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曾經坦率地說，他執迷於大統一理論的動機不在功利，而在審美。也就是說，在簡潔優美的理論照耀下，紛繁混亂的自然現象突然變得井井有條。人人都抗拒不了這種醍醐灌頂的幸福感。人文學者其實懷有同樣的野心，希望各種零散知識之下存在某種深層次的統一規律。於是，他們不斷犯下同一方向的錯誤，在根本沒有聯繫的地方發現想像的規律，把大鯨和鯊魚歸為同類。相反方向的錯誤極其少見，因為誰都不願意否定確定可靠的聯繫。可惜這種確定的聯繫實在太少，無法滿足全世界學者共同的價值偏好。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化研究」的鼎盛時期，在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之間的半真空地帶產生了許多著作。這場運動其實是冷戰的間接產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想知道怎樣才能順利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平穩過渡。他們希望能找到現代化的靈丹妙藥，然後散發給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好心的美國大兵向柏林兒童發放糖果一樣。更何況，這樣一來，蘇聯人就會無計可施。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和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是這場運動的頂尖人物。他們跟大多數社會學家一樣，以兩位「馬克斯（思）」（馬克斯·韋伯和卡爾·馬克思）的工具箱為看家本領。
冷戰結束後的思想氛圍已經巨變，所以我們難以充分體諒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驕狂。很少有一門「學科」像這些學者一樣，一開始就無法給自己的主要課題下定義。從來沒有人真正知道什麼叫「現代社會」或「現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覺得，二戰後的美國應該算得上現代化的模範國家。既然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時代的美國包括大眾民主、工業化和社會保障的元素，「現代社會」大概也應該以此為標準。至於什麼叫「傳統社會」，連這樣的參照系都沒有。於是，順化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亞歷山大的伊斯蘭法官和丁卡[3]的黑人巫師有幸分享同樣的待遇。這種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當於以下的做法：生物學家將物種分為「大象類」和「非像類」，後者同時包括鞭毛蟲、渡渡鳥和長臂猿。
比較聰明的學者早已看出，鞭毛蟲進化為大象的方式大概不會跟渡渡鳥相同，如果它們真有可能自發進化為大象的話。但即使在他們最誇張的想像中，可能的路徑也不會超出兩三條。《專制和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和農民[4]》為全人類的現代化勾畫了三條路徑：西方民主之路、東方共產主義之路和軸心國之路。這種劃分法暴露了作者的時代和師承，只有二戰結束後不久那一代人和深受20世紀50年代「新左」影響的那一批人才會這樣預設框架。當然，這批人在打擊韋伯－帕森斯學派的武斷作風方面頗有貢獻。後者總是有意無意地假定，現代化和美國化沒有實質性差別。直到今天，「新左」之所以見重於人，仍然是因為他們有糾偏補弊、拓寬視界的功能；技術意義上的紮實或準確一向不是他們的特長。
同樣，歷史學意義上的紮實或準確也不是巴林頓·摩爾的特長。一位科班的英國政治－社會史專家，首先用三十年時間熟悉東盎格利亞（East Anglia)的耕作制度，旁及英格蘭東、南各郡，在退休之前，終於感到有把握將泰晤士河谷到赫爾海岸的莊田制度劃分為五種主要類型。如果有人詢問約克郡、德文郡的土地制度，更不用說威爾士和蘇格蘭邊區的，他一定會回答：從撒克遜時代至今，它們跟英格蘭東、南各郡從來不在同一條路線上，而且彼此之間也沒有多少共同之處。如果有人進一步要求他將印度納入分類體系，他會有禮貌地回答：此事屬於社會發展史的範疇。這話翻譯成醫生的語言，基本上等於：「患者已經是癌症晚期了，不過我碰巧認識一位老中醫……」
《專制和民主的社會起源》以全世界農民的現代化為主題，因此理應非常依賴史料的準確性。不幸的是，本書中正確的史料屈指可數。相反，如果你把每一處錯誤記錄下來，作出相應的解釋，積累的讀書筆記會超出原書篇幅的五倍以上。這樣的著作居然能夠在社會學界贏得（雖然只是曾經）一定的地位，本身就是通識教育失敗、黨派精神肆虐的絕好證據。世界上沒有比挑錯和改錯更無聊的活動了，然而在本書的範圍內，指望「下河不濕腳」實在不切實際。
巴林頓·摩爾在最初兩頁內就將英國的民主歸因於社會衝突和貿易增長，除譴責流行的神話以外，不覺得有必要提供額外解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好無條件信任他的權威，否則篇幅就吃緊了。他接著用條狀耕地代表全英格蘭土地制度，把亨利八世沒收修道院土地稱為打擊貴族，把英國革命的主力稱為商品化進程的失敗者，把圈地運動稱為消滅自耕農的過程，甚至荒謬到把敞田制的沒落與農業資本主義的興起聯繫起來。中國讀者如果不太理解這些論述荒謬到什麼程度，不妨想像一下某部中國史論著提出了以下的高論：王莽在科舉失敗後創立了太平天國，匈奴人的衰落為國民黨的北伐創造了條件。逐一指出謬誤是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相反的做法比較簡單。本書只有一項歷史論述完全無可挑剔：革命前的英國王室沒有強大的行政機構，基層權力掌握在鄉紳手中。其他涉及歷史的內容，讀者都不宜信以為真。
針對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謬誤的斷語，巴林頓·摩爾只提出了一項解釋：這樣可以方便將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予以對比。這樣一來，本書就要淪為循環論證，因為此前和此後沒有任何人認為，這幾種革命可以相提並論。這種提法本來應該是作者負責證明的假設，他卻預先以假設為定理，反過來根據自己的假設篩選自己的材料。他試圖以社會統計學支持歷史論斷，然而搜集的統計資料鮮有符合史料標準的。即使以20世紀60年代的史學標準，他引用的史學著作都已經嚴重過時，何況最近三十年來，英國新政治史和地方史研究經歷了深刻的革命。今天的英國史專家只要瞥一眼本書的參考資料，就會斷定它們只具備珍玩價值。
如前所述，本書唯一靠譜的歷史敘述存在於英國史部分。涉及美國、法國、日本、中國、印度的部分，質量遠不及英國部分。凡是有過寫作經驗的人都能看出，巴林頓·摩爾的方法是先編織線索，然後沿著線索部署史料。如果史料不足，就選擇最接近的內容，然後重新解釋。用中國傳統學術語言形容，本書屬於「經學」，而非「史學」。前者運用的材料最好是真的，但如果不符合「微言大義」的需要，這方面是可以妥協的；後者體現的意義最好是符合需要的，但如果材料不配合，也可以滿足於存材料而不論意義。康有為和廖季平如果對世界史感興趣，完全可能像他一樣將印度教暴力分子列入無產階級革命家系列。
中國讀者很容易忽視西方學者的形而下層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們的客觀中立程度。在這些地方，中國讀者難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覺，所以有必要補充點背景知識。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紅色文化圈[5]內，尼赫魯的印度和蘇加諾的印度尼西亞代表最可愛的費邊式中左路線：和平，進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產主義聯盟。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卻代表最邪惡的帝國主義代理人路線：堅決反共，加入西方組織的「東南亞條約」和「中央條約」，建國理由就是為前宗主國（大英帝國）牽制獨立的反殖民主義大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歷史人物和歷史團體的評價通常不取決於其本身，而是取決於他們真實或假想的政治繼承人有沒有跟作者搞好關係。「禍延考妣」「澤及枯骨」都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不用說，在粉紅色左派的圈子裡，「法西斯」的定義與歷史上的墨索里尼沒有多少關係，比較接近於情人口中的「因為你壞嘛」。這個神奇的動物園包括了從伊斯蘭學者到波蘭工會的各色人物和團隊，唯一共同點在於，這些人都曾經或打算利用西方勢力對抗他們的共產黨鄰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徑類似的人曾經或打算利用蘇聯勢力對抗他們的美國霸主，他們就會被稱為「進步人士」。讀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簡要原則，本書涉及印度、中國、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讀，甚至最好不讀。如果不幸讀過全文，你很可能會不幸地記住作者列舉的歷史證據，而在複述時順口帶出來，這樣，你會因為作者的不專業而受到不應有的嘲笑。如果你只運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夠自己推出同樣的結論，而且發言時只有結論沒有證據。這樣，別人即使高度懷疑你的結論，也不大可能提出質疑。證據需要驗證，結論只需要相信就夠了。
現在，請允許我們用白話（相對於各種專業黑話）解釋一下作者的結論。他的結論就是拉斯基、費孝通、印度國大黨和中國民盟在20世紀40年代末的觀點。所有傳統社會大同小異，人類社會有普遍規律；西方民主、蘇聯和軸心國代表現代化的三種路徑，其他落後國家必須在三者當中作出選擇；費邊式粉紅色主義再好不過，搞好費邊主義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經發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費邊主義失敗的產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擊的，結論是先於材料設定的，但這並不能證明他的結論必定錯誤。我們只能證明一件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內，歷史沒有根據這種假設發展。
在二戰結束後那個短暫的模糊時期，費邊式改良主義一度擁有比蘇聯－布爾什維克運動更強大的群眾基礎。依據簡單化的民主理論，他們應該有更好的前途。然而，蘇聯有更簡單、更可靠的程序：極少數先鋒隊對精英階級施行深度滲透和外圍統戰，劫持政治、經濟、文化的要害部門，然後由近及遠地清算和改造遠離力量中心的社會各階級。這種程序一旦開始，任何組織鬆散、依賴散沙群眾的異己勢力早晚逃不了先被統戰再被消滅的命運。在巴林頓·摩爾所謂的「傳統社會」中，只有他所謂的「法西斯」（我們今天更習慣稱之為「威權主義」）才能替代蘇聯路線。如果威權主義成功（李光耀或樸正熙的機會至少大於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種資本主義社會就要在他們的卵翼下成熟。這種社會將會自動產生巴林頓·摩爾喜愛的粉紅色左派，正如蘇聯及其盟邦會自動消滅他這樣的人物。
西方左派傳統（社會學尤其是左派的重鎮）產生這樣的著作，實在無足為怪，而中國讀書界偏好引進「技術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鳴」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為怪。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圖書以「願望的達成」為隱含賣點。黃仁宇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發明了「毛澤東的下層建築和蔣介石的上層建築」，從而證明「歷史是正確的，未來是光明的」；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發明了「歷史三峽」，從而證明「錯誤是難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免費收復了話語霸權，從而證明「庸人適應環境，狂人改造環境，高人重新解釋環境」；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可以概括為「不要幫助中國人，這樣他們就不會抱怨了」；基辛格的《論中國》可以概括為「美國不輸出民主，中國就沒有威脅，這樣大家都滿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偉大傳統繼續顛撲不破，同樣的劇本就會繼續上演，每一次都能喚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