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的主權與邊界——羅馬德性與以色列使命的戰爭
古典共和政體建立在宗族共同體的基礎上，名垂青史的偉大愛國者幾乎都出身於源遠流長的偉大氏族。共同體至少在最初階段，政治權利依托于氏族。城邦在其萌芽和全盛時期，幾乎沒有游士和縱橫家上下其手的空隙。個人的政治主張和宗族的政治傳統很難區分，流放和榮耀同樣不分彼此。阿爾克邁翁家族就是伯裡克利，利用波斯反對斯巴達是他們的出生印刻和永恆使命。近代人喪失了許多歷史理解力，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賣國賊，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愛國者，彷彿他們隨著時代而改變了自己的德性。米太亞德家族恰好相反，將聯合斯巴達反對波斯的傳統維持到客蒙和修昔底德時代。近代人由於錯誤的代入感，同時讚美反對波斯的戰爭和反對斯巴達的戰爭，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愛國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保守反動派。其實兩大家族都是始終不渝的雅典愛國者，不過只能以他們黨派的方式愛國。
雅典民主以宗族黨派的形式展開，正如英國民主以士紳黨派的形式展開。出身是德行的保障，證明政治家是有根的地方共同體成員。有根政治家（相當於《宋史》所謂的土豪）不太容易作出不負責任的事情，因為兔子不吃窩邊草，且誰都不願意把糞便倒在自己臥室裡。選民喜歡名門望族的候選人，因為後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如果中國讀者不能理解有根土豪和無根游士的區別，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選民更信任張季直，還是梁任公？前者的決策如果損害地方利益，肯定會連累自己；後者身輕易遁，隨時可以而且確實經常改變投機對象。雅典民主在其天真時代，基本上由老加圖所謂「滿口大蒜味的土鱉元老」包辦。鄉民只要看到政治家出面，就知道他的基本政綱，因為他爺爺早就見過政治家的爺爺。論證說服雖然不是多餘的，但遠沒有雄辯家自以為的那麼重要。無論修辭學教師多麼善於自吹自擂，氏族的鐵桿支持者都不會支持敵對氏族。這些頑固分子是雅典民主的壓艙物，非常歧視知識分子和外來人。隨著雅典日益強大、富裕和開明，知識分子和外來人越來越多，傳統道德或偏見越來越動搖，公民的血統越來越混雜；雅典民主就越來越激盪，游士政治家就越來越多，土豪政治家就越來越少。
無根游士首先以詭辯家的形式進入雅典，很快就引起了民主傳統派的警惕。他們正確地指出：共和國以民德為基礎，禁不起純粹理性的虛無主義侵蝕。審判蘇格拉底是他們的反擊，然而已經為時太晚。風氣形成以後，不是個別打擊能夠扭轉的。如果雅典民主還有挽救的餘地，那也只能在伯裡克利以前。孟德斯鳩讚美伯裡克利深刻理解法的精神，因為共和國的主權就是公民權的總和。濫許缺乏雅典政治德性的外邦人入籍，無異於默認外邦對雅典共和國主權的無聲顛覆。可惜這位偉大的文明收割者，一面限制移民和混血者歸化雅典的資格，一面身體力行地奉養游士和外邦人。孕育智者派和蘇格拉底的社會風氣由他親手造就，正如他和阿斯帕西婭的私生子開闢了破壞入籍限制政策的惡例。如果雅典人自己急欲放棄列祖列宗的政治德性，一味限制外邦人又有什麼用處呢？哈德良皇帝精心保護和恢復古老的雅典憲法，尋訪血統純正的雅典公民後裔；但他除了製造一個依靠遊客為生的雜技團，還可能有什麼其他成就嗎？
雅典人猜忌的外邦人大抵來自其他希臘城邦。他們並不全是共和政體的主權者，但多多少少總有一些自治政治經驗和軍事團體經歷。軍事自治團體對希臘人非常重要，即使政治上的君主在軍隊中也像民主領袖。只有在這種前提下，外邦人入籍雅典才是某種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埃及或波斯的散沙群眾列為入籍對象，那就只能解釋為僭主破壞公民德性的長期努力已經到了功德圓滿的時候。愷撒和羅馬諸帝毀滅共和國的主要武器，從高盧人入籍開始，到行省降虜的普遍入籍結束。愷撒的舉動還可以解釋為格拉古傳統的擴大，以德性元氣未衰的蠻族補充共和國腐敗的公民。卡拉卡拉的恩澤就只能是撕去一切偽裝的東方化，指望東部順民的散沙性格淹沒羅馬公民殘存的政治德性，給羅馬城邦的自治傳統釘上了最後一顆棺材釘。如果我們用古典時代的政治倫理衡量近代世界，就會認為穆加貝和曼德拉才是卡拉卡拉的真正繼承人，因為他們將公民權交給缺乏政治德性的外邦人，淹沒了具備民主經驗的少數公民。根據孟德斯鳩的標準，這種行徑就是外邦人對共和國主權的顛覆。雅典民主在其極盛時期，公民人數也不過總人口十分之一，伯裡克利已經覺得有必要嚴加甄別了。
我們一定要首先瞭解古典政治學和歷史學的背景，撇開當代種族、殖民理論的政治正確概念，才能真正理解南方社會對黑人問題和奴隸制問題的擔憂。托克維爾早已指出，黑人奴隸制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因為它不僅僅是奴隸制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最難解決的問題其實是自由黑人的共同體身份問題。許多人之所以維護奴隸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制度有正當性，而是因為他們感到很難找到其他現實可行的途徑，將為數眾多的外邦人排斥在共同體之外。集體行動需要高度的默契，政治德性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只要相當比例的共同體成員缺乏默契或狀態不佳，就會導致城邦本身的滅亡。如果色諾芬的萬人遠征軍當中摻入一千名「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東林黨人，全軍覆沒就是自然的命運。任何一支專業足球隊當中摻入十分之一的外行，今後就不要指望聯賽了。這是共和政體獨有的麻煩，專制政體從來不怕沒有政治責任的消極居民太多，因為可以利用的資源越多越好。雅典人和卡羅來納人之所以淪為種族主義者，主要因為他們是共和主義者。大宋臣民和大明臣民能夠同化猶太人和黑人，主要因為他們是政治低能的順民。巴西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實現了多種族混融的威權社會，南非和荷蘭的新教徒卻形成了種族隔離的共和政權，主要因為後者是更好的民主主義者。即使在歐洲人和非洲人都沒有出場的情況下，同樣的規律依然適用。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德卡爾力主巴基斯坦獨立，因為強制一億心懷不滿的穆斯林留在共同體內，只會產生兩種後果：要麼維持民主而無法統治，要麼維持統治而無法民主。所以，印巴分治乃是印度共同體塑造的必要條件。
黑人重返利比裡亞運動，其實就是美國版本的印巴分治。托克維爾曾經指望，由於氣候、環境和天賦的自然作用，白人會向北方集中，黑人會向南方和加勒比地區集中，最終形成天然邊界。廢奴派通常並不主張黑白平等，更不要說吸納黑人進入共同體了。他們恨奴隸制，因為這違背了他們的宗教感情和抽像原則；但他們不想要黑人公民，又提不出任何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案。南方人嘲笑他們是假冒偽善的狂熱分子，猶如保王黨人嘲笑清教徒。確實，林肯的內戰理由必須訴諸以色列的上帝和忌邪的神：「我們誠摯盼望，我們熱切地祈禱，希望這場天譴的戰爭迅速結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讓這場戰爭持續下去，直到兩百五十年來奴隸無償勞動所積聚的財富化為烏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戰爭中的流血所償還，我們也應相信三千年前《聖經》所說的：『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相反，南方人只要繼續以羅馬元老自居就行了。愷撒想把高盧人送進元老院，這是毀滅自由的第一步。雞兔同籠的邦國無法形成有效自治，結局不外乎三種：其一，雞兔分別建立自己的共同體；其二，一方對另一方實施暴政；其三，消弭衝突的必要性成為長期武斷統治的理由。重建時期，北軍在南方實施了第三種統治。海斯和解後，白人對黑人實施了第二種統治。民權運動後，社區自治實現了第一種模式。今天美國政治正確的實質就是調和政治德性不同的各共同體，因此以共同體而非個人為基本單元。這種演化給美國憲制增添了早期羅馬帝國的馬賽克色彩，跟南方政治家主張的羅馬共和國式狹隘、排外形成了鮮明對照。
美國的元老院和新教徒都有自己的天命觀。19世紀50年代，前者似乎比後者更有機會。然而，這種優勢是表面和脆弱的。弗吉尼亞王朝、輝格黨的反愷撒主義聯盟、卡爾霍恩叛亂有一項共同特點：頭牌歌女太多，觀眾太少。林肯早年的輝格黨經歷已經教會他，寡頭式內耗競爭對大黨的形成多麼不利。候選人為了在初選中保證同儕的支持，往往必須接受兩年輪替制。輝格黨像一塊種植過密的麥田，所有的麥穗都沒有長大的機會。俱樂部交易在初選前就已經作出了大部分決定，以致選民基本盤喪失了活力和鬥志。人事安排的重要性上升，使綱領和原則退居次要地位。民主黨對輝格黨的優勢建立在草根群眾的力量之上，然而，奴隸制和基督教原旨的衝突削弱了他們的力量。精密的理論可以證明二者完全沒有矛盾，但精密的理論對群眾是不起作用的。任何人只要將民眾的道德直覺和原教旨主義結合起來，就能在二者之間打進一個楔子。
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體現於波爾克（James Knox Polk）的大美洲計劃。美國將會兼併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從而使蓄奴州在合眾國內佔據壓倒性優勢，將南方政治傳統變成美國政治傳統，最終消弭分裂國家的危險爭論。美國將延續華盛頓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愛國主義原則，將合眾國變成亞加亞同盟、埃托利亞同盟和羅馬－意大利同盟的現代版本。任何政治家都清楚：無論中間步驟多麼複雜，一切權力終歸源於國民有機體的習慣性忠誠。各州的權力屬於各州國民，因此各州是強大的。聯盟的權力屬於各州政治家、外交家和掮客，因此聯邦是軟弱的。聯邦的軟弱有助於聯邦的擴大，因為它不易威脅新邦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精英。聯邦的擴大有助於聯邦的軟弱，因為過於複雜的多元博弈體系不容易形成陣線分明的多數派和少數派，只能形成一大群邊界模糊、翻雲覆雨的機會主義派閥。只有旗幟鮮明的大黨和目標明確的領袖才能越過同儕的牽制，直接訴諸國民的仲裁；只有高度同質化、共同價值觀穩固的國民有機體才能維護大黨和領袖。這樣的可能性將會隨著拉丁各州的增加而不斷減少。
自由的西方替代寡頭的南方，為新教徒的天命觀開闢路徑。這種天命論以選民的道德優勢和特殊責任為基礎，本質上蘊含著宗教戰爭的設定。每一個愷撒身上都有十個馬略，每一個林肯身上都有十個克倫威爾。選民的共同體不僅有邊界，而且邊界比其他的共同體更難跨越；但他們負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國主義為群眾性信仰的自然歸宿。清教徒的帝國主義格外理想主義，又格外殘酷。羅馬元老-哲人的帝國主義以優劣為基礎，歧視和奴役是寬容和放任的必要條件；而以色列先知-戰士的帝國主義以善惡為基礎，公義和審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條件。美洲的羅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體，統治沒有德性的外邦人；而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須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義的十字架。只有一種力量能夠跨越習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異，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犧牲。神學家林肯是洞悉人性的感情煉金師，深知奉獻和融合的期望深藏在理性的內核中：只有在神意決斷的電光火石之際，共同體才能誕生或重生；只有在鮮血代替墨水解釋憲法的政治學奇點，邊界條件才能重新設定。然而，僭越神權的凡人有禍了，創造歷史的人注定要為他創造的歷史獻祭，正如名師要為他鑄就的名劍殉身。
新教徒的天命戰勝了羅馬人的天命，因為美國自始就是救贖之國。信仰與自由體現於歷史，就是一手持《聖經》、一手持槍的天路客。選民的共同體不是血緣和地緣概念，核心價值就是他們的核心利益。離開價值，根本無法界定什麼是利益，什麼不是利益。山巔之城是萬國的引路人，救世的焦渴在選民的血液中流動：信徒活著不是為了研究福音書，而是為了活出基督；美國存在不是為了研究政治哲學，而是為了照亮世界。只要美國忠於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引導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萬軍之主耶和華就不會拋棄他們；而只要美國拋棄了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神的榮耀就會離開他們。林肯除了焦慮自己有沒有站在上帝一邊，其他什麼都不焦慮。他對黑人政治德性的評價其實並不高於卡爾霍恩和道格拉斯，但他信任上帝的公義勝過信任人類的智慧。如果奴隸制是罪，美國人的血就是贖罪的價。只要認罪，任何罪人都不會遭到拋棄。在人不能，在神都能。如果畏懼贖罪的價超過畏懼耶和華，這種心中無神的智慧就像亞希多弗（Ahithophel）為押沙龍設計的錦囊妙計一樣，將會毀滅自己和邦國。美國通過林肯選擇了敬畏耶和華的智慧，也就贏回了解放或征服世界的使命或資格。
羅馬的鄉土愛國主義依托於地方和宗族，依靠習慣和血統延續，容易隨著私人記憶的中斷而滅亡，擴張不能超越其天然疆界和生命源頭太遠。伯裡克利、奧古斯都和哈德良對公民血胤的焦慮，證明了古典共同體的高貴和脆弱。南方的記憶之花留戀弗吉尼亞的甜香煙草，很難將那不可名狀的秘傳知識留給世界。波爾克的大美洲合眾國將會止步於兩洋之間，將七海拒之門外。七海屬於大英帝國，英雄美人和田園牧歌屬於美洲合眾國。世界將失去威爾遜主義，而合眾國永遠不會超出大英帝國的僕從。美國不會吸納自己的有色人種，當然就不會強迫歐洲解散其殖民帝國。肯尼亞、羅得西亞和南非將會成長為不亞於雅典和弗吉尼亞的偉大共和國，跟她們的姐姐美洲合眾國一起輔弼母親大英帝國，左手仲裁歐洲列強的糾紛，右手保護亞細亞的順民。英格蘭和英語列強將會繼承羅馬-意大利同盟的榮耀，遠遠超過今天這個沒有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世界；但伯裡克利和加圖的德性無法教化蠻夷和順民，造就普遍同質的共同體基礎。公民－帝國統治者的德性早晚會消磨殆盡，在東方腐蝕和蠻夷侵凌的夾攻下滅亡。事實上，從猶太基督教－日耳曼習慣法文明的角度看，奴隸制只有兩種意義：東方腐敗勢力對西方的入侵，古典文明－人文主義舊世界在基督教新世界的復辟。新羅馬通過了試煉，正如舊羅馬沒有通過試煉。
古典愛國主義的實際意義就是公民德性共同體的排外主義，在南方自然會表現為針對非歐裔居民的種族隔離。19世紀的加利福尼亞州議會認為華工是不可同化的危險移民，無非證明他們信任經驗知識超過抽像的憲法理論。21世紀的議員覺得應該向稱職的華裔美國公民道歉，無非證明政治德性不是遺傳和血緣的產物而是習慣和經驗的產物。一百多年的熏陶足以改造民德，更新認同。格蘭特總統勸告李鴻章，讓華人移民到南洋去建設新廣州或新上海。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聽任美國西海岸產生太平天國或三合會黑手黨政權，超過了美國人能夠容忍的限度。林肯麾下有大批既恨奴隸制又恨黑人的共和黨，對利比裡亞建設寄予厚望。他們真正的意思就是：一個不可能完善的黑人共和國在非洲是偉大的進步，在美國就是難以忍受的包袱。林肯私下的看法其實相去不遠，但他最終將信仰置於經驗之上。在信仰與經驗之間，斯蒂芬斯和亞里士多德都作出了相反的選擇。他們多多少少相信：某種來庫古和努瑪的智慧能夠行使諸神的特權，發明共同體的德性和邊界。先王以神道設教以後，此後的凡夫俗子不得僭越。這是人文主義者的典型做法，王莽、劉秀和漢代的讖學家都是這樣做的。以色列先知的傳人不可能體會不到這種智慧的多神教性質，只能相信任何不以敬畏耶和華為起點的智慧最終都將證明為愚拙。政治德性是上帝完成其神秘計劃的工具，人的智慧不能妄斷。如果天命有此必要，那就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上帝多次揀選卑賤軟弱者為工具，借此教育強者和智者：人間的一切財富都算不了什麼。今後，他肯定還會這麼做。如果自由民的共同體能作為工具榮耀神，這是好事；但如果自由民狂妄到自以為神少不了他們的德性，那他們就有禍了。晨星之子路西法之所以墮落，就是因為類似的驕傲。偉大的天使長曾經是眾天使當中最美麗的，如今只能在地獄裡稱王。在這種根本性的路線鬥爭中，實證主義和利益交換的邏輯一文不值。是是非非，唯有訴諸神裁。
在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哲人眼中，共同體排外主義不僅自然、正當，而且高尚、偉大。這種純潔的驕傲僅僅屬於自由國民，混雜和卑賤的帝國臣民永遠無緣體驗。羅馬人的箴言是：公民死國，奴隸偷生。自由人在危險的戰場上保衛共同體，當然不會在安全得多的市政廳廣場上屈膝於小吏。奴隸從小學習向書吏的教鞭畢恭畢敬，當然不能指望他們在武士面前堅守陣地。自由民的共同體注定是世界征服者，早晚會享用降虜的貢賦。降虜唯一的報復能力就是培養自己狡詐軟弱的知識分子，將勇敢慷慨的征服者醜化為蠻族，藉以掩飾自己的怯懦卑劣。麥考萊在《論馬基雅維利》當中，出神入化地描繪了政治德性的真正含義：「征服者勇敢而果決，忠於承諾，深受宗教感情影響。同時，他們愚昧、武斷、殘酷。西方世界所有的藝術、科學和文學都集中於被征服者。他們的詩歌、哲學、繪畫、建築無可匹敵。他們禮儀優雅、洞察入微，隨時準備無中生有。他們寬容、和藹、人道，但幾乎完全不具備勇氣和誠實。每一個粗野的百夫長都可以安慰自己，他雖然智力低人一等，但知識和品味不過造就了無神論者、懦夫和奴隸。顯著的差別長期存在，給尤維納利斯犀利的諷刺詩預備了上好的題材。」
這種差異引出了主權或統治權的最大秘密。這個秘密既偉大又骯髒：有勇氣，才有德性；能殺戮，才能統治。主權來自武力，而非勞動。共和國主權屬於公民戰士，福利源於撫恤金或血酬。公民可以不勞動，但不能不戰鬥。外邦人和降虜必須勞動，索取福利等於策劃顛覆主人的叛亂。福利並不影響自由，只要不准蠻族闌入或損害私人武裝。反之則不然。這方面的理解錯誤不是知識水平問題，而是降虜的階級本能使然。美國黑人的解放始於自由黑人加入獨立戰爭的企圖，依靠二戰和冷戰的全民性質而成功。肯尼迪總統坦率地承認：如果美國需要黑人青年去柏林前線，民權法案就必不可少。在自由帝國的全球十字軍面前，各州「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麼。當今之世只有兩個共同體——十字軍戰士及其敵人。密西西比或卡羅來納這樣的地方性共同體及其邊界只剩下歷史的珍玩價值，不比哈德良時代的雅典憲法重要多少。耶和華每一次戰勝來庫古，美國就向世界帝國的終結點靠近一步。
斯蒂芬斯的理念會把美國變成另一個「歡樂的英格蘭」，美國的特殊自由根本不是外邦人和外地人所能理解或模仿的，不想也不能輸出自己並非普世的價值觀和過於精巧的憲法結構。林肯的理念會把美國變成一個不以血緣和地緣而以信仰和認同為基礎的聖徒－戰士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原則上就應該包括所有渴望救贖的靈魂和所有熱愛自由的生命。任何人阻礙自由帝國的群眾大軍，都相當於褻瀆神明的政治版。蘇聯的存在暫時遮蔽了萬國的視野，使他們忘記了查理二世從來不敢忘記的可怕真理：在以信仰和救贖為出發點的武裝先知集團面前，以理性和功利為基礎的武裝先知集團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贗品。埃及變成「折斷的蘆葦」，以色列人是不會感到驚訝的。他們會說，歷史是神意計劃的一部分，羅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寫在經上。中國人如果不能理解這種信心，不妨對照一下儒生的讖學。在陳勝、吳廣和李密、竇建德完成了他們的清道夫工作以後，史官和學究就會振振有詞地總結關於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訓。當然，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二者的重大差異：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義和士大夫性質使他們只能凝聚社會的表淺部分，在猶太－基督教共同體決絕的信心和深入的組織面前不堪一擊。
林肯沒有理由懷疑神的大能，只是懷疑自己何德何能，居然蒙神青睞。1860年的共和黨賦予自己馬加比的驅除使命，將奴隸制問題上綱上線為不容妥協的神魔之爭，斷然拒絕通過政治交易取得聯邦多數。在各州的聯邦體系中，這樣的選舉前交易本應是一切高級政治的必要條件和自然特性。元老的智慧告訴我們：原教旨主義在黨內的勝利將會造成綁架效應，給幼小的共和黨打上極端分子的烙印。「聯邦與自由一起要」的選民，本來是共和黨的基礎，將會恐懼地逃離林肯及其邊緣政策。道格拉斯法官的高風亮節暫時挽救了共和黨，使其沒有立刻走上輝格黨的分裂滅亡之路，卻彌補不了該黨自作自受的票房毒藥綱領。然而，元老無法預料的怪事居然會發生：分裂和毀滅反而落到共和黨的敵人頭上，他們本來坐著都能贏。英國內戰時期的騎士黨和國會黨每天祈禱，希望上帝讓敵人混亂分裂，就是指望發生這樣的事情。神居然會揀選黑馬候選人林肯及其少數派政府，把開啟帝國之路的大任交付給他們，林肯自己都感到戰慄。他從不懷疑美國生來就負有的偉大使命，只是懷疑自己這個罪人夠不夠資格做工具。但他除了回到《聖經》，沒有別的辦法寬慰自己。上帝無所不能，並不需要人類的鬥爭，但他仍然允許人類這麼做，自然有他的目的。他自己對誰是誰非沒有把握，但上帝有把握。這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