這是一場徒勞的抗議，幾天後這兩名意大利人被如期處決了。
大約5年後，奧威爾身處另外一個更有政治意識的國家。在詳細描述這件事的時候，他認為自己已經發現了真正的文化差異。這樣的事在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可能會發生，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憲章運動和大規模的不滿和抗議中；但是法國人對即便只是一宗階級不平等的事件也會表示他們的憤慨。奧威爾當時懷疑自己在偶然間是不是發現了兩個國家本質上的區別，很快那個英國職員不動聲色的反應證實了這一點：「嗯，你不得不絞死那些該死的無政府主義者。」奧威爾這個從緬甸回來的警察疑惑了：即使他們並沒有犯罪也不得不嗎？那個銀行職員似乎很吃驚。在他看來，無政府主義者就應該被絞死。但是對奧威爾來說，同海峽對面的英國相比，這次示威顯示了法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東西：在這裡，人們認為一定量的國內紛亂是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在這裡，「人們還沒有具備高度社會化的頭腦——由富人、政府、警察和諸多傳媒合成的神……」對於早年生活經歷的許多極富寓意的片斷，從觀察到演繹奧威爾花費了很長的時間，拿這件事來說，奧威爾花了5年時間。1932年奧威爾在為《阿黛菲》雜誌寫文章時詳細描述了這件事，當時的他已經有能力觸及現代化進程中關鍵性的一環，即文明化的生活。而在1927年目睹這一事件的年輕人，「無政府主義」和「示威遊行」對他來說只不過是兩個簡單的詞彙概念而已，那樣的世界對他來說是全新的，他對於自己看到的事情的重要性還沒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他的舊生活——這種數以月計的海上生活，風化的地貌，長鳴的帝國警鐘——將結束了。他從馬賽取道回家，回到了索思伍德鎮。在他離開的5年裡，布萊爾一家從斯特拉布洛克路搬到了皇后大街3號，這條狹窄的街道與集市廣場成四十五度角，朝向不遠處的大海。阿弗麗爾已經出落成20年華的少女，看到哥哥的變化時大吃一驚。少年時麥稈色的頭髮變得更黑了，蓄起了牙刷般的鬍鬚，看上去更像他父親了。5年的東方生活也讓他習慣了不整潔，阿弗麗爾想，他吸煙的時候，會把煙蒂和火柴扔在地上，等著別人來收拾。顯然，在這方面他們還沒有發現奧威爾更具爆炸性的改變，但是，他們很快在9月份去康沃爾的家庭旅行中發現了。奧威爾對他向來信任的父母表達了要離開緬甸警局和以寫作為生的打算。這個晴天霹靂的唯一見證人就是阿弗麗爾，她回憶說，母親當時「非常恐慌」，若採用布萊爾式的輕描淡寫的說法，就是「非常不安」。理查德·布萊爾的反應更糟糕，據幾年後遇到布萊爾的一位朋友回憶，理查德當時唯一的看法是，兒子的行為就像「一位業餘藝術愛好者」。但不管是阿弗麗爾的回憶還是奧威爾關於他父親的片言隻語，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了疏遠在所難免，而且，此後幾年裡都未能彌合。可是，不管父母的反對對奧威爾打擊多大，他都不會回頭了。他向印度當局遞交了辭呈，辭職於192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光憑這些——同父母鬧翻、遞交辭呈，足見奧威爾的決心。離開的時候，他可能還沒有永遠擺脫緬甸的想法，但是，他對於「呼吸到的第一口英國的空氣」的看法決定了他將更準確地看待一切。值得指出的是，他當時是決定不拿健康作賭注，畢竟，他是拿了醫療證明回家的，他的一個一起前往康沃爾度假的侄女隱約記得他當時曾臥病在床。另外，由於他的正式辭職，他失去了帶薪休假的權利（140英鎊，相當於今天的5500英鎊）。
從康沃爾回來後，布萊爾一家回到了薩福克。無疑，為了緩和家庭緊張的關係，奧威爾重新聯繫了5年前他呆在索思伍德時結交的各式各樣的朋友。丹尼·科林斯此前呆在莫桑比克種劍麻，現在也回到英國，要去劍橋學習人類學。夏普是他師從霍普先生時的同門師兄弟，他母親就住在索思伍德鎮，現在他也回來了。夏普回憶再次見到奧威爾時的情景，他「很高，很害羞……還有就是穿得很邋遢」，還暗示布萊爾家在鎮上的朋友都是些多愁善感之輩——「老布萊爾在兒子離開印度警局的時候肯定相當恐慌」。19歲時，為了謀求一份儘管無趣卻安逸的工作而離開英國跑到遠東殖民地去，24歲時卻僅僅為了一個虛幻的作家夢而回到英國（假定奧威爾關於帝國主義的一些看法並不為理查德·布萊爾所知的話），布萊爾的轉變不僅僅讓他的家人吃驚。1927年早春，奧威爾在薩羅普的內莉姨媽家呆了兩星期，和巴迪康姆家在一起。普羅斯潑和吉尼弗那段時間也在；吉辛莎則不在。內莉姨媽在跟她的侄女描述這段時光時說，埃裡克似乎「非常不一樣了」。
我們又得提到，作為奧威爾1930年以前的生活的特色，你可以重塑當時移民經歷的環境，而奧威爾本人卻很難說清楚。他早年在索思伍德的生活只有很少的一些片斷保留下來了，而且都不是從與他交往密切的朋友中保留下來的。索思伍德鎮有個裁縫丹尼先生，理查德和艾達·布萊爾曾向他買過一幢房子。他曾給奧威爾做過衣服以抵禦英國徹骨的寒冬：9月份做了三件套的西裝，一個月後又做了一條法蘭絨的褲子，次年的1月份做了一件外套。丹尼先生覺得那簡直是在浪費布料。這個客人「即使穿一身新衣服也沒個好樣子」。同時，皇后大街的這戶人家還有另外一個寡言的旁觀者。那時，布萊爾家每天都會有一個幫手梅女士，她是索思伍德鎮多嘴的女家長——梅一家在當地極有名望——她成了艾達一家的親密朋友。她的女兒埃斯米那時只有12歲，她生動地回憶了「埃裡克1927至1928年冬天在家裡的樣子」。她關於布萊爾家的回憶反映了普通的薩福克人的看法：由於奧威爾對自己社會背景的蔑視，根據索思伍德鎮的評判標準，在人們眼裡他本質上是出身名門世家。在一個當地公立學校的小女孩眼裡，布萊爾一家屬於「上流社會」，理查德·布萊爾是「一位紳士」。而在他兒子眼裡，他「不合群」，「到哪裡都好像不存在的那種人」，穿著讓人感覺他搖搖欲墜，羊毛的圍巾在脖子上繞了三圈卻還能垂到膝蓋。
那年秋天，布萊爾又到劍橋去拜訪戈爾。他的導師招待了他，在3人桌進餐時，他被安排在他的恩主A.E.豪斯曼的旁邊。奧威爾在表達了打算從事寫作的想法後，請他給些意見。戈爾自己也曾經歷過類似於奧威爾一樣的自信，沒有作任何表態，只是指出了文學生涯的一些艱難。其中自然提到了一條，必須找到能融入當時文學環境的入場券。很顯然，如果奧威爾真的打算進入寫作圈，他就必須進入作家的圈子，進入能找到受理的編輯或者至少鼓勵他寫作的圈子。實際上他必須去倫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奧威爾便從索思伍德寫信給當年在原來的錢博斯街的一位老鄰居露思·皮特，問她能否幫忙找間房子。皮特知道成為詩人是何等榮耀的職業，此外她又記得這個當年伊頓公學的學生（「一個高個子的年輕人，留著蜜色頭髮，穿一身斜紋軟呢的西裝，坐在靠窗的位置擦他的獵槍」），所以很樂意幫忙。他租到了波特貝羅路上一幢房子裡的一個單間。不久，這個單間成了勢利鬼克雷格夫人的監視對象。克雷格夫人原來是一位貴族千金的女僕，後來她的形象成了奧威爾筆下英國生活的一個原型。奧威爾回憶說，有一次，所有的住客都被鎖在了外面，由於這個小意外，奧威爾有幸和克雷格先生去不遠處的克雷格一個親戚家借梯子。他們夫婦倆14年來從未跟任何鄰居講過話，雖然發生了這樣的事，卻也沒有打算從此跟別人講話。
所有這些——倫敦的住所，認真地想從事寫作——都證明了奧威爾的決心和他對於職業道路上所存在困難的預知，但是，這種新生活，似乎仍然有些方面像是臨時的。印度警局12月發函證實了奧威爾的離職，但是他辭職的事在布萊爾家以外或是奧威爾的交際圈外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例如，露思·皮特只知道他曾經住在波特貝羅街。和其他人一樣，她認為那是個嚴重的錯誤，「就像拒絕一張1萬英鎊的支票一樣」。此外，這樣做法對他的父母也很無情。在一次由一位伊頓的老朋友莫裡斯·懷特姆籌備的，由1916年伊頓選舉的成員參加的晚宴上，辭職不確定的消息使奧威爾心煩意亂。奧威爾那時候是如此的不自信，幾乎什麼也沒有說，以至後來給懷特姆留下的印象是，緬甸警方還沒有做出最後決定，一切都懸而未決，似乎決定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故。
奧威爾當時的言談舉止可能都流於客套：善自韜晦，深藏不露。另一方面，這可能是出自於前途的不確定。奧威爾此時生活的其他方面顯示他不得不脫離他的家庭和教育為他設定的生活軌道：在社交方面，他和丹尼·科林斯或是跟著他的伊頓的同輩人艾倫·克拉頓布魯克呆在一起，他們都很開心。而唯一真正的目擊者倒是露思·皮特，儘管奧威爾並不信任她，很少跟她講什麼。她稍微年長奧威爾幾歲，正忙於自己的業務——她後來和朋友凱瑟琳·奧哈拉合開了一家陶器工作室——皮特喜歡她的這位年輕的相識，總能在他身上找到荒唐的地方取樂一下。她發現他看上去病懨懨的，總被一隻「骯髒的」、需要治療的腳困擾著。儘管有丹尼先生的幫忙，英國寒冷的冬天還是給他極大的困擾。她記得他好像總沒有足夠的衣服穿，工作之前需要靠燭焰暖手。可能所有記憶中最核心的還是一些似乎帶些異國情調的東西，那是與1920年後期的倫敦西部的美妙生活格格不入的。從緬甸帶回的好幾箱子衣服中還有一些大簷帽：奧威爾戴著這些帽子走在街上時，總有成群結隊的小孩被吸引而跟著他。更重要的可能是在皮特眼裡，奧威爾的異國情調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事，而是她差不多觀察了10年的一個家族的一部分。相對於薩福克郡尊重他人的工人階級，她眼裡的布萊爾一家「非常破落」，卻享受著內莉姨媽的陪伴。內莉姨媽當時住在附近，喜歡設晚宴待客（「她給我們提供一些可怕的菜，就像一個巴黎人手頭拮据時在巴黎能吃到的菜」）。此外，在吉辛莎·巴迪康姆，或許還有康諾利之外，她是第一個有幸看到奧威爾習作的人。可以推斷的是，作為一個已經出版了作品的詩人，在皮特看來，奧威爾早期的作品笨拙得不可挽救，「就像母牛扛步槍一樣」，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說的開頭第一句竟然是「公園裡的藩紅花開了」。她和凱瑟琳以糾正這些散落在奧威爾早期作品手稿中的粗心的拼寫錯誤來取樂。
此外，露思·皮特又見證了奧威爾第一次下定決心去收集寫作素材，動身徒步去倫敦東部遠足，這次努力使得他得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在10年後出版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中，奧威爾全面合理地解釋了他為什麼穿上破破爛爛的衣服，深入到倫敦東部最貧窮的勞工階層。為一個壓迫人的制度工作了5年，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譴責。於是，他感覺到自己要逃離的不僅僅是帝國主義，而是「一切人壓迫人的制度」——失敗倒好像成了美德。這種想法使他放眼於英國的勞工階層，他認為他們在英國的狀況就像緬甸的緬甸人，是一切不公正的受難者，他們的狀況被主導的經濟狀況誇大了。當時是1927年末，距離那次被一位史學家稱為「英國工人階級拿起又重重放下的上了膛的左輪手槍」的大罷工已經一年半了。1922年奧威爾離開英國時候的「失業率」幾乎為零，而此時幾乎每份報紙都在大談特談失業問題。但在這時候，死要面子的中下階層還不是奧威爾關注的群體，對他來說，沒有工作就意味著貧窮，意味著得「殘忍地被餓死」。他要尋找的是真正生活在英國社會邊緣的人：流浪漢、被生活擊垮的人、乞丐、還有街頭藝術家。《通向威根堤之路》一書對這次采風的收穫進行了精心安排，詳細地給予了講述。奧威爾向東出發，在萊姆豪斯大道旁一家貼著「單身男人的好住處」字樣廣告的旅館前停了下來，花了9便士。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搬運工、挖土工，還有幾個水手正打算玩跳棋。看到新來的奧威爾，一個魁梧的醉漢跌跌撞撞地走了過來，奧威爾抖擻起精神打算應對麻煩，結果那個人只是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聲說道，「來杯茶吧，夥計。」奧威爾喝了杯茶。「那就像是一次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