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樣的嗎？關於發生在萊姆豪斯旅館裡撞見喝醉了的搬運工的事，沒有人會懷疑奧威爾所描述的。但是他對於他怎麼到那裡的描述卻是一個理性化的複雜的心理歷程的縮影。可以感覺到他意識形態上的改變是後來才發生的。像奧威爾早期的許多作品一樣，他混跡流浪漢中的嘗試，他呆在「閒散地」（那是流浪漢晚上睡覺的地方）的經歷和他最後和肯特郡來的啤酒花採摘工一起度過的日子都成了他寫作的素材。在20世紀早期的一些文人中，吸收下層生活、對社會前沿或邊緣生活的關注是傳統的職業興趣。好幾個奧威爾20歲時就崇拜的作家都在作品中關注過流浪漢，那些肥胖的、醉醺醺的、和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的流浪漢。流浪漢的生活在過去一個世紀裡一直是英國式幽默的主要素材。H.G.威爾斯1910年的作品《波利先生傳》中的主角最後就成了一個流浪漢。奧威爾對W.H.戴維斯的《一個超級流浪漢的自傳》（1908）很熟悉，對傑克·倫敦《深淵裡的人》（1903）所揭露的倫敦東部社會的情況更是瞭如指掌。在這些相似的作品中，戴維斯的故事有著和奧威爾一樣的背景和情節順序：星期六來到萊姆豪斯，在旅館受到醉漢的禮遇不是一杯茶，而是由女房東領到房門口（戴維斯是個名副其實的流浪漢，在大西洋兩岸都是，他後來為奧威爾的《巴黎倫敦落難記》寫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討人喜歡的評論文章）。毫無疑問，奧威爾對於自己寫的東西是很心誠意摯的，只要稍微讀一些他的社會報告文學，沒有人會感覺不到他對於自己旅途中遇到的人的同情。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為自己的寫作尋找素材的文學新手。他早期對世界的探索，5年以後都出現在了《巴黎倫敦落難記》裡，其中明顯的政治目的、對創作素材的需求以及純粹的好奇心始終並駕齊驅。
意識到可以走一條常規的文學之路，1928年春，他決定到巴黎去。有時候人們會以為這個決定是出於想尋求和探索異域文化中下層人民的生活，事實上，奧威爾遠沒有想這麼多。20年代後期，由於急劇跌落的匯率的吸引——當時1英鎊兌120法郎——還有摩格和保爾·得·考克小說中所寫的那種波西米亞傳統，作家們和文學新手們都雲集巴黎，而且還在源源不斷地湧入。奧威爾遷居到了第5區的第6大街後，有許多同時代的作家也緊隨其後到了那裡。西裡爾·康諾利後來發現他頭幾個月和奧威爾就隔了幾條街。奧威爾並沒有生活在無產階級中而是在拉丁人的圈子裡：經濟捉襟見肘，通曉數國語言，本質上保留著波西米亞人的傳統，不是窮困潦倒之輩。《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卷首語描述了「像患了麻風病的房子，彼此歪歪斜斜地對著，看上去奇特無比，好像在倒塌中定住了」，這些話都言過其實了。奧威爾看到了巴黎的貧窮，後來還經歷了這樣的貧窮，但是在巴黎的第一年，他和當地人在一起的時間和他與和他一樣的外國人在一起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巴黎向來吸引著流亡海外的藝術家，湧入的文人多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奧威爾渴望加入他們的隊伍。在20世紀20年代初，海明威就離在這條街幾百碼外住過。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離這裡才20分鐘的路程。奧威爾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在著名的德克斯·麥戈茨咖啡館見過詹姆斯·喬伊斯，但是又不太確定，因為喬伊斯的照片在公眾眼前亮相以前，「喬的外貌並不起眼」。傳奇般的故事（奧威爾也參與製造了一些）試圖將戰時的巴黎描繪成一個夜夜笙歌的地方，夜總會門口有被大革命摧毀的俄國貴族的守衛站崗，那些躍躍欲試想要寫出足以挫敗普魯斯特小說的有錢的美國人給予資助。現實中的某些方面也確實離這些故事僅有幾步之遙了。比如，美國小說家約翰·朵斯·帕索思說：「我們在充斥著惱人的歷史氣息的小酒吧裡閒蕩……用粗俗的法語同各式各樣的人講話，有出租車司機、岸邊的流浪漢、工人、嬌小的妓女、酒吧的門衛、即將出征的法國大兵，我們年輕氣盛，充滿希望，急切地收集著一切顯示出人性之善的任何跡象。」
儘管奧威爾本人可能不願意這樣描述當時的自己，但他確實是屬於帕索思所說的充滿希望的年輕人之中的一個。如果說當時到巴黎是到了歡樂的所在，那麼當時的作家不管在哪裡，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如果細細回顧20年代後期的文學界，你會驚訝當時居然有那麼多的渠道提供給原創的作品。比如倫敦就有6家早報和晚報，還有許多一般的「文學」雜誌，像《倫敦約翰週刊》，《倫敦信使》還有《皇室》與《半球》，這些雜誌現在都已經銷聲匿跡了。艾裡克·沃曾經說，一篇短篇小說，寫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尋常的修養），都不會找到地方發表。奧威爾那時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為他那段時間居然連一篇小說都沒有被看中。但是，他父親指責他游手好閒、無所事事、虛擲光陰是冤枉他了。在巴黎的這段時間他很勤奮努力。就我們知道的而言，他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後來的《在緬甸的日子裡》的雛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奧威爾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絕函之後被毀掉了，此外有一些關於他這期間的幾篇短篇小說的記載保存了下來，還有一沓報刊文章，而這些可能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在奧威爾自己看來他是什麼樣的作家呢？根據他在1929年提交給一家報刊聯合會代理處的材料的標題，他傾向於成為薩默塞特·毛姆和沃爾特·德·拉·梅爾裡所稱頌的沉靜的「喬治亞主義者」。麥克盧爾代理處駐倫敦的代表L.I.貝利簽署的一封信中提到了3篇短篇小說：《海神》（貝利覺得這篇小說不成熟，包含了太多關於性的內容），《瓜分皇冠》（描述過多）還有《戴兒童手套的男人》（很好，但是關於性的內容還是太多了）。儘管沒有辦法稱頌或者神聖化這些選題及其處理手法，每一篇聽起來倒都代表了當時雜誌青睞的文章類型。
運氣漸漸好了起來，為報刊雜誌寫作順利了一些。實際上，他差不多在巴黎呆了6個月才得以發表署上自己名字的文章，在《世界》，法國一個享有很高聲譽的文學雜誌（不是同名的一個發行量很大的日報）上發表了題為《英格蘭的書報審查制度》的文章。這篇文章選材傳統，講述了古老的英國為了讀者而對具有煽動效應的文學進行封殺，可是讀者眼裡的英國「道德」早已經是可怕的東西了。這篇文章大肆譏諷了這一行為的荒謬，同時，這篇文章的歷史價值就在於它指出了維多利亞時期資產階級的崛起。奧威爾指出，早在18世紀費爾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的時代，英國就已經產生了清教徒的中產階級，但是，還是沒有能夠防止《湯姆·瓊斯》的問世。一個世紀之後，當這個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時，審查制度已經深深地紮了根。在初次成功之後，奧威爾很快又在英國期刊上露臉了。他在一份名為《G.K.週刊》的期刊上就「微型小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質疑了法國的一份名為《埃米斯人》的報紙，該報是由百萬富翁柯蒂經營的，該報巨大的銷售量使得奧威爾在此後的20年間不得不定期地予以關注。《埃米斯人》無疑是很受歡迎的一份報紙，卻極端右傾。奧威爾總結說，即便你的觀點沒法同時下大眾的看法一致，可是除了表述時下流行的看法還能做什麼呢？為什麼英國就沒有自己的便宜的報紙呢？那些買報紙的「可憐蟲」至少尚有幾文錢。
如果讓具有現代理念的編輯來審視奧威爾在《G.K.週刊》和《世界》上發表的文章，他們一定會說「極具思想性」：通過透視原先的一個主題來揭示更廣闊的歷史意義。在1928年12月和1929年1月奧威爾在《文明進程》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他直接採用了一些關於倫敦的素材。《英國城市進程：英國工人階級的困境》包含了三篇文章：《失業》、《流浪漢的一天》還有《倫敦乞丐》。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有奧威爾原文的翻譯稿，而且還是根據當時法國報刊文章的格式寫作的（單行分段，句末用感歎號），文中對於細節的描寫入木三分，引人注目。《文明進程》給E.A.布萊爾這位新投稿人開出的稿費是每篇文章235法郎，也就是兩英鎊少一點，相對於當時的生活水準這個數目並不多，但是，在一個一份湯只要花上四分之一便士的城市裡，這樣的收入還是挺可觀的。4個月以後，奧威爾又給該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很多的想法為後來的《在緬甸的日子裡》打下了初步的基礎。此外奧威爾又給《世界》寫了第二篇文章，這篇文章是關於約翰·高爾斯華綏的，通篇用一種發號施令的口吻寫成（許多的「我們應該注意」），但是指出了高爾斯華綏作品中的一系列矛盾——有錢人和窮人的、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的、敏感和愚鈍的。當時，高齡的高爾斯華綏距離他在愛德華七世時代的巔峰時期已經有20多年了，似乎已經過時，但是，奧威爾選擇這樣一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和桂冠詩人的得主作為這篇報刊文章的寫作對象，顯示了奧威爾日臻成熟起來的文學品味，揭示了他自認自己屬於的文化圈子的情況。伊夫林·沃的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是關於弗班克的；西裡爾·康諾利當時忙於讚頌當時最新的先鋒派小說，而奧威爾這一時期的職業發展，則是關注《福爾賽世家》的作者（高爾斯華綏）。
25歲的奧威爾在巴黎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巴黎倫敦落難記》的敘述者似乎非常孤獨，遠離他的朋友鮑裡斯，一個前俄國騎兵軍官，還有他在小酒館裡認識的點頭之交。與之相反，奧威爾在寄宿公寓的生活卻一點也不孤單。他的內莉姨媽當時和世界語學家的丈夫住在巴黎（在1944年的《論壇報》上的一篇提及亞當先生的文章被保存了下來，文中奧威爾說「由於爭鬥本身是齷齪的，各種世界語的發明者們之間的爭執總是很難解決」）。我們知道，這位姨媽的社交能力足以讓她躋身奧威爾的朋友圈。麥克盧爾代理處的貝利先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你的姨媽」，另外，奧威爾去世前6個月收到的一位名叫露思·格雷夫斯的女人的短信中也提到了她。格雷夫斯女士現今住在美國，由於聽到廣播中對《動物莊園》的賞析而動了寫作的念頭。她回憶在巴黎的時候，她們倆晚上常常輪流準備週六的晚宴，「在豪華大街上的我那間亂糟糟的小屋裡愉快地聊幾個小時的天」。20年後的她非常珍視這段巴黎時光，其中包括「和一個戴著法國布裡多尼的寬邊帽子的高個子年輕人談話，他和善而且思維敏銳」。
這位露思·格雷夫斯是誰呢？在奧威爾的所有作品中都沒有提到過她以及他們的共同的朋友「伊迪絲·摩根」，也沒有提到過這段讓她沉醉的好時光。但是，顯而易見，奧威爾在巴黎的這段時間並不缺少朋友。所有的事實表明，這段時間作為一名流離海外，努力去瞭解巴黎，用心寫作的文學青年，他的生活是愜意的，巴黎留給他的全是美好的回憶。像海明威一樣，他喜歡春天的懸鈴樹，指出它的樹皮和倫敦廣場上的樹不一樣，不是被煙燻黑的。他喜歡上了植物園，儘管這種嗜好帶有典型的奧威爾式的怪誕。20年後他跟一個朋友講起，只有氾濫成災的老鼠溫順地吃著你手裡的東西才有趣。
1929年春天的這樣的週六晚宴成了一個慣例。此間，奧威爾身體不適，偶爾寫就一些報刊文章和草擬長篇小說。2月底，奧威爾生病了。3月初就住進了仁愛醫院十五區的「流行性感冒」病區。《窮人之死》這篇令人毛骨悚然的隨筆就是紀念這段時間的生活：他被拔火罐，硬被敷上滾燙的藥膏，當然還遭受了其他的屈辱的對待。奧威爾認為自己得了肺炎，但是，「流行性感冒」就是流行性感冒，15天後他就出院了，這也讓「他得了重感冒」這樣的解釋更合理一些。不管他到底得了什麼病，出院4天之後，他已經恢復得可以出席馬歇爾·福煦在巴黎殘老軍人院的葬禮了。根據1947年奧威爾在《論壇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對這次葬禮的描述，這次高盧人的葬禮之所以值得回憶，主要是因為有幸看到了和福煦同時代的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馬歇爾·佩騰：「高高的個子，瘦瘦的，儘管已經差不多70歲了，身板仍然筆挺，蓄著濃密的鬍鬚，像是海鷗的翅膀一樣」。看到了這個昔日的戰士，人群騷動起來，大家都竊竊私語：「那就是佩騰！」奧威爾卻害怕被人們這樣打量，直到8年後他才願意出席喬治·V.的葬禮。
此後不久，他又遭遇了一次不期然的危機，寄宿公寓的一個意大利房客潛入了房客們的房間，偷了他們的錢跑了。奧威爾在《巴黎倫敦落難記》中記載了這件事。根據梅布爾·菲爾茲（奧威爾後來才認識的一個人，並且曾向他傾訴了一些比較私人的事情）回憶，這個意大利人名叫蘇珊娜，是個「妓女」，很嬌小，後來在一家小咖啡館裡被逮住了。當時奧威爾對她很著迷，據菲爾茲講，蘇珊娜有一個阿拉伯籍的男朋友，奧威爾曾和他吵過架。不管這樣的描述是否屬實，像關於奧威爾和其他的一些緬甸女孩以及後來其他的一些生活片斷一樣，我們總會感覺到奧威爾是捉摸不透的，他個人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一片空白。這次偷竊事件成了《巴黎倫敦落難記》中一系列事件的頭一宗。《文明進程》付給奧威爾關於緬甸的那篇文章的稿費使得他能夠付清房租，他原先是在朝不保夕的狀態下和朋友鮑裡斯在這裡住了3個星期。之後他們在一家大旅館（洛蒂旅館抑或是客裡隆旅館）找到了一份大概是洗碗的工作，後來又到一家新開張的名字叫「讓·科塔德旅舍」的飯店做同樣的工作——只是鮑裡斯成了服務生領班。
《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重點描述了奧威爾這四五個月的生活，描寫生動形象，初步形成了後來的奧威爾式的特殊的寫作效果：細節描寫生動而冷峻（你會覺得只有奧威爾能寫出人在快餓死的時候唾液的那種變化）；對灰塵、骯髒或者掉進牛奶裡的臭蟲的挑剔；對那些終身都要在這種環境中生活的人的真真切切的同情。隨手翻開《巴黎倫敦落難記》的任何一頁，展現在你眼前的就是一個殘酷的世界，可以稱得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鋪當衣服時的心理描寫；某旅館的地下通道讓他想起巡遊艦上低低的甲板（「都很熱，很狹窄，瀰漫著做飯時的熱氣，還有廚房爐子發出的『呼、呼』的噪音，就和引擎發出的聲音一樣」）；充滿可怕氣氛的飯店，在那裡你什麼都買不起，胖胖的廚師累得筋疲力盡還總被廚房管事虐待等等。描寫的真實讓這些痛苦更加深刻而真切，你會覺得要編造出像奧威爾所寫的那樣奇特的事情來實在是很困難的：到虛擬的共產主義社區去搬運洗衣袋、為俄國的一份報紙寫文章介紹這樣的「運動」。關於某飯店樓梯下的情景——「10來個服務員脫了衣服，露出汗津津的腋窩，坐在桌子上拌色拉，把大拇指都伸到奶油罐子裡。房間裡瀰漫著髒兮兮的食物和汗水混雜的味道」——這樣的描述顯然是第一手的資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本書就是完全意義上的「真實的故事」，書中描寫的故事也不是就像它所描寫的那樣發生的。我們並非要指責奧威爾捏造事實，只是想指出觀察和創作之間的差距，以及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技巧性創造、選擇和區別對待。
奧威爾送給他在索思伍德的朋友布蘭達·索爾科德的初版的《巴黎倫敦落難記》中，包含了許多他自己所作的註釋：鮑裡斯「和書中描述的一樣」；關於對共產主義秘密社會的造訪，他加上的註釋是「我所描述的差不多就是事實上發生了的」；還有他3天沒有飯吃的經歷，他寫道「這確實是發生了」；關於他對「某旅館」的描述，他註釋道「我盡我所能記載我所看到的」。書的第3章給讀者提供了一個關於貧困生活的導讀性內容，開頭寫道：「此後的章節並非我的自傳，而是我的所見所聞。」在為索爾科德小姐做了這些註釋之後不久，也就是1934年，奧威爾曾給這本書的法國編輯寫了一篇簡介，告訴讀者，他並沒有誇大事實，只是對事實作了篩選。「我所寫的確實在某個地方發生過」，書中人物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但更主要的是「他們身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這些序言發人深省，極具啟發性。比如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個體是什麼樣的？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前半部分顯然是關於高盧人（法國人）的故事，因為做作的「法國腔」的對話在書中隨處可見，然而，這種地方特色被誇大了。其中關於下層人民生活細節的描寫，比如用蒜頭擦拭麵包，使味道在嘴裡滯留，這樣可以讓自己覺得剛吃過東西等，讀來讓人懷疑是描述巴黎人慣常的荒誕不經的故事。其中查理如何在一家妓院誘姦了一個戰戰兢兢的處女的故事佔據了一整章，很顯然，這個故事是從19世紀晚期某個墮落的傢伙那裡聽來的懺悔故事。關於誘騙守財奴盧克把撲麵粉當成可卡因買的故事也很難叫人相信。鮑裡斯向他以前的某個情婦求助，她給他的信讀來也非常地不可信，倒是提供了一些可以同此前的親英派人物所寫的關於巴黎的文章進行對比的觀點。《巴黎倫敦落難記》和撒克裡的《巴黎掠影》（1840）偶爾會有一些相似之處，《巴黎掠影》中描寫了一個英國人自殺的故事，從此人的文件裡也找到了他的情婦「菲芬」的一封簡短而令人心痛的短信。讀了這樣的信，你會覺得撒克裡即使沒有完全轉錄原信的所有內容，他也幾乎記住了信中的所有要點。與此相比，伊馮給她的「至親至愛的小狼仔」的信，還有她記憶中的「你給我的那些甜蜜的吻」，似乎都被潤色過了。讀者不是不相信這些故事——如果讀者全盤接受書中所寫的東西，那將是對《巴黎倫敦落難記》的攻擊——只是讀者開始發現奧威爾寫作水平轉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