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高興的是，菲爾茲夫人是個比較堅定的人。她讀了這本書，把它拿到斯特蘭德·摩爾的辦公室去，說服摩爾看看這本書。摩爾看了書之後，給奧威爾寫了一封忠告信。在摩爾的出版社表示願意幫他出版這本書之後，奧威爾在4月底又給摩爾寫了封信，詳述了書的遭遇：1930年6月份，他最早嘗試將這本書寄給海角書局；1931年夏天，他將稿子改寫之後又寄給他們；艾略特曾表示過少許的興趣。如果你們有可能接受這本書，奧威爾提出，能否請你務必匿名出版，因為「我實在沒法以它為榮」。既然如此，當初奧威爾幹嘛又一心想讓它出版呢？從奧威爾早先給摩爾的一些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出版業的一無所知，出版業人士提出的一些要求就足以將他嚇住。接下來的幾年裡，摩爾的出版社才開始不斷接受業外人士的一些建議，一些人找翻譯做，還有一些詢問那些最簡單的出版流程。奧威爾和他們初次合作時，提到了他正在寫作一首長詩，詩是關於倫敦一天的生活的，奧威爾說「這段時間結束的時候應該能寫好」。這時，奧威爾突然想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這種文章不會給任何人帶來什麼收益」，的確如此。他曾跟查托和溫德斯出版社提出要翻譯一本左拉的小說，可是，這份工作也不會給他帶去太多的快樂。對於奧威爾這份不諳世事的天真，摩爾都容忍了，一方面顯示了摩爾極好的耐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確對奧威爾的作品很感興趣。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出，此時的奧威爾對於自己剛剛起步的事業，對於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作家都非常的迷茫。社會報道、長篇小說、文學翻譯、「長」詩（在當時被看作古董的體裁）——所有這些在30年代早期的時候，似乎都曾符合他對文學道路的想法。這首關於倫敦的詩他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最終以《倫敦樂事》為題發表，描述了《讓葉蘭繼續飛揚》中戈登·康姆斯道克對閒暇時光的癡心追求。
奧威爾所說的「這段時間」的結束標誌著他30年代早期生活的結束和他生活方式的轉變。和許多其他戰時苦苦奮鬥的作家一樣，奧威爾此時開始為還處於黑暗中的下層社會的私立學校工作，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在倫敦西部的赫斯霍桑高級中學找到給男生上課的工作的。倫敦當時有很多教育中介機構，很可能他是向其中的一家申請的。對於一個由當時的頂尖級學者培養出來的伊頓畢業生來說，即便他非常不喜歡伊頓的學習經歷，到赫斯霍桑高中教書絕對是份掉價的工作。除了他，學校另外還有一個教員，那就是校長。全校學生不足20人，都是當地一些看不起公立學校的小資產階級者的兒子。學校安排奧威爾住在學校的管理者尤恩森家的底樓，有2間屋子。尤恩森另外供職於當地一家生產「主人之聲」牌唱片的工廠。跑到倫敦西部這個不知名的小地方來，迫於生計幹了一份不喜歡的工作，奧威爾痛苦到了極點。盛夏的時候，他在給埃莉諾的信中提到了赫斯這個地方，「上面這個鬼地方」——就是信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我見過的最荒蕪的地方之一」（在《牧師的女兒》倒數第二章，真實地再現了這裡的環境氛圍）。奧威爾和埃莉諾的友情也沒有很大發展；儘管這封信是開學2個月後寫的，埃莉諾連奧威爾的行蹤都不知道。霍桑學校的這幫學生對奧威爾的印象是，課堂上很嚴肅，但課後話要多一些，隨時樂意教你畫油畫，曾經帶了他的一個學生到當地的沼澤地去收集沼氣。那個學生還記得「這個不近人情的」布萊爾老師曾把他屁股打得一個星期坐不了凳子；但他對這段師生間的過節沒有絲毫怨言。他還精心編排了一部戲劇，《查理二世》，這部戲劇在《牧師的女兒》中也寫到了，故事情節複雜，服裝設計也下了很大工夫。
隱居在這樣一個小地方，很少有機會出去，奧威爾又開始寫作了。從他這段時間的信件和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宗教有著極大的興趣，儘管有時候是帶著嘲弄的口吻，但其中仍然包含著真誠的本質；確切地說，他這方面的興趣源於他對宗教用具的非常詳盡的瞭解，還有對其中一些岌岌可危的問題的認識。可能，我們在這裡討論奧威爾的宗教「立場」的做法是不對的。他曾經對戴維·阿斯頓說過，要檢驗一個人是否忠誠，只要看他信不信有來世，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有人信來世，可見他是不虔誠的。但是，早在他事業的起步階段，奧威爾就在研究何謂移位了的宗教敏感性。他認為，這個國家以及每個個體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認識並且積極調動豐富的人類情感，而直到最近，人類的情感才被引導到宗教教義的遵守上來。他花了6篇文章來陳述他的觀點：人類已經失去了靈魂，而且還沒有找到一個替代品。當他們真的找到了一些東西的時候，卻是以極權主義和獨裁政治的形式表達出來，操縱過去，無視未來，這對於前進中的30年代而言尤其危險。在同阿斯頓的那次談話中，奧威爾指出，一個人的道德意識完全取決於他是否關心死後會發生什麼。
儘管奧威爾後來才探討個人的道德觀與是否信仰上帝之間的關係，他對於精神信仰問題的極大興趣卻顯而易見。他父母在索思伍德鎮的朋友凱爾夫人是個天主教徒，曾借了一本書給他——卡爾·亞當的《天主教精神》。奧威爾給這本書寫了一篇書評，寄給《新英語週刊》，可見他對精神信仰問題的興趣顯而易見。儘管奧威爾並不是一個沒有判斷力的人，但他在顯示自己對當下的宗教政治熟悉的同時，由於說了一句「除了天主教徒自己，很少有人懂得要嚴肅地看待教堂」，這句話激起了極大的民憤。人們開始爭論。著名的天主教護教論者馬丁德爾神父也認識凱爾夫人——凱爾夫人可能也把他的《羅馬信仰》一書借給了奧威爾，奧威爾在那篇評論中用到了這本書。神父寫信給凱爾夫人說，他想見見這個好爭論的年輕人，要糾正他的好多宗教觀念上的錯誤。這段時間正是天主教復興的重要階段。諾克斯大人和達西神父是復興的主要人物，報刊讀者對他們都很熟悉，當時對吃喝玩樂的享樂生活的追求也風靡全國。奧威爾對卡爾·亞當的書評中所討論的問題在所有的聖壇和報刊上都受到非議。我們可以說，奧威爾是一個潛藏的天主教皈依者——可能是因為凱爾夫人的一片熱心，對於30年代的作家來說，天主教是個很有誘惑力的避難所，在《讓葉蘭繼續飛翔》中，戈登對拉夫斯頓說，在20世紀，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要麼選擇天主教，要麼選擇布爾什維克主義，雖然這話有誇張的成分，但這確實是20世紀的文化人，特別是作家所接受的選擇。
一半出於寂寞，一半出於興趣，可能還希望給埃莉諾·賈克斯留下個好印象（據她女兒說，她是個「非常崇尚精神追求的人」），奧威爾結交了一個助理牧師，名叫歐內斯特·帕克，是一個比他稍大的年輕人，在赫斯當地的國教教堂任職。這個教堂很注重儀式，不是很遵從那些改革提案。奧威爾很熱心，主動要求給教堂畫聖像，是一幅聖母瑪麗亞的像。他告訴埃莉諾，他要把這幅肖像畫得盡量像《巴黎婦人》中的插畫。他還暗示會去領聖餐，只是擔心麵包會嚥不下去。奧威爾參加英國國教教堂的真正動機很難猜測，既然他參加了，又為什麼不去參加教堂裡最重要的儀式呢？他無疑是喜歡這個助理牧師歐內斯特·帕克的（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喜歡和他相處，但私下裡又嘲笑他工作的這個圈子，這樣的行為是不是一種背叛？奧威爾在給埃莉諾信中的那種挖苦的語氣是否僅僅是掩飾他自己內心理不清的困惑呢？不管答案是什麼，可以看出他喜歡把埃莉諾當成聽眾，戰戰兢兢地提出見面，問她能不能幫他收集一些蛾卵來做自然研究，告訴她他不知道夏天能不能回索思伍德，因為他想繼續寫他的長篇小說。他們本來可以在星期六見面，但是奧威爾收到信晚了，他沒法更改日程安排了。6月底，摩爾通知奧威爾，維克托·戈蘭茲公司打算出版《小人日記》，不用擔心這本書有誹謗和煽動公眾的嫌疑了。這個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奧威爾，促使他加緊創作《在緬甸的日子裡》。雖然40英鎊的稿酬是偏低了，但是奧威爾還是非常的高興。儘管這個公司1928年才成立，作為一個出版商，戈蘭茲是無名小卒，但這個年輕人的精神追求和出版意識都很先進，前途無量。況且，對於一個在30年代早期簽下第一份合約的年輕作家來說這已經非常不錯了。月底的時候，奧威爾到亨利塔大街戈蘭茲的辦公室與他會面，拿了一張修改意見，大多是對其中的一些語言問題和一些帶有影射的名字的修改，還有就是要求對查理光顧妓院的描寫進行修改。戈蘭茲不喜歡這個書名，奧威爾也比較喜歡《窮困女士》這個題目，出自於艾麗絲·梅奈爾的詩。
這個時期結束了，儘管此前奧威爾猶豫不決，他還是回到了索思伍德鎮。其中有家裡的原因，也有他個人情感方面的原因。在租來的房子裡住了好多年之後，布萊爾夫婦從艾達的一個親戚那裡繼承了一筆遺產，終於有錢買自己的房子了（可能不超過幾百英鎊，因為艾達死後2年房子就以1100英鎊的價錢賣掉了）。房子是從奧威爾的裁縫丹尼先生的一位伯祖母那裡買的，坐落於主幹道的南面，大小適中，朝向街道，房間空間都比較大。因為奧威爾的父母去看瑪喬麗，阿弗麗爾的丈夫又在北英格蘭，奧威爾和阿弗麗爾就一起收拾房子，住下了。阿弗麗爾記得當時整棟房子只有2個燈泡，他們到哪裡就把燈泡帶到哪裡。奧威爾對「化學實驗」的興趣也再一次被調動起來，他曾試圖用一根長橡膠管子從盛滿黑糖蜜的罐子和沸水中提煉朗姆酒，不幸的是實驗失敗了，他造出來一些帶橡膠味的純酒精。
春閒時候，奧威爾就會寫《在緬甸的日子裡》，而且寫到很晚：街對面的雜貨店的孩子們記得，總能聽到他的打字機咯嗒咯嗒響聲，一直到很晚。同時奧威爾還有另外一件事要考慮。從8月中旬他給埃莉諾的一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人感情急劇升溫了。他吩咐「最最親愛的埃莉諾」不要忘了星期二見面的事（史密斯書店，下午2：15），「既然你愛我，就不要改變主意」。儘管奧威爾以前也給布蘭達·索爾科德寫過信，像這樣公開表白的關係還是第一次。可以說，從這次開始，才看到年輕的奧威爾對女人的態度和追女人的事。儘管不是特別確切，索思伍德鎮的老人們都清楚地記得他雖然舉止無禮，和女人的交往也常常並不成功，但他的確是一個很有女人緣的男人。他和梅布爾·菲爾茲的關係看起來就不僅僅是贊助人和被保護人這麼簡單，奧威爾的檔案裡有一封信，梅布爾稱奧威爾「情人」。至於埃莉諾，因為丹尼·科林斯的存在，她和奧威爾的關係就顯得比較複雜了。但是，1932年夏天——可能丹尼在別的什麼地方——他們之間的親密是毫無疑問的。奧威爾非常喜歡埃莉諾，並且表現出了佔有慾（當她沒問他就燙了頭髮的時候，奧威爾嚴厲地表示抗議），而且非常會異想天開。在為《新政客》寫一篇關於普通的住宿旅店的文章時，他曾提出埃莉諾可能有興趣幫他到一家女客住宿的小客棧去作個調查。那年夏天，他們經常去布萊斯河畔散步，其中的一些細節可以從秋天的2封信中得到少許線索。奧威爾在其中一封信中回憶道：「那天，我們在以前的布萊斯堡旅社旁的小樹林裡散步——那個旅社你還記得吧，高架床上長著苔蘚——我永遠記得，你潔白的身體在那片墨綠色的苔蘚映襯下是那般美好。」奧威爾的小說中總喜歡露天嬉鬧的場景，其根源可能蓋出於此。另一封信是10月中旬寫的，包含了一種更哀傷的情緒，「你說，回顧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是開心的，你這麼說太好了。我好希望將來可以再和你做愛，但是如果你不願意也沒有關係。你對我的好永遠令我感激」。我們可以推斷，到這個時候，埃莉諾已經決定選擇丹尼了。似乎公眾也在為此作出選擇：索思伍德鎮的大多數人都很為難。埃斯米·梅耶回憶說，大家都知道這兩個情敵之間的競爭，奧威爾「雖然嘴上不說什麼，但他絕對不開心」。好多年以後，埃莉諾的女兒回憶，她媽媽說，她沒有嫁給奧威爾是因為「他要不就過於憤世嫉俗，要不就過於辛辣諷刺」，而且，不管她多麼喜歡他，「她一直就知道自己要嫁的是丹尼」。
不管愛情的經歷讓奧威爾多麼失望，他始終保持著很高的工作效率。在《阿黛菲》8月號上發表了《叮叮噹噹》之後不久，又和露思·皮特互惠互利，為他的《珀爾塞福涅的冥後生活》寫了一篇評論——當時《阿黛菲》已經變成月刊了。隨後，他又在《新政治家》上發表了那篇有關住宿旅社的文章。但是回到赫斯之後，生活又回復到了以前的單調乏味。他告訴布蘭達·索爾科德，《在緬甸的日子裡》實在叫他沮喪到了極點。此外，他對宗教事務仍然興趣不減，經常去教堂，在那裡，他找到了《牧師的女兒》中的梅菲爾小姐的原型（「一個垂死的醜女人，身上散發出樟腦球和杜松子酒的氣味，領聖餐的時候差不多是被搬來搬去的」）。奧威爾想，他應該很快去談談自己的想法，要不然，那個助理牧師會覺得他不去聖壇是件很奇怪的事。他解釋說，如果一個不信仰上帝的人還去領聖餐，那實在不光彩。但是，「我已經假裝虔誠了，那麼除了繼續偽裝下去，別無他法」。這段話實在很叫人匪夷所思。如果真像奧威爾所說的，他是裝出來的虔誠，那麼他為什麼又在讀高爾主教寫的《信仰上帝》呢（「好像是些很好的教條」）？高爾主教曾給他在伊頓公學行過按手禮，他又為什麼為《教堂時代》寫東西呢？
丹尼邀請他去劍橋呆上半個學期，他一方面渴望見到埃莉諾，另一方面那裡卻有兩三個人是他非常不想見到的。同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巴黎倫敦落難記》的出版日期也確定在1月初。在11月中旬，他一收到校樣，就趕緊給摩爾寫了封信，這封信實在寫得言詞笨拙。有兩個地方要調整，他應該改動哪一個呢？一個是因為讀者不接受，另一個是印刷錯誤。為了保險起見，他已經開始著手兩個都改。關於使用的筆名，他也很慎重，他不知道「X」是不是合適。摩爾本該告訴他這個筆名可以。「我這麼問是因為，如果這本書不像我所料想的那樣失敗的話，我最好還是用一個以後可以繼續用的筆名。」
為什麼1932年末「埃裡克·布萊爾」會變成「喬治·奧威爾」（當然兩者不是截然分開的，此後2年裡奧威爾還用他的真名發表過文章），這樣的過程著實讓歷史學家忙碌了半個世紀。大家想當然地以為，這次改名字代表了他的個性、動機、還有決心等方面的巨大變化，然而實際上，原因很簡單。奧威爾用筆名發表了《巴黎倫敦落難記》，主要是因為他不想讓父母為他寫的這樣不像樣題材的文章而感到臉紅。另外，他向來不喜歡他的基督教名，太明顯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特色，並且和迪安·法勒的兒童作品《埃裡克，一點一點來》中的人物同名。11月15日和19日，他寫了2封信給摩爾。在此期間，他想出了一連串的筆名：肯尼思·邁爾斯、喬治·奧威爾、還有H.劉易斯·阿爾維斯、還提到了他做流浪漢時偶爾用的一個名字，「P.S.伯頓」。他自己最喜歡的是奧威爾這個名字。埃莉諾·賈克斯記得，有一次，奧威爾從易普斯維奇（奧威爾河流經的一個地方）回來，向大家宣佈：「以後我要改名叫喬治·奧威爾，這是個非常好的英國味十足的名字。」另一方面，據理查德·裡斯回憶，名字的問題顯示了奧威爾非常迷信的一面。他曾說，如果你的名字隨作品發表了，你的敵人也就看到了，敵人就可能「對它施加魔法」。裡斯覺得他講這話的時候是認真的。不管到底是什麼促成了他選擇用這個筆名，11月底，戈蘭茲出版公司的排版人員被告知，標題頁用「喬治·奧威爾」這個名字。「肯尼思·邁爾斯」和「H.劉易斯·阿爾維斯」成了文學史上的一個「腳注」。
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奧威爾終於約了埃莉諾在倫敦的維多利亞舊大樓外面見面。4天以後，他又寫了封短信約她星期天去鄉下遠足，這封短信被保存下來，他在信中難過地說，他們之間竟然沒有提做愛的事。當然，如果丹尼在索思伍德的話，他們之間就什麼也不可能做了，但是如果丹尼不在呢？「如果你不想做，那你就不要勉強，但我希望你是願意的。」不管埃莉諾現在多想和奧威爾保持距離，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是非常親密的，她這時候可能還在倫敦工作。12月份的一封信中，奧威爾問她是不是在賣襪子之類的東西，還問她什麼時候「回來」（就是回索思伍德）。奧威爾提議去鄉下散步成了泡影，但是，他們12月21號在國家美術館外面見面，2天後又一起回到索思伍德。當奧威爾到蒙太戈去過聖誕節的時候，收到了一沓提前印刷出來的《巴黎倫敦落難記》。他天真地問摩爾，封面上的「書社推薦」是什麼意思。5天以後，他前往倍德福德郡，去索爾科德家給布蘭達送去他剛出版的書。從他離開緬甸至今已經5年過去了，他終於成功了，現在是個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