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春風從賈特蘭半島吹過薩福克郡海岸時，奧威爾還被困在蒙塔古的床上，他的沮喪與日俱增。他開始另一部小說的寫作，就是後來的《牧師的女兒》。他在給摩爾的信中提到，出版商哈米什·漢密爾頓有個神秘的項目，但要求有「專門知識」，而奧威爾不具備這樣的知識。赫斯附近的風景促使奧威爾又寫了一首詩，《皇家留聲機廠旁荒廢的農場》，發表在《阿黛菲》的4月號上，這真是一首非常糟糕的詩，又回到了關於不確定性的問題：
如同樹木生長那樣
人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向
自由的靈魂
沒有被重重疑慮羈絆
就可以像箭一般飛翔
飛向心中神靈所在的地方……
詩人陷在沒有上帝的現實中，感覺被「從兩個方向撕扯著」，像是布裡丹的驢子不知道在「水和玉米」之間該如何選擇。從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奧威爾這段時間非常不開心，似乎他再次萌生了對布蘭達的感情。聖費利克斯學校放假的時候，布蘭達離開了索思伍德，她的離開讓奧威爾陷入了憂傷，「我真希望你在這裡啊，」他難過地說。《牧師的女兒》也叫他沮喪到了極點。他知道書中不乏好的東西，但是整本書不緊湊。丹尼和埃莉諾現在已經結婚了，打算動身去遠東。奧威爾告訴這位生活中牧師的女兒，「沒有你這裡變得無法忍受」。要不是他當時非常忙，他會發瘋的。
奧威爾這種誇張的自憐自艾並不是由於他本人不合時宜的嚴肅引起的。相反，只要他把書寫完，就會動身去倫敦（他給布蘭達的信中就有這樣的暗示）。然而，孤獨感彷彿一直伴隨著他，他下定決心不惜代價要找到一個伴侶。於是，大約在1934年夏天，一段奇怪的小插曲發生了。喬治·薩默斯比奧威爾小6歲，是個古董商，在索思伍德鎮港口盡頭的輪渡路上有一些產業。他好像至少周旋於理查德和艾達·布萊爾在當地的幾個社交圈裡，比如說，他認識他母親的一個朋友塔博斯太太，而和他們又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他認識「埃裡克」，第一次是在索思伍德的五金店裡看到他，那時候並不喜歡他。喬治·薩默斯此時正和一個叫多蘿西·羅傑斯的女孩子關係很好，並且兩人可能已經訂婚了（很巧的是，這個女孩是多拉·喬治的一個朋友，4年前，奧威爾曾把一首詩送給多拉），多蘿西·羅傑斯是沃爾博斯維克車庫經營者的女兒，是「這個地區裡最漂亮的女孩」，她在索思伍德一家名叫格裡芬的女士服裝店工作，路人經常看到她在那裡佈置櫥窗。羅傑斯先生有一次和未來女婿聊天，不解地問他，他的女兒有沒有獨自出去散過步。喬治.薩默斯回答說，有啊，為什麼這樣問，當然有，你是她父親，應該知道，每天下午，她得從工作的地方，穿過索思伍德廣場回家，從連接布萊斯和沃爾博斯維克的索橋上走過。羅傑斯先生建議他「要小心……當心（那座橋）……你哪天晚上騎上摩托車到橋頭看著……如果她該到家的時候還沒有回來，你要是看到有個樵夫在那裡，就把他撞倒」。喬治起了疑心，謀劃好了之後，一天傍晚，他真的騎著摩托車到索思伍德鎮那邊的橋頭，這時多蘿西從廣場那邊拐了出來，出現在視線範圍內，旁邊有個人等在那裡，高高的個子，喬治一眼就認出了那個人，可能雙方吵了起來，結局是奧威爾被摩托車追著跑回了廣場。
此後他再也沒有到布萊斯附近去閒逛。布蘭達去愛爾蘭過夏天了，因為分別的難過，奧威爾回到了父親身邊，這時，父子關係似乎已經有所改善。他們一起去父親最喜歡的消遣處，在去廣場的路上，即在約克公爵路上有一家很小的電影院，他們常去那裡看電影。有一次，他們看電影《不變的尼芙》，讓奧威爾想起了幾年前在緬甸看的瑪格麗特·肯尼迪的小說。此時的奧威爾經過歲月和閱讀的積累，坦率地承認以前自己的看法有失偏頗。但是，他的心情還是很低落。他告訴布蘭達，自己一個人在索思伍德，很可憐。《在緬甸的日子裡》一書的校樣不久從美國送來了，這讓他「想嘔吐」。《牧師的女兒》現在也寫完了三分之二，但是更糟糕。「親愛的，一定要回來啊，」他對布蘭達說，然後告訴她另外一件奧威爾式的奇特事情，他的生活向來被這樣的事情點綴著。他在伊斯頓附近的空地上散步時，夏天的陽光照射著這片荒棄虛無的地方，他覺得河水實在太誘人，就脫光衣服，把衣服扔在岸邊，跳進河裡。立刻有好多人過來了，坐下來圍觀，其中還有一個海上警衛隊的，「那個人本可以以裸泳的罪名把我趕上來」。奧威爾只好來回游了半個小時，「假裝很喜歡那樣」，直到那些圍觀者散開。
很快到了9月，奧威爾又給布蘭達寫了一封憂傷的信，告訴她小說更退步了，摩爾對他說，小說寫得「太斷斷續續了」。但願還是有一些（奧威爾希望如此）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有意思的段落。奧威爾不坐在桌旁的時候，他就在自家的園子裡種捲心菜，還跑到洛斯托夫特和諾威奇去找鱗莖。雖然對自己寫的東西不滿意，覺得自己把一個很有前景的想法搞得一團糟，最後，他還是在10月的第一周把稿子交給了摩爾。
《牧師的女兒》是一部奇異的作品，是奧威爾寫過的最奇特的作品之一。花了6個多月才寫出來，包括了作家的冥思苦想和個人經歷，是作家個人的苦痛和大量報道的東西相抗爭的結果。多蘿西·黑爾，一個教名和未來的喬治·薩默斯夫人相同的女人，是基普希爾的一個衰敗的薩福克教區老區長的女兒，一個操勞過度、受壓迫的人。她已經快30歲了，因為害怕性，過著老處女的生活，成了她父親的免費的女管家兼秘書，她的工作包括給父親打印布道詞，和商人討價還價，主持母親聯合會每週的例會。多蘿西一直維持著這種半上流社會的受束縛的生活，朋友也少得可憐：一個是維克托，唱詩班的指揮，還有一個邋遢的浪蕩子，沃伯頓先生，是個中年男人，很有趣，很健談，顯然對多蘿西尚存的一點姿色很感興趣，他的癡迷倒讓人厭惡。出人意料的是，多蘿西在父親那裡忙了一天，沃伯頓先生晚上來拜訪，深夜時分，又開了個會，討論在一部兒童劇裡做長筒靴膠水的事，結果她崩潰了。有人發現她坐在倫敦後街的馬路邊上，像是失去記憶，坐在一個叫諾比的流浪漢旁邊，諾比的朋友都在趕著去肯特郡摘啤酒花。當時的多蘿西昏昏沉沉的，又容易聽信別人的話，於是就同意和他們一起上路了。摘了兩個禮拜的啤酒花之後，多蘿西才發現了真正的自我。很快就有一些小道消息傳了出來——當地最喜歡講閒話的薩姆裡爾太太是主要的人物——說是一個「教區長的女兒」從家裡消失了，最後見到她是在沃伯頓先生家的花園門口，兩個人還擁抱了。採摘季節結束了，這些人要遷移了，轉移到了倫敦，多蘿西給父親寫過信，但是沒有回音，她最後到了妓女住的地方，是倫敦朗伯斯區的一家寄宿旅館，最後流落街頭，還在特拉法爾加廣場露宿了一晚，又因為乞討，被警察抓了起來，最後，她父親的堂兄托馬斯·黑爾爵士救了她。為了幫她改過自新，從頭再來，他安排她在倫敦西郊的一家可怕的私立學校工作。她的僱主是個可怕的女人，科利夫太太，後來多蘿西就被她解雇了，然後她又被解救了，這次是被好心的沃伯頓先生救了，他如從天將，乘著出租車來到她面前。在以誹謗罪把那些造謠的人告上法庭之後，她在基普希爾的聲譽恢復了。回家路上，沃伯頓先生向她求婚，她拒絕了，回到家，家裡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是她的生活顯然不一樣了。
《牧師的女兒》這樣組織，本質上是奧威爾對自己經歷的運用，有些地方用得笨拙一些，有些地方用得精妙一些。第一部分用自然主義的手法描述了薩福克鎮集市上的勢利和隱約的敵意，刻畫惟妙惟肖。第二部分則僅僅是給奧威爾提供了一個機會，重溫他作為流浪漢和啤酒花採摘工的經歷。接著還是借用奧威爾自己的經歷，這次用了1931年夏天的夜晚在特拉法爾加廣場的遭遇，但是，奧威爾模仿《尤利西斯》中的「夜鎮」作了一些修飾。第四部分是根據他在倫敦西部教書的經歷安排的，加上了一些他的作品中不多見的奇異元素。比如說，科利夫太太，林伍德寄宿學校這個令人害怕的女人，孩子見了她都像耗子見了貓一樣，她宣佈，聖誕節不過是那些商家炒作起來的，一點意義都沒有，決定取消聖誕大餐，只同意在前年的冬青樹上弄一點裝飾，與書中前面塑造的那些現實性的人物相比，她像是狄更斯啞劇裡的女爵士。要將這些完全沒有聯繫的素材用到一起，比如薩福克、採摘啤酒花、倫敦的落魄人、個人的教書經歷等，奧威爾面臨著極大的寫作技巧問題。一方面，這部小說像是架橋時的一個過程，主角在這個過程中常常會掉到橋下的水裡去，同樣，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讀者能感覺到多蘿西不停地穿插於整個故事，中間卻又被大量的報道性文字隔開。例如，在「索思橋」教書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給作者討論私立學校的衰敗（「順便說一下，英國有許多私立學校……」），整本書給人的感覺是，它在不停地避免成為一篇《新政治家》式的文章，這種強烈的感覺讓人很不舒服。
所有這些使得這本書有一種不調和的基調，將作者特有的個人經歷嫁接到一種想像的心理描述上，二者之間是不調和的。就好像在不同的素材之間偷偷地一座接著一座架構浮橋一樣，明顯的不真實感衝擊著小說的可信度。整個「失憶」的情節和多蘿西被托馬斯爵士挽救的情節是一樣的不可信，沃勃頓先生的出現也是，特別地不對勁，他原來的多變和不可靠，現在卻不可思議地被想告訴多蘿西好消息的決心所取代。從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作家本人是個決定論者，但是，他又明顯地在與這種觀點作鬥爭，這樣的鬥爭在奧威爾以後的作品中還會有所體現。讀者會覺得，如果讓奧威爾來決定，他會寧可把多蘿西再次送回到大街上，而不是回到她父親那壓抑的教區去。
奧威爾一直不喜歡《牧師的女兒》，大家都知道，他稱這部作品為「球」[原文是「bollix」，意為「睪丸」——譯者注]，並且在他有生之年決不會讓它再版。他的反對如此強烈以至於他死後11年才重新印刷。儘管基調不調和，讀者也強烈地感覺到這個作家對什麼是一部好的小說還不是很清楚，書中對人物性格的細節描寫卻是極富啟迪意義的。在對那些落魄生活的描寫背後、對薩福克小鎮的令人沮喪的回憶背後，隱藏著的是對人類精神信仰和宗教問題的深刻而真實的興趣，其中首要的就是，對當時宗教生活中個人用品的著迷。20世紀早期的英國學術界瀰漫著宗教氣息，比如英國天主教派、英國國教派；比如「戰時的英國教堂：諧力和反諧力」這樣的論文可以從當時的精神大熔爐基普希爾找到隱藏的動力。比如說，奧威爾早期就對英國東部基督教名義下的相互競爭的各個教派進行過詳細描繪，包括從「現代主義的」聖埃德蒙派（巧的是索思伍德的教堂也是這個名字），這個教派用「耶路撒冷」字樣來裝飾祭壇，在領聖餐的時候，從酒杯裡吸酒；還有聖韋德金德教派，是英國天主教，永遠同紅衣主教大人鬥個不停。還有就是書中當校長排練那部兒童劇的時候，多蘿西和維克多講的那段長長的爭論，提到了《教堂時代》雜誌處於錯綜複雜時期的一系列人物，波特蘭·羅素，朱莉安·赫胥黎，還有伯明翰的大主教，維克多對教區長法衣品位的評論（「在復活節的星期日，他穿的是哥特式的制服，用現代的意大利花裝飾，天哪，戴的高頂帽像棕色的靴子」），這樣的描寫又是一幅模仿畫，他影射的是奧威爾，而不是他書中角色。
書中寓意深刻的語言和對《聖經》故事的借用更加強化了書的宗教氛圍。多蘿西用《聖經》中的言詞來規勸自己。當她到監獄裡作為一種逃避時，托馬斯的謹慎的男僕把她比作被拯救的從良妓女。甚至科利夫太太一天晚上在索思橋縫補的燈籠褲「好像也包含著一種凍僵了的、可怕的貞潔，這是修女的頭巾或者隱士的連帽衫都不具有的」。這些描述的背後是一些對現世的依戀。最明顯的是一種極端的吹毛求疵，讓奧威爾把他作品中的人物放置一邊，而他自己充當了其中的角色。多蘿西一想到要從還留著老處女梅菲爾小姐口水的聖盃裡吸東西，就覺得很恐怖，這種恐怖通過對身體反映的細節描寫表現了出來：「那張嘴巴實在讓人沒有食慾；你絕對不想讓這張嘴巴從你的杯子裡喝東西」。梅菲爾小姐突然不再是散發著杜松子酒和樟腦丸的老女人，而變成了鬼一樣的地下生物，引起了多蘿西內心最深處的恐懼。書中甚至模仿了M.R.詹姆斯的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講的是一個男人在黑暗中在臥室裡磕磕碰碰地摸到了枕頭底下有一張嘴巴，「有牙齒，頭髮散亂在嘴巴四周，那決不是人的嘴巴」。同樣，你幾乎看不到一兩章是沒有談到錢的，多蘿西同管賬人之間的爭鬥被用最詳細的細節描寫記錄了下來。試問，其他30年代的小說會告訴讀者一包薄荷或者一磅便宜的丹麥燻肉的價格嗎？
但是最終，這一切全都是偶然。《牧師的女兒》最後在一系列長長的冥想式的段落中揭示了主題，多蘿西回憶了她最後才發現的信仰的喪失和她成長環境的安全感：
換個角度說，從深層意義上講，教堂裡的環境對她來說是必要的，讓她放心，因為她發現，教堂裡所發生的一切，不管是多麼荒謬，人們做這些事的目的是多麼怯懦，有一些東西——很難說清是什麼，有一些莊嚴的東西，在精神層面上是高尚的——而這些東西在外面的世界裡是很難找到的。對她來說，也許你不信，去了教堂比沒有去要好得多；遵守那些古老的教條比追逐虛無的自由要好得多。
多蘿西知道自己再也沒法去禱告了，但她同時又意識到，她以後的人生將不得不繼續這種精神的追尋：對她來說，就好像父親對那些商人玩的小把戲一樣（父親在鹹肉賣5便士一磅的時候，故意不看那些賣肉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故事以一封奇怪的、令人不滿的短信結束了。信是關於多蘿西不能或者說不願意離開為她設定的那條道路。沃勃頓先生給她描繪的她將來的生活，比如她父親去世，剩下的那點錢花光了，這些都不能令她退步。但是，她承認，可能在領聖餐的時候，她要站在梅菲爾小姐的左邊而不是右邊了。
奧威爾即將結束在索思伍德的生活，在摩爾收到他的稿子之後不到2個禮拜他就離開了那裡。內莉姨媽通過丈夫那幫研究世界語的朋友關係，幫助奧威爾找到了一份工作。弗朗西斯和米范威·維斯特普在漢普斯苔德的南方大道經營一家書店，需要一個兼職的助理；提供食宿。這個職位剛好解決了奧威爾眼前的困難，雖然工資很低，但是地點離文學圈子很近，每天還可以有幾個小時的時間用來寫作。10月份的第3個星期的週末，他離開了索思伍德。但是，這個地方一直留在他的腦海中；他在那裡的經歷也一直沒有被遺忘。比如說，在《一九八四》中，有一幕是講溫斯頓·史密斯在愛心部的監獄裡的經歷，警察偷襲了他和朱莉婭藏身的地方，逮住了他，他在監獄裡看到一個獄友把偷藏的一點食物給一個快要餓死的人吃，史密斯看著，覺得恐怖極了。監視屏裡傳出一聲咆哮，「巴姆斯德，2713號！J.巴姆斯德！把那片麵包扔掉。」J.巴姆斯德是傑克·巴姆斯德，他是索思伍德鎮從蒙塔古的家裡走出來在主幹道對面的雜貨店老闆的兒子，很久以前的夏天，他哥哥常常睜著眼睛躺在床上，聽著隔壁嘀嘀嗒嗒的打字聲，一直響到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