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力麻裡及其附庸諸城
阿力麻裡（Almaliq）：此地名見於《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屬察合台的始封地。又譯作阿里馬、阿里麻、野裡麻裡等。「土人呼果為『阿里麻』。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註：《長春真人西遊記》。）又曰：「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麻』。附郭皆林檎園囿，由此名焉。」（註：《西遊錄》。）這裡說這個地名來源突厥語alma「蘋果」。Almaliq，此言「蘋果園」、「有蘋果之地」。故址在今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城霍爾果斯古城。（註：岑仲勉：《阿里馬城》，載《中外史地考證》；黃文弼：《元阿力麻裡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並見張承志：《關於阿力麻裡、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查及探討》，第149—153頁。）
皇慶到至治年間（1312—1323），元朝與察合台汗國之間再度發生衝突，元朝以脫火赤丞相為首的迤北戍軍攻至此地，直至停戰。怯別汗即位後，察合台汗國的重心移至阿母河以北地區，但兀魯思汗每年東巡至此，直至答兒麻失裡時代方才改變。1346年以前，阿力麻裡一直是察合台汗國的政治中心。14世紀40年代下半葉察合台汗國分裂後，阿力麻裡屬東汗。元末在位之東汗脫忽魯帖木兒死後葬於阿力麻裡，其墓至今尚存。
阿力麻裡為13—14世紀中西陸路交通樞紐，這裡「市井皆水流交貫，有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耶律楚材則說阿力麻裡有附庸城邑八九。當地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和聶思脫裡教。15世紀下半葉以後逐漸廢棄。
在佐伯好郎收集的七河流域出土的景教墓石銘文中，有十方可知墓主籍貫，其中的七方墓主是阿力麻裡人，其去世年代從1287年至1300年不等（只涉及可確定年代者），男女都有，有的生前還擔任過教職。（註：《景教之研究》，第792頁，第8號墓石；第804頁，第11號墓石；第854頁，第135號墓石；第855頁，第144號墓石；第856頁，第149號墓石；第866頁，第261號墓石；第883頁，第500號墓石。）這證明阿力麻裡與虎思窩魯朵的景教團體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除了遷居七河流域的阿力麻裡景教徒外，在阿力麻裡本地也有景教徒活動。我國考古學者就在阿力麻裡故址找到過幾塊石刻，上鐫敘利亞字，有的還帶有十字架紋，新疆博物館亦獲得過數方。（註：黃文弼：《元阿力麻裡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第577頁。）在1349年之景教主教駐節表中，有汗八里（今北京）及Al Falik合區。（註：亨利·玉爾：《契丹及前往其地之途》，第ccxlv頁。）玉爾懷疑Al Falik就是阿力麻裡。（註：張星烺以為Al Falik不可考，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1冊，1977年，第21頁。）
除了聶思脫裡教以外，阿力麻裡還流行伊斯蘭教。13世紀20年代，丘處機在畏兀兒西境的昌八里瞭解到，由此「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註：《長春真人西遊記》。）這裡提到的「回紇」指西域回回人。進入阿力麻裡時，他又受到「鋪速蠻國王」和蒙古達魯花赤的迎接。（註：《長春真人西遊記》。）鋪速蠻，即波斯語musalmān（木速蠻，意為「伊斯蘭教徒」）的一種方言讀法的音譯，當時阿力麻裡的統治者是為屈出律所擒殺的哈剌魯部首領斡札兒之子昔黑那黑的斤（Siγnaq Tegin），他已隨成吉思汗西征。丘處機遇到的這位「鋪速蠻國王」，當為留鎮故土的斡札兒家族成員。阿力麻裡的哈剌魯人中雖有不少聶思脫裡教徒，但其王族可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
阿力麻裡人札馬剌·哈兒昔（Jamāl Qaršī）的《蘇拉赫詞典補編》（Mulhaqat al-Surah），是流傳至今的寫於元代察合台汗國境內的史籍。札馬剌·哈兒昔在1230年左右生於阿力麻裡，自幼在哈剌魯斡札兒家族的宮中受教育，因此稱為「哈兒昔」（Qarši），在突厥語中意為「宮中人」，其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可失哈兒度過，在那裡一直生活到14世紀初，他是13—14世紀察合台汗國歷史的目擊者。其書記載察合台和海都家族的情況、中亞回回名臣如麻速忽等人的事跡，並描述了中亞各地城鎮的種種人物，如阿力麻裡哈剌魯人首領斡札兒家族的歷史等。是研究察合台汗國歷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在阿力麻裡還有過一些道教徒。在察合台手下漢人工匠張姓，於城之東園「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張氏曾延請丘處機去，讓他的「壇眾得以請教」。（註：同上。）看來這些信奉道教的多為漢人。後來他們大約融合在當地民族之中。
天主教在元代也傳入阿力麻裡一帶。14世紀，一些歐洲傳教士到達察合台汗國大斡耳朵所在地阿力麻裡，在那裡長住下來，進行傳教活動。西班牙維多利亞城人巴思可裡（Bascal）幼時入聖方濟各會。及壯，被派往東方傳教。他和一些西班牙人經過黑海、欽察草原、花剌子模，在那裡學會欽察語和畏兀兒文。其同行者皆返回，唯巴思可裡一人繼續前往東方，最後到達阿力麻裡。1338年他曾從該城寫信回國，敘述當地佔優勢的穆斯林對他的種種迫害。其信保存在瓦丁（Wadding）《聖方濟各教會史》第七冊中。寫信後兩年，他被迫害死於阿力麻裡。據意大利皮撒市（Pisa）人巴拖羅謀（Bartholomew）所著之《聖徒傳》記載，1340年在阿力麻裡的天主教徒除了巴思可裡之外，還有教職人員：阿力麻裡城主教李查德（Richard）、亞歷山大城人弗朗西思（Francis）、波羅文思省（Provence）人雷蒙德（Raymond）。另外還有一些修道士，如亞歷山大城人勞倫斯（Lawrence）、波羅文思省人彼得（Peter）和其他人。據記載，這些傳教士在阿力麻裡布道，使印度人朮安（John）皈依了聶思脫裡教。
這些傳教士在阿力麻裡受到察合台汗國在位汗也孫帖木兒的優待。也孫帖木兒有病時曾招弗朗西思入宮診治，因此允許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國自由傳道。也孫帖木兒七歲之子也接受洗禮，被取名為朮安（John）。1340年也孫帖木兒死，察合台汗國內窩闊台後裔宗王阿里算端起兵奪取汗位，殺也孫帖木兒諸子。阿里算端為穆斯林，他強令天主教徒放棄信仰，並處死不肯服從其命令的歐洲傳教士多人。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國的勢力本來很小，經受這次打擊後便消聲匿跡了。（註：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1冊，第279—290頁。）
阿力麻裡與虎思斡魯朵兩城之間，政治關係密切。據札馬剌·哈兒昔記載，阿力麻裡的哈剌魯人首領昔格納黑的斤之子答失蠻的斤於回歷657年（註：1258年12月29日—1259年12月17日。）逝於虎思八里（即虎思窩魯朵），遺體運回阿力麻裡，埋葬在宮中其父的陵墓裡。（註：《蘇拉赫詞典補編》，華濤漢譯本，第95頁。）看來西遼時代至蒙古時代，阿力麻裡與虎思斡耳朵為同一支哈剌魯人所據，他們很可能就是哈剌汗朝末期不斷騷擾哈剌汗朝都城虎思斡魯朵的那支哈剌魯人。
1977年，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州治所在地昌吉新城之北的昌吉古城，工人們在基建施工中，發現了蒙古汗國時代銀幣一千三百餘枚，絕大部分鑄於東部草原城鎮或鄰接草原地區的城鎮，其中最早的鑄於阿力麻裡。從鑄幣資料來看，這裡從1240年起到1250年的十年中，發行了八種銀幣，此外還有1258—1259以及1271—1272年的鑄幣。（註：陳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國銀十幣研究》，《新疆社會科學》，創刊號，1981年，見第56—57頁。）前蘇聯中亞出土的古錢幣資料也說明，這裡是蒙古時代中亞銀幣的最早鑄造地。（註：達維多維奇：《13世紀蒙古入侵後中亞的貨幣經濟和商業的局部恢復（依據古錢幣資料）》，載《亞非諸民族》（..，13·〔〕，）1970年第6期。）
普剌（Pulad）：又譯作卜剌、不剌、孛羅、卜羅等，均為突厥語（波斯語Pulad的音譯，義為鋼）。地當交通要衝，距天池（今賽裡木湖）不遠。耶律楚材、劉郁、小阿兒馬尼國王海屯等往來於東西之間時，均路過此地。阿里不哥之亂中，為叛軍所據，後為察合台汗國收回。至元十三年（1276）失裡吉叛亂後，落入察合台汗國手中。至大三年（1310），汪古部駙馬朮安至此，將其父闊裡吉思遺體移葬故土，當地圍觀者達千人以上，可見居民不少。據《完者都史》記載，至大（1308—1311）至至治（1321—1323）年間，察合台汗國駐普剌城沙赫納忽裡出黑（Quljuq），叛逃至元朝，向元朝駐守野孫漠連的大將脫火赤報告察合台汗國即將向元軍發動進攻的消息。據耶律楚材記載，卜剌城「附庸之邑三五」。而劉郁看見：「所種皆稻麥，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窗戶皆琉璃。」
我國考古學者50年代在博爾塔拉河谷中部發現古城遺址。（註：李遇春：《博爾塔拉州石人墓調查簡記》，《文物》，1960年（第7—8期）。）據認為即為普剌城址。（註：張承志：《關於阿力麻裡、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查及探討》，載《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新疆昌吉出土的銀幣，有一部分鑄於普剌。錢面上的地名普剌城，昌吉古幣的研究者陳戈讀為努拉特（Nulat）。（註：陳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國銀十幣研究》，第56—57頁。）其詞首輔音N-很可能是字母P-或B-的誤讀。除了銀幣之外，普剌城還鑄造金幣和銅幣。1987年考古學者在博樂東南27公里達勒特古城發現蒙古汗國時代的金銀銅幣（註：蔣其祥：《博樂發現的察合台汗國金幣》，《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3—57頁。），1990年3月，此地發現蒙古汗國時代銅幣一千餘枚。（註：李有松：《新疆博樂市發現察合台汗國銅幣》，《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8—60頁。）
鐵木兒懺察：名見《西使記》。據常德記載，出普剌城「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城」。王國維以為此即《湛然居士集》卷3「過夏國新安縣詩」所謂「松關」。列維試圖把「鐵木兒懺察」還原為Temurjam，即蒙語「鐵之路」、或Temurjam jabsar，意為「鐵之路關隘」。（註：布來特施乃德：《中世紀研究》卷1，第126、162頁。）均不得要領。岑仲勉接受夏德的觀點，認為常德的「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一句應斷為「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註：岑仲勉：《阿里馬城》。），更是錯得離奇。
《史集·忽必烈合罕紀》載，阿里不哥在阿力麻裡和亦列水附近擊敗阿魯忽軍時，提到了一個地名「鐵木兒—合阿勒合」（Termur Qahalqa），即「鐵門關」：「阿里不哥的前鋒哈剌不華與阿魯忽交戰於〔普剌〕城市附近的乳海地方。阿魯忽獲勝，並殺哈剌不華，……阿速歹帶著擔任阿里不哥後衛的軍隊，通過了此國稱為『鐵木兒—合阿勒合』的山嶺，洗劫並奪取了亦列沐漣和阿力麻裡。」（註：《史集》漢譯本，第2卷，第303—304頁。「合阿勒合」，蒙古語qa』alqa，意為「門」、「關」，見於《元朝秘史》，第101、247頁。）從《史集》這段文字看，這個稱為「鐵木兒—合阿勒合」的「鐵門關」，無疑就是常德提到的「鐵木兒懺察」，帖木兒的兒子烏馬兒·夏·米兒咱（』Omar Shaikh Mirza），從裕勒都思河谷返回安集延取道苦叉（Kuchar）、烏什·吐魯番（Uč Turfan）和可失哈兒，並於途中在合阿勒合（Kulugha）關口打算與察合台汗國的一位阿米兒作戰。這個Kulugha應當就是鐵木兒懺察關。（註：《中亞蒙兀兒史》漢譯本，第1編，第173—174頁注。）
我認為，鐵木兒懺察為Temur kandča的音譯，意為「鐵木兒小城」。
赤木兒城：名見《西使記》。據常德記載，其地在阿力麻裡之南，「居民多並、汾人」。《耶律希亮神道碑銘》提到了亦列河流域的一個「出布兒城」：從「不剌城，西行六百里，至徹徹裡澤剌之山，后妃輜重，皆留於此，公（耶律希亮）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九十里至亦烈河，河之南曰也裡虔。」我以為，這個「出布兒城」，就是《西使記》中的「赤木兒城」。其確切今地待考。
換札孫：《耶律希亮神道碑銘》記載，阿魯忽因阿里不哥驅迫，從葉密立西行一千五百餘里，再西行3晝夜，至換札孫，離不剌城已經不遠。我認為，換札孫為Quyas（忽牙思）這個地名的欽察語讀法。
忽牙思為察合台汗國大斡耳朵所在地。（註：《世界征服者史》，第45頁。）此名初見於《突厥語大詞典》，可失哈里說，忽牙思「是突騎施（Tuγši）和職乙（čiγil）之地的名稱。它有三座堡，第一座稱為撒卜裡黑·忽牙思（Sapliq Quyas）（註：突厥語，意為「純潔忽牙思」。），第二座稱為玉龍·忽牙思（Urung Quyas）（註：突厥語，意為「白忽牙思」。），第三座稱為哈剌·忽牙思（Qara Quaya）」。（註：突厥語，意為「黑忽牙思」。）作者在談到職乙時，提到了忽牙思的地望：職乙「是一支遊牧民，居於忽牙思。〔那〕是拔塞幹那一邊的一小塊地區」。（註：阿拉伯文原稿，第520、198頁；英譯本，卷2，第238頁；卷1，第301頁。）可失哈里在介紹開肯河時，又說：「兩條〔分別〕稱為大開肯河（UluγKaygan）和小開肯河（Kičig Kaygan）的河流，從忽牙思之地，流入亦列河谷。」（註：阿拉伯文原稿，第522頁；英譯本，卷2，第240頁。）其今地待考。
蒙哥即位以後，察合台汗國發行的銀幣有的鑄於「大斡耳朵」，即此地。
亦剌八里（Ila Baliq）：明代又音譯作亦力把力，亦見於小阿兒馬尼國王海屯的記載，位於亦列河岸，丁謙認為：「阿力麻裡、亦剌八里，皆以阿里馬圖河得名。然則阿里麻、阿力麻、亦剌八，亦力把，實際一音之轉，不過兩城名同，易於混淆。」（註：《元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浙江圖書館叢書》第2集，葉十四。）丁謙此議全誤。阿力麻裡，來自突厥語Almaliq，意為「蘋果園」；亦剌八里，原名為Ila baliq，意為「伊犁城」，兩者相差甚遠。
《耶律希亮神道碑銘》與《元史·耶律希亮傳》提到亦烈河之南的「也裡虔」城，即此亦剌八里。「也裡虔」為Ila kand（伊犁城）之音譯。
也雲赤（Yafinč）：丁謙、屠寄和布來特施乃德皆以劉郁《西使記》所記塔剌思以東、虎思斡耳朵西之「亦云」河當之，均誤。也雲赤顯然是《世界征服者史》中西遼派監領官所至之Yafinč，亦即《突厥語大詞典》之Yawinč，該書稱之為「亦列河附近的一座城市」。（註：阿拉伯文原稿，第608頁；英譯本，卷2，第341頁。）同時，作者談到雙河城時又說，「它是一個邊鎮，稱為『雙河』（Ekioguz），這是一個位於兩條河之間的鎮子：亦列和也雲赤。」（註：阿拉伯文原稿，第41頁；英譯本，卷1，第103頁。）按此，則也雲赤又是一條河名。
（二）虎思窩魯朵（Quz Ordu）地區
名見《元史·曷思麥裡傳》，又音譯為虎思斡魯朵（《西遊錄》）、骨則訛魯朵（《金史·粘割韓奴傳》）、古續兒國訛夷朵（元好問《劉氏先塋碑》）和古八里等。《遼史·天祚帝紀》雲耶律大石建都於此，「號虎思斡魯朵」。王國維因之認為這是契丹人新起的名字，其舊名為裴羅將軍城（註：《西遼都城虎思斡魯朵考》，《觀堂集林》。），不確。志費尼在敘述漠北回鶻汗國西征時，提到回鶻人曾於此建裴羅將軍城，該城稱為虎思八里。（註：《世界征服者史》，第64—65頁。）另據可失哈里記載，裴羅將軍城（Balasaγun）又稱為虎思斡魯朵（Quz Ordu）。（註：阿拉伯文原稿，第74頁；英譯本，卷1，第148頁。）可見虎思斡魯朵的名字早就存在，並不是契丹人起的。屠寄認為《經世大典圖》之八里茫即裴羅將軍城，王國維附合之。（註：《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此議誤。八里茫是另一座城市。
斡魯朵，突厥語，意為「君王的居所」，但可失哈里未解釋Quz Ordu這個名稱的含義。《遼史》卷116《國語解》云：「虎斯，有力稱。《紀》言『虎思』，義同。」據此，虎思斡耳朵義為「有力之宮帳」。但安部健夫認為，虎思（Quz）即烏古思，虎思斡耳朵，指烏古思之宮帳。（註：《西回鶻國史的研究》，第299頁。）可備一說。
在《突厥語大詞典》中，裴羅將軍城又稱為虎思兀魯失（Quz uluš）。uluš在職乙方言中意為「村子」，而在裴將軍城附近的阿兒渾（Arghu）方言中，uluš意為「城市」。（註：阿拉伯文原稿，第43頁；英譯本，卷1，第105頁。）所以虎思兀魯失（Ouz uluš）義為「有力之城」或「烏古思之城」。在《世界征服者傳》中，虎思斡耳朵稱為虎思八里（Quz baliq），其意義仍然一樣。裴羅將軍城可能是其原名，大約是後來突騎施人或烏古思部落在此設置營帳，而得名虎思斡魯朵、虎思兀魯失和虎思八里。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金史》卷121《粘割韓奴傳》提到，在西遼佔領這裡以前，統治虎思斡魯朵的是「回紇鄒括番部」。這裡的「回紇」指的是穆斯林，而「鄒括番部」就是哈剌汗朝的統治氏族。
據志費尼記載，13世紀初，西遼軍隊敗於花剌子模，潰軍劫掠了虎思斡耳朵，大批居民被殺，元代此城失去往昔的重要地位。14世紀上半葉，這裡可能發生了瘟疫，大批人死亡，城市很快衰落下去。至16世紀時已經完全荒廢。
居住在西遼故都虎思窩耳朵至賽藍之間的民族在宋元時代被稱為阿兒渾人，這裡是哈剌汗朝和西遼的中心。阿兒渾人的祖先是突厥化的粟特人。在元初這一部分人已經基本上伊斯蘭化。（註：見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元史三論》，第226—236頁。）在虎思窩耳朵地區，信奉伊斯教的阿兒渾人與聶思脫裡教徒混居。
1883年秋以後，在虎思窩魯朵故城附近，發現了屬於景教徒的大小兩個墓地共610方鐫有敘利亞文的墓石。其中一個墓地在今托克馬克以南不遠，另一個距離前者15里的別什佩克（Pišpek）約三里。大墓地由Alamendina發現，小墓地由Porjakoff博士發現。一般稱大墓地為托克馬克墓地，小墓地為別什佩克墓地。據日本人佐伯好郎稱，在這610方墓石中，能讀通的約有537方，完全讀不通的有37方。能讀通的537方中，最早的一方紀年為公元858年，這說明景教傳到這裡的時間相當早。這些墓石的紀年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希臘歷，以公元前310年為其元年，故通常將墓石銘文的年代數減去310，就可知立碑的公元年代。應該注意的是，希臘歷以10月1日為年之始，故折算公歷時應考慮這一因素，另一種是十二屬相紀年。
可辨認年代的432方墓石中的絕大多數立於1248—1342年，這說明蒙古統治時代，這裡生活著大批景教徒。根據墓石紀年統計，從1286—1347年，平均每年死亡約五人，以正常死亡率8.4%估計，當時聚居於此地的景教僧徒達千人以上，墓主的生前身份各不相同，既有位居社會上層的世俗官員和主教、副主教等神職人員，也有一般信徒，女信徒也為數不少。
虎思窩魯朵之名不見於13世紀中葉和14世紀中葉的景教主教駐節表（註：亨利·玉爾：《契丹及前往其地之途》，第ccxlv頁及第179頁；還可參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第1冊，1977年，第207—210頁。），這裡的景教團體當由阿力麻裡的主教管理。墓石銘文表明，14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數年中，這裡居民的死亡率突然上升，這個景教徒聚居區也突然衰落了。
虎思斡耳朵位於碎葉川自古為人口密集區。其今地為距托克馬克（Toγmaq）18公里的布拉納（）遺址。據唐朝宰相賈耽《皇華四達記》的記載，這裡是從碎葉通向中國內地的驛路的第一站。蘇聯考古學者從70年代開始在故城的市區進行發掘。由此向南1公里就是舉世聞名的古代景教徒墓地。整個遺址目前處於政府的保護之下，入口處設在哈喇汗朝時代的伊斯蘭教宣禮塔前。該宣禮塔建於11—12世紀，是目前僅存的兩座哈剌汗朝時期同類建築中的一個。另一個在烏茲根。原高44米，15—16世紀時遭地震破壞，現殘存部分尚高24米。底基達100平方米。遺址內有一個露天的突厥石人收藏中心，集中了大批在楚河流域發現的公元6—10世紀的突厥石人，保存得十分完好。遺址內還有一個博物館，收藏品均為當地出土文物，其中有聶思脫裡教石刻四方，上有十字紋和敘利亞字銘文。又有方孔銅錢七枚，其中四枚是開元通寶，一枚樣子似漢錢，但錢面銘文並非漢文，發現於8—9世紀的地層內，當為突騎施錢。此遺址城牆殘跡長不過二三公里，遺址面積不過數平方公里而已。《金史·粘割韓奴傳》稱西遼「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1991年6月4日晨我隨考察隊一行至布拉納踏勘。我們看到的城牆較漢文史料所記虎思斡耳朵城的規模小了很多。其地位於碎葉故城附近，按《皇華四達記》的記載，從裴羅將軍城到碎葉城共20里，據現代測量，從布拉納遺址的城牆到碎葉遺址的城牆之間的直線距離為6公里，天氣良好時，從布拉納遺址的哈剌汗朝時代宣禮塔頂部，可遙遙望見碎葉城遺址。《金史》中的虎思斡耳朵城，可能是包括碎葉故城，甚至也包括「新城」在內的草原復合城鎮。
阿克·貝希姆遺址西北20公里有克拉斯那亞·列契卡（，俄語，意為「小紅溪」）古遺址。據蘇聯學者研究，這裡就是《皇華西達記》中的「新城」。按賈耽的記載，新城西距碎葉40里。這裡曾出土唐「大歷通寶」一枚及突騎施錢幣。整個遺址面積達10—12平方公里，斷代為公元5世紀—12世紀下半葉。其衙署面積為100米乘110米，建於7世紀，為唐代遺址。遺址中發現兩個佛寺，其中一個發現於1931年，斷代為8—9世紀，這裡曾發現泥塑佛像，據殘存胸部至頸部部分尺寸推斷，佛像原總長應為12米。城中還發現了祅寺。在我們看到的碎葉川地區的古遺址（包括碎葉和裴羅將軍城在內）中，「小紅溪」是最大的一個，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一個。（註：其考古發掘成果已經在最近出版的《「小紅溪」及布拉納》（伏龍芝，1989年）中發表。）
據耶律楚材記載，虎思窩魯朵位於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數十。（註：耶律楚材：《西遊錄》，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頁。）這條大河「亦列」決不是伊犁河，必為垂河，即唐代之碎葉水之誤。附庸城皆為碎葉川一帶的小城鎮。
（三）塔剌思及其附庸諸鎮
塔剌思（Talas或Taras）：是忽闡河以東草原最著名的古城，地處忽闡河流域與碎葉川之間，即唐代之怛邏斯，西突厥的中心。又為流經此地的河名。此河在漢代為康居部牧地，稱都賴水，為一條內陸河。西遼時代為軍事重鎮。從穆斯林文獻中我們可以追尋到聶裡脫裡教9世紀時在忽闡河以北草原流行的蹤跡。據Narshaki的《布哈拉史》記載，公元893年，薩曼王朝伊斯梅爾遠征塔剌思，當地鎮將村民歸降，他們的主要禮拜堂遂改為清真寺。（註：Narshakhi書，Schefer本，第84頁。）
成吉思汗分封諸子時，塔剌思為察合台分地。成吉思汗攻克撒麻耳干後「徙阿母河以北之豪民子弟四百餘人屯田於塔剌思城」。（註：耶律楚材：《西遊錄》，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6頁。）1251年拔都支持蒙哥奪取皇位，蒙哥與拔都勢力的分界位於此。魯卜魯克在他的描述中提到了塔剌思河：
在萬聖節後第八天（the octave of All Saints），我們進入一個稱為Kinchat的薩拉森人的城子，城子的長官拿著蜂蜜和酒杯到城外來迎接我們的嚮導。因為這是他們的風俗：所有降服於他們的城市，都須以食物和飲料來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我詢問這個地區的名稱，但是由於我現已進入另一個地區，他們除了這個城子的名稱之外，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東西。這個城子很小。一條大河從山上流下，他們引水灌溉了整個地區。這條河不流入任何海，而是被土地所吸收，並形成若干沼澤……。第23章……第二天我們來到另一個村落……我也詢問塔剌思城的情況。（註：《出使蒙古記》，呂浦漢譯本，第152頁。）
這裡提到的城，道生（Christopher Dawson）認為可能是齋桑泊之南的塔城（Tarbaγatai）一帶的Chuguchat，道生還以流經此城之側的大河當今之楚河。這些意見顯然是錯誤的。周良霄先生注意到道生的錯誤，指出流經那裡的大河應當是塔剌思河。（註：《出使蒙古記》，呂浦漢譯本，第152頁。）魯卜魯克所述：「……他們的風俗：所有降服於他們的城市，都須以食物和飲料來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一事，正同他在後面所提到的拔都和蒙哥統治的分界於塔剌思和垂河之間的草原相對應。（註：《魯卜魯克遊記》，柔克義英譯本，第128頁。）
至元初年，海都從察合台汗國奪取塔剌思。14世紀初海都死後，其子沙駐牧於此，不久併入察合台汗國。也先不花即位後，為其斡耳朵駐地。延祐年間（1314—1320），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發生衝突，元嶺北戍軍脫火出丞相所部軍隊攻入此地，劫掠察合台汗國大斡耳朵。
蒙古時代，塔剌思與另外三座相距不遠的城鎮：養夷（Yangi，突厥語，譯言「新」）、養吉干（Yangi kand，突厥—波斯混合語，意為「新城」）和肯切克（Kanjak/Kenjek）共同組成一個復合城鎮，稱為養夷（Yangi）。元末察合台汗國分裂，塔剌思屬於東察合台汗國，由脫忽魯帖木兒及其後裔統治。其今地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江布爾州首府江布爾，該國獨立後恢復舊名塔剌思。
塔剌思是察合台汗國銀幣的主要鑄造地之一。
肯切克（Kenjek）：本文在引述的波斯史家瓦撒夫敘述八剌與海都的矛盾的史文時，曾兩次在提到塔剌思城之後，緊接著提到另一個城——肯切克（Kenjek）。同情況亦見於《史集》：「〔伊斯蘭太陰曆〕667年（1269）春，所有這些諸王都會聚於塔剌思和肯切克草原。」（註：《史集》第3卷，1959年巴庫波斯文合校本，第109—110頁；漢譯本，第110頁。）這一點對確定肯切克城的所在地很重要。
肯切克在波斯文中寫作KNJK。筆者在寫《阿里不哥之亂與察合汗國的發展》（註：載《新疆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一文時，曾注意到瓦撒夫的敘述，並根據哈默·普爾格施塔勒（Hammer-Purgstall）的德文翻譯中肯切克城的譯寫Kundschuk，試圖將此城比附為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銘》中提到的換札孫。今查瓦撒夫書波斯文原文，方知不然。肯切克（Kenjek）這個名稱，在《史集》巴庫波斯文合校本所據的各抄本中，有種種訛寫形式，除德黑蘭抄本以外，各抄本的寫法的差別只在於此名詞中字母-K-的音點有無，或音點位置不同而已，唯德黑蘭抄本脫漏字母-N-。（註：《史集》巴庫合校本，第3卷，第110頁注3。）
肯切克的名稱數見於《突厥語大詞典》，該辭典說肯切克是塔剌思附近的一個城市，是一個位於欽察（Qipčaq）之邊的地名，又是一個突厥部落的名稱。（註：參見丹考夫《突厥語大詞典》英譯本（Mahmud al-Kashghari，Compr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ed.and tr.by Robert Dankoff），哈佛大學，1982—1985年，阿拉伯原文，第241頁；英譯本，第357頁。）按照可失哈里的說法，肯切克人使用的不是純粹的突厥語。作者說「最高雅的諸方言，屬於那些只懂一種語言，那些未與波斯人相混居，那些通常不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那些使用兩種語言的人，那些與城鎮民眾相混居的人，例如粟特人（Sogdaq）（註：對粟特（Sogdaq），可失哈里的解釋是：「Sogdaq是一種定居在裴羅將軍城的人，他們來自不花剌和撒麻兒干之間的粟特之地，但他們的裝著和行事方式有如突厥人」。見《突厥語大詞典》英譯本，第352頁；阿拉伯原文，第237頁。），肯切克人（Kenček）和阿魯溫人（Arγu），在發音中有某種含混〔現象〕」。（註：《突厥語大詞典》阿拉伯原文，第24頁；英譯本，第83頁。）
在哈剌汗朝，人們認為最純正的突厥語是一種名為「可汗的語言」（Khaqanī）的官話，即建立哈剌汗朝的那個突厥部落所操的方言。而在可失哈兒周鄰的農村，通行的是肯切克語（Kenčekī）。換句話說，肯切克語不僅通行於肯切克，而且通行於這個王朝的東都可失哈兒。《突厥語大詞典》這樣記載：「可失哈兒有許多村子，那裡使用肯切克語（Kenčekī），但在主要都市（按指可失哈兒），〔人們使用〕被稱為『可汗的語言』的突厥語」（註：《突厥語大詞典》，阿拉伯原文，第25頁；英譯本，第84頁。），肯切克人之所以使用不純粹的突厥語，原因可能是：他們的母語是另一種語言——很可能是東伊朗語的一種，他們大概是一支突厥化了的操東伊朗語部落，當時已被視為突厥部落的一支，但他們語言同化的過程尚未結束。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公元7世紀塔剌思以西之地均稱為粟特，由此看來，肯切克人的母語應該是粟特語。
至於所謂肯切克語，可失哈里說：「于闐和肯切克人把每一個詞首元音alaf都變成ha。由於這一點，我們不把他們劃入突厥人，因為他們在突厥語中插入了不屬於突厥語的成份。例如，突厥人稱父為ata，他們則稱為hata；〔突厥語〕母親是ana，但他們說hana」。（註：同上書，阿拉伯原文，第27頁；英譯本，第85頁。）因為語音的差異，可失哈兒又把肯切克人劃入非突厥人。但是從他列舉的父親和母親這兩個詞，和他敘述的肯切克語與其他突厥語之間a→ha的詞首元音音變規律看，「肯切克語」並不指他們的母語，而是指他們所操的突厥方言，看來使用「可汗的語言」的哈剌汗朝統治民族是一批外來者，肯切克人則是當地的土著，他們突厥化的過程在哈剌汗朝征服于闐以前已經開始。
在11世紀，塔剌思附近的肯切克城的全名是肯切克·升吉兒（Kenček Sengir）（註：《突厥語大詞典》，阿拉伯原文，第241頁；英譯本，第357頁。），即肯切克岬。
從《史集》、《瓦撒夫史》和《突厥語大詞典》的記載可以推定，肯切克和塔剌思是兩個相鄰的地方。蒙古時代的其他文獻在提到肯切克時，常同時提到塔剌思。例如志費尼在敘述蒙古國鎮守阿母河以西呼羅珊之地的大臣阿兒渾在赴蒙古本土的旅程時寫道：「一行人不斷趕路，來到塔剌思，這時傳來了貴由汗的死訊，恰好野裡只吉帶同時到達該地。異密阿兒渾和一群蒙古人去迎接後者，輕裝前進，他命令滅力克和薩都拉（Sadr）留在肯切克。野裡只吉帶極力催他回去組織大軍，準備軍隊的裝備……」（註：《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維尼波斯文校刊本，《吉布紀念文集》卷16（Ⅱ），第248頁；波義耳英譯本，第512頁；中譯本，第608頁。）這段史料中的肯切克一名，波斯文校勘者可疾維尼無法識讀，只得照字形寫作K？？K（詞中兩個字母只寫出「牙」，未寫出音點，在此以？？表示），英譯者波義耳校作Kenček，並作了勘同研究。波義耳的勘同無疑是正確的。志費尼書中的這個肯切克，一定是一個離塔剌思不遠的地方。
魯卜魯克在他的遊記中也提到了一個叫Kinchat的城，一般學者都把它附為上面提到的Kenjek，前面在討論阿剌脫忽剌兀忽裡台大會時，筆者認為魯卜魯克等人並未路過塔剌思。故此處不再重複。
在提到肯切克城的眾多史料中，只有烏馬裡明確地說出了肯切克的地理方位及其與塔剌思的關係。今擇其要者錄之如下：
自撒麻耳干至汗八里的路程應〔為〕：自撒麻耳干至養夷20日程。養夷由4座城組成，互相距離為一個帕剌傷（Parasang），各有自己的名字：養夷、養吉八里、肯切克（Kenjek）和塔剌思。自上述城市養夷至阿力麻裡為20日程。（註：烏馬裡：《眼歷諸國紀行》，克勞斯·來西阿拉伯文刊本、德文翻譯合壁本：《蒙古世界帝國，烏馬裡在其著作〈眼歷諸國記行〉中對蒙古國的描述》，威斯巴登，1968年，阿拉伯文，第29—30頁；德譯本，第111頁。）
據此，我們得知，肯切克和其他三座包括塔剌思在內的城構成一個大城，名曰養夷。由幾個鄰近的小鎮子合為一座城的現象在古代中亞是很常見的，例如別十八里本身就是五城的意思。帕剌傷為波斯長度單位，約相當於我國市制13里。肯切克離塔剌思的距離是很近的。
明初塔剌思被稱為養夷。陳誠、李暹西使時曾經過這裡。據他們描述「養夷城在賽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水西流。一大川長數百里，多荒城遣址，年久湮蕪。蓋其地界乎別十八里、蒙古部落之間，更相侵犯，故人民無寧，不得安居，惟留戍卒數百人守此孤城而已」。（註：《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叢書》第1集，葉十五。）這裡提到的城東北的大溪應當就是塔剌思河。塔剌思河在經過塔剌思城畔後向西北流去。長數百里的大川應為塔剌思河沖積平原。陳誠等人只聽說養夷，構成塔剌思的其他諸鎮如養吉八里、塔剌思、肯切克等可能已經荒蕪，大概就是陳誠等人所看到的「荒城遺址」。
赤麥干：赤麥干名見《句容郡王世績碑》，即唐之白水城，後為西遼屬地，在元、明兩代又稱為賽藍。位於忽闡河支流阿雷斯河畔。今稱奇姆肯特，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奇姆肯特州首府。從北庭、阿力麻裡、虎思斡耳朵、塔剌思至此，向西可前往阿母河以北地區，向北則入欽察草原，是古代東西交通的必經地。成吉思汗西征首戰進兵圍攻訛打剌城時，曾經過此地。小阿兒馬尼國王海屯朝見元憲宗蒙哥、劉郁奉蒙哥旨意出使旭烈兀、明代陳誠奉使西域諸國時均路過此地。延祐年間，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發生大規模衝突，元嶺北戍軍大將土土哈之子床兀兒率軍攻下塔剌思後深入此地。（註：《完者都史》；《句容郡王世績碑》。）據明初文獻記載，賽藍城「周回二、三里，四面俱平原，略無險要。人煙稠密，樹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註：《西域番國志》。）元代，尤其是元末的情景當與此相去不遠。
《長春真人西遊記》中有畏兀兒地昌八剌城以西再無僧，「回紇但禮西方耳」的說法，但劉郁《西使記》中記道：「〔己未年（1259）〕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禮拜之所。」（註：王國維：《古行記校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冊37。）這裡提到的「浮圖」如果確是指佛寺的話，則說明蒙古國時代畏兀兒以西直至忽闡河流域仍零星散佈著一些佛教據點。
《經世大典圖》在巴耳赤刊（巴兒真）以南標明「賽藍」，亦見於《西北地附錄》，這是另一座城市。
〔原文載《蒙古史研究》，第4輯，呼和浩特，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