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40—50年代蒙元王朝日益衰落；蒙古帝國中位於波斯的伊利汗國陷於混亂；盤踞東歐、欽察草原的金帳汗國遠鎮一隅；控制雪山（今興都庫什山）、阿母河（今阿姆河）以北直至畏兀兒地（今新疆天山東部地區）的察合台汗國分裂為東、西兩部；而繼承成吉思汗大統，統治漢地、蒙古、吐蕃等處的元王朝在農民起義風潮中土崩瓦解。在故元廢墟中出現了兩大新興帝國，其一是位於東亞的明王朝，其二是兼有西域的帖木兒帝國。
明朝通過陸路與帖木兒帝國往來，與鄭和率龐大艦隊出使西洋是明初外交史中最重要的篇章。有關明初與帖木兒帝國往來的文獻既有漢文史料，又有波斯文和西班牙文資料，堪稱豐富，所以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漢文史料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有關陳誠西使的記載，故以漢文史料為研究基礎的東亞學者多從此入手研究。張星烺在其《中西文通史料彙編》中彙集了從《明史·西域傳》、《明一統志》、《皇明世法錄》等文獻中收集的陳誠及明代西域資料，並加註釋。明史學者謝國楨影印明抄《西域番國志》和《西域行程記》。（註：《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西域番國志》跋。）30年代以後日本學者也涉入研究陳誠西域的領域。滿井隆行和神田喜一郎是重要代表人物。（註：滿井氏有《明代陳誠的西使》，載《山下先生還歷紀念東洋史論文集》（1938）；神田氏有《明的陳誠使西域記》，載《東洋學報》；均見下引王繼光文。）「文革」結束後，我國學者迭有新作問世，如魯深的《關於李暹及其西行》（註：載蘭州大學《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薛宗正的《陳誠及其西域記行詩》（註：載《西域史論叢》第2輯，新疆人民出版社。）和王繼光的《陳誠及其〈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研究》。（註：載《中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1990年。）
有關明代中國與帖木兒帝國關係的波斯文史料中最著名的是與明成祖大致同時的帖木兒帝國沙哈魯（Shah Rukh）國王之子拜升忽兒派往明成祖處的使臣火者·蓋亦速丁（Khwaja Ghiyas al-Din）的《遊記》，和薩法維葉王朝時期人阿里·阿克巴爾（『Aliakbar）所寫的《中國紀行》（Khatay-yi Nama）。
蓋亦速丁的《遊記》在當時就引起波斯學者的重視，沙哈魯國王的史官哈非思·阿卜魯（Hafiz Abru）將此《遊記》收入自己的著作，使存於世。稍晚的帖木兒帝國學者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Abdar Razzaq Samarqandi）將哈非思·阿卜魯文集中的蓋亦速丁的《遊記》刪節後收於自己的文集中，成為另一種本子。這個本子先後引起一些著名學者的注意，並將它譯成各種文字，如法國學者迦特梅爾把它譯為法文，英國學者玉爾據法譯重譯為英文。中國學者研究明代西域史雖然主要依據漢文史料，但上世紀30年代以來漸有學者注意波斯的歷史文獻。張星烺就曾據玉爾的英譯將蓋亦速丁的《遊記》重譯為漢文。
與阿卜答兒·剌札黑的文本相比，哈非思保留的文本更好。1934年英屬西北印度（今巴斯斯坦）拉合爾迪亞勒·辛格學院（Dyal Singh College，Lahore）波斯語教授麥特列（K.M.Maitra）將此《遊記》譯為英文，題為《一位波斯使節訪問中國》（註：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da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tr.by K.M.Maitra.）；1970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漢學教授卡林頓·古德利奇（L.Carrington Goodrich）將此波斯文本與英譯本合璧重刊，並為之撰寫引言；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何高濟據此英譯本翻譯的漢譯本，題為《沙哈魯遣使中國記》。
明代中國對西域有很大的影響，蓋亦速丁的《遊記》中對明朝的記載吸引了幾代波斯學人。薩法維葉王朝的阿里·阿克巴爾追隨蓋亦速丁的榜樣，編寫了《中國紀行》。這部書也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興趣，曾譯成各種文字。張星烺在六十年前就有心將它介紹給中國學界。「文革」結束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1988年出版了其子張至善與他人合譯的漢譯本。
在傳統的歐美的東方學界，波斯、伊斯蘭史學界與漢學界原是兩家，區別甚巨。西方漢學界有一些研究西域的學者沿襲中國國學的傳統，主要依據漢文文獻從事研究，美國莫裡斯·羅沙比（Morris Rossabi）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對陳誠作過研究，發表有《明代出使內亞的兩位使節》，並把陳誠的《西域番國志》譯為英文。（註：「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載《通報》，1976年；「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載《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93年秋。）20世紀初以來漸有學者從事邊緣學科研究，把漢學與伊朗學結合起來。這種潮流也影響到明代西域的研究，美國學者菲裡西婭·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紀的中國使節在哈烈》（註：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載《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就是其代表之一。海科論文把《西域番國志》中那些音譯專有名詞作了成功的復原，掃除了以漢文史料為基礎從事研究的學者閱讀陳誠遊記的難點，頗引人注意。如陳誠介紹帖木兒帝國內「道旁多築土屋，名『朗兒歌』，以為憩來往之人」。其中之「朗兒歌」她復原為波斯語langar，意為「客棧」，由此可知北圖藏明抄本中之漢字音譯「朗兒歌」應為「朗歌兒」之倒誤。
菲裡西婭·海科的論文雖有特色，但仍暴露其收錄漢文史料不全的缺點，說明即使是經過西方漢學訓煉的學者，一般也只能利用一些人所周知的漢文史料，希望他們獨立從浩如煙海的漢籍中搜尋有用資料仍然是一種苛求。