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學，國門未開前的日本，比中國要幸運一點，因為他們有蘭學，雖然式微，但一直都沒有中斷。中國明末由耶穌會帶來的西學熱潮，隨著明朝的覆滅已經消逝，到了西方人再次叩門的時候，中國的西學已經連影子都沒有了。不僅萬國輿圖不見了，連已經翻譯過來的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也沒有了。挨了一次打的中國人，出了幾本有關西方的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寰志略》，無非是介紹了一點西方的地理和政治狀況，跟西學連邊都還沒沾。中國人真正介紹西學，還是在1860年代，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的編譯所開始的。只是，這樣的所謂西學，也無非是最粗淺的數學和聲光化電，西方中學課本的內容。為了把那點粗淺的西學知識介紹給中國人，編譯者真是煞費苦心，我們不僅因此有了漢字的元素週期表，也有了稀奇古怪的漢字表達的數學物理公式。在那個時代真正輸入一點貨真價實的西學的人，還是傳教士。
在國門還沒被打開之前，新教的傳教士們就已經來了。來廣州禁煙的林則徐，就跟這些傳教士有了一些接觸。而這些傳教士教出來的中國教士梁亞發，就已經寫出了《勸世良言》這樣的小冊子，這個小冊子後來刺激了一個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國惹出了一場大亂子。在中國人自己啟動變革，發動洋務運動之後，新教的傳教士們更加活躍。這些主要來自英美的新教人士，雖然跟天主教的同行一樣，在意「中華歸主」，在中國傳播福音，但卻更樂意讓中國人接受西學，暗中促進中國的改變，向西方學習，發生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改變。新教傳教士們做這種事，還有一個專門的機構，叫做廣學會。
廣學會的核心人物是李提摩太，這個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擔任廣學會的總幹事長達二十五年之久。李提摩太對於中國的文化很有興趣，跟利瑪竇一樣，喜歡跟士大夫談儒學，對於佛道兩教也持寬容態度。但他更有興趣的，卻是促使中國的改變，他的一句口頭禪就是：「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千方百計促進改變）。」當然，這個改變，是向西方的方向在變。在他看來，在當時的中國，最快的促進改變的方式，是通過出版物介紹西方、介紹西學的。而介紹的對象，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中國的精英。首先是有功名的士紳，按李提摩太的估計，當時中國的進士、舉人和秀才加起來有五十到一百萬，而各省縣令以上的文官有兩千二百八十九人，武官營官以上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各種學官有一千七百六十人，駐在各省省會的高級候補官員有兩千人。這些人，都是廣學會做工作的對象。在他們的如意算盤裡，只要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能受影響，就會有相當的成效。當時廣學會最有名的雜誌《萬國公報》（英文名字原來是Chinese Globe Magazine，意為「中文全球雜誌」，後來改為A Review of the Times，直譯應為「時代觀察」），雜誌題頭下面的一行小字說明是：本刊是為推廣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這本雜誌跟當時的其他傳教讀本一樣，都是贈送的，每每派專人送到各個衙門之中。在京則隨京報一同，分送王公大臣。同時，也在每年的科舉考試期間，向各個層次的舉子分發。
但是，從1875年到甲午戰前（1894年）將近二十年間，這樣的煞費苦心的促進改變，卻收效甚微。多數舉子和官員，拿到刊物往往隨手一丟，只有江浙和廣東的極少數人，比如像張元濟、孫詒讓、沈曾植以及廣州萬木草堂康有為的弟子們，才會把這刊物當回事。而其他人，只是到了甲午之後才如夢方醒，知道了學習西學的必要，到處找尋當日被他們丟棄的《萬國公報》。在甲午戰後的中國維新變法期間，廣學會的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等人成了維新派的老師，往來密切。那時，不僅《萬國公報》成了寶貝，連李提摩太和助手蔡爾康翻譯的馬肯西著的《泰西新史攬要》，在1895年之後也成為最風行的讀物。康梁講西方歷史，尤其是梁啟超在《時務報》上談的有關西方歷史的內容，幾乎都出自這本西方歷史著作。在中日甲午戰爭過程中，《萬國公報》陸續發表的有關戰爭的消息、言論、文件和密電，也被編輯成書，取名《中東戰紀本末》，多次重印。梁啟超編的《西學書目表》和蔡元培編的《東西學書錄》，都把這本書介紹為應讀之書。維新派在1898年初編的《皇朝經世文新編》中，收錄論文五百八十篇，其中最多的是梁啟超，其次是康有為，第三名就是李提摩太。維新派在北京最初辦的刊物，居然也叫《萬國公報》。在變法期間，《萬國公報》還上達最高層，八國聯軍入侵之後，有心的傳教士在皇宮裡發現了光緒所存放的全套的《萬國公報》。維新人士還計劃讓皇帝請李提摩太做政治顧問，但因為政變發生，沒有了下文。
顯然，如果沒有甲午戰敗後的政治形勢，廣學會傳教士們的精英戰略無論怎樣賣力，基本上只能激起一點點的小波瀾，幾個水泡而已。當時的中國是一潭死水，精英也是死水一潭，無論怎樣灌輸，也頂多是死水起了一點微瀾。形勢比人強，千真萬確。近代的中國人如果不挨打，基本上沒有學習西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