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著作有兩種：單純考據的歷史，為政治哲學服務的歷史。二者差異之大，不亞於乾嘉之學和義理之學。前一種著作針對文科的專業技術人員，後一種著作針對公眾或外行讀者。波舒哀、伏爾泰、麥考萊、馬克思、韋伯、斯賓格勒、湯因比、哈耶克、凱恩斯影響最大的著作都屬於後一種，在考據意義上都不合格；但公眾的世界想像和歷史圖景幾乎完全由後一種著作塑造，「資治通鑒」而非「為學術而學術」才是他們重視的價值。在他們的偉大體系中，政治哲學構成無所不在的磁場，歷史材料僅僅是看得見的鐵屑，沿著看不見的磁力線自動歸位。證偽某些材料對整個體系幾乎沒有影響，因為可以自動歸位的鐵屑數不勝數，隨時可以更替而無須改變任何重要論斷。
這種體系的唯一替代物就是其他體系，而不是任何高度精確的材料。它們就像地圖，肯定有簡化和歪曲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為異鄉人指路。一幅處處精確得「跟王國一樣大的王國地圖」，即使在博爾赫斯的小說裡，也毫無價值。如果某種體系不能滿足你，你需要的替代品應該是更有指示性的地圖，而不是更精確的地圖。例如，你可以得到更有用的汽車交通圖，但它肯定會拉直和簡化山脈河流的真實形狀。
托克維爾的著作無疑屬於這種體系。它們可以列入絕對主義和近代早期的歷史著作，但意義不大，因為思辨和分析太多而原始材料太少，不符合歷史技術員的期望。托克維爾真正的知音都是廣義的社會學者或政治學者，希望「通古今之變」並從中獲得啟示或洞見而非可靠的事實。洞見是經驗和直覺的產物，不能證明只能領會。讀者必須分享作者眼中的世界圖景，對照自己心中的世界圖景，以古證今，才能資治通鑒。如果僅僅根據表象劃分「某某主義」「某某派別」，就會消泯醍醐灌頂的啟示，而後者恰恰是這種著作的真正價值所在。如果你把貓咪和金魚劃為自由派，把老虎和鯊魚劃為保守派，得到的結果就會是這樣。
從圖書館分類學的意義上說，托克維爾屬於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但這種僵硬的說法沒有什麼價值。從問題意識和世界圖景的角度看，托克維爾跟斯賓格勒和韋伯有極大的可參照性——他們有相近的出發點，跟麥考萊和哈耶克卻頗有些貌合神離——他們只是有相近的敵人而已。在麥考萊的世界圖景中，自由與文明已經長成參天大樹，希望的種子正飛向萬國和後世；專制和野蠻只是待開發的資源，並不是值得考慮的競爭對手。在哈耶克的世界圖景中，自發秩序是達爾文的雜草，雖小而能大，雖弱而能強；理性設計是荒野中的凡爾賽花園，只要得不償失的干預之手稍稍放鬆，就會被荒野吞沒。然而，托克維爾、韋伯、斯賓格勒的世界圖景是：自由與文明的最佳狀態已經結束或是很可能行將結束，粗鄙的同質化沙漠注定要淹沒百花齊放的綠洲。托克維爾把這種未來稱為「民主」，韋伯稱之為「鐵籠」，斯賓格勒稱之為「群眾的無形態政治」。如果托克維爾顯得比較樂觀，原因主要在於他的參照系是早期美國，而韋伯的參照系是戰時普魯士，斯賓格勒的則是晚期羅馬。
托克維爾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各等級共治（封建主義或貴族政治）的舊歐洲經過絕對主義國家（王權削平貴族，實現初步平等化），最終步入大眾民主制（群眾消除王權，實現全面平等化）。如果我們用熱力學第二定理的框架觀察歷史，就會看到熵增（同質化取代異質多態）過程的不可逆性。一杯熱水和一杯冷水混合成一杯溫水，是自然的趨勢。兩杯溫水自發演變為一杯熱水和一杯冷水，是不可能的。同樣，身份不平等的各等級演化為身份平等的同質化群眾，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抗拒平等化無異於抗拒全能上帝的意志。明智之士只會考慮一個問題：我們想要平等的自由（美國），還是平等的奴役（拿破侖）？而如果想要前者，應該注意學習什麼歷史經驗？以上這兩個問題可以概括托克維爾的全部著作。
不言而喻，「托克維爾問題」跟托克維爾的生平背景關係密切。他和拉法耶特一樣，都是出身貴族的「人民之友」。他比誰都清楚，在身份不平等（封建時代）的幾百年中，是貴族和王權的鬥爭保護了歐洲自由的萌芽，使歐洲沒有像東方專制國家一樣萬馬齊喑。他相信，即使參差多態的自由和創造力伴隨著不平等的殘酷和壓迫，平等的幸福和安逸伴隨著平庸和單調，在全能上帝的眼中，後者仍然優於前者。然而，如果自由的生氣和平等的幸福能夠兩者兼得，除了極端怯懦、毫無志氣的人，誰會願意放棄這大好機會？何況，這種機會並不是理論上的空想。美國已經證明，在審慎而賢明的憲法體制下，自由與平等同樣欣欣向榮。天性驕傲的貴族可以在生而自由平等的美國人當中自由呼吸，就像在自己的家裡。如果貴族和群氓一起落入世界霸主平等的軛下，他的痛苦就比群氓大得多。由於平等的奴役同樣具有極大的內在穩定性，生活將變成永無止境的流亡。
當然，「托克維爾問題」只適用於封建將亡未亡、平等將興未興的時代。在中國，唯一勉強接近這種形勢的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然而，以後的歷史路徑則呈現跟美國相反的方向：美國人為了自由而爭取平等，兩者兼得；秦政以後的中國人為了平等而消滅了貴族，接著就把平等和自由一起丟掉了。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讀到托克維爾論平等的奴役，一定不會無動於衷。他的大意是：如果平等與奴役的結合長期化，心靈的水準一定持續低落。實用技術或許可以繁榮，然而追求純粹科學的理論探索肯定無以為繼。（這時中國讀者會叫道：李約瑟問題！）全民陷於平等的愚昧，統治者只要壟斷少量的知識，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統治。這樣的國家就像一座黑暗、狹窄、令人窒息的小屋。（這時中國讀者又會叫道：鐵屋！）
從歷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東西方文明迄今為止的經驗為我們描繪了這樣的歷史路徑：日耳曼蠻夷步入文明世界，將部落組織直接變形為封建體系。「國王、貴族與人民」是「酋長、長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後身。
階級森嚴，尊卑判然，但沒有一個凌駕於各階級之上又外在於社會（Society）的強大政權，社會或者不如說諸社團（Societies）依據王國的法統（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階級的法權（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階級的利益訴求是以爭奪法統、保衛法權的形式進行的，二者的基礎都來自歷史權利（Historical Rights）。各階級並非不關心利益，但他們知道，有了諸特權與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麵包和其他一切都會隨之而來。國會是各階級代表及各法人團體代表進行利益博弈的場所。國會就是自由，因為自由就是各階級博弈的產物，立憲政體就是各階級的力量平衡。
這種自由是階級社會的產物。階級社會以不平等為原則，但並非一切不平等社會都能產生自由。在東方的吏治國家中，尊卑和財富（不是財產或財產權）的不平等遠遠超過階級分明的封建社會，全能國家面對散沙社會，國家和社會界限森嚴，但社會各階級的分野模糊混亂，沒有明顯的階級意識，尤其沒有封建歐洲那種能自我治理的階級組織。可以說，這個社會有尊卑貧富，卻沒有作為諸特權與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體的階級。甚至只有在歐洲語言中，這兩個詞才能讀出原有的含義。
在這個社會中，君主只是遊民無產者中的幸運兒，可以通過赤裸暴力取得統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統依據；一旦離開赤裸暴力就會一無所有。貴族只是得寵官僚的榮譽稱號，沒有離開政權以後仍然可以分庭抗禮的獨立階級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較多的鄉鎮，沒有自治組織和憲章。平民群眾更換身份就像更換衣服，因為沒有嚴密的階級組織可以保護並約束他。鬥爭不在有組織和法權的各階級之間展開，而在原子化的個人之間進行：不為權利，而為生物學層面上的（幸運兒的）富貴或（不幸者的）溫飽。這個社會最鮮明的特徵就是組織資源極其匱乏。
這個社會早已越過自己的封建時期和絕對主義時期，進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國家產生的目的本來是仲裁各階級的衝突，但它越來越強大，超過了所有階級力量的總和。吏治國家早已折斷了各階級的骨骼，吞食了它們的血肉，把殘骸化為原子化的個人，因為任何組織資源都可能是它的潛在威脅。在外部觀察者的眼中，這個龐然大物沒有骨骼，沒有組織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國家是最後的組織資源，一旦解體，社會就會瓦解為阿米巴狀態。吏治國家是社會最大的詛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吏治國家是最後一道符咒，將無政府狀態禁錮在膽瓶中。吏治國家是社會喪失自我治理能力後，賴以延續殘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進、精密的起搏器心臟就會強大，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臟就會強大，這是一個更加嚴重的錯誤。如果你在和平時期就離不開起搏器，盡可能維持現狀就是最好的選擇。
這個社會卻享有一種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過享有法權的階級社會。在沒有法統的地方，命運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預測性。末路王孫青衣行酒，里巷小兒干祿公卿，皆為司空見慣，不會受到階級或任何組織規則的限制或保護。沒有規則就是最大的規則。這種平等的代價之一，就是王侯將相無種，大位人人可欲。因此，帝國必須把全民視為假想敵，提前發明了20世紀獨裁者自以為應該享受專利的許多鎮壓技術。
「托克維爾問題」產生於托克維爾對未來的恐懼：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為開端，可是一旦走錯了路，就會演變為「奴役的平等」。然而，對我們而言，這一切已經是既成事實。如果我們想知道怎樣才能擺脫「奴役的平等」，實現「自由的平等」，那麼他們無法在托克維爾這裡找到答案。在托克維爾看來，既然歐洲人參考美國經驗預防「奴役的平等」的希望極大，那他為什麼要坐在岸上研究「怎樣先落水再爬上來」呢？
有些讀者以為托克維爾的著作能提供避免大革命的妙計，這完全是郢書燕說的產物。春秋時期和封建歐洲還有一些形態上的類似。秦政以後，任何時代的中國政治社會形勢都不能跟歐洲封建制或絕對君主制相比。而且，即使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有共同之處，中國的歷史時間表也是在革命後而非革命前。任何人都清楚低血壓和高血壓皆可以造成暈眩，但萬萬不能用同一種藥。如果對中國社會的診斷錯誤，開出的藥方就肯定錯誤。錯誤判斷中國社會形勢，推行不對症的西方理論，已經多次給中國帶來災難。托克維爾的文學政治論倒可以適用這種忽視歷史背景的輕佻評論家。
在後革命時期，法國人應不應該擺脫「世界霸主平等的奴役」？如果應該，怎樣才能擺脫平等的奴役？托克維爾沒有提供答案，甚至沒有給予多少關注。這個問題通常跟伊波利特·泰納（H.A.Taine）《現代法國的起源》聯繫在一起。不過，這些想要「以史為鑒」的人其實也不關心「泰納問題」。他們的真實想法類似迎娶奧地利公主的拿破侖：如果既不能走正統派的老路又不能走共和派的新路，那麼拿破侖的事實政權應該怎麼辦？然而，法統（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問題是憲制問題的一部分。托克維爾的切入點是身份平等與社會演變，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困難。實事求是地說，中國讀者不應該對此過度闡釋，否則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當成托克維爾的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