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遠的試金石
「我們判斷某個國家是否真是個自由的國家，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檢驗一下少數派享有安全的程度。」阿克頓勳爵如是說，「自由的摯友向來寥寥無幾，勝利全都歸功於少數人。他們依靠與從旁協助的人結成聯盟而獲勝，而這些人常常懷有和他們不同的目的。」人們太習慣將阿克頓視為英格蘭立憲自由的化身，常常忘記他自己就是一位天主教徒。立憲君主制的偉大傳統建立在（針對天主教徒的）1679年《排斥法案》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的基礎上。每一位英國天主教徒都是從每年11月5日焚燒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模擬像的兒童遊戲中學到第一堂政治課的。地道的英國人總是認為，各種自由（liberties）是各種特權（privileges）最貼切的近義詞。地道的少數派卻會認為，只有一種自由，那就是各種特權的夾縫。
根據這種定義，英國天主教徒遠遠稱不上自由最好的試金石。幾乎沒有幾個人類團體能跟猶太人競爭自由試金石的危險榮譽[6]。
歷史證明，這塊試金石相當可靠。英國猶太人的解放在克倫威爾時代實現，法國猶太人的解放在拿破侖時代實現，而俄羅斯帝國的猶太區變成了19世紀歐洲自由派心目中的反面圖騰，幾乎不下於沙皇本身。
1905年2月2日，安·蘭德（Ayn Rand, 1905—1982，原名為阿麗薩·濟諾維耶芙娜·羅森鮑姆）出生於聖彼得堡。她在俄羅斯猶太社區度過了童年和青年。一般來說，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後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和認同模式，安·蘭德也未能免俗。但歷史跟她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將她和她的事業帶到了美國。蘭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國發表，以美式個人主義為標榜。她本人又有極為強烈的政治慾望，酷愛黨同伐異。即使在美國，政治活動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安·蘭德的形象也經常遮蔽了思想家安·蘭德的意見。大多數中國批評家、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將她納入美國政治思想史的光譜，放在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1926—1995）的自由意志主義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的保守主義之間，用英美傳統解釋她的生平和學說。這種做法頗有郢書燕說的味道。其實，蘭德早在1936年的自傳草稿中就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質：「地球上有那麼多的國家，我卻出生在最不適合一個狂熱的自由主義者生存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是俄羅斯。」你能想像一個真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會自稱「狂熱的自由主義者」嗎？狂熱的清教徒、狂熱的天主教徒、狂熱的民主派、狂熱的激進派、狂熱的共和主義者、狂熱的社會主義者、狂熱的種族主義者……都有可能，然而，狂熱的自由主義者，有沒有搞錯？
確實有一種狂熱的自由主義者，甚至還有一種激進的立憲派！當然，他們不在英語世界。他們在神聖的俄羅斯，十二月黨人的俄羅斯，1905年革命的俄羅斯，二月革命的俄羅斯，柏林、巴黎和美洲的白俄僑民社區。他們的自由不像英國人那樣充滿了封建和特權的氣息，不像美國人那樣充滿了殖民拓荒者的新教和虔誠氣息。他們的感情認同和政治修辭帶有濃厚的革命烏托邦色彩。索爾仁尼琴在《紅輪》中這樣描繪他們：「這些傑出的律師和演說家更在意聽眾的歡呼，而不是綱領的實現。斯托雷平政府徒勞地請求這些社會賢達接受大臣的職位，但他們對實際責任避之唯恐不及。最後，他們面對驅散蘇維埃和議會的布爾什維克水兵時，慷慨激昂、義正詞嚴地表示退出會議，以示抗議！」（他們原先也是這麼對付沙皇的。效果令人滿意，自然會習慣成自然！）納博科夫——臨時政府國務秘書的兒子——在《說吧，記憶》中提到，俄國流亡者永恆的話題是，俄國知識分子經過了一百多年爭取自由的英勇鬥爭正要大功告成的時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場。當他們看到自由主義者的理想國家——美國居然充滿了巴比特式市儈精神，而且年輕人認為讀書僅僅是謀取更高薪水的手段時，不禁痛心疾首。（赫爾岑早就預見到這種情況。）
從精神氣質上講，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是十二月黨人的孩子，無法擺脫追求絕對境界的道德激情。從人員背景上講，這兩個群體都充滿了猶太人、格魯吉亞人和俄羅斯帝國歧視的各少數民族。猶太人格外多，佔據了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位置」。在這個大多數人口由文盲和農民組成的國度，猶太人是城市化水平和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儘管俄羅斯帝國法律盡量限制他們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國盡量限制蘇州考生，以免他們在公平競爭中將北方考生完全趕出士大夫行列。）於是，反對俄羅斯專制制度的鬥爭變得非常像少數民族大聯盟反對大俄羅斯民族的鬥爭。俄羅斯民族主義把反自由主義、反社會主義和反猶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俄羅斯人民聯盟是他們的政治組織。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猶暴行其實是這場鬥爭的餘波。羅森鮑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們忽視安·蘭德和托洛茨基、曼德爾施塔姆（他們也是猶太人）產生於同一個思想苗圃，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就很難理解她對理想國的熱愛（埃德蒙·柏克會怎麼說呢？）、對絕對理性的追求（休謨能相信嗎？）以及對傳統和宗教的不屑一顧（愛德華·柯克會忍無可忍的！）。當然，這不是說蘭德是偽自由主義者；恰好相反，一個人只有面對自己老家沒有的東西，才會表現出這樣徹底而決絕的熱愛。
安·蘭德後來描繪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納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傳[7]》中嘲笑的那位傳記作家。他們都一味誇張俄羅斯帝國的封閉、專制、壓抑，迎合西方普通民眾對俄羅斯的妖魔化想像。她留在蘇聯的妹妹諾拉對此極為反感，尖刻地指責阿麗薩醉心於塑造自己的光輝形象而厚顏無恥地篡改歷史。蘭德甚至說自己厭惡俄羅斯的一切。如前所述，這當然並非事實。她從來沒有完全擺脫俄羅斯的精神氣質，正如她從來沒有喪失對俄國古典音樂的熱愛。她少年時的俄羅斯帝國當然不是她筆下的模樣。這裡沒有英美那種正規、合法的政治自由，卻有（或者不如說，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且思想激盪的程度無疑遠遠超過波瀾不驚的英美主流社會。正因為法律是專制的，所以社會對違法者格外寬容甚至同情，以至於意識不到反政府與反社會的差異；正因為思想不可能付諸實施，不可能通過現實後果判斷其優劣，所以公眾只能根據思想的徹底性、抽像性和邏輯自洽性下結論，政治哲學一再淪為審美偏好的附庸。
這種思想氛圍對蘭德的認知結構塑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國以後，她都很難改變俄國知識分子的習慣：著書立說，強調理論的徹底和邏輯的正確，攻擊其他不夠徹底和正確的理論，卻不大考慮社會和政治活動的最大投入－效用比，而後者是美國政治經紀人最關心的問題。用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術語說，她缺乏有機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國人肯定會積極參加社區和教會的活動，自然而然會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最後多半會在政治史上留名，但卻很可能除「健全常識」以外，創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論。相應地，美國公眾對知識分子及其理論也沒有多少尊重——這兩者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總是發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說，這是自由社會和非自由社會的標誌性差異。以下的評價對蘭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熱愛自由的思想家，卻是民主社會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於俄國准知識分子的小圈子，終於美國知識分子和准知識分子的小圈子，很少出圈；兩國的主流政治社會對她來說都僅僅是背景，無論在哪個國家，她都是異鄉異客。
阿麗薩（蘭德）自幼夢想成為文人，十歲就開始寫作，畢生不渝，明顯懷有超乎功利的寄托。這種理想在俄羅斯非常典型，因為專制國家的國民更重視崇高的觀念，也更鄙視市儈的計算。她從來無法設想一個沒有讀者的世界。蘭德和納博科夫從小都在斯托由寧（）私立學校（等於現在的小學和中學合校）上學，教員包括文學家吉皮烏斯（Zinaida Gipius，1869—1945）和哲學家羅斯基（Nikola Lossky，1870—1965）——二者都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名士。學校創始人斯托由寧夫婦是大文豪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也是俄羅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學校水平高，收費貴，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執行限制猶太人的官方政策，當然也不執行思想審查的官方政策。阿麗薩來到這所學校，就是猶太家庭重視教育的證明。當時的大多數俄羅斯東正教家庭肯定會認為，女孩子讓本村神父教一點讀寫算就蠻不錯了。京城精英學校的學費足夠讓他們在老家造房、買地、買馬，像老爺一樣過好日子。
如果把這些情況翻譯成中國人理解的語言，那就會是下面這樣：安·蘭德從小在蔡元培舉辦的中（小）學讀書，朱自清和俞平伯給她上課，白先勇是她的同學。他們的學校實行男女合校比牛津和哈佛早六十年，英國國教會絕不會允許的各種異端思想在那裡都可以暢通無阻。革命後，流亡者蘭德向美國聽眾嚴厲譴責舊中國的愚昧、野蠻、落後、壓抑、背離國際主流文明。她的聽眾大部分是中西部農民子弟，他們的中小學教師就是本州島神學院培養出來的牧師。州立大學以本州島引為自豪的農學和工學為主，人文學科幾乎是空白。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正直誠實、讀書不多的基督徒，不大能區別達爾文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信奉無神論的古羅馬皇帝，只是模模糊糊地覺得這些人都不講道德。他們聽完蘭德的講座，深深感到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美國是多麼幸運的事情。老同學白先勇聞訊，笑得滿地打滾。
阿麗薩的文學生涯從十歲就開始了。像所有的文學新手一樣，她這些小說都有幾分自戀的色彩。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小說的主人公是英國人，故事充滿了針對英國的認同感和愛國主義。伍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吉卜林（Kipling）和薩基（Saki，原名赫克托·休·芒羅[Hector Hugh Munro]）那種近乎玫瑰色的「英格蘭品質」崇拜瀰漫全書，沒有露出絲毫破綻，能讓讀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國人。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樂園[8]》作者的名下，大概不會引起任何懷疑，沒有什麼能讓人聯想起俄羅斯或猶太人那種揮之不去的陰鬱、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後更加成熟的作品中，蘭德這個特點也始終不渝。這是一個異鄉人的作品，她的家園永遠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認同指向她最缺乏經驗認識的地方，因此總有一種強烈的平面感、油墨未干感。她的理想國始終是一個沒有陰影、沒有縱深的地方，觀念的投影多，經驗的血肉少。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童年時代的阿麗薩就是人們常說的那種「思辨型」或「僧侶型」學生——他們成績畸高，鶴立雞群，不善交際，形單影隻。他們越是在具體的生活中笨手笨腳，就越是喜愛抽像思維的世界。在那裡，他們所向無敵，以酣暢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現實的挫敗感。他們不愛野草叢生的達爾文世界，只愛條理分明的柏拉圖世界。他們總想用理想矯正經驗，而不是用經驗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進派就是這種性格類型，而不是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地位。薩文科夫（Savinkov，1879—1925[9]）就是從這樣的苗圃中產生的，他的英雄人物總是橫刀躍馬，斬斷一切社會羈絆。蘭德的個人主義英雄在理論上是薩文科夫的死對頭，在氣質上卻是親兄弟；他們都非常鄙視社會習俗和感情紐帶，堅持用邏輯正確的利劍清除不合理的經驗現象。唯一差別在於，蘭德斬斷的不合理現象是集體主義和庸人對天才的嫉妒。
阿麗薩從小非常喜歡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阿羅史密斯》（Arrowsmith），她似乎以某種方式預見到自己的命運。中國讀者不太熟悉本書，因此不妨略加介紹。此書是功利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專家治國論者小冊子的文學投影，集中嘲笑三種事物：小布爾喬亞社會的虛偽性、盎格魯傳統的虛偽性、基督教新教傳統的虛偽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興的醫學科研人員，在科學精神和進步信仰的支持下，快樂地享受特立獨行的優越感。毫無疑問，這種文學類型就是五四領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們的理想一旦實現，就會是費邊社的某種修訂版：一個家長式管理的吏治國家，只不過統治者由善良的科學家取代。在真實發生的歷史中，路易斯·門肯（H.L.Mencken）一類人物只是英美社會的邊緣人，這個社會的支柱仍然是他們的三大嘲弄對象。只有在這種社會中，進步主義者的德賽兩先生和蘭德的理性個人主義才能作為點綴而存在。
理性個人主義約翰·高爾特（《阿特拉斯聳聳肩[10]》主人翁）和霍華德·洛克（《源泉[11]》）主人翁）是驕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視傳統，嘲笑庸眾，僅僅忠於真理。也就是說，他們絕對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們的推理結果跟社會演化（請注意是英美近代社會而並非美麗新世界）相悖（大多數情況都是這樣），他們就不僅不屑於虛偽的妥協，不憚於危險的對抗，而且熱衷於集結志同道合的優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區。對五四以後的中國讀者而言，這樣的形象實在談不上陌生。如果他們沒有從理論上激進地反對激進派，自己就會成為最合格的激進派。
當然，在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每個文學青年和大學生的自我形象都是這樣的。這個自我形象是他們真正的信仰，沒有任何挫敗能動搖他們的優越感。正因為如此，他們很難融入任何社會，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會。年輕的阿麗薩在斯托由寧學校是這樣，年老的蘭德在美國也是這樣。「究其本質，我的哲學是作為一種勇敢存在的人的觀念。這個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豐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貴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樸次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個體主義的信徒。不為宗師，便為虛無。
二、學究政治及其見習生
1915年，阿麗薩接觸到生平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朋友。奧爾加·納博科夫這個名字就能引起無限的聯想。沒錯，就是那個納博科夫家族，《洛麗塔》的家族，俄羅斯「英國貴族自由主義」的道成肉身。在克里米亞戰敗後的改革歲月，奧爾加的祖父是改革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他在這個號稱最為專制的帝國引進了陪審制，而且確實站穩了腳跟。恐怖分子刺殺沙皇，引起亞歷山大三世及保守派大臣的反動，後者參考休謨和托克維爾都提到過的歷史借鑒，運用逆向思維得出結論：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堅持專制絕不動搖，最終獲得萬民崇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實施不徹底的改革，反而身首異處。由此可見，防範革命的秘訣不是改革，而是拒絕改革的堅定性。於是，納博科夫家族實現俄羅斯版「格萊斯頓內閣」的機會就化為烏有了。
如果說亞歷山大二世沒有能力實施徹底的改革，那麼亞歷山大三世同樣沒有能力實施徹底的反動。據說，老納博科夫在新朝的舉措相當於「一個水手遭遇風暴，為了保全貴重的貨物，把不那麼有價值的貨物扔進水裡」。顯然，以20世紀的標準看，他保留的「貨物」確實非常貴重，其中包括著名的陪審制。在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所謂反動專制統治下，俄羅斯帝國陪審團的博愛精神不下於帝國法典編纂者（老納博科夫的同僚）。他們極少判殺人犯死刑，不斷將證據確鑿的恐怖分子無罪釋放，對侵犯財產的懲罰比邊沁派法學家更開明。無罪釋放的美女刺客凱旋，圍觀群眾拋出的鮮花為她鋪成一條地毯。俄羅斯公眾憧憬這樣的場面，渴望把自己代入明星主角的位置，其熾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美國青少年對電影明星及其粉絲團的羨慕嫉妒恨。正如曼德爾施塔姆所說：「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是時代的弄潮兒。」
老自由主義者是否為激進派（當時還不一定是布爾什維克）的驅除，挖好了自己的墳墓？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兩朝的保守分子已經有這種看法了。然後，俄羅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羅斯自由派流亡者拋出了同一命題的無數修訂版。在這場爭論的高潮，憤怒的保皇黨人向米留科夫（Milyukov,1859—1943，立憲民主黨領袖、臨時政府外交大臣）開槍。奧爾加的父親挺身而出，為朋友和黨魁擋住了子彈。今天，索爾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爭論這個問題。或許，這樣的毒舌並不過分刻薄：蘇聯史學想證明「都是我的功勞」，保守派史學想證明「都是你的錯」，自由派史學想證明「是好是壞都別賴我」。
無論如何，奧爾加的父親拒絕承認這個命題。他參加了立憲民主黨的創立大典，當選為國家杜馬（議會下院）議員。尼古拉二世發動十月政變，解散了杜馬。他加入「拒絕解散派」議員的行列，逃往自治的芬蘭大公國，在那裡發表了革命性的《維堡宣言》。然而，歷史的劇本似乎出了一點點小問題，看來俄羅斯國民不準備像倫敦市民保護長期國會一樣保護他們。當然，這並不影響未來的臨時政府國務秘書返回京師繼續出任議員和其他要職。在這個萬惡的警察國家，警察能夠懲罰名流反對派的時代早已結束了。
作為帝國的局外人，猶太人羅森鮑姆家族從外省遷往京師，為的是更大的安全、更少的歧視和更多的資本主義發展機會。他們在這三方面都如願以償。1904年，藥劑師澤爾曼·沃爾夫·扎哈洛維奇·羅森鮑姆（吉諾菲）和牙醫卡娜·博爾剋夫娜·卡普蘭（安娜）結婚。他們就是阿麗薩的父母。在斯托雷平的威權主義－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羅森鮑姆夫婦的藥店生意相當興旺。不過，俄羅斯猶太人處理財富的方式不像西歐新教徒，他們一般不考慮擴大投資，建立超越家族可控範圍的商業帝國，或是興辦公益事業，爭取鄰里愛戴，當選國會議員。（當然，神聖俄羅斯的法律也不會允許他們這樣做，雖然納博科夫家族和立憲民主黨正在竭力為猶太人爭取同等國民待遇。）他們的做法體現了十足的東方式智慧：首先，投資培養血緣家族網絡；其次，收藏財不露白、輕便易攜的貴金屬首飾；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就是投資兒女的教育。東方人的歷史經驗告訴他們，物質財富是世界上最沒有保障的東西，很容易同時遭到上層和下層的掠奪，迅速將有形資本變現為不可能掠奪的教育資本，才是真正精明的策略。
不用說，阿麗薩（以及她的妹妹娜塔莎和諾拉）就是這種會走路、會寫文章的活動投資對象。中國社會對待這種科舉英雄或優等生的態度跟猶太社區極其相似，因此用不著多加解釋。畢竟，這兩種社會都是降虜文明的成功典範，習慣於把被人征服（被本國冒險家或冒險家集團征服並不會造成重大區別）視為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樣的文明把保身避禍視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裡，構成無須論證的前理解；把「當家做主」視為類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徵，跟世俗生活沒有直接關係。一般而言，優等生投資品享有特立獨行的自由，尤其擅長破壞性理論分析。但社會協調能力和社區服務能力絕不是他們的強項。甚至可以說，他們非但不是英美社區領袖的等價物，反而是其對立面。後者的特長不是智力和書面知識，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質——正直、虔誠、誠實、樂於助人、熱心公益。在蘭德的思想體系中，敵視庸人佔據了突出的地位。她設計的精英創造者如此好戰、如此自信，令人懷疑他們怎麼可能長期廝守而不相互廝殺。在阿麗薩自己的現實生活中，這樣的鬥爭確實司空見慣。
安娜經常擔心，女兒雖然聰明，卻實在缺乏社交禮儀。但她似乎不明白，這正是她自己的培養或投資方式的必然結果。優雅、謙遜的舉止是品質和經驗的產物，只能在如魚得水的社區生活中才能發育。書齋理論家的社交行為若非笨拙，則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強調謙卑克己，他們的謙卑也會變成一種炫耀謙卑聖潔的另類傲慢。安娜指望阿麗薩多跟奧爾加交流，為的是改善阿麗薩的舉止風度，但阿麗薩和奧爾加的友誼簡直就是兩位見習政治理論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學究政治流行以前，兩個女孩的關係不過泛泛而已。這種辯論儘管能磨礪批判性智力和虛榮心，但卻會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進化生物學家都會告訴你，智力的進化優勢在於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過是文明產生後的副產品。任何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擅長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資源，擅長炫耀智力則是負面資源。訓練一個成功的理論家，無異於謀殺他身上潛在的社區領袖力。知識分子是社會的好僕人，卻是壞主人。他們身處幫閒不幫忙的位置，往往顯得才華橫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然而愛虛榮的聰明人一旦當權問政，就會使人懷念有責任感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