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21]》（以下簡稱《起源》）在2013年出版，堪稱漢語讀書界期待已久的盛事。由於作者爐火純青的史學功力和典雅文筆，由於史華慈學派的盛名，由於《叫魂》、《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以下簡稱《叛亂》）兩書積累的聲望，更由於本書蘊含的重大問題意識，眾多元老和通儒及時作出了讚不絕口的表態。如果他們的目的是公正評價作者的水準和眼光，這樣做是應該的；但如果他們誤認為作者已經替中國思想界解開了戈迪安之結（Gordian Knot），那就未免高興得太早了。十多年前，他們曾經對黃仁宇發出類似的歡呼，原因相似，結果同樣相似。
對於非專業讀者和絕大多數思想界而言，孔飛力的重要性主要在於他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是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提出的，此後始終在中國讀書人心中縈迴不去。「中國之命運」問題可以簡化為以下的內容：在古典華夏和現代中國之間，是否存在一條正確路線？如果存在，哪一條才是正確路線？我在《叫魂》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前史，愚昧狂熱的群眾，理性官僚對群眾的本能壓制，至高皇權利用群眾打擊官僚的小算盤。我在《叛亂》中看到土豪的史前史，地方精英通過經營朝廷的政策，在官僚體制外漸成氣候，構成清末民初「軍紳政權」的基礎；而《起源》無異於以上兩書的正—反—合收場，列寧主義國家通過革命剷除地方精英，收回了至高皇權所失去的一切。
然而，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實現嗎？作者將解答的責任推回中國人手中：「中國現代國家的規劃是否能夠超越狹隘的基礎和僵化的中央集權而獲得實現？這是一個只能由時間來回答的問題。許多中國人相信，這是辦得到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建制議程的界定，所根據的將不是我們的條件，而是中國自己的條件。」這不是一個令人放心的結論。如前所述，作者已經精彩而有力地說明：在真實發生的歷史上，「中國自己的條件」等同於「狹隘的基礎和僵化的中央集權」。至此，我已經確定，作者所謂的「中國現代國家」只是「現代時期的中國」的意思，並不打算保證「中國現代化已經實現或可望實現」。我們仍然沒有走出梁啟超的時代和命運，前途仍然未卜。沒有靈丹妙藥，沒有慶功宴。這不是作者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