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戰爭和內戰以後，憲制鬥爭日漸沉寂。聯邦與州權、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奴隸制與廢奴運動已成明日黃花，公職分肥、市政腐敗、禁酒運動之類瑣細小事佔據了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間。共和黨和民主黨也許仍然以聯邦和州權的捍衛者自居，但聯邦和州權的破壞者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的任務僅僅是爭取各種選舉的勝利，而這些勝利取決於討好關鍵的地方性選民團體。如果你在賓州禁酒，就會得罪共和黨，因為德國移民支持共和黨，卻離不開啤酒。如果你在紐約鼓吹禁酒，就會贏得共和黨，因為愛爾蘭移民支持民主黨，同樣不肯戒酒。於是，所謂兩黨不過是各種地方團體的鬆散聯合而已。他們都要在不同地方採取相互矛盾的立場，誰也說不清本黨的原則和追求究竟是什麼。
這樣一來，政治就可以化約為選舉，而選舉純粹是一個技術問題。美國選舉產生的官職數量和舉行選舉的頻繁程度都遠遠超過歐洲，業餘的公益愛好者顯然難以勝任。稱職的政治經紀人經營選區，其心態無異於優秀推銷員。初級會議、提名會議、投票順序、票單，這些才是業務骨幹應該掌握的東西。對此，布賴斯說：
「為什麼要如此繁瑣？」歐洲讀者很可能會叫嚷，「它們的重要性能比肩國家憲法和法律嗎？」請耐心點！這些繁瑣之物較之眾多憲法條款，對於政府的運行有著更大的意義，能產生更大的影響。航海者都能夠感觸到那些掠過太平洋海面的信風，然而卻無法感觸到在波浪下工作的珊瑚蟲，但也正是經由這些小蟲的勞作，島嶼才能生長，珊瑚礁正建基其上，而航船正是在此觸礁。
經紀人的基本功課是：正確評估潛在的客戶，以周到的服務態度喚起他們的興趣。一次好的競選就是美國商業文化的演習，投票率是敬業精神的回報。美國人稱這種經紀人為「黨老大」（Boss），正如馬克·吐溫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亞瑟王宮廷自稱波士（Boss）爵士。經紀人除了包裝和推銷產品，別無立場原則可言。他出售的貨物同樣不能以高尚的愛國者自居。在選民眼裡，這些當選官員就是來社區謀一份低薪差使的馬仔，完全不像白手起家的墾荒者、創業者和發明家那樣可敬。英格蘭紳士從政的血脈在弗吉尼亞和老南方延續了幾十年，終於在鍍金時代煙消雲散。
後來，韋伯訪問美國，驚訝地發現：美國民選官員的門檻居然如此之低、如此不受國民尊重，跟受過長期嚴格訓練、極其受人尊重的普魯士官僚形成鮮明對照。美國工人的答覆是：我們選這些人，可以隨心所欲地鄙視他們，你們的官僚卻可以鄙視你們。他們的看法很對。為公益事業高尚地奉獻自己，這種傳統觀念是貴族政治的遺產，並不符合美國憲法的民主精神，注定會漸漸消亡。在大眾民主制條件下，政治就是選民的採購活動。選民是消費者，不是小學生。消費者永遠正確，賣家才是應該遷就的一方。
儘管文官制度和市政改革已經實現，政治經紀人和政黨機器的傳統並未中斷。小布什有他的卡爾·羅夫（Karl Rove），沒有任何一位總統的競選班子能缺少類似的角色。政治改革只會促使政黨機器合理化，不會消滅它。相反，隨著歐洲貴族政治的殘餘日薄西山，美國式政黨機器入侵英格蘭，在約瑟夫·張伯倫手中結束了鄉村俱樂部紳士——「天然統治者」的政治壟斷。
人民既然已經擁有一切，真正的政治就只剩下兩項：追求人民的青睞，影響人民的感情。前者是「黨老大」的任務，後者是媒體的任務。民主是輿論的統治，媒體是輿論的干城。於是，媒體也就變成政治經紀人體系的一部分。美國大報的商業化程度比歐洲更高，兩黨的分歧比歐洲各黨派更小。因此，美國報刊對公共事務的歪曲也不如歐洲同行嚴重，美國政治家瞭解同胞的感情傾向也比歐洲同行更容易。
公共輿論總是由三個集團塑造的：全體選民，對政治有興趣、有見識的積極公民（用法國人的術語，就是這樣），職業政治家。由於美國普通大眾的教育程度優於歐洲窮人，於是美國民主的徹底性高於歐洲，其中第二個集團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而職業政治家的作用遠不如英國。當然，這幅畫面僅僅代表布賴斯時代的世界。今天，英國乃至歐洲的輿論機器都已經嚴重美國化，職業政治家的作用遠不如一百年前。
南北戰爭後，民主深化的趨勢不可阻擋。社會同質化和身份平等是互為表裡的歷史進程，輿論的專制是這一過程自然而然的副產品。如果輿論專制和多數暴政相結合，立憲自由就會面臨極大的危險。不過，作者估計，在地方自治根深蒂固、結社能力毋庸置疑的美國，這種危險不大——至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小。
本書提到托克維爾的地方不多，作者的氣質也不像托克維爾，布賴斯不是天生的預言家。不過，本書的問題意識確實是托克維爾式的：在身份平等日益深化的歷史潮流中，社會平等和政治自由將會發展出怎樣的關係？除了美國，還能找到更好的試驗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