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巨匠造物主及其造物
《四吠陀》（Veda）和靈智派（Gnostic）的宇宙在至高神與人類之間安置了一個宇宙層級體系，各有千秋的半神（Demigods）和精靈（Spirits）各得其所。其中，巨匠造物主（Demiurge[215]）最能給芸芸眾生留下深刻印象。在肉眼凡胎愚鈍狹窄的眼界中，他創造的宏大有形結構近在咫尺，似乎比至高神的輕靈無形偉力更加醒目，常常把凡夫俗子引入偶像崇拜的歧途。猶太人及其哲學後身——各大宗教的一神教基要主義[216]——一再企圖清掃潛伏在一神教體系內的多神教殘餘因素，始終未能完全成功。不過，巨匠造物主的造物終歸有一條無法逾越的界限：與至高神的造物不同，偶像無論如何聲勢煊赫，都沒有不滅的靈魂，不是生生滅滅，而是一瞑不返。
在（埃及）法老－神王、（希臘）城邦－守護神、（羅馬）元戎－人神之後，掌管西方世界的造物神為自己發明了新遊戲。這一次參賽的主要玩偶（對諸神而言）或偶像（對凡夫俗子而言）是：「民族」及其「民德」。
又一輪競技收場，
又一批錦標贏得。
人格化的「民族」是超乎（通常違背）邏輯一致性的神秘存在，唯一的鑒定標準就是意識的直觀洞見：意識本體可以通過內視和觀照，判斷對像屬於意識本體還是無形態原材料，百無一失。其依據僅僅是康拉德·洛倫茲式經驗體會：當你實驗撕裂萵苣、昆蟲、寵物和嬰兒時，內心的不同阻力會告訴你誰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意識本體[217]。當萊山德和西庇阿率領他們的常勝軍君臨雅典和迦太基時，他們的切身體驗不是掃除一切物質障礙的酣暢淋漓，而是褻瀆神明的絕對恐怖：創造和毀滅邦國有機體，是諸神保留給自己的特權。在定數（Doom）的驅使下，不得不僭取神權的凡夫俗子有禍了！業報將追逐他們的子子孫孫。然而，沒有任何希臘人或羅馬人在擄掠、殘殺東方順民或北歐蠻族時還會恐懼諸神——這只是一種技術性措施，只存在功利意義上合理不合理的問題。
跨越不同時代、地域和利害關係的儒教學者正是出於這種超驗的直覺感受，才會眾口一詞地讚頌「興滅國，繼絕世」和「寧蹈東海，義不帝秦」，從而表達他們對「暴秦」的恐懼和憎惡。任何尊重理性和邏輯的熟練考據家都能證明：僅僅從數量意義上考慮，秦人的暴行並不是格外誇張。然而，神性的歷史一向不知道什麼民主、平等和功利主義，從不認為有必要在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和一百萬畝價值連城的鬱金香花園之間權衡利弊。神性的歷史只區別「有形態」和「無形態」的造物，以及各種「有形態」 造物的高下等級。在神性的歷史中，毀滅秦宗權或張士誠只不過消滅了一個機會主義團體（一群渴望富貴的自由僱傭兵聯盟，他們跟他們臨時統治的地方和人民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繫），跟賭徒願賭服輸沒有區別；毀滅宗周或諸侯卻是針對傳統及合法性（由地方風俗民情長期醞釀產生的特色文化，統治者及其土地、人民的有機性體現於禮樂和法統）的公然侮辱，是工具向價值的橫暴挑釁。用理性和客觀的態度對待這種挑釁，本身就是對文明價值的背叛。只要正統邦國（在上者、在下者、在外者無文默喻的達爾文式共同生態域）或道統載體（已故者、在世者、未生者的神聖契約）橫遭侵凌，即使很少或根本沒有流血（例如誅殺六君子、解散三級會議），諸神的詛咒仍然會降臨到民族共同體頭上。只有流盡無辜者的鮮血才能贖清，民族甚至可能失去其有機性意義，瓦解為生物學意義上的臨時性居民，只能充當其他民族（或未來「有形態」 造物）的背景、資源和候補原材料。相反，不具備「形態」意義的事件即使流血漂櫓，影響也不會超過人類的大多數戰爭和交通事故。
不言而喻，一切「值得研究」的歷史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神性歷史。純粹工具理性的歷史只能是一種失敗的科學，對人類智慧的貢獻不會多於持之以恆地還原螞蟻戰爭的真實記錄。神性歷史的閃光體現於少數臨界點：其一是「有形態」向「無形態」的阿米巴化沒落，其二是「有形態」從「無形態」中「自發秩序」式結晶（Crystallize）或成型（Forming）。在這幾個結晶時刻，宇宙層級以其意義貫穿一切物質形態，諸神去世，諸神誕生，偶像必死必朽，遊戲重新佈局。
二、斯特拉斯堡憲章的種子
基督的美國脫胎於斯特拉斯堡－日內瓦教規，體現了稗子野麥對良田耕牛的勝利，也體現了天意通過陰差陽錯嘲弄賢人的老謀深算。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把英國國教會看作早期羅馬普世教會的正統繼承者，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為教會正統首腦，大體承襲教階體制，原本無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說共和主義的自治教會了，但愛德華六世、簡·格雷政府的軟弱無力和血腥瑪麗政府明顯的黨派性質卻使二者都不可避免。
1554年，逃亡歐洲大陸的新教流亡者以他們的宗師約翰·加爾文1541年建立的日內瓦神權共和政體為模板，在大陸組織了第一個長老教會，將教務管理權委諸平信徒長老和牧師組成的委員會[218]。相比之下，國教會的克蘭麥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國教公會議也只有諮議之權，遠不能與大權獨攬的加爾文宗長老會議相比。1556年，新《教規》將最終權力交給全體會眾。勞德大主教強調基於「神聖之美」的儀式與典禮[219]，國教會領取王國的俸祿[220]。清教徒想用教區委員會取而代之，委員由宗教會議選舉產生的長老擔任。這些小布爾喬亞聖徒正直、狹隘、自負的氣息就足以使莎士比亞和「歡樂的英格蘭」枯萎而死。此後二百年來，「反對萬惡的主教制」成為新教徒最有感情號召力的動員口號，出現在反對查理一世的1638年蘇格蘭叛亂[221]、反對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爾橋戰役[222]、反對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亂中。「歡樂的英格蘭」把北美視為普萊德上校的懲罰，而約翰·鄧恩卻在亞美利加看到了以色列的影子。
各等級共治的英格蘭是一塊墾熟的麥田，原始的豐饒、《舊約》式的狂暴力量跟混合憲制（mixed constitution）的優美均衡格格不入。內戰以後，英格蘭各等級不僅愛上了王國的貴族，還熱衷於在本階級的範圍內培養模擬貴族，樂於利用美洲擺脫自己的草根性格。然而，嬰兒的貪婪、鄉民的淳樸恰恰就是帝國的混沌元氣，正如貴族的練達、君主的節制就是王國的形態之花。因此，弗蘭西斯·培根才會如此比較兩種邦國：一種昌盛而格局有限，另一種渺小卻蘊含帝國的種子。
旺盛的生育能力是元氣充沛的最可靠標誌，人口洪峰是帝國的預兆——或者不如說帝國是前者的副產品。奧古斯都早就知道，他的帝業來自辛辛納圖斯時代多子多福的祖輩農場主，注定毀於生活質量優先的同代節育者。在歷史的起點，你總可以看到某種健康的保守主義：契合自耕農和手藝人脾胃的家庭友善型宗教，人口的洪水彷彿從沙礫中氾濫。在歷史的終點，也總會有某種疲憊的功利主義：契合知識浪人的思維結構，理性地計算原子式個人的快樂最大化，人口的冰山彷彿在陽光下融化。兩者各有其季候，任何人都能辨認自身所在的季候，但也僅僅限於辨認而已，這就是為何宿命之所以為宿命[223]。
在文化歷史學的體系中，基督教的美國面對世俗人文主義的歐洲，無非是青春面對衰老，敬畏諸神的羅馬鄉愚也曾經這樣面對懷疑一切的希臘智者；好勇鬥狠的美國面對軟弱險詐的東方，無非是文明的主人面對文明的原料，羅馬公民戰士也曾經這樣面對埃及行省降虜。
在傑克遜和林肯之間，美國的原始豐饒登峰造極。清教徒鄉愚沒有遭遇自己的掠食者，甚至不太相信掠食者的存在，保存了自以為是的天真[224]。
三、都鐸憲法的種子
普通法[225]的起源跟絕大多數日耳曼系邦國的習慣法沒有明顯區別[226]，王室法庭起初不過是各種采邑法庭之首，必須面對原有的撒克遜郡法庭、百戶邑法庭和其他領主法庭的競爭[227]。但圍繞《克拉倫登條例》的拉鋸戰使亨利二世及其大議事會（General Council）感到，只有歸納、積累和伸張王國「古老法律和習俗」（ The Ancient Laws and Customs），王室法庭才有資格與教會法庭及其羅馬性、普世性、正統性競爭[228]。
因襲習俗的體系比強調普世的體系更符合法律人懷疑和排斥創新的品格。「法官認為……普通法原理和習慣是不能更改的，是永恆的。他們堅信，一些原理是立法不能創製的。創製的法規只能不折不扣地再次確認和宣告這些原理，而不能有絲毫創新。要知道判例法是普遍適用的，而議會的立法則有些例外，只在特定情形下適用。」普通法家的主要成就在於：在絕對主義革命似乎注定勝利的二百年間，保存了封建自由的遺德[229]，以其保守性、有機性、經驗性抗拒新興中央集權國家的進步、理性和變革[230]。盎格魯－撒克遜的特殊民情大部分都要歸因於此，因為沒有任何力量比法律和習俗更能塑造民情。如果法律是習俗的自然延伸，情況就尤其如此。政治國家外在於社會，把立法權變成一種革命力量[231]，以功利原則和理性管理破壞社會生態有機性，通常是民族和文明元氣損耗、未老先衰的直接原因；而健康的保守主義則是混沌元氣有能力通過排異反應保護自己的標誌[232]。
從憲法意義上講，17世紀內戰是普通法保守主義對歐洲絕對主義革命的反動。愛德華·柯克爵士的基本法理論[233]已經無法通過《權利請願書》來保全，只有內戰才能阻止王室引進法國和西班牙的絕對君主制。從憲法意義上講，北美獨立戰爭是都鐸憲法（沒有最高主權概念的混合憲制）對新興（國會至上）國家主權論的反動[234]。從憲法意義上講，美國內戰推翻了獨立戰爭的憲法仲裁，使（聯邦至上）國家主權論和（民心獨裁者的）人民主權論戰勝了都鐸憲法的封建自由遺產（混合憲制和地方主義），使美國背離歐洲貴族傳統走向羅馬群眾政治。
帝國的道路自此打開。
在邦國憲制中，愷撒主義是法統與群眾的分割線。
在帝國秩序中，愷撒主義是民主集權和地緣宿命結合的自然產物。
四、別了，華盛頓
歐洲貴族的血脈在北美體現為弗吉尼亞紳士－種植園主傳承的政治經驗，這個階級是獨立戰爭、費城制憲會議和南部邦聯的靈魂。他們維護的對象始終如一，羅伯特·李將軍在血緣和精神上都是華盛頓將軍無可爭議的傳人。南部邦聯的《分離（獨立）決議》在文字和精神上同樣是大陸會議同類文獻的翻版，以政治分離為手段維護社會保守的決心也絲毫不遜於當年的北美殖民者。
但他們抵抗的對象並非始終如一。英國貴族對社會秩序動搖的恐懼超過了戰敗的恐懼，而民主守護神林肯恰好相反。在名義上的戰爭起因（黑奴問題）上，這一點表現得格外清楚。
獨立戰爭時期的黑奴暴動比南北戰爭時期更加積極。阿比蓋爾·亞當斯夫人聽到保王黨和馬薩諸塞州黑奴聯合起事的流言，麥迪遜也報告弗吉尼亞州黑奴準備勾結英軍。不久，流言就變成了事實。1774年12月，佐治亞州聖安德魯斯的黑奴果然暴動，殺害了四個白人。1775年7月，北卡羅來納州民兵指揮官約翰·辛普森上校也破獲了本州黑奴勾結英軍的密謀[235]。1775年10月7日，弗吉尼亞的英國總督鄧莫爾勳爵約翰·默裡宣佈執行軍法統治，解放願意「為國王而戰」的叛亂者黑奴。上千名黑奴逃離主人，加入「埃塞俄比亞軍團」，構成了保王黨軍隊的主力[236]。1775年11月14日，弗吉尼亞愛國者（英國人稱為叛亂者）民兵指揮官約瑟夫·哈金斯已經被自己的黑奴俘虜[237]。大多數黑人士兵站在英國人一邊作戰。1783年，《巴黎條約》簽訂時，數千名黑人追隨保王黨一起流亡，包括黑人士兵和他們的家屬[238]。如果英國人樂於推廣「解放叛亂諸州黑奴」之類的機會主義措施，弗吉尼亞紳士的前途就會岌岌可危。阿靈頓莊園的黑奴遠比哈金斯的黑奴更忠誠，對羅伯特·李也只是一種可憐的安慰。
斯蒂文森為邦聯扮演了加圖－方孝孺的角色，他在副總統任內絲毫未能阻止林肯動員民心獨裁者的草根力量，卻卓有成效地妨礙了傑斐遜·戴維斯保衛州權的臨時軍事組織措施。但加圖的使命就是通過失敗的殉道光大自己的原則，而不是為了成功而玷污原則的純粹性。雙面神林肯身兼民主守護神－憲制破壞者、草根保守主義者－帝國激進主義者、自耕農自由主義者－強政府集權主義者的曖昧角色，而斯蒂文森的歷史形象定格於《從憲法看內戰》（Consitutional View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the States）。他是克萊－卡爾洪－平克利叛亂的政治傳人、「聯邦——次於自由」原則的道成肉身。他要通過此書證明：假如有朝一日，行政官篡權與群眾民主的致命結合終於氾濫成災，摧毀了混合政體的藩籬，使法統重新退化為無形態的赤裸暴力（這是文明以前、文明以後、文明以外大多數人類的自然狀態），那麼，南方可以問心無愧，因為它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職責。
漢密爾頓在艾倫·伯爾（Aaron Burr）身上發現了卡提林，將他逐出國父們的聖殿；斯蒂文森在林肯身上發現了愷撒，卻讓他成就了諸愷撒的系譜。華盛頓－李家族是中古式多元權力和貴族自由的人格化，林肯則是愷撒主義霸國和群眾領袖政治的人格化。內戰的憲法仲裁落在「聯邦——加上自由」原則一邊，為國家集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這個缺口是美國有資格染指海外事務乃至捲入世界大戰的初始條件。不有所廢，君何以興？
華盛頓－李家族的風水寶地阿靈頓莊園終於化為林肯麾下無名戰士的公墓，頗有象徵性地預兆著無形態群眾大軍的來臨。金錦原[239]和阿金庫爾的騎士豪俠在凡爾登和斯大林格勒的絞肉機面前輕若鴻毛。格蘭特（Ulysses Grant）和謝爾曼（William Sherman）正是這種民主化戰爭的始作俑者，正如華盛頓和拉法耶特是貴族禮儀性戰爭的臨去秋波[240]。平等和進步的啟蒙者總會在宋襄公的競技場和白起的屠宰場之間喪失童貞，古老的中國早已越過這個階段，而年輕的西方還在路上。
五、愷撒主義的晨星
群眾政治以其定義就是無形態的政治。他幻想通過反權力而解放自身，結果總是通過破壞有形態權力而把自己暴露在無形態權力的淫威下。人民以其定義就是弱者和潛在的被捕食者。人類已知歷史經驗不曾有過弱者和被捕食者的統治，他們至多在共和主義法統健康狀況最佳時，接近於享有免於被捕食的安全。共和主義在政治上是包含民主成分的混合多元政體，在歷史上是貴族封建－各等級共治體系的下游。因而，歷史殘餘的貴族成分（雅典戰神山最高法庭、羅馬元老院、英國上議院、美國最高法院）是維繫混合政體均衡性質的必要部分。徹底的民主化意味著權力的再度一元化和法統的最後衰亡，無形態群眾政治注定是無形態赤裸暴力的先驅，發揮腐敗菌清理屍體並自我毀滅的歷史宿命。從格拉古經卡提林到愷撒的民主系譜有其政治和歷史的一致性。卡提林是喪失童貞的格拉古，愷撒是格拉古遺志的海外傳人。
帝國民族的命運永遠落在殘存法統資源最豐富的後來者身上。在自由的階級社會中，社會或者不如說諸社會（Societies）和各階級依據法權（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階級的利益訴求是以爭奪法統、保衛法權的形式進行的。階級森嚴，尊卑判然，但沒有一個凌駕於各階級之上、外在於社會（Society）的強大政權。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說，這樣的民族難以征服，也難以被征服。在專制的平等社會中，原本為了仲裁各階級衝突而產生的國家，已經強大得超過了全社會所有階級力量的總和。它早已折斷了各階級的骨骼，吞食了它們的血肉，把殘骸化為原子化的個人，除了生物學層面上的血緣再也沒有任何組織資源可以依靠，因為任何組織資源都可能是它的潛在威脅。然而，在這兩者之間的過渡期（辛辛納圖斯的羅馬、華盛頓的美國），貴族將亡而法統餘威仍在，民主將興而國家羽翼未豐，社會可以兼有自由和平等、強大和安全。這時，文明彷彿打開了通向盛夏之門，往往把自己的季候誤認為自己的智慧，甚至誤認為自己的設計。
在文明的暮年，奴役的平等實現了自己的全部內在可能性。在沒有法統和法權的地方，命運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預測性。末路王孫青衣行酒，里巷小兒干祿公卿，皆為司空見慣，不會受到階級或任何社會規則的限制或保護，因為沒有規則就是最大的規則。這種平等的代價之一，就是王侯將相無種，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權必須把全民視為假想敵。統治者只是遊民無產者中的幸運兒，不需要法統依據，可以通過赤裸暴力取得，離開赤裸暴力就會一無所有。貴族只是得寵官僚的榮譽稱號，沒有離開政權以後仍然可以分庭抗禮的獨立階級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較多的鄉鎮，沒有自治組織和憲章。平民群眾更換身份就像更換衣服，沒有嚴密的階級組織可以保護並約束他。鬥爭不在有組織和法權的各階級之間，而在原子化的個人之間；不為權利，而為生物學層面上的（幸運兒）富貴或（不幸者）溫飽。它最鮮明的特徵就是組織資源（包括階級）極端匱乏。這個社會之所以沒有瓦解為一群相互吞噬的阿米巴，要歸功於最後的組織資源——專制國家的約束。專制國家是它最大的詛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專制國家就是赤裸暴力將無政府狀態禁錮在膽瓶中的最後一道符咒，也是社會喪失自我治理能力後延續殘年的外部起搏器。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有自由，但仍然不能沒有秩序。
政治社會和大自然一樣厭惡真空。一方是盛年的文明，愷撒主義剛剛溢出法統的藩籬，元氣剛剛受到統治術的誘惑，有過剩的組織資源；一方是垂暮的文明，過多、過早、過於發達的統治術耗盡了法統和元氣，迫切需要有效統治。當兩種或幾種處於不同季候的文明在同一時空相遇時，帝國就聽到了宿命的召喚。西沃德在不幸的馬克西米利安身上第一次行使了愷撒的仲裁，半推半就的克利夫蘭在夏威夷並不比勇往直前的西奧多·羅斯福在古巴做得更少；因為宿命的季候一旦接近圓滿，支持和反對的努力會神秘地指向同一方向，意圖相互敵對的行動在效果上會彼此成為助力。
六、宿命的分身、最後的民族
帝國民族（最後的民族）除了法統資源的意義，還有地緣政治的意義。邦國的地緣處境與其文明季候同樣是歷史民族的宿命，不屬於人類智慧可以經營的範圍。歷史民族的誕生必然消耗其前身或周邊原始居民積累的原始豐饒以奠定統治格局，這種消耗通常是不可逆的。過早產生的民族不僅有太多的內部統治術和太少的原始豐饒，還要與季候相近的鄰邦相互消耗。面對垂暮的中原各邦，年輕的帝國民族總是相對孤獨和安全的文明守邊者。這時，施予統治不再是征服而是拯救，統治成本可以降至最低。這正是羅馬面對希臘世界、美國面對歐洲各邦的地緣形勢。
古典的前理解根深蒂固，歐洲幾乎每一個歷史民族都有自己的羅馬式修辭。法蘭西及其革命、普魯士及其秩序、俄羅斯及其神聖都曾以西方世界最後的民族自居，把宿命解讀為搏擊迦太基（英格蘭）而自帝。這些鬥爭為國家的摩洛克化推波助瀾，針對君侯的戰爭漸漸演變為針對全民的戰爭，在更大範圍內上演了奠定雅典民主的雞與蛋循環：全民戰爭促成普選權，普選制支持全民戰爭。原始豐饒在「春秋」禮儀性戰爭中只是一種背景，在「戰國」 民主化戰爭卻是最基本的因素。民主化戰爭是帝國的襁褓，正如禮儀性戰爭是多國體系的苗圃。歐洲諸民族因原始豐饒不足以支持帝業之重而相繼潰滅，淪為哈德良的雅典——世界文人和世界藝伎，依靠羅馬粗人附庸風雅而維繫歷史特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